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

次日早晨,仁波切和我静静地吃完一顿没有惊喜的早餐后,我们决定去村里散个步,作为漫长的一天驾驶前的准备。

夏格林瀑布镇是个精巧的小地方,服装店的橱窗里有可爱的连衣裙,保养精致的少妇早晨在咖啡店里闲坐,賓士、沃尔沃或宝马停在路边,亮出一块“野生动物保护”的牌照。有一间美邦银行的办公室。一家本地剧团在宣传他们下一部作品。交织字母印花的奢侈品牌店。

这是一种特定的地方,一块典型的美国拼图,社会经济阶梯上一个特定的梯级。这一切对我来说很熟悉,当然,它是布朗士区的俄亥俄表亲。我好奇父母在来探亲时怎么想我的生活:草坪被别人修得整整齐齐,昂贵且可能过大的房子,有高价商店的市中心,衣着讲究的邻居在清理他们家纯种贵宾犬的排泄物。我猜,生在这种舒适的生活里要比爬上来容易。而且很容易根据表面来判断一个人,汽车的牌子,他们居住片区的商店类型。

有条河流经夏格林瀑布镇,瀑布就在离咖啡店不远的桥下。桥的对面,小镇修了一条木头阶梯,之字形通到下方陡峭的河岸,最后来到一处平台,人可以近距离观看瀑布。仁波切和我走下去,站着观看棕色的河流,它倾泻而下落在石头上,水花溅入空中,湍急打旋的水流带着某种强力的必然性,某种向下的拉力,或许甚至有某种更伟大的计划。

我们看了一会儿,然后爬回来站在桥上,瀑布的轰鸣就在眼前,我身后是夏格林瀑布镇不成气候的交通嗡鸣声。“早餐时,你没有问我你的问题。”他说。

“我也没有回答你昨晚提出的问题。”

“不是在测验。”他说。

“我知道。但我猜,在智力上是个挑战。”

他收缩一下脸上引人瞩目的肌肉,没有看我。我的感觉是,他没有注意到这个镇“很上档次”,也不关心,他根本不会被这种东西烦心,就像前一晚在阿尔贝里尼,他似乎没有注意到女招待的胸部一样。或许他只是在美国待得不够久,还读不懂密码,不理解賓士比雪佛兰多了什么,不知道什么样的人会走进美邦银行的办公室大门,什么样的人不会,不会根据一个女人的婚戒、钱包价格、车牌照或保险杠贴纸,或者她选择阅读的报纸来判断这个人。一旦你对这种东西有意识,不管它们向你发出的是积极还是消极的信号,你还怎么能把它们从思维中抹除,不带标签与褒贬地看到世界的原样呢?

“我想做两件事,”我说,声音压过瀑布水花的喧闹,“我想尝试回答你昨晚问我的问题,还想提一个好像与它相关的问题。”

“好,”他说,“行啊。”

“关于一个人为什么做好事而不做坏事,我猜部分原因是,这一定跟想被人喜爱有关,被周围的人肯定。我们都渴望社会的认可,不是吗?所以我认为,我们大多数人都那样行事会让生活容易一些。而且或许还有一种天生的良知在起作用——至少在好人的心里。甚至坏人也有好的时候,或许有某种与生俱来的是非观,敦促他们向善向真、非暴力,至少大多数时候是这样。真奇怪,人性竟然这么宽广——从希特勒到甘地——但我想,某种程度上,你在自然里也能找到那种宽广,在极端天气条件下,在同种动物的大小和外形上。甚至有的狗看起来都比其他狗友善得多。”

“是的,是的。”仁波切说,但他没在看我,也似乎对我说的话不怎么感兴趣。我仔细想过后,才构想出这个我觉得逻辑清晰的回答,但我严密的理论似乎丝毫没有引起他的注意。我就像在背一张化学元素表,或者在描述桥梁的法则。

“我猜我追求的东西,在我昨晚问题里提到的那些,是非常私人的。我有极好的生活,很棒的生活。我努力工作来达到那种成功,吉妮也是,但是,我们依然非常幸运。我的意思是,我们真的什么都有。我们也有自己的问题:吉妮的父母在她年轻的时候就离婚了。她的妈妈是个酒鬼,对她恶言相向,对我也不太好。我得过一种可怕的怪病,持续了六七年——失眠症,整天奇怪地疼,不能吃太多东西。没有医生能查明病因。但和世界上几乎每个人相比,我们都非常、非常幸运了,我们知道,也感激不尽,我们努力当好父母、社区的好公民。或许你认为我对我妹妹不够好,但我们一直邀请她过来,在经济上帮助她。我试图对她的怪习惯和疯癫保持耐心……总之,重点是,在我看来,我们已经按照应有生活的方式生活了,当我听到你的演讲,听起来就像你在质疑它,在说我们必须做到更好。一来,这很冒犯,尤其在宗教领域,至少在这个社会里,它是非常私人的事情。二来,我们为什么要改变似乎已经接近完美的东西呢?”

