洛克纳先生娶了位德国贵族，讲一口流利的德语，和纳粹政府的上层人物关系良好。就伊丽莎白所知，他对纳粹持批评态度。

洛克纳个子矮小，头发几乎掉光了。他很快赶到了酒店。伊丽莎白和他详谈了自己幸福的家庭生活，包括丈夫和孩子们，以及她多么期待即将在伦敦考文特花园出演莫扎特的《魔笛》。她只字未提对丈夫的担心，甚至没有流露任何情感，这也是一个经过专业训练的女演员的强项。

当然，她也看似漫不经心地提及了最近在阿德隆酒店和陆军元帅兼音乐迷赫尔曼·戈林将军的会面，他们关于歌剧进行了十分有趣的谈话。

洛克纳先生听得十分仔细，只提了几个问题。伊丽莎白估计，他肯定在猜测自己突然抛头露面的动机，却很有礼貌地克制了好奇心。对于一个记者而言，这真是令人惊讶的素质。

事后伊丽莎白回想起来，认为洛克纳之所以表现得如此耐心，或许是因为他当时就凭直觉敏锐地预感到，他们还会再见面。不管怎样，两人谈得十分融洽。

第二天的各大重要报纸充斥着关于伊丽莎白·马普兰的热情洋溢的文章：世界上最美丽的女高音歌唱家……

伊丽莎白的目的达到了，她赢得了公众的关注。她想传达的信息看来也已经传达到了，因为不久就有了回应。

当天上午还不到十一点，果断自信的酒店接待员打来电话，声音洪亮地宣布：“陆军元帅戈林先生的私人秘书，卡尔-海因里希·波登沙兹先生来访。希特勒万岁！”

在绰号“红伯爵”的曼弗雷德·冯·里希特霍芬死前，空军上校波登沙兹曾给他当过副官。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戈林和他们两人同在一个飞行大队服役。波登沙兹和戈林交情不错，自一九二八年起就做了他的副官。他是为戈林总揽全局的人物，也会处理棘手的事情。这一富有弹性和不确定性的位置让他下可接触到打手，上可通天。消息灵通和处事谨慎的副官波登沙兹到访，本身已经显示了文章的效力。

不过，他只闲谈了几句，然后向深受众人爱戴的歌唱家保证，元帅的确已经采取了一切措施调查她丈夫的下落，请她务必在此刻避免和国外媒体接触。陆军元帅戈林先生信任她，也希望获得她同等的信任……

之后的话中已暗藏杀机。伊丽莎白觉得，至少波登沙兹讲这些话的时候，面部表情扭曲痛苦，好像牙痛一样。尽管他没有把话挑明，但伊丽莎白完全听懂了他的意思。他的手法在这个政权下屡试不爽，收服了大量卑躬屈膝迎合他的人，那就是：恐吓。尊敬的夫人首先应该考虑自己的两个孩子。媒体为了弄到新闻不择手段，可能会利用目前的局面。 “您仔细考虑下，尊敬的夫人。媒体会充分利用您现身于柏林一事大做文章，您家中的可爱的孩子们也会受到骚扰！您肯定不想冒这样的风险吧。”

伊丽莎白当然明白他的弦外之音。不过，在慕尼黑，骚扰孩子们的并不是媒体……

好像这还不够，戈林副官行纳粹礼告别离开时，看似无意地将一个褐色的文件夹放在了桌上。

伊丽莎白从中发现了几份小册子——《德意志帝国和元首告知书》。摆在册子顶上的是一九三五年颁布的《纽伦堡种族法》，带着动听的爱国主义标题——《德意志血统与荣誉保护法》。

法案里黑纸白字地写着，犹太人和雅利安人通婚所生子女属于一等混血儿。简单地说，黛博拉和沃尔夫冈在这些国家新主人的眼里是不受待见的半犹太人。戈林副官留下小册子的目的，是要封住伊丽莎白的嘴。

伊丽莎白想，这些纳粹的行径是如此厚颜无耻，使用的手法又是何等卑劣和欠考虑。他们手法拙劣，想法粗俗。她根本不愿意再想到这些自称“优等种族的统治者”的人，否则就要恶心地吐出来。她内心的怒火在翻滚。他们竟然用我的孩子威胁我！

那位波登沙兹先生早早离开了，算他走运。要是晚走会儿，伊丽莎白肯定要给他好看。只是阿德隆酒店的地毯遭了殃，而且不得不换一个新的咖啡壶。

短暂的情感发泄之后，伊丽莎白在得胜的喜悦中沉浸了一会儿，因为她认为孩子们早已出了国境，到了安全的地方。火车已经在十八个小时前驶离了慕尼黑火车站，戈林看来对此事毫不知情。不过他副官恶毒的暗示令人费解。

