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自己丑陋的一面展现给一个完全陌生的人，尤其是这个完美的陌生人，我当然感觉尴尬，但也有一种轻松感。我不需要再伪装更好的自己。等到下一个机会，我就离开了州际公路，减速转下出口坡道，上了宾州611国道。我绕弯的时候，同时在揣摩仁波切关于下快速路的说法，不知道他是不是有所预感。这种事就是西西莉亚会揪住不放、当做证据的东西，证明未来已知，水晶能治病，高压电缆让人生病，还有我们受苦受难，一定都是前世罪孽的报应。我的疑惑导致我上了611南向国道，而我本来应该上611北向国道的。

等到沿路走了两英里时，我意识到自己的错误。没什么大不了的，我想。南向的611无疑很快就能带我们上东西向的高速公路，而且这是一条优美的路，在特拉华河上游附近游走，然后向下穿过百年村落，那些油漆剥落的住屋都有着立柱前廊。我本可以掉头的，但南向611太窄，一辆运木车不断地冲向我的保险杠，而且说实话，我不想在我的旅伴面前承认错误。

这条辅路上的景致更加雅致，渐渐地，它对我的情绪产生了舒缓效果。没有了标示新泽西-宾州边界的崎岖石头高山，我们现在正兜风驶过倾斜的农田，田里种着玉米，多数立着整洁的白色谷仓。至少根据我们经过的标志判断，这一带似乎名叫“板岩带”。板岩带汽修店。板岩带缝纫。我发现自己又想起父母来，我父亲的脾气发作，他的职业伦理，我母亲的理解与隐忍，这两个人一对儿，把彼此的性格锉糙又磨平。单纯只是偶然吗？把这两种性格凑到一起50年，混合他们的基因，创造出妹妹和我，然后又在寒冷的2月清晨派来蓝色皮卡车撞上他们？一切都只是随机的细胞或生命的凝聚吗？那安东尼和娜塔莎呢？那两个灵魂也很可能出生在板岩带吗？出生在尼罗河岸？阿根廷的村子里？还是他们作为更大规划的一部分，命中注定要与吉妮和我生活？

在某个时刻，我的脑子里还在飞转那种事情，而车已经停在一个名叫“埃亨乡村咖啡馆”的路边商店门口了，我买了一瓶绿茶——或许是为了纪念我爸，尽管他一辈子从没喝过绿茶——还查看了玻璃橱，没找到德国饼干。仁波切似乎不需要任何东西补充营养。我问过他两次，能不能请他喝杯咖啡，吃点点心，但他只是摇头，沉思着在商店里徘徊，平静地看着一杯乏善可陈的美式雪泥，一台出故障的自动提款机，还有摆着塑料瓶装果汁和巧克力奶的冷冻玻璃柜。

离开“埃亨”之后没多久，如我所愿，我们遇到了一条西向的主路。22号路。和我父母丧生的那条路的路名一样。先是仁波切关于离开州际公路的预感——如果真是预感的话，现在又是这个诡异的巧合。有几秒，在我看来，或许归根结底，这个世界的复杂运作下真有某种隐秘的设计，我妹妹一直谈论的那类东西真有可取之处：同步，心灵波长，光环，治愈能量，所有那些无法应对真正现实的人的叽叽歪歪。不过，只有几秒钟，那番见解就过去了。我上了22号路，它很快把我们领上78号州际公路，这里被建筑工地和单车道施工区阻塞，偶尔有几块宣传荷兰家常菜的路牌广告，就在下一个出口。在我的经验里，这种美味的菜系由一道肉菜和另一道肉类配菜组成——猪肉，烟熏牛肉肠，玉米面肉饼——所有好吃的脂肪都留在里面，每道菜都肉汁满满。这种广告牌应该跟外科医生总会的警告一起登出，要不就宣布下一个出口提供血管清理术。

不时地，路边会有死鹿和死负鼠。仁波切对每一具残骸都庄严地点一下头。当时我几乎已经忘了自己不像话的大爆发和自我提问，退回到一种状态，在我的念头起转之间，已经研究完他，把他遣散了。他很随和，我已经看得出来，一个挺好的轻松的存在。然而，我的感觉是，当我被美国商业的咆哮重重包围时，他的世界一定是一个仿真的平静世界，一个对路毙动物点头和拨弄念珠的世界。他不知道常规生活的张力，小孩的要求，他们的脾气，他们偶尔的牢骚和永恒的需要。他不知道气人的同事、傻瓜老板，或者只是普通的家务事和压力带来的紧张感——那些账单、家居维修、家庭突发事件。他穿他的长袍。他“坐”。他有自己的中心，不管是什么东西——某种精舍吧，我估计。过着那样的生活，他怎么会不平静，不愉快？

