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三下午，历史课。盖特克先生总在课上讲北美洲的人类历史。人类在北美洲做了许许多多的事情，大部分我都毫不在意。为什么我们要学北美洲的人类历史呢？北美洲明明还有别的物种可以学习，比如树。为什么我们只学这种历史，而不学另外一种呢？

如果没有这些覆盖着北美洲大部分土地的树林，我们都将无法呼吸，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系统也压根儿不会存在。所以，在有一天的历史课上，我开始讲北美洲的树：这里原本植被繁茂，后来一度被砍伐殆尽，如今正在逐渐恢复。可现在的树林不再是原生林，而是再生林。其中的一些——比如美国栗树——大概再也无法恢复曾经的面貌了。我告诉盖特克先生，树一旦被砍光，就不一定能长回来。比如亚利桑那和新墨西哥，那里原本也是一片葱茏。妈妈曾读过一本书，是一个名叫杰拉德·戴蒙德的男人写的。他在书中解释说，这些地区曾经都有大面积的植被覆盖。如果亚利桑那还是八百年前的样子，我会愿意搬去那里，爬树，玩泰山游戏，就像帕特·提尔曼一样。我会愿意去那里和爸爸一块儿生活，这样，两个马奇·王就又能在一起了。然而，那些树如今早已消失不见了。在它们死掉之后，亚利桑那再也没出现过那样的树，我永远都看不到它们了，永远。爸爸搬去了一个没有树的地方，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要那样做。

我不想搬去亚利桑那。

盖特克先生打断了我，他指出，因为我们是人，所以学习人类的历史是有意义的。他还说，将来有时间的话会允许我在课堂上讲讲北美洲树的历史。于是，我就让他继续讲北美洲的人类历史，并且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听了一会儿，但那实在是太无聊了：人们从这里迁移到那里，一会儿打仗，一会儿盖房子，一会儿创立机构。无聊得让我想要尖叫——或者至少发出点哼哼声。

历史课之后就是数学课。有时候，我很喜欢数学课，尤其是讲到表格、图形或者测量东西的时候。我不喜欢方程序和算数，比如加减乘除之类的，数字在我脑子里混成一团。我总会不由自主地一遍又一遍地描画那些数字的形状，忘了它们所代表的意义。

观察数字时的困惑让我想起小时候学习认字的过程。妈妈、爸爸还有当时的老师帕蒂森小姐花了好长好长时间来教我认字，可我就是学不会。在我看来，要把字母一个一个念出来是件十分令人沮丧的事情。他们会指着一个图形——比如字母A——然后说“这个字母读作/ɑ：/或/ei/”，而我只会盯着它们看，嘴里发不出任何声音。很显然，书页上的这些图形并没有发出那样的声音。

那只是书页上的一个图形，根本就不会发出什么声音。

最后，我终于意识到，原来他们是想让我在看到那个图形的时候发出相应的声音。可是，那些图形和声音在我脑中没有任何关联，不论我多么努力地想把它们联系起来，A依然只是一个中间横着一条直线的锐角而已。我看见它的时候会想到一顶帐篷，因为这些线条的组合几乎与我六岁那年看见的橘色帐篷一模一样。那时候，我们在奥林匹亚南部的密马山丘附近野营。因此，有时我一看到那个图形就会说出“帐篷”这个单词。每当我这样做的时候，爸爸就会十分气恼——我猜大概是因为“帐篷”的发音与他所期待的字母A的发音完全没有相似之处吧。

后来，妈妈想到了一个好办法。她在卡片上写了“帐篷”这个单词，然后画了一个三角形的帐篷图案，正好画在构成“帐篷”的四个字母旁边。这个帐篷差点被她涂成了绿色，幸好我及时阻止，告诉她帐篷应该是橘色的。她画得非常标准，几乎和我记忆中的野营帐篷分毫不差，这让我很高兴。我一看到这幅画就会想起那个帐篷。

