黛博拉躺在自己房间的床上，在心中和自己过去的生活告别。妈妈刚刚把计划告诉了她，明天她们将再次冒险逃离故乡。

她思念爸爸，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像妈妈一样，她希望能再次见到他。

早在她的年纪长到能准确理解周遭发生的事情之前，黛博拉就已感觉到，好像有什么可怕的事情即将发生。

她记得自己还是小姑娘的时候，睿智的爸爸就已经给她解释过地球的年龄：难以想象，地球竟然已经存在了几十亿年！它缓慢地演化，在平和安详中孕育着永恒。人类的历史只是其中短暂的一瞬，如沧海一粟。也许地球根本没留意到人类的存在与繁衍。这点恰恰让年轻的姑娘忧心忡忡，因为她年纪虽小，在过去的几年里却已见证了世事在短暂时间内的飞速变化。

那些自诩优等种族的人，充满了恶魔般的毁灭力量，在世界上制造出巨大的纷争。受尽蹂躏的地球是否已经注意到，这里的和平受到了人类的搅扰？

九岁时，黛博拉初次领会了这个变化。那一年，帝国有了新总理，从此，犹太人被新的统治者及其追随者视作不受欢迎的族群，她爸爸就身在此列。

弗里茨叔叔——那位报社记者，她喜欢偷听他和爸爸激烈而多姿多彩的对话——就在这一年失踪了。尽管她小小的年纪难以理解个中缘由，但已经明白，她那么喜欢听的谈话，却是另外一些人反感的。

从那之后，她觉得自己年轻的生命中仿佛一个不幸接着另一个不幸，厄运结伴而来。她从一个灾难走向另一个灾难，就好像每一份不幸都是孕育下一份不幸的温床。

再过一周，就是她十五岁的生日了。十四岁的生日，她在一间肮脏的牢房内度过，那么十五岁的生日又会在哪里度过？会在伦敦保罗叔叔的家里吗？她几乎已经记不起保罗叔叔的样子了。

自己的未来，在黛博拉心中是那么不真实。她不愿去想未来，也许是因为她小小年纪就已经懂得，越是心中渴望的东西，越是难以美梦成真。

近十五岁的她，已经感到体内青春的躁动，像地球上千百万的女孩一样，怀抱着同样的愿望，一种朦胧而难以言说的渴望。但自从爸爸悄无声息地失踪后，她心中的隐痛就挥之不去。有时，她清晨醒来就沉浸在悲伤中，不确定的恐惧笼罩着她，让她觉得自己永远也不会和幸福结缘。

可至少今天，她不想被恐惧或悲伤左右。她用以排遣恐惧的工具是三个沉重的箱子：那是家里人出行的箱子，每人一个。

黛博拉下午就将三个箱子装好了。此前，妈妈曾尝试完成这项任务，可是没做完便放弃了。于是，她请自己的女儿帮忙：“黛博拉，我的宝贝儿，你来打包，行吗？你是了解妈妈的，我无法取舍。你做这事肯定比妈妈强多了！”

像以往一样，黛博拉一旦承担了某项责任，就会认真完成。不过，她很快发现，这次的任务出乎意料地棘手。一再困扰她的问题是，如何从那些一直与你的生活息息相关的东西中挑选出一些来，装进唯一一个箱子里？

她冥思苦想了许久，直到豁然开朗：所有可以扔到地上、打碎、撕碎，可以无可救药地毁坏的东西，也就是所有具有重量、由人制造的东西，都永远无法像记忆一样珍贵。而记忆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她想带走多少就带走多少。从顿悟的那一刻起，她如释重负，因为带走这样的记忆甚至用不着一个沉重的箱子。

到了晚上，黛博拉喜欢黄昏，所以屋里没有开灯。三个箱子竖在房间里，看起来只是三个模糊的有棱角的轮廓。

多年来，这些路易威登旅行箱忠实地陪伴着母亲。一次外出演出的时候，这些箱子突然不见了。几个星期后，人们却在一堆舞台道具中发现了它们。原来，这几个张扬的箱子被某个剧团工人当成了演出道具。

找不到箱子的日子里，伊丽莎白一度非常伤心。爸爸开了个玩笑，一本正经地写下了一篇悼词，黛博拉仿佛还能听到他朗诵悼词时的声音：“它们曾是很好的箱子，皮革打制，坚固，散发着精致的优雅气息。它们精湛的制造工艺将永远留在我们的记忆中，我们对高贵的皮箱搭扣锁深表敬意！”

这些路易威登旅行箱是伊丽莎白在巴黎香榭丽舍大街一次冲动购物的结果，花光了那次演出的全部收入。当时她为拥有它们而自豪。那是在黛博拉出生很久以前的事情了。这三个箱子陪伴着伊丽莎白走遍了山山水水。她甚至给每个箱子都起了名字，伊丽莎白的性格就是如此，一定要给认识的每个人、每件物品都要起个别名。爸爸把妈妈的这个癖好称为“心灵解码”。

最大的箱子，伊丽莎白为它命名为“大明星”，因为它总是装着为她量身定做的演出服；中号的那个箱子叫“苏菲”，古希腊语中“智慧”的意思，用来装演出用的乐谱和歌剧脚本；小号的那个叫“凡妮塔”，用虚荣女神的名字命名，里面当然用来盛放伊丽莎白数不清的化妆品和假发，以前黛博拉和妈妈总是对这些让人易容变装的道具乐此不疲。