“你知道吧，”在我们穿过又一片施工区，经过一段长时间的缄默，现在重新在开阔的公路上快速前进时，我对他说，“所有禅的东西，什么单手拍掌的声音之类的，这些都无所谓，但我想跟你有一场真正的谈话。我们要在这辆车里待上，我不知道，大概30个小时左右，如果你所有的答案都玄妙兮兮的话……嗯，那就没意思了。”

他把脸转向我，正在不露齿地微笑。他的皮肤是花生和花生壳之间薄衣的颜色，那种起霜的棕红色。他的前额和下巴都很健壮，下巴上有一道浅沟。他的眼睛——我在它们和道路之间来回扫视——是沙色的棕，散布着点点金光。宽脸，像小孩的脸一样舒展，然而又坚硬得像是在户外劳作了很多年。

“什么叫咸妙（cliptic）？”他问。

“玄妙（cryptic）。意思就是机密。或者其实不是机密，而是一种简省，一种代码。你知道，密码学就是研究代码的。我问你是干什么的，仁波切是干什么的，你说，‘我坐’，那就是玄妙。在这个国家，我们认为那不是坦率的会话方式。”

“啊。”他把脸转到前方，轻点几次头，就好像在领会这节美国社会行为课。“你做什么工作？”

“我是个编辑。我协助出版图书，食物方面的。休闲的大本画册，里面有精心准备的饭菜图片，或者食谱书……或者，有的时候是小点的书，关于某种特定的食物，准备食物的某种特定方法，或者食物的历史，或者一位名厨的传记。比如，我们最近有个项目是关于野味的制备和食用历史。麋鹿、水牛、鹿肉，等等，但你不会感兴趣的。你是个素食主义者，毫无疑问。”

他摇摇头。

“不是素食主义者？”

“不是任何‘主义者’。”

“但你是什么禅师吧，至少是个佛教徒。”

“不是任何‘徒’。”

“不是佛教徒？不是他的教义的信徒吗？”

“他不想让他的教义被人信奉。”

“好吧。但你肯定不是基督徒。”

“当然是。基督徒。”

“那是哪种基督徒？新教徒？你该不会是天主教徒吧？”

“新教徒。”他带着微小的笑意说。然后，一秒钟之后，“天主教徒。所有的‘徒’。所有的‘主义者’。印度教徒，也是。所有的印度教徒。穆斯林。苏菲。我是苏菲。”

“你又在耍花招了。你看，我给你的是直接的回答，你就给我猜谜。无厘头。”

“咸（玄）妙。”他笑容满面地说。

“比咸（玄）妙还糟。”

汽油表指针已经接近警示区了。不再有推荐宾州荷兰菜的广告牌，取而代之的是泛滥的快餐店广告，说来也怪，都在一个名叫“漢堡包”的地方。要是广告都在做健康警示，我们飞驰而过时，我肯定看不见。在下一个出口，我开了出去，直奔最近的加油站。“你最初是从哪来的？至少跟我说说吧。”

“西伯利亚。”他说，尽管他把它念成了“洗-玻璃-牙”。

“你是俄罗斯人？”

“南洗-玻璃-牙。斯科沃罗季诺。”

“听都没听过。”

“很远，”他说，“靠近中国。靠近蒙古。靠近图瓦。”

“你在那里开了一所中心？”

“我从那里逃出来的。”

“什么时候的事？”

“20年了。我在那里出生，在那里接受教导。我的父亲是那里的一名上师。我在那里坐牢。逃跑了。”

“你从古拉格逃跑的？”

“不是。”他说，语气若无其事，仿佛暗示着我们讲的是别人，一个很久以前过世的叔叔还是邻居。“俄罗斯。”

话音一落，我下车去加油。油价那年夏天破表，加满油箱花了我47美金。我用橡胶边的工具把挡风玻璃抹干净，整齐地刮掉一行行的水，同时仁波切在入迷地观看。他似乎在琢磨一切——景色，加油站标志的设计，前窗上的陈列，还有油泵上的数字。47美金！要是一小时赚6美金，你得工作一天才能加满油箱。

我进去用厕所，出来时，我注意到一个穿连身服的老人刚好坐在前门外的折叠椅上。他的面颊和肚子圆胖，已经开始秃头，七十出头的样子，看起来像是这种连锁店有时用最低工资请来的本地人，一个打零工的化石燃料级大佛。他对我亮出灿烂的微笑。我停下来问他，哪里能找到地方过夜。“不要连锁汽车旅馆，”我补充道，“要真实的地方。我有个同行的朋友，是从别的国家来参观的，我想给他看真实的美国。一家老旅馆啊，含早餐旅馆啊，那种东西。你知道这一带有那种地方吗？”

