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天，妈妈和我去教堂做礼拜。我们去的是伊尔莎牧师的教堂——奥林匹亚联合教堂。它之所以被称作联合教堂，是因为在好多年前，两个教堂合并成了一个。这就好像两棵原本独立的树，树皮贴着树皮融合成了一个天衣无缝的整体，共享同一汪汁液。这是妈妈给我的解释。我喜欢这个解释。

奥林匹亚联合教堂是一座基督教堂。这里的人相信上帝和耶稣基督。尽管我既不是基督徒，也不相信上帝，我们还是每周去这个教堂。

礼拜开始的时候，会有一个人来朗读《圣经》。这总是让我很费解。我无法理解《圣经》，但伊尔莎说她能理解。我相信伊尔莎，所以，我猜《圣经》大概也不全是婴儿诞生在马槽里、驴子会说话之类的吧。我无法理解《圣经》的原理，通常，解释不通的文字我都不喜欢。我喜欢那些解释得通并能让人参与其中的东西，或者可以从书中读到并理解的东西。

伊尔莎说，她之所以喜欢谈论上帝，就是因为无法完全理解上帝。这与我恰好相反，我必须把一件事情彻彻底底地理解清楚才肯罢休。

我之所以喜欢树，有一个原因就在于我能理解它们的生长过程，却无法模仿。它们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都要比我高大、比我强壮。也许，这就是上帝与《圣经》带给伊尔莎的感受。她说过，上帝是在任何层面上都比她高大、强壮的存在，但在面对穷人、环境与树木的时候，无论是上帝还是普通人，感觉都是相似的。有时候，我和伊尔莎聊天，我甚至希望自己也是相信上帝的。我想，如果上帝真的存在，我应该会喜欢伊尔莎的上帝——那一定是一个像树一样的上帝。

我喜欢这个说法：上帝是一个像树一样鲜活的生命，生长不息，永垂不朽。伊尔莎经常和我谈论树，在成为牧师之前，她曾在大学里进修植物学。我和伊尔莎有话可谈，这一点正是我们依然去这个教堂做礼拜的原因。至少妈妈是这样说的。

有时候，伊尔莎会谈起一个名叫萨利·迈克法格的神学家。伊尔莎告诉我，萨利·迈克法格提出了一个思维实验。我不知道思维实验的确切含义，不过听起来很有趣。萨利·迈克法格的思维实验是一种关于上帝实体的假设。她说：“如果我们把这个世界看作上帝的实体。”

这是神学家语录中，我唯一能理解的一句。

我爬上恩格曼云杉后的那个早晨，伊尔莎在教堂的讲坛前布道。她的话题与树无关，而是关于上帝的。我对伊尔莎那天讲的大多数内容都没什么兴趣，大多数关于上帝的语句我都理解不了。

不过，我听到伊尔莎说了好几次“奇迹”这个词。这在我脑中挥之不去，就像一粒坠入深水的小石子，在来自水面的光线下闪烁。

树本身就是一个奇迹，不需要借助上帝的力量。如果像萨利·迈克法格所说，树就是上帝实体的一部分，那么或许我也会相信上帝。可既然树本身就是奇迹，而人们却依然心安理得地砍伐它们、摧毁它们，那么就算他们意识到自己这么做是在噼砍上帝、伤害上帝，我也不觉得他们的态度会发生什么改变。

我认为，上帝实体的概念对于树的保护与创造来说是可有可无的，树本身就蕴含了无数使之成为奇迹的因素。

氮循环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是我在一个名叫大卫·铃木的人写的书中读到的。这本书是伊尔莎给我的，所以每次看到伊尔莎穿着牧师袍讲道时，我都会想起这本书。氮循环就是一种奇迹。

氮循环的存在离不开熊。棕熊在溪水与河流中捕捉鲑鱼，然后把抓到的鱼一路带回树林深处，埋在地下，等待日后回来取食。然而，熊的记忆很短暂，没多久就忘记自己在地下埋了鲑鱼这件事。就这样，富含氮元素的鲑鱼在地下腐烂，形成一个“氮库”，为大型树木的生长提供了丰富的养料。事实上，如果没有熊的这种行为，那些巨大的古树可能根本就无法持续生长。假设有人在五百年前消灭了世界上所有的熊，那些古树根本就不会存在，我们现在只能看到一些低矮的小树，不是细弱不堪就是早早夭折。

