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很久以后，黛博拉才能把那一晚的可怕经历写进日记：砸门的砰砰声，玛格达的反抗，蜜蜂之死，被装进狭窄的货车车厢里运走——周围挤满了可怜的人。

那天晚上九点左右，他们来了，一帮穿着黑色党卫军军服的男人。隔得老远，我们就能听到他们沉重的皮靴踩踏楼梯冲上来的声音。我看到身边的玛格达脸色变得煞白，尽管她在竭力保持镇定。她肯定想起了在斯图加特警察局的遭遇。她是你能想象到的最勇敢的女人，她一边走去为他们开门，一边对我说：“趁他们还没把门砸碎。”

随后，那些可怕的事情迅速发生了。玛格达站到了我们身前，想保护我们。那些男人像驱赶一只讨人嫌的苍蝇一样，一把将她推开。我弟弟大声喊叫。一个党卫军过来抓住他，堵住他的嘴：“闭嘴，你这个犹太小崽子！”混乱中，猎犬蜜蜂龇着牙冲过来。我大喊：“蜜蜂，别过来！”两个党卫军掏出枪来，轮番向蜜蜂射击。他们哈哈大笑。被党卫军抓住的沃尔夫冈身子酥软，一言不发，他的眼神黯淡无光。

我知道，打那以后沃尔夫冈经常梦到这一幕，因为我自己也经常梦到。他们要带走我们姐弟俩，放过被打倒在地、呻吟着的玛格达。可是她追出来，坚持要和我们在一起，所以也被一起带走了。

楼下停着一辆带篷子的大卡车，他们像扔包裹一样把我们丢了上去。我记得车上人非常多，十分拥挤，可还有足够的地方来盛放恐惧。玛格达和我让沃尔夫冈站到我们的中间，这样我们三个人就能紧紧依靠在一起。车开了没有多久，我们被拉到了米尔博斯霍芬货运火车站，所以我们猜到，我们将会离开这里。不断有卡车开来，像包裹一样被拉来的人越来越多。

我们随着人流行进，我手里紧紧攥着弟弟的手。我们必须沿着站台走很远的一段路，不少人脚下踉踉跄跄的。对于一腿长一腿短的弟弟来说，这可真是种折磨。总有人不断地推搡我们。所有人必须行动迅速，那些人好像想尽快将我们脱手似的。行进中不允许讲话，谁要是哭了，就会挨打。我想，那些人认为我们叫苦会打扰到他们。在他们眼里，我们应该一言不发地忍受，静静地死去。

突然传来一阵嘈杂，因为离我们很远，我什么也看不到。我们只听到一声大叫，然后是哀求的声音，随后就是枪声。每响一枪，沃尔夫冈就吓一跳，身体就抽搐一下。接着惊恐的呜咽声离我们越来越近——从最前面传来的消息像一波巨浪袭来，掠过每个人，留下了震惊和恐惧：人们悄悄地口口相传，说他们要将每个家庭拆散，隔离！

很快就轮到了我们，他们将沃尔夫冈从我的手中夺走。我嘶喊着反抗，这时过来一个党卫军抓住我，狞笑着将我拖到一边。玛格达也在抗争，同样被人拖走了。我感到心中无比的恨，可自己是如此弱小、无助、一文不值。自这个夜晚起，我的脑海里总是回响着这个残忍的声音，除了我，谁也听不到。它响彻我的灵魂，尖利刺耳，我像个没调好的乐器。这个乐器好像要撕裂我的胸膛。自从那个夜晚，我就一直在这死亡的悲号中煎熬，我问自己：人会不会有一天死于内心某个声音的折磨？

黛博拉年轻的灵魂几天前还唱着欢快的生命之歌，在那个夜晚，却随着一声悲苦仇恨的呐喊破裂了。现在黛博拉只能感到仇恨，这是苦难和折磨引发的蜕变。

阿尔布莱希特·布鲁曼先生再一次在危难中证明，自己是位大救星。

他派司机去请碰巧在慕尼黑的军医施特赖里茨，然后自己守候在伊丽莎白身边，直到她清醒过来。他握着伊丽莎白的手向她保证，会把她的孩子们再找回来，送到她的面前。直到施特赖里茨医生赶来给伊丽莎白服了镇静剂，他才离开。

布鲁曼先生还命人将昨晚留在房间内的所有灾难性痕迹清理干净。当天中午他重新返回时，身边带着黛博拉和沃尔夫冈。

他没能把玛格达带回来。官方的说法是，玛格达失踪了。不过布鲁曼先生打听到，她在试图逃跑时被枪杀了。

沃尔夫冈还处在震惊中，他一言不发，被妈妈搂着时，像一个没有情感的玩偶一样毫无反应。

尽管黛博拉一头扑进了妈妈的怀里，却一声也没哭。

官方有关部门宣布古斯塔夫死亡后的四周，伊丽莎白和阿尔布莱希特·布鲁曼先生举行了婚礼。从此，伊丽莎白和孩子们处于他的私人保护之下。

母亲和布鲁曼先生的婚姻在黛博拉眼里是个飘浮的谜团。年轻的黛博拉感觉到的比她能理解的要多，毫无疑问，两人的身体相互吸引。阿尔布莱希特·布鲁曼先生相貌英俊，他安静优雅的外表在一定程度上令人想起黛博拉的爸爸。他像一位完美而富有教养的绅士般对待伊丽莎白，带着些许恰到好处的殷勤，而且流露出占有者的骄傲。

尽管如此，妈妈的这段新婚姻还是让黛博拉感到惘然若失：除了吻手礼外，她从未看到两人有过温柔的情感交流。

与此相反，妈妈和爸爸古斯塔夫总是坦率地流露出对彼此的爱意和欣赏。黛博拉回想过去时，总能记起两人之间的窃窃私语和他们柔情对视的眼神。

这是她一直憧憬的爱情。她相信，自己终有一天会遇到这样的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