玛格达和孩子们应该早已从斯特拉斯堡附近进入了自由的法国，甚至可能已经到了巴黎！顶多再过十八个小时，毫不动摇的玛格达和孩子们就将出现在通往多佛的海峡上，而古斯塔夫的兄弟保罗正在多佛张开安全的臂膀等待着他们。

正如所有胜利的喜悦一样，这份喜悦之情也转瞬即逝，因为伊丽莎白迟迟没有接到保罗自多佛打来的报平安的电话。古斯塔夫依旧命运未卜。想到这些，她的头痛又发作了。

于是，她做了唯一一件理智的事：又服下一片止痛片，决定在沙发上伸展四肢休息片刻。她还真的很快睡着了。当她从烦躁不安的睡眠中醒来时，房间里早已黑了下来。她吃惊地发现，自己竟一觉睡了整整六个钟头！

她立刻给总台打电话，询问此间是否有打给自己的电话。她有些气恼地获知，她错过了好几个电话。几位记者，柏林爱乐乐团的富特文格勒先生，一位海外的玛塔·多德女士，还有一位情绪激动纠缠不休的先生，自称是她的经纪人。不过，尊敬的夫人您已经请波登沙兹先生中午时给总台留言，说自己不希望被打扰。所以一切电话都没有转到您的房间。希特勒万岁！

伊丽莎白希望波登沙兹先生能在但丁笔下的炼狱里待上几千年，永远不要出来！她重重责备了可怜的酒店接待员，告诉他：只有她自己，马普兰夫人，有权决定接不接通电话，再见！

然后，她感觉自己的确比早晨好多了。看来治疗高烧感冒的最好方式不是静养，而是把自己的一腔怒火完全发泄出来。她甚至有些饿了，从酒店叫了一些清淡易消化的食物。一个穿着酒店红制服的小个子侍者送来了餐食和她订阅的所有新闻报纸。

从孩子们出发到现在，已经过去了二十四个小时。伊丽莎白猜测，玛格达也许很快会从巴黎打来电话。两人当时是这么约定的：如果玛格达他们换乘列车时还有足够时间的话，就打电话给她。不过，只要最晚明早能接到她盼望已久的来自伦敦的电话，她就心满意足了。她又拨电话到摄政王广场的家里。恢复了生气的奥德丽向她保证，家里一切都好，只是没了孩子们和猎犬，家里空落落的。

随后她联系上了自己的经纪人。在维也纳的经纪人此时一颗心仿佛悬在云端，而且还在不断下落：因为伊丽莎白还在柏林（他是看了报纸才知道的！），而不是在前往伦敦的路上！为了摆脱啰唆的经纪人，她向他保证，自己当然会去考文特花园演出，只是稍晚些出发而已。

富特文格勒先生那里，她又找不到人了。而连线美国时，阿德隆酒店总机对她表示遗憾，无法接通纽约的玛塔·多德。

尽管对波登沙兹感到愤怒，伊丽莎白还是把电话拨到了帝国总理府。她既不想被人吓住，也不想放弃机会。不过戈林和波登沙兹都联系不上，也许这两人压根儿不想和她讲话。记者们的报道，她起先没有理会，不过后来还是将它们保存下来以备后用。

尽管还是感到有些虚弱，喉咙也在发痒，这毕竟是个六月的夜晚，伊丽莎白决定去散散步，新鲜的空气也许有助于身体的恢复。

她选了一身酒红色套服和一顶合适的帽子，穿上有美式缝线的黑色丝袜和浅口便鞋。酒红色和她十分相配。她打量着镜中的自己，心中油然而生一股信念：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酒店大堂的情景让她吃了一惊。至少有关媒体纠缠不休的部分，波登沙兹一点都没夸张。一群五颜六色的人像一群盼望被喂食的鸭子一样，向伊丽莎白冲了过来。几乎所有人一起开始提问，七嘴八舌的，闪光灯亮成一片，伸出的照相机都像被施了魔法一样一起在半空飘动。

伊丽莎白·马普兰夫人的确十分迷人，配合大家拍了不少照片。这些照片转天就会出现在多家报纸上供人欣赏。散步的计划算是泡了汤，伊丽莎白宁愿赶紧逃回自己的套间。刚刚萌生出来的信念瞬间消失不见了。

她取下头上的发夹时想起，在电话中，她能干的经纪人对这次联合新闻社的免费采访大为光火。因为每次采访都是有价格的！ （依照合同，经纪人会从伊丽莎白的所有收入中抽百分之二十。）