从某种角度来说，是熊创造了原始森林。如今，氮循环遭到了破坏。据我所知，奥林匹亚的熊早已销声匿迹，再也没有熊来把鲑鱼埋在树林里了。

读了大卫·铃木的书之后，有一次，我把自己盘子里的鲑鱼埋到树林里，希望能帮助一棵大树生长。结果被妈妈发现了，她不太高兴。我们很少吃鲑鱼，所以我没法定期去树林里埋鲑鱼。而妈妈一旦不高兴，就会禁止我爬树。因此，只要她在家，我就再也没有这么干过。

我还想过别的办法——比如自己去捕捉鲑鱼，或者从市场上买来鲑鱼埋到树林里，以维持氮循环。可妈妈对我解释说，氮循环是由数以千计的熊在几百年的努力下创造形成的。那时候，鲑鱼要比现在常见得多，不需要去市场上购买。况且，当时有那么多熊，现在却只有我一个人，要重启氮循环并维持很多很多年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想到解决氮循环问题的可行方案。

每个星期天的礼拜结束之后，妈妈都会在教堂后院里与其他人一起喝咖啡、聊天。我则会吃点曲奇饼，看看书，偶尔还会有人过来和我聊天。有些人让我感到很不自在，弄得我不得不乱晃双手、发出怪声，然后我们就会提早回家。也有些人不会让我感到不自在，比如皮埃尔。

皮埃尔是伊尔莎的丈夫。他在常青藤州立学院教授植物学与科学。他们刚认识的时候，伊尔莎还是一个植物系的本科生。后来，他们俩一起进修植物学硕士学位。但读到一半，伊尔莎遭遇了一场事故，几乎丧命。作为幸存者，她说当时出现了一个奇迹。那件事之后，她感到自己的生命发生了改变，于是离开了植物系，专修神学。最后，她成了一名牧师。

皮埃尔是一名植物学家，他经常与我谈论树。他知识渊博，对树无所不知，可他从没要求我叫他史密金斯博士或史密金斯教授，尽管除了我之外，所有人都这么叫他。

皮埃尔是唯一答得出我所有问题的人。他喜欢我的问题，并且从不对我感到厌烦。

爬上恩格曼云杉的那个星期天，我一看见皮埃尔就走过去对他说：“今天早上，我在想氮循环的事，”我说，“大卫·铃木与氮循环。”

“嗯，我也很高兴见到你，马奇。”皮埃尔说，“早上好！”他一开口，嘴里的饼干屑就飘到了我的衬衫上——当时他正在吃饼干。我不顾衬衫上的饼干屑，继续跟他说话。

“我试图模仿氮循环的过程，把鲑鱼埋在树林里，”我说，“这能帮助树长大，你知道吗？”

“啊，”皮埃尔说，“恐怕进行得不太顺利吧，对吗？”

“没错，不顺利。”我做了一个皱眉的动作，我记得，当事情结果不如意的时候，人们总会感到失望，希望皮埃尔能从我的脸上看出失望的表情，“我想，靠我的一己之力是无法修复氮循环的。”

皮埃尔是一个很棒的聊天对象。有时，他会对我非常有帮助。比如，他曾解释给我听，当一个人朝你伸出一只手的时候会希望你抓住它，轻压一下，或者有礼貌地上下晃动一到三秒，然后放开。皮埃尔说，这是一种问候礼仪，但我不需要对他这么做。谢天谢地，我一点也不喜欢这么做。我不喜欢接触别人的皮肤。

“你了解莱莫什的氮循环理论吗？”皮埃尔说。他吃完了饼干，用餐巾擦了擦手。

“不了解。”我说。

“为了证明植物利用腐烂的鲑鱼做养料，莱莫什博士在当地寻找氮元素，结果找到了氮的同位素氮15—一种只存在于太平洋深海中的元素。”

皮埃尔说话的时候喜欢用手指捻自己白色的胡须。我喜欢看他的手指在胡须中来回穿梭，这让我想起树上的苔藓。

“在太平洋西北岸的雨林中，树木的年轮里就有氮15的存在。”

“对，对，聪明的孩子，”皮埃尔说道，“这就让科学家们提出一个问题，氮的同位素是怎么跑到那儿去的呢？终于，莱莫什发现鲑鱼会游到山间的河流中产卵，然后被熊捕捉，埋在树林里。”