“立提兹。”他说。

我一度以为他在讲粗口。他身为店主的叔叔，在脑细胞的深处对女性顾客的身体部位说三道四。

“再说一遍？”

“立提兹。”他又说一遍，越过我们刚走的东西向公路，把拐杖往南边一挥。“古老的小镇。那里有不错的旅馆。吃的也好，要是你付得起钱的话，看情况，你付得起。走501号路，往南开，一直开。你会感觉自己错过了。继续开，继续开，离现在这个地点一小时的路。旅馆就在路上。吃的真的很好。”

“但我们正在往西北去。”我说。

“那边什么都没有。我告诉你，去立提兹。”

我谢过他，已经转身准备走开，这时他用拐杖敲了敲我的小腿。我转回去。

“听我的，”他相当凶狠地说，“往南走。立提兹。还有，在那里不要吃太多。会让你折寿。把性欲也拦腰斩半，你懂的。”

“我们可不想折寿。”

“对，谁都不想。”

我礼貌地笑笑，拍拍我的肚皮，匆匆离开，几乎立马就把他的建议从我的脑中擦去了。我回到车里，正扣着我的安全带，他又朝我们蹒跚而来，然后几乎把脸从窗外探进来。他对仁波切灿烂一笑，眨了眨眼，对我说：“你真是不听劝啊，是不是，年轻人？”

仁波切哈哈大笑。我含煳地说了几句，说我跟常人一样虚心接受忠告，但我们真是赶时间。

老人把两根手指戳进我的左肩：“我告诉你，立提兹很特别，专门为你而设。看着我的眼睛。”

我看了。混浊、银白、炽烈的眼睛。我感觉到顽固的自我冒出来。让开，我忍不住想说。骚扰别人去。但之后他的脸庞温和起来，手指轻敲我的肩膀，发出一种慈爱的祖父的声音。“听着，”他说，“我不会让你白跑一趟的。你喜欢食物，我说得对吗？”

“当然。”

“这个地方有方圆近百英里最好的食物。你只不过兜了一点点路。喏。”他把手伸进连身衣里，变出一片叠起来的光面纸。“赠券。打九折。你现在相信我，行吗？让你这个朋友看看宾州的经典。”他越过我看着仁波切，再次眨眼睛。

“好，我想看看这个地方。”仁波切说，就这么结了。

我没费功夫就找到了501号路，然后沿着它一路南行，远离了州际公路的噪音、疾驰的拖车和加油站老人不懈的劝告，我感觉如释重负。这条路甚至更漂亮，两旁是稳重、修建整齐的农场和整洁的白色谷仓，有些是用灰白色石头建的，或者用同样的石头围了外墙。这些围场里有小池塘，直排的玉米地，田里有光滑如毯的苜蓿和豆子，我想那个老头是对的：毕竟，如果那一片更加漂亮、食物也更好吃的话，耽误一点时间往南走是值得的。在人行道的一侧，一户阿米什家庭赶着他们黑色的马车嗒嗒地走。又是一种平静、仿真的生活，我想。又是一个大世界里的小世界，分离了现实。但之后我突然好奇，这些生活是不是在很多方面比我自己的更加艰难，不是更不真实，反而更加真实。仁波切毕竟坐过牢，如果他说的是真话。坐牢可没有什么人造的美好。

“如果你不想聊，我也能理解，”我说，“但是，我还是想知道那里是什么样的，监狱里。我想听听你逃跑的故事。”

他点点头，之后说出了这句令人难忘的金句，就好像在我驶过宾州的国道，从老人那里听取建议时，他一直在考虑这个：“你是一个好人，好的灵魂。”

“什么？就因为我要求听你逃出监狱的事？”

他伸手过来，坚定地在我的前臂上拍了两次。又是两三声著名的轻笑，然后是：“你是个干净的灵魂。”

“我在努力……”

“你很接近重大的一步了。”

你甚至还没给我看手相呢，我心想。

“你自己没看到，”他继续说，“但你现在非常接近重大的一步了。你梦到过逃脱，对吧？”

又来了，让我畏惧的心灵屁话。“听着，”我回答道，尽可能做到友好，“我不是一个多干净的灵魂，用你的话来说。我在努力。我是个好爸爸，好丈夫。我努力规矩待人。但我得告诉你，我是个基督徒——不是这个词最近被四处乱抛、带有批判和憎恨意味的那种意思——而是旧式的基督徒。其实是新教徒。那是我的信仰。我聊以为生的方式。我不常做礼拜，这倒是真的。那些仪式对我不再有多大用处了。但是基本的原则……”

