黛博拉不仅在深思母亲和继父的婚姻，也经常琢磨布鲁曼先生这个人。自从认识他开始，她就在想，自己究竟是喜欢他，还是害怕他？这两种感觉时常交替出现。套用会计上的术语，布鲁曼先生好比贷方，他们全家欠他一份人情，因为他两次拯救了自己和弟弟沃尔夫冈。

对于如何处理自己内心的恐惧，则要复杂得多。恐惧有时就是那样突然现身，愤怒的情绪也是一样。片刻间，她会被负面的、破坏性的冲动情绪紧紧攫住，这种情绪顷刻之间就变成了盲目的仇恨。可是仇恨的目标是谁呢？她的痛苦又是如此抽象。

很长一段时间，黛博拉一直在试图和这种不良情绪斗争，然而适得其反，自己的攻击性和总想彻底毁坏些什么的欲望反而愈发强烈，哪怕被毁坏的只是自己的旧玩具娃娃。一天，她偶然发现了一个可以缓解情绪的方法：伤害自己。于是，她开始偷偷地划伤自己的小臂内侧。

她以一种从未有过的满足感看着血从伤口处慢慢渗出。红色的涓涓细流像小蛇一般，在白色的皮肤上蠕动着，她则享受着心灵甜美的呼吸。她终于找到了一个释放自己燃烧的仇恨的阀门。

黛博拉常常失眠。夜晚时分，她躺在床上冥思苦想，世界上有多少种痛苦悲伤。爱也会有那么多种吗？爱会在痛苦中得到满足吗，还是痛苦只是献给仇恨的祭品？

按照布鲁曼先生的安排，家里来了一位新厨娘和一个女佣。以前那种全家亲密无间的关系不复存在。这两个新来的成员，用德国人的话说，遵循的是“路线正确”。黛博拉觉得，他们全家人是和两个女间谍生活在一个屋檐下。自此，这种感觉就再也没有从她的心头抹去。

一九四〇年六月，希特勒达到了战争生涯的顶峰：继波兰之后，德国相继占领丹麦、挪威、比利时和卢森堡，对法国的战役也取得了最后胜利。希特勒将法国的投降仪式安排在从博物馆拖出的一节火车车厢里。恰恰是在这节车厢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宣告了德国战败的消息。

爸爸失踪后，妈妈就养成了仔细读报的习惯。她将这段报道读给黛博拉听。黛博拉觉得这位元首一定是个心胸狭隘、睚眦必报的男人。

对希特勒而言，这场战争盛宴中唯一让他觉得难对付的是英国人。英国于一九三九年九月三日对德宣战。首相丘吉尔早在那些奉行孤立主义的欧洲政客和大西洋对岸的政客还未开始警惕希特勒的时候，就认识到了这位德国元首及其忠诚追随者的危险和贪婪，看透了他们的打算和对权力的欲望。其实，这些计划和打算，早已黑纸白字地写在了于一九二五年出版的《我的奋斗》中，那是一本狂人的编年史。该书销售了上百万册，可是看起来好像没人认真读过。

伊丽莎白短暂地重现了昔日的活力与魄力，说服布鲁曼先生重新召回奥德丽，赶走了那个女佣人。于是，奥德丽又回到了摄政王广场的宅子。对于伊丽莎白、黛博拉和经过无微不至的照料已经复原的沃尔夫冈来说，奥德丽的回归如同与亲人久别重逢。

奥德丽的丈夫汉斯已经在波兰战役中为元首和伟大的祖国阵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