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既震惊，又沮丧，原来仁波切提到的“一点别的小东西”是一堂瑜伽课。如果说在尼泊尔餐厅那奇怪的场景中我感觉想逃，那么现在我就想夺门而出，在跑向我的车与自由的路上撞翻十几头陶瓷牛。唯有对尴尬的恐惧让我没有付诸行动。对尴尬的恐惧，还有一个事实，在我们和瑜伽教练（一个亚洲混血女人，在我看来有点像街道对面图画上的最高女神）闲聊消磨时间时，越来越多的人走进门内。这是个问题，教练安静地说，不是所有人都有空间，垫子不够，地面空间不够。“我就站到后面去好了，”我自告奋勇地说，“别担心我。”

但仁波切大笑。他把一只手搭在我的胳膊上，好像他过去一周以来一直把手搭在我的胳膊上。教练，她的名字不知是凯利、茉莉、卡莉，还是宝拉——我极为难受，所以没听清楚——穿着她的黄色紧身服站在两英尺开外的地方，黑色短发，绿色的眼眸干净得像空气。她似乎以为我在开玩笑。当她意识到并非如此时，她说：“但是，林林先生，你的垫子就在这里，在前排啊。我们特别为你留的位置。”她指向一张垫子，在两个看似身体上只有千分之一盎司脂肪的女人中间。而且这两位还不是大学生的年纪。她们正在放松肌肉（尽管我无法想象，瑜伽课为什么要放松肌肉），两腿分开呈V形坐着，胸口平贴在两膝之间的地上，要不就是把胳膊拿到背后——一只手臂由上往下，一只手臂由下往上，两手交扣，这样那样地摇摆。好可怕。这是个噩梦。我一定是用恳求的表情看着仁波切的，因为他使劲捏捏我的胳膊，告诉我不用担心，我是个好人，是他特别的好朋友。

课程开始时，仁波切和宝拉端坐在垫子前部，我用了一分钟才明白过来，这些天来和我同车的男人，这个矮胖、肌肉发达的家伙，看起来会被错当成芝加哥熊队中后卫教练的人，柔软得像一根全熟的拉面面条。

房间满了。三十个左右匀称的女人穿着紧身服，两三个黑衣服的长发男人，体格就像马戏团里那些在半空中抓住空中女飞人的家伙，他们的后面，现在沿墙站成一排的，以穿便服的大学生居多，恭敬地站着，观看仁波切的每个动作。我穿的是斜纹裤和运动衫，不太符合当天的统一服装。按照指示，我脱掉鞋袜和皮带，把它们搁到房间一旁。我展开那张蓝色垫子。心剧烈地跳着，我还以为某种小梗死能救我一命呢。

可是没有，我没得救。茉莉介绍仁波切是个伟大的圣人和瑜伽士，然后介绍我是他的同伴，“第一个学生”，以及旅伴。我的脸是柿子色的。我能感觉身后有四十几双眼睛，而我呢，带着笨重的中年得意，只适合偶尔一次的两英里步行和双人网球友谊赛，斜纹裤，运动衫，汗水已经把我的头发粘到了脖颈上。我们跪着，坐在脚跟上，以几分钟的静默作为开始，“安心宁神。”如茉莉所说。但我的心神大概像周二下午5点的纽约中央车站一样安宁。冥想完成后，我们唱诵一次“Om”，起立。以一个鞠躬开始，足够简单——连我都能鞠一个像样的躬——然后进入一个叫什么“韦帕体式”的东西，或者类似那个名字，当然，房间里每一个有垫子的人都熟悉这个体式。我东张西望，绝望地暗中侦查。我左边轻盈的生灵正在蹲下来，一条腿在后面伸直，同时把手掌扎在脚的两边，向后弯腰，这样她就在直视天花板了。对她来说毫不费力，就像我把手伸过桌子去够一把用蜂蜜烘烤的腰果一样。

但我尝试了，仁波切在观察我，笑得很开，一个膝盖从袍子里凸出来，他的新项链在自然光里闪闪发亮。还好我没摔倒。我们把手短暂地放在膝上，然后举手朝天，双掌合十，眼睛往上看，这下我摔倒了。我往侧边倒去，撞上了旁边的女人。“对不起。”我挤出一句。我的呼吸很困难。再次尝试。这个，卡莉说，如果我没听错的话，叫“基帕体式”。我们要做腹式吸气。我的胃里全是季茶地、瑜伽茶和甜品。但我尝试了。我们该把手放下来了，谢天谢地。然后把另一条腿也放到后面，保持在高位的俯卧撑姿势——“阿拉索阿瓦纳”，或者类似的名字，也叫“平板”。这个我可以做。但卡莉让我们保持在那里，直到我的手臂都在颤抖，还一直用让人郁闷的平静声音告诉我们，为了让这个姿势达到最大的效果，我们得把上臂的肌肉向外旋，小臂的肌肉向内旋，大腿内侧的肌肉往上提，并且放松喉咙来呼吸。然后我们得慢慢下沉，几乎——几乎，她重申一遍——贴到垫子，但要保持在离地面大概一英寸的距离，维持八个缓慢的呼吸。我颓然倒地，抬头看仁波切。他的身体像一块金属板一样坚挺静止，下巴下方有一到两英寸的空气流通。