多少次，黛博拉欣赏着箱子上色彩斑斓的城市图片，那是辉煌时代和旅行乐趣的见证，每个箱子都有说不完的故事。

可今天，不知怎的，箱子上斑斓的图片却令黛博拉有些伤感，好像它们尘封了所有记忆。

这一晚，伊丽莎白和黛博拉夜不能寐，唯有六岁的小沃尔夫冈睡得香甜。

第二天，出发前的时光凝滞而漫长。伊丽莎白希望尽量晚些出发，免得在火车站候车太久。

本着知道得越少越安全的原则，伊丽莎白没有将自己的计划告诉奥德丽和贝塔。她们只知道夫人将带着孩子们外出演出。可是一起生活了这么久，两人多少也猜到了些什么：她们显得焦虑，总是在周围转来转去，以至于伊丽莎白不得不对她们说：“你们俩今天是怎么了？在这里转来转去的，踩到你们的概率比踩到猎犬蜜蜂的都要大。”

伊丽莎白悄悄给两人留了封信，内中做了解释，并且给她们留下了整整一年的薪水。信封就放在自己的卧室里，她走后，奥德丽收拾房间时就会发现。

离计划出发还有半个小时，这时有人叩响了门环。奥德丽随后通报说，是阿尔布莱希特·布鲁曼先生意外来访。

大家马上一阵忙乱，因为要把走廊里的箱子赶紧移到黛博拉的房间里。

后来伊丽莎白才意识到，心虚内疚能让人做出过度的反应。她本来可以直截了当地告诉布鲁曼先生，自己马上要出发参加巡演，就像她对奥德丽解释的那样。布鲁曼先生对她不断外出巡演已经习以为常。而现在，她的过度反应引起了奥德丽的警觉，惊愕的眼神从此没离开过伊丽莎白。

现在，他们坐在那里，喝着咖啡，礼貌地聊着天。从始至终，伊丽莎白都强迫自己的眼神和动作保持平和，以免忍不住要去看腕上的手表。

恰恰今天布鲁曼先生坐的时间格外长，而且兴致颇高。他给沃尔夫冈带来一包棒棒糖，还有他最喜欢的来自萨尔茨堡的莫扎特巧克力球。给伊丽莎白和黛博拉捎来了维也纳的萨赫蛋糕，这也透露了他之前去了什么地方。贝塔马上将巧克力蛋糕切成几大块，给大家端过来。

布鲁曼先生坐着不走，而时间分分秒秒在溜走。伊丽莎白想不出法子礼貌地请他离开，至少在这种困境中她想不出什么好主意来。最后，时间已然太迟，即使马上出发也赶不上火车了。

布鲁曼先生足足坐了两个小时才起身告辞。临别时他的举动让伊丽莎白大吃了一惊。他拿出一个小首饰盒，伊丽莎白惊慌失措地想：他不会是要向我求婚吧？

他慢慢地打开盒子，看似漫不经心地说道：“我偶然在柏林的一家珠宝店看到了这个戒指。是您的吧，伊丽莎白夫人？宝石颜色很不寻常，让我一眼就认出了它，那种紫色和您的眼睛一样。我请求您，今后再需要钱的话，请您同我讲。您知道的，我是您的朋友。”他吻了下她的手。这是第一次，他的嘴唇触碰到了她的手背。

他离开了，留下心怦怦直跳的伊丽莎白。她依然能感觉到他的唇在手上留下的亲吻，机械地将手在衣服上擦来擦去，想把这吻痕抹掉。她颓然跌坐在沙发上。她明白了，这不是一次寻常的礼貌性拜访，这是一个警告。

尽管如此，也恰恰因此，伊丽莎白决定明天再一次尝试出逃计划。

伊丽莎白带着孩子们和玛格达一路顺利地到了火车站。站前集结了大队的冲锋队队员和警察。

戴着卐字袖标的出租车司机将车停在了封锁线前，伸长了脑袋说道：“嘿，又是一次大搜捕，他们肯定又在寻找逃亡的犹太罪犯。”

伊丽莎白说：“请您掉转车头，我改主意了。”她听到旁边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发现儿子沃尔夫冈正费力地从糖果袋里掏布鲁曼先生给的棒棒糖。“不行，沃尔夫冈，你已经吃得够多了。”伊丽莎白有些恼怒地说，一把将糖果袋夺了过来。然后她紧盯着它，以为自己的眼睛在和自己开玩笑：糖果的包装纸上印着一个明晃晃的卐字。

她避无可避，逃无可逃。

伊丽莎白取消了苏黎世的演出，却并未放弃出逃的计划。她在想，如果将计划推迟几个月会不会更明智些，那样的话，那些人（她自己也不知道，“那些人”究竟是谁）也许会认为她放弃了离开的打算。

这一次，她决定不向任何人透露自己的计划，不管是英国大使馆，还是洛克纳先生，尤其是她那过于胆小的经纪人。她怀疑是经纪人泄露了她的计划。在这件事上，她曾叮嘱经纪人保密，不要对任何人提及。可这个经纪人虽然会做生意，却并不可靠。伊丽莎白怀疑，他担心自己一旦到了国外的自由世界，他就失去了歌剧王国最好的摇钱树。

现在她首先要寻找一个新经纪人。一位歌唱家必须像信任指挥和钢琴伴奏那样信任自己的经纪人，他会像前者一样带来正确的节奏切入点，把一切安排得井井有条。

伊丽莎白想，她的经纪人可能永远理解不了这其中的讽刺之处：他担心失去自己这棵摇钱树；可恰恰是他的担心，促成了他最不愿意看到的结果——他失去了手中的明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