仁波切沉默。

我也沉默。至少有整整一分钟。我没料到会给出这么长的回答,会问出这么长的问题,还有,随着他的沉默拉长,开始显得他在挑衅我。

“你见过人死吗?”他最后问道。

“我的父母最近死了。一个叔叔,三个阿姨,两个高中的朋友,一个大学的朋友。还有打理我们家草坪(曾打理)的那个人。”

他转头看我:“你看着他们死的?”

“死的那一刻,没有看到。不过我感到同样强烈的失落,尤其是我父母的死。”

“我看过很多人死。”他说。

“在战俘营里?”

他摇摇头。“那里只有两次。在其他地方。我们在欧洲有个静修中心,主要的修行就是照顾那些垂死的人。”

“那我倒不知道。那是很细致的工作。”

“有些人死得平静,有些人没那么平静。为什么会那样?”

“赶巧呗。不同的性格类型,不同程度的疼痛。有些人平静地开车,平静地吃饭,对孩子也心平气和。其他人不是。”

“是的,是的,但这是死亡。这是失去一切——身体、家庭、房子、工作、汽车、食物,所有的愉悦,所有一切。他们怎么能在那个时刻保持平静?”

“在这个社会里,我们不花大量时间来细想这个,”我说,语气故作轻松,“我们是商业民族,一个活跃、勤勉的民族。我们相信生活是为了享受。我们知道自己会死,但细想那种事似乎太消极了,我代表我认识的大多数美国人说这话。”

“啊。那代表你自己呢?”

“一样。”

“啊。”

“你是我认识的唯一一个人,可以用一个‘啊’就让人感觉到被评判。”

他笑了,把手放在我的背上,轻拍了三次。“我的朋友,”他说,“我的好朋友……勤勉是什么意思?”

“忙。努力工作。我们做了很多事。我们努力工作,完成事情。发明机器,创造企业,写书,修路,发送火箭到外太空,等等。你连那个都要怀疑吗?你是说那都是坏事吗?”

“好!”他大声惊叹。“非常好!火箭进入太空!到月亮那么远!超过月亮了,是吧?”

“是,当然。”

他大笑后又轻笑,然后突然停下,说:“然后你就死了!”又咯咯地笑了一会儿。我当时有个想法一闪而过,他其实不太正常。

“对。我想过那个。你死以后,会怎么样?”

“不知道。”他说。

“但你活过很多世了,死过很多次了。你不就是相信那个吗?”

“当然,”他说,“我们活过很多世,对我来说显而易见。”

“那……之后发生什么?”

“不记得了。”他说着,哄然大笑,那笑声和下方喧闹的水花声混在一起。

“现在你在玩游戏了。”

“没玩游戏。告诉我,要是你不知道之后会发生什么,要是你不相信做个好人跟你死后会发生什么有关系的话,你为什么要这么好?”

“我想,让我感觉好的事,我就去做。如果让我感觉不好,我就不去做。”

“正是这样!”他说,就好像我刚解开了霍奇猜想或者什么令人困惑的数学难题,“驱使你度过人生的是追求愉悦,对吧?还有远离痛苦?”

“当然。我常常那么想。不足为奇。”

“但我可以展示给你一种愉悦,让所有其他的愉悦显得过于短暂。就像某个人抽烟,一丁点儿的愉悦,噗噗几下就扔掉了。”

“一切都很短暂。”

“是,是。除了这个。”

“你怎么知道呢?你刚刚才告诉我,你不知道我们死后会发生什么,你怎么敢说呢?”

“因为有人跟我解释过。我的父亲,其他伟大的老师。我相信他们,因为他们的样子,他们生活的方式,尤其是他们死亡的方式。在他们的脸上,在他们的,你们怎么说——本质?——在他们的本质里,他们在某些时候行事的方式,你能感觉到他们知道。”

“所以我应该为了同样的原因相信你?”

“当然是,我的朋友,”他说,“当然。”

那就展示给我看,我几乎脱口而出。给我看那种东西,当其他愉悦都凋谢时,当蜡烛燃尽时,一种可以依靠的愉悦。但我说不出口。首先,哪个受过教育的人会真的相信这种邀约?听起来太像电台脱口秀节目里的广告了——投资黄金,关节炎药膏,一天在家工作几个小时、一个月付你8000美金的工作。其次,我在那时不能向他敞开心扉,不能向任何人那样敞开心扉。我用他的沉默来惩罚他,只是端详我们脚下奔腾的水流,它在狂怒中变得污浊:强劲,坚定,甚至美丽,但在沿着既定河道前行时带上了一大堆的污垢。

但之后我无法保持沉默,无法那样冷酷对他。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没有什么可损失的,或许那就是原因。再过几天,我永远不会再见到他。于是我说:“我想我信仰天堂。”

“我也是,”他说,“我感受过那个天堂,在这里,在死前。和你感受这个流水声一样真实。我可以展示给你看。”

“不用毒品吗?”我说,仁波切听懂了,头往后一仰哈哈大笑,然后用他有力的双臂搂着我,用力地拥抱我,笑得像个孩子,像个疯子,就在夏格林瀑布的桥上,咖啡店的女人望向窗外的我们。我想象她们喝着脱咖啡因的卡布奇诺,优越感十足地假笑,看到什么异乎寻常的事马上心照不宣。我以前就是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