接着，她把卡片放到我面前，指着这些字母，发出“帐篷”的读音，然后把图片遮住，又读了一遍。由于我看见过的一切都会像照片般储存在脑子里，所以即便是被她用手遮住，我还是能记得那些字母旁边画着一个帐篷。于是，我说：“帐篷。”就这样，我记住了第一个单词——这四个字母以这样的顺序排列时就代表帐篷的意思。

从那以后，我用这个方法记住了所有的单词。他们给我看一个单词，然后告诉我它代表什么意思，要是我不明白，他们就在旁边画一幅图画，这样我就能在脑子里把单词和图画联系起来了。这就是我学习认字的过程。现在，我依然有许多单词不会读，因为不知道单独的字母该怎样发音，也不想知道。重要的是单词，而非单独的字母。

对我来说，学习读字母就像非要通过观察一片树叶才能了解整棵树一样可笑。为什么不直接观察整棵树呢？

我不知道二十六个字母能有多少种组合，至少我能读懂自己的书，因为其中大多数单词的意思我都知道。我现在是这样阅读的——一句一句地读，因为每句话都是由单词组成的，而我知道这些单词按照一定的顺序组合起来是什么意思。这类似于把一棵棵单独的树苗种进一片林地，它们就会长成一整片树林。

我转过头，看着窗外，那儿有我想要观察的树。这时候，我突然想起，窗户旁边贴着一张纸，纸上画着一棵树。那是一棵很漂亮的树，鱼鳞般的树皮栩栩如生，我几乎能闻到它所散发的气味。浅蓝色的天空，树枝被风吹弯了腰，树叶随风摇摆，像极了教室外我最喜欢的那棵。以前，我经常去爬它，直到出现了不许在学校里爬树的规矩为止。

这幅画是班级里的一个女孩子画的。她把画送给了我，让我贴在桌子旁边的墙上，可我不知道她是谁。

我无法带市议会的人去看鹰树，让他们亲眼看看它是多么的不可思议、不容侵犯。不过，那个网站上说，可以在发表口头声明时提交一幅图画。我想，如果我交给他们这样一幅画——一幅如此生动、真实的画，他们也许就会理解我了。

我小心地揭掉贴纸，把画从墙上取下，然后站了起来。盖特克先生正在讲课。一见我站在那儿，他的声音突然顿住，磕巴了几个音节之后戛然而止。他努力想要继续讲课，但过了一会儿之后，声音中出现了一丝阻滞的尖锐感，就像我们家厨房里那把很少使用的旧菜刀。

“马奇，”他说，“我们在上数学课呢，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我想知道是谁画了这幅画。”我说。

“这幅可爱的画是萨拉画的，”盖特克先生说着，指指坐在我右边的女孩，“你认识萨拉的，她坐在你旁边都有两年了。”“萨拉。”我说。我坐了下来，低头看着手里的画。

吃完午饭，到了自由阅读与画画的时间。我坐在自己的座位上，继续看那幅画。我把手指放在画中的树上，顺着树干向上描摹每一根树枝。其中一根弯曲的树枝上坐着一个男孩，他身穿蓝色衬衫、灰色运动衫和黑色裤子。我不知道那是谁，有可能是我也说不定。

“你喜欢这幅画吗，马奇？”一个声音问道。

这是一个尖尖细细的声音，并不是我所熟悉的。一开始，它让我有些不自在。我开始发出小声的哼哼。

“你喜欢这幅关于树的图画吗？”那个声音继续说。

它是在问我手里的这幅画。

“这是所有树的图画中最棒的一幅，”我说，“非常逼真。”

“我很高兴你喜欢它，马奇，可惜你不记得我的名字了。”

我没告诉这个女孩，其实我从来就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

“我叫萨拉，”她说，“你看，就在这儿。”她伸出一根手指，点了点画纸右下角的黑色字母：S-A-R-A-H。

我不喜欢她的手指出现在我的画上，但我没抱怨，因为还有话要对她说。如果我把她的手推开，她也许就不会再跟我说话了。

“是的，”我说，“我很喜欢这幅画。”