她重新独坐在房间中，不知如何打发这漫漫长夜。她像一头困兽般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好似等待着判决结果：她要听到丈夫或者孩子们的消息。不知什么时候，她疲倦无力地倒在床上昏昏睡去。

第二天，她一大早醒来就感到自己四肢僵硬。她首先试着联系古斯塔夫在伦敦的兄弟保罗。阿德隆酒店的接线员再次表示遗憾：“不会是我们这边的问题，尊敬的夫人。是英国人那边的毛病。”伊丽莎白担心，可能反过来的情形也一样，估计保罗也无法联系上在阿德隆酒店的她。

快九点时，她有了个主意。她打电话给联合新闻社的洛克纳先生，询问能否用他的电话往伦敦拨打电话？

洛克纳先生十分高兴，以为又拿到了一次独家新闻的机会。他感谢自己灵敏的鼻子，早早就嗅到马普兰夫人留在柏林，肯定还会为他的报道锦上添花。

昨天的经历让伊丽莎白提高了警惕，变得谨慎起来。她先是询问门房，酒店大堂里的那群新闻记者怎么样了。她得到了满意的回话——门房说已经将他们从酒店大堂清理出去了，清走他们的原因，您大概也知道吧。

她登上一辆出租车。在联合新闻社的办公室里，她毫不费力地联系上了保罗的妻子安娜贝拉。

安娜贝拉是个精力充沛的女人，说话时总是不停地走动。她焦急地告诉伊丽莎白，保罗昨天晚上就出发去多佛了。因为渡船一早就到，他得提前去那里的酒店过夜。伊丽莎白给她留下了洛克纳先生办公室的电话，并询问她保罗下榻酒店的联系电话。她拨给酒店时，保罗却已经结账离开。伊丽莎白急忙赶回阿德隆酒店，因为保罗肯定会先把电话打到那里。她在房间里等待，等待。一个小时过去了，又一个小时溜走了。其间洛克纳先生打来电话，转述安娜贝拉给她的留言，保罗那里一直没有消息。

伊丽莎白的神经都快崩溃了，这时酒店前台告知她，一位叫路易斯·洛克纳的先生来访。她奔向走廊，在那里遇到了洛克纳先生。

他揉捏着礼帽，看样子没有带来什么好消息，这也是他亲自来访的原因。

古斯塔夫的兄弟保罗·贝尔辛格先生没拨通阿德隆酒店的电话，便把电话打给了他。保罗已经等到了两艘来自加来的渡船，可都不见玛格达和孩子们的身影。他会再等下午的另一艘，也是今天的最后一班渡船，然后再联系伊丽莎白。

伊丽莎白彻底崩溃了。洛克纳先生不再想着自己的采访，而是替面前这位母亲，一位挂念着自己孩子的母亲着想。他体贴地照顾着伊丽莎白。

他安排酒店送来了咖啡和科涅克酒，把两样东西递给伊丽莎白。他不知道此前伊丽莎白因为头痛已经空腹服下了两片药。她感觉十分恶心，于是洛克纳先生将踉跄的伊丽莎白扶到了洗手间。

十五分钟后，伊丽莎白才有些尴尬地出来，还好人倒是很清醒。这一次，洛克纳先生真的得到了伊丽莎白·马普兰夫人的独家采访，不过这次采访，他永远也不会发表。伊丽莎白信任这个男人，向他原原本本地讲述了全家离开德国移民海外的计划。

洛克纳先生早已经历过不少的事情，尤其是到德国当记者之后。他感到惊奇的是，为什么夫妻二人不以相反的顺序出逃？为什么是她的丈夫先以真实姓名出走？如果伊丽莎白带着孩子们先到伦敦，然后他再以假证件随后入境，岂不更好？

伊丽莎白马上回答道，丈夫用的是假证件。说到此处，她的脸色突然变得煞白，紫罗兰色的眼睛睁得大大的。洛克纳先生担心她马上要呕吐，急忙去找一个合适的容器。不过，伊丽莎白并没有呕吐，而是说道：“我的上帝，我丈夫不是作为古斯塔夫·贝尔辛格，而是彼得·弗里林出行的！”

洛克纳先生问道：“我猜想，您没有对戈林讲这些吧？”

“当然没有。”伊丽莎白回答道，然后盯住洛克纳先生，好像在等他给出一些解决办法。在这种需要谋略的事情上，洛克纳先生远比她有经验。

“嗯。”洛克纳先生挠了挠下巴。伊丽莎白脑海里的什么地方好像有一个试听力的音叉，刺耳地响了一下，仿佛要告诉她，洛克纳先生后面的话并不是她想听到的。

“现在……”洛克纳先生清了清喉咙，语气中带着明显的踌躇，好像这短短的两个字就让他考虑了许久。不知什么时候，他不幸的礼帽到了伊丽莎白手上，这个礼帽从此再未恢复原状，也再未被戴过。