“我说的就是这个，”我连忙解释，“是熊在帮助古树生长。”“说得没错，不过还有更妙的一点！”皮埃尔打了个响指，抓起另一块饼干，顺便嘬了一口咖啡。我有些不耐烦，还有什么能比熊帮助树生长更妙的？

“你看，”皮埃尔说，“这个循环到这里还没停止。就在鲑鱼为树林提供养料的同时，树林也在保护着鲑鱼的栖息地。相对于没有鲑鱼的河流来说，鲑鱼密集的河流两岸树木更加繁茂。鲑鱼腐烂产生的氮元素让那里的树长得更加高大，树冠遮蔽了河流，使河水的温度更适宜鲑鱼的生长。简直太妙了，不是吗？这就是一个良性循环，你懂我的意思吗？”

氮循环的话题结束之后，皮埃尔问我周末是怎么过的。我告诉他，我在雷尼尔山上爬了一棵恩格曼云杉，还向他描述了那棵树的松果和松针，以及我是如何确认那是一棵恩格曼云杉的。

“我记得我也曾爬过一棵恩格曼云杉。”皮埃尔说道。然后，他就对我讲了他爬树的过程。

“我记得，那是一棵非常高大的树，”他说，“就像一条庞大、直立的冰封巨龙，扭曲着身体面朝天空，仿佛下一秒就要直直地扑入云端。它的利爪稳稳地盘住石块，深深地扎进泥土里，双腿蹬地，展翅欲飞。”

他停了下来，朝我这边微微侧身。我把视线从他的胡子上移开，我不喜欢被人注视的感觉。过了一会儿，皮埃尔终于记起了我的习惯，于是又把身子转了回去。他不是那种说话的时候非要盯着我看的人，这也是我喜欢和他在一起的原因之一。

“你懂我的意思吗？”他说。

我花了几分钟才理解他的意思。最后，我发现自己还挺喜欢他的想法的。皮埃尔的意思是，那棵树就像一种名叫“龙”的神秘生物。

我想，他编造出这种稀奇古怪的故事，是为了让更多的人喜欢上树吧，就像我和他一样。但我也不确定，有可能他就是喜欢讲故事吧。

我一边思索他的话，一边想着星期六看到的那棵树。它的样子浮现在我眼前：头顶上的树枝形成一个庞大的结构，经年累月的新叶与嫩芽堆挤其间；粗壮的树枝上长出较细的树枝，较细的树枝上又长出更细的树枝，就这样不断循环，好像一个曼德布洛特集合。

“你觉得你的那棵恩格曼云杉有几岁了？”皮埃尔问道。

我也不清楚那棵树到底有几岁了，皮埃尔知道的，他只是想让我猜一猜。于是，我开始认真地思考这个问题。

树干是每一棵树的中心，它每年都在生长，长出一层又一层的生命组织。这种变化极其细微，几乎没有人能察觉到。就好像人们建造教堂的时候，每周在墙壁上涂一层涂料，等干掉之后再涂一层。树的奇妙之处就在于，它会一直持续这种过程。把一棵树从中间砍断，就能清楚地看到每一层组织是如何叠加的，无论气候干旱还是湿润，每一年都会长出新的一层。树一刻不停地生长，越长越高，不断扩张领土，长出新芽。我努力回忆那棵恩格曼云杉的树干有多粗，想象着它的木质部一层又一层地生长、叠加，永不停息。

“我猜，它应该有三百多岁了，”我终于有了答案，“至少有三百个年轮。”

皮埃尔轻叹了一声，咬了一口饼干：“真是不可思议，不是吗？”

他在等我说点什么。“什么不可思议？”我说。

“一种无声的信号。每棵树都能从一个看不见的内部时间系统、天气，甚至繁星中获得一种信号。每到冬天，它们一获得这种信号就会阻断粮仓的供给，先遣部队便会逐渐死亡。这时候，那一层组织就枯萎了。到了春天，树又会开始新一轮的征程。你懂我的意思吗？”

皮埃尔无论对我说什么，结尾总要带上这句话。通常情况下，我懂他的意思，总能给出肯定的回答。唯独这一次，我不知道他在说什么。我对粮仓、部队、征程什么的完全不感兴趣，也压根儿不了解。“我摔了下来，”我说，“在爬恩格曼云杉的时候，离地六十五英尺的高度。迈克舅舅说我差点就要把嵴椎摔断了，幸好我在半路上抓住了一根树枝。”