“好呀，”她说，“这是我在九月份的时候画给你的。老师叫我们互相为对方画一幅画。我画了你爬树的情景，就是你最喜欢的那棵树。”她接着说，“我们轮流给彼此画画。”

“噢，”我说，“我也画了吗？”

“没有，”她说，“你没有给我画画。你什么也没画，只是坐在那儿盯着教室外面的树，直到美术课结束为止。”

“噢，”我说，“其实，我是在脑子里画画。那一整节课我都在思考那幅画。你画得很好，应该得到我脑子里的画。”“谢谢你。”她说。

我从电影里学到，有些人可以毫不在意地注视别人的脸，甚至触碰对方。另外，有时候你就是得对别人说点什么，即便你压根儿不知道他们想听什么。

我想起治疗师朗达教过的东西，妈妈也曾说过，想从别人身上得到某件东西的时候应该怎样提问。

我把头转向那个女孩，双眼眯成一条缝，努力抬头看着她的脸。她的眼睛眨了眨，睁开又闭上，睁开又闭上，嘴巴微微张开。我可以清楚地看到她的嘴唇，还有一点点鼻子内部的构造——那里应该是潮湿的。她的皮肤很光滑，不像我所见过的其他人的脸，总有一些小小的红点。我想起妈妈说的话，开始回忆有一次她挠我痒痒把我逗笑的情景——借助着这段回忆，我对萨拉露出一个微笑。

她也朝我笑了笑，牙齿闪闪发亮。这让我感觉不太舒服，但我并没有立即扭过头。

“你能再画一张这样的画吗？”我问道。

“和这张一模一样？”她指着我手中的画问道。我迅速把脸转了回来，看着这张画。终于有理由不用看她的脸了。

“不，”我说，“另外一棵，一棵更大的树，我不能去爬它。你能给那棵树画一幅画吗？”

“我得看到它才能画出来，马奇。”她说。

“我会叫舅舅带我们去看的，”我说，“然后，你就能把它画出来了。我想把你的画带去市议会，可以吗？让所有人都看到。”

“好的，我想，”她说，“没问题。”

“谢谢你，”我说，没忘记叫她的名字，“萨拉，”我说，“萨拉。”

那天晚上，我对迈克舅舅说，他得带我和萨拉去看鹰树。迈克舅舅提出要帮我拟一张清单，列出所有我想对市议会成员说的内容。他说，学会怎样与人说话是非常重要的一步。

我到过LBA树林，能说出每一棵树的学名和种类——只要是我见过的。我想，如果市议会的人知道那里都有哪些树，长得有多么高大，一定不会允许它们被砍倒，可迈克舅舅却说，这对市议会来说还不够重要。

他一说出这话，我就开始不由自主地乱晃双手，就这样持续了将近一个小时。后来，他又说不能在市议会乱晃双手，我恨不得把耳朵闭上。

我不确定迈克舅舅说的是不是真的，可他解释说，当年他在华盛顿州交通部工作时就曾在许多人面前发表过演讲，我最好听听他的意见。妈妈也同意了。

接下来，他帮我列出了人们不该砍伐鹰树这类古树的原因。原因有很多，其中大部分恰好也是我喜欢树的原因。我写了一个清单，列出了树之所以如此奇妙、美丽、值得拯救的所有因素。清单上是这样写的：