“你没看到。”他说。

“对，我没看到。”然后，我又怒火中烧了，把车开到一条通往类似金属仓库建筑的碎石车道上。我熄灭发动机，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到仁波切身上，然后深呼吸一次，镇定下来。“你瞧，我不喜欢说客。”

他扬起眉毛，挺着，又松弛下来。

“我不喜欢那些婆婆妈妈的东西，前世啊，脉轮啊，哪个不认识我的人跟我讲什么我即将迈出重大的一步啊。我是个普通的美国男人，有很棒的妻子和家庭，有不错的工作。我尽力做好。你得原谅我的愚钝，但是，真的，我不需要任何东西——不管是从你，还是从其他灵性导师嘴里说出的任何鼓励的话。”

他看着我。嘴角有不易察觉的微笑。“为什么愤怒？”他问。

“为什么？因为我妹妹永远都在劝我这样那样——冥想啦，不要吃肉啦，开始用有机肥皂洗手啦，等等。说实话，烦死我了。我有非常美满的生活，谢谢你了，还有我自己的信仰。”

“为什么愤怒？”他重复问道。

“因为你在烦我，你们这种人。福音派的所谓基督徒告诉其他所有人如何生活，而他们甚至没法离妓女远一点。新潮派们告诉其他人要做什么，不要做什么，他们却连自己的抵押贷款都还不上。你有什么权利来跟我谈我的重要步骤，我的梦境？你根本不认识我。”

但他对我微笑，就好像他真的认识我。这种微笑是无辜、好意和笃信的诡异组合，就好像他看到我为自己辩护，立刻很高兴，同时又在和蔼地笑话我，是父亲笑话自己两岁女儿念错单词的样子。不，那样说不对，那样就隐含着一种根本不存在的屈尊。这更像是一种老练的慈爱。强健，甚至发黄的牙齿，嘴唇大大地咧开，码头工人的脸庞平静严肃。仁波切看着我，就好像他彻头彻尾地了解我，但还是喜欢我。

“对不起，”我说，“我把别人做的事怪到你头上了。我会请你吃晚饭赔罪。这个话题就是我的痛点，仅此而已。有悠长历史的痛点。家里的事。”

“好吧。”他说，笑得更开了。他伸手过来，用一根粗手指戳戳我的手臂，很用力，然后咯咯地笑了。“好吧。我也对不起。”

我发动汽车，继续沿着501开。就在这个时点——这绝对是事实——我们经过一座石头教堂，前面立了一块小牌子，写着：与宗教无关。与关系有关。

“再次抱歉。”我说。

他说：“坦率的美式对话。”我感觉到五脏六腑一阵拧绞。愤怒，羞愧。或者二者皆有，或者只是饿了。

路边又有一块牌子：平和离去。侍奉上帝。

然后是一家名叫“酷爱昔”的小饭店，那里有块牌子写着，试试我们的草莓派。我差点就开过去了。

刚过“酷爱昔”，又是一座教堂，有另一句广告词：发现你的人生意义。周日10:15。

这是世界上所有说客的信息核心，他们全都确信自己知道，迫不及待要让其他人像他们一样，十分肯定什么能传播幸福。我决定等我回家，也要在我家的前院竖块牌子，写上：别来烦我们，该死的！但之后，在这些念头的下面，有个什么在对我喋喋不休。为什么这么愤怒？

很快，我们驶上一个缓坡，进入立提兹村。我们就在那个拿拐杖的家伙说的地方找到了旅馆，就在501路上。当时我只能想到食物的安慰。一顿丰盛的晚餐，立提兹能提供的最好晚餐。一杯红酒，肉块，蔬菜。一块草莓派，如果草莓派刚好是这一片的招牌菜的话。那能让我平静下来。跟仁波切再待两天，就没我的事了。我们会一大早离开，补偿我们兜的这一点路。我们会在CD唱机里放音乐，听着左右两边的热风，拉什·林博脱口秀，或者蕾切尔·玛多的时评，体育节目，乔伊斯·布拉泽博士的心理建议，乔伊思·迈耶斯的福音演讲，还有阿曼多·菲利波·巴克教士。我们会熬过这几天，回到我们的正常生活。我突然间感觉强大，自我肯定……准备好吃饭了。

只有一点，在靠近旅馆的街道上找到一个停车位，并且完成了漂亮的平行停车时，我刚巧记起——这种东西都是这样记起的——我在过去几个月里一直反复在做的梦境灵光一现。有六七次了。老是有洪水暴发，或者有某种动物，有一次是一台前进着的黄色推土机。我本人一直在疲于奔命。

逃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