很快我们就做了听起来像“西可瓦拉”的体式，需要坐在尾骨上，提起一个膝盖，然后在膝盖上方做扭转，这样眼睛就对着房间后方。我出了很多汗。谁都没有一丁点的声音。“西可瓦拉”慢慢地换到另一边做，同时观察呼吸。再前弯——“阿齐纳拉萨瓦那”。向左“阿齐纳拉萨瓦那”，向右“阿齐纳拉萨瓦那”。到这个时候，我已经对仁波切耍诈羞辱我怒不可遏。就算真是街对面隔间里的画中人也会暴怒的。况且我不是画中人。这是一起张冠李戴的错案！他对我微笑。我笑不出来。我发誓要顶住压力。我得让他看看。我得让卡莉、茉莉还是宝拉看看，也让左边被我撞上的女人，房间后面肩膀打了激素、一头长发的空中飞人，还有靠着墙壁干瞪眼的学生看看。我会撑下去的，不说别的。我调集起我在迪克森高中橄榄球场那段60公斤岁月的每一分意志，在北达科他大学曲棍球二队选拔赛冰场上的每一丝勇气，当时我虽然同样技不如人，但还是勉强被最后一个选上了。“欧格尼帕西内”。“希尔撒拉纳瓦塔纳”。“布塔纳岗马西”。上犬式。下犬式。死犬式。我的手臂在哆嗦，腿也在剧烈地哆嗦，汗已经浸透运动衫，往下流到我的斜纹裤头，我还担心自己当天没有好好洗脚。没完没了地继续，站姿，躺姿，扭转。折磨啊。

终于，好像大部分学年都过去了一样，茉莉要求做一个名叫“摊尸式”还是“死亡式”的东西，在我看来恰如其分。光线渐暗。我们平躺下来，试图放松身体的每一个细胞。第一分钟里，我整个人沐浴在一种胜利的狂怒中。我做到了。跌撞过几次，放弃了几个体式，但挺过来了。仁波切要付出代价。忘了我的功课、我的开明、他的三天还是四天的美国指导课吧。我们要开车全速冲到俾斯麦，我准备第二天就把他丢在迪金森的农场，做我自己的事，然后跟他一了百了。

但之后，当我躺在那里时，狂怒平息下去了。什么原因我不确定，或许只是因为我的身体不再疼痛。或者至少不再剧痛。我相当肯定，我拉伤了左腿的筋，这意味着六个星期不能打网球；还撕裂了背部中间的小肌肉，这意味着得给嵴椎按摩师奉上几百美金。但几分钟的静置之后，我注意到一种美妙的全身平静感笼罩了我。我有几十年没有这么放松过了，恐怕从来没有过。身体的每一条纤维，从脚底板到头皮的每一个细胞，都被活动到了，现在它们都在休息，我的头脑慢慢地加入它们。这不像睡觉，我一点都不昏沉，而是一种明媚的平静降临在我的思绪上。然后，有一小会儿，有几个呼吸，完全没有念头。我没有任何经历跟那种感觉沾边，事实上我一直不相信它可能存在。但有一小段警觉的无思无虑的状态，难以想象的甜美，让人惊诧的甜美。等它过去后，我发现我在想着我的孩子们，好奇他们有没有试过瑜伽，如果没有，何不一试。

然后卡莉叫我们站起来，最后鞠一次躬，对仁波切说声谢谢。垫子叠起来了，后面的人群涌到前面，我的朋友被包围，就好像他是夏季回格雷斯兰庄园的猫王一样。我慢吞吞地去穿鞋，以精疲力竭的状态斜靠在窗台旁。我的运动衫开始晾干。我能感觉到它贴着我的肚皮变硬。

不久，茉莉本人走出人群，朝我走来，不是真的在走路，而是悬浮在地板上空一英寸的位置。她可以给解剖图当模特，肌肉分明，姿态优美。我看着她，那种情感甚至不是两性间的爱慕。超越那个。她不知怎么的超脱了性，高于人类。

“你撑下来还行吗？”她问，相当羞怯，我觉得。

“你在笑话我。”

“很难，不是吗？”

“岂止是难？就像在一台洗衣机里一样。”

“但你现在感觉很好，对吧？”

“不一样的好。”我说，她大笑起来。

“精神上呢？”

“有过一分钟的平静。”

“会坚持吗？”

“我不知道。大概不会。也说不定。我不知道。”

她微微一笑，碰碰我的肩膀，说：“多喝水。”然后滑走了。“你明天会有一点酸痛。”我觉得她离开的时候说了这么一句。

等仁波切四周的人群散去时，大半个小时已经过去。即使在那时，还是茉莉赶他们走的。我不知道他们是在找他要签名、一直拿问题纠缠他，还是怎么回事。谁能看透这些留雷鬼头、背双肩包、穿烂T恤的人呢？这句话，我猜，是他讲的，尽管我听不到他讲话。我靠在那里休息，看着发生的事情，正如我的头脑在性爱、一顿特别好的大餐、一场不错的交响乐，或者任何它想一再接触的乐趣之后的表现一样，它也一直掉头到刚才空白的那几秒。但空白不是形容它的正确词语。静止也不是。八到十秒的空间内，某个东西，某种进程或内在的习惯，被悬停了，在那几秒内，无以言表地，我觉得自己见到或者理解了什么，我一直伸手去找回那种理解，我的头脑却一直绊倒在它的老习惯里，蹦跳弹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