·果实、树叶和树枝中都存在着斐波那契数列。

·树木生长的空隙总会被徒长的枝叶填满。

·白杨树林和巨型红杉是地球上体积最大的生物。

·一棵树会在自身周围创造出一个微气候。

·树是地球上最多样、繁殖最普遍的植物。

·一棵树每天能从地底提取数百升水。

·树是一个完美的过滤系统。

·树是光合作用的极致体现——地球上没有哪一种植物能达到像树一样的直接物质转化水平。（藻类的直接物质转化水平与树接近，但还是无法将那么多的光能转化为固体。）

·树是地球上最高大的有机体。

·树是地球上最安静的有机体。

·树林对光线的反射率极低，可以降低气温，促进动植物的生长。

·一棵树可以长出一英亩的树叶。

·一棵树可以吸干一整个流域，只要有足够的时间。

·一棵树通过繁殖后代，可以创造出一整个森林。

可是，迈克舅舅读了一遍之后却说这个清单中没有什么让人觉得值得拯救的重要因素，缺乏内在价值。

“那么，对人类来说什么才叫内在价值？”我问他。

“嗯，这是个好问题。”迈克舅舅说，“我想，大概是能够直接影响到人类生活的东西吧。毕竟，每个人最终都只在乎自己。”迈克舅舅把绿色的帽子向后推了推，挠挠额头。

“人类是自私的。”我说。

“是的，这么说也没有错。”迈克舅舅说道，“虽然我不会这么讲，但你说得没错。”

“好吧，我会想出一些拯救树的自私理由的。”我说。

这花了我六天零四个小时。我爬树，我沿着草坪走，我绕着沙发走，我思考了好长好长时间。终于，我走到迈克舅舅身边，对他说：“我想到了自私的理由。”

起初，迈克舅舅压根儿不知道我在说些什么，我只好提醒他我们上次谈话的内容。人们似乎无法像我一样记住每一次对话的内容，这总让我感到疑惑。对我来说，记忆就是脑子里的一个录音机，可以随时关闭、随时打开。

这就是为什么我喜欢与伊尔莎牧师和皮埃尔聊天。他们似乎能理解我的录音机，也能随时打开他们自己的录音机，重新开始上一次的话题。比如，大叶枫的树叶，它独一无二的螺旋状种子，甚至道格拉斯冷杉的生长周期——这些都是十分复杂的话题，除了专家之外很少被人提及。

无论如何，最终我还是让迈克舅舅想起了上回关于拯救树的理由的话题。我把自己列出的自私理由告诉了迈克舅舅：

·树会吸收二氧化碳（即碳封存），阻止进一步的气候变化和全球变暖。

·树会释放氧气，为人类与地球上的其他生命创造并维持一个可生存的大气环境。

·树能促进水的过滤，分解土壤毒素，保护人类的生命。

·保护生物多样性有助于保护生态系统，为人类的长期生存提供保障。

“还有一点，”迈克舅舅说，“你可能没想到，保证很合林业人士的胃口。”

我们把他提出的这一点也加了进去：

·植树造林能确保人类有木材建造住屋与其他的建筑，制造家具与生活必需品。

妈妈把这些原因打印在卡片上，迈克舅舅教我怎样把它们大声地读出来，还表演了先看一眼卡片，记住要说的内容，再抬起头继续演讲的过程。

每一张卡片都有正确的编号，我可以把它们一一排列起来，这让我很满意。卡片上清楚地列出了一条一条的原因和我要说的话。我想，演讲大概就像爬树一样：爬一步，再爬一步；读一张卡片，再读一张卡片。

两天后，迈克舅舅和我去学校接萨拉，带她去了LBA树林。萨拉为鹰树画了一幅画，我非常喜欢。我们把这张画复印出来，打算在听证会那天分发给市议会的每一个人。我一点都不想把这些画分发出去。我想把它们贴满我卧室的墙壁，但妈妈只肯让我把原图贴在床头。她说，鹰树的画有一张就足够了。所以，我同意让他们把所有的副本都分发出去。

我们把卡片一张张按顺序排列起来。我喜欢这顺序，它们变成了我可以掌握在手里、编上编号的一沓卡片，就像一个攀爬路线，这很好。

那一周剩下的几天时间，还有接下来的一周，好几天下午放学后，妈妈都试图让我练习朗读卡片。我也试着去练，却总觉得哪里不对劲。我一点都不喜欢做这件事，十分抗拒。

直到最后，终于来不及了。五月二十日到了，市议会的会议就在今晚举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