“噢，这可不大好。”皮埃尔发出“咯咯”的笑声，“结果没事吧，真高兴你还活着。”

“你摔下来了？”一个声音说道，“怎么没人告诉我？”这是妈妈的声音。

皮埃尔再次咯咯地笑，手指停止了摆弄胡须的动作。他知道的，有些话我只对他说，不对别人说，比如这一次。妈妈再次开口说话，我的双手开始在眼前晃动，模仿树叶与光线形成的奇妙图案。

最后，妈妈走到离我足够近的距离，让我能清楚地听到她的声音，这样一来我就没法把注意力转移开了。

“那只是个意外，”我说，“不会再发生了。”“这你怎么能确定呢？”妈妈说。

皮埃尔又笑了起来：“你妈妈说得对，”他说，“这很难确定，尤其是在爬一棵大树的时候，也许一些攀爬工具能——”

妈妈突然打断了他，声音干脆而尖锐，就像树干“啪”的一声断裂：“别说了，什么攀爬工具，那只会鼓励他爬得更高，您难道不知道吗？您根本就不该提这种东西，史密金斯博士。”

“是啊，不该提的，”皮埃尔一边说，一边用手指把胡须捋顺，带点轻微的神经质的抽动，“抱歉。”

“可是，如果要爬一些很大的树，我就需要那样的攀爬工具，”我说，“爬鹰树的时候，我会需要使用专业的工具，而且——”

“你不准爬鹰树。”妈妈说，“至少在十八岁之前不准爬，马奇。”

皮埃尔举起一根手指：“有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妈妈说，声音依然干脆而尖锐。

“呃，这个，他所说的鹰树——你说的该不会是LBA树林里那棵将近五百岁的巨树吧？那块地好多年前就被划为公共享地了，”他说，“不过，我听说有人建议把它卖给一个私营企业。我在报纸上看到的，市议会正在权衡中。”

“我不知道，”妈妈说，“这有关系吗？”她转身面对着皮埃尔，我发现自己的呼吸缓了下来，脑袋里的轰鸣声也小了一些。

“嗯，”皮埃尔说道，深吸了一口气，手指静静地缩在胡须里，仿佛这个动作至关重要，“那棵古老的巨树实在是非同寻常，我认为它有可能是一棵长错了地方的美国黄松，但也不确定，因为我从来没有近距离考察过。如果真是一棵美国黄松，那么在它出现的时候，这块地方应该还是一个贫瘠的草原。有人认为，若果真如此，那么它有可能在经历了地貌的变迁之后成了一个独立的物种——黄松的一种基因变体。这样一来，它就是喀斯喀特山脉这一边最大的一棵美国黄松。”

突然，我听到自己的说话声又快又响亮：“美国黄松？真的吗？那真的是一棵美国黄松吗？你知道——”

妈妈插了句话，盖过了我的声音，这几乎是从没发生过的事情。“马奇，”她说，“我不管这是一棵什么树，你就是不准爬。”皮埃尔继续帮我向她求情：“那可是一棵美国黄松，在奥林匹亚！这棵树大概有两百英尺高，顶端还折断了一处，一窝老鹰在那里住了好多年，直到去年才离开。这就是人们叫它鹰树的原因。真是不可思议，你懂我的意思吗？”

妈妈打断了他，就像她打断我一样：

“彼得·马奇·王，你不准爬鹰树。现在不准，以后也不准。两百英尺高？太危险了，你得向我保证，绝对不爬那棵树。等你一满十八岁，我就阻止不了你了，但现在我不准你爬，快保证。”

“我不能保证。”我对她说。

我看见皮埃尔的手指在胡须间快速地穿梭，猜想这是否类似于当我不知所措时双手在面前乱晃的行为。他的手指不断地弯曲，伸直，再弯曲，再伸直，摆弄着苔藓般的胡须。然后，他倒退了一步，从我和妈妈中间钻了出去。

“那好，”妈妈说，“这样如何？”她叹了一口气，“你保证，在十八岁之前不爬鹰树，除非事先跟我谈过，得到我的允许。”

“好吧，我保证。”

这意味着，有一天，我或许能去爬鹰树。我可以用逻辑来说服她，告诉她为什么我非得在十八岁之前爬鹰树。距离我满十八岁，还有三年七个月三星期零一天。也许我只需要找到正确的逻辑、合适的理由来说服妈妈，然后，我就可以去爬鹰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