“现在，有两种可能，马普兰夫人。戈林没有追问，或许是他早已知道了您移居英国的计划，他将您玩弄于股掌之间。又或者一个失踪的犹太公民跟他压根儿没关系。我们都知道，纯种的雅利安人，”说这几个词时，他的语气中满是嘲讽，“正奋力用他们的铁扫帚将所有不愿看见的人清扫出国门。因此，他们乐得有人自愿离开。如果是第一种情况，那么问题就来了：如果纳粹没有抓您的丈夫，究竟是谁干的？”

震惊中，伊丽莎白想起了慕尼黑那位年长的检票员。“洛克纳先生，我想，我们有理由认为是纳粹干的，他在他们手上。”她简单地向他讲述了那个检票员，他当时难以掩饰的恐惧，以及他如何在谈话时四下张望，担心被穿褐色衣服的人盯上的情形。

“好吧，让我们思考一下。那样的话，问题就出在您丈夫出行时携带的假证件上。证件证明他是雅利安人。他之所以被逮捕，要么是因为他的证件被发现是假的，要么是因为纳粹从一开始便对您的计划了如指掌，他们马上就知道了他是谁。第一种情况该由警察负责讯问，第二种情况，则是冲锋队或者盖世太保抓了他。”

听到“讯问”一词，伊丽莎白的脸色一下子变得惨白，因为她知道那意味着什么。“那我现在该怎么办，洛克纳先生？我必须救出我的丈夫！”伊丽莎白绝望地喊道。

“我建议您这样做，尊敬的夫人，即便这样做，您心里可能有些难以接受。一旦您知道孩子们是安全的，就该再次找到戈林，对他实言相告，您的丈夫是拿着名为彼得·弗里林的假证件出行的。您最好能泪流满面地向他坦白这一点。戈林看来有些软心肠，有些感情用事，至少我听说如此。我恐怕现在不能再给您更多的建议了，尊敬的夫人。”

洛克纳先生起身，给自己倒了一杯酒。两人同时沉默了，不约而同地望向那部巴克利特公司生产的黑色电话机。电话机丝毫没有配合他们的迹象，它毫无生机，悄无声息，只是冷漠地向外界传递着一种忧伤。

洛克纳先生告别时向伊丽莎白保证，会再和她联系。

他走到门口时，伊丽莎白喊住了他，声音里有少有的紧张，好像她已经知道了自己即将提出的问题的答案：“洛克纳先生，请您对我说实话。情况还会更糟吗？家人基本的安全都将成为一个母亲的奢求和美梦吗？”

洛克纳先生转过身，悲伤地看着她。他看到了伊丽莎白眼中的忧郁，她的问题不仅仅针对自己的丈夫与孩子，也针对所有生活在德国的不幸的少数族群。他们这些人正渐渐成为纳粹种族政策的靶子。

他蓦然想到昨天伊丽莎白对他讲起自己的儿子，他有一条腿有些短，走路有点瘸。他认识希特勒，也采访过他。人们传说，希特勒正计划消灭身有残疾的人。

估计他们已经开始行动了，因为纳粹已经开始在全国各地建立集中营。在他的圈子里，人们谈论着针对残疾人的绝育计划，纳粹政府想以此防止劣等人进一步繁衍。据说希特勒有一份与此相关的秘密手谕。

女歌唱家的眼神和体态向洛克纳先生透露出，她问这个问题并不是想从他那儿得到虚伪的安慰或是确认，说什么外面流传的关于纳粹的消息都是夸张的谣言、愚蠢的猜测，人们不必当真。

相反，路易斯·洛克纳有些惊讶地发现，其实伊丽莎白在内心深处早就知道答案，而且她有足够的勇气来承受这些。

所以他诚实地回答：“我担心情况还会变得更糟，马普兰夫人。我认为这个国家不少人也持同样观点，另一场大型战争将不可避免。”

洛克纳先生同她告别，走向电梯。他不仅相信自己说的话，而且他确切地知道，他所说的一切正在发生，就如同他确信自己的秃头上再也不会长出头发。

路易斯·洛克纳先生说得一点没错，一年后就应验了：希特勒发动了对波兰的侵略战争。洛克纳先生作为第一位美国记者随德国士兵出征波兰。

由于真实的批评性报道，洛克纳在一九三九年获得普利策新闻奖。一九四一年因其大胆的文章，不出所料地被恼怒的纳粹关进了监狱。

一九四五年，战争结束后，他成了第一批参观达豪集中营的记者，记录了那里悲惨的情景，以事实提醒后世的人们以此为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