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7

我们这古怪的一对儿——我穿着运动衫和斜纹裤,仁波切穿着袍子——穿过汽车旅馆的停车场,沿着交流道往下走了几百码,来到我在路上见过的一家餐厅,名叫船坞。白天的温热已经消散了几分。我们能感觉到苏必利尔湖在我们右肩远处、水湾北边的冷气团,但看不到。走近船坞,我们看到有一艘老货船绑在那里,似乎是个博物馆,在它的阴影里,是一个迷你高尔夫球场,挤满了爸爸妈妈孩子和外出到渐冷的湖光水汽中约会的小情侣们,他们挥着杆,写着记分卡,高兴地大喊大叫。

“马戏团啊。”仁波切说。

“不是,是高尔夫。迷你高尔夫。主要是给孩子玩的。”

“我看到大人也在玩。”

“是啊,有一些大人,但主要是给孩子玩的。如果你想玩的话,我们可以吃完晚饭试试。”

“现在就试。”他说。

我非常饿。肩酸腿痛。“现在真的很挤啊,”我说,“你看看等候第一个球洞的队伍。”

“我们应该现在就试,”他说,把一只手放在我肩上,凝视着我的眼睛,就好像在刺探在那里发牢骚的小人,200英里路上那个小人一直在幻想他的牛排和芦笋,必须现在就吃!“你怎么说?”

“饭后更好。但如果你想现在玩,那好吧,我们就试一把。”

“一把。”他大大地微笑着说。即便饥饿的声音在内心叫喊控诉,在责骂我,教训我,嘲笑我,对仁波切的游戏不满,即便如此,不喜欢这个人还是不可能。

我们刚付完一点费用(仁波切请客),加入等候开球的队伍,就发现我们紧挨着一对身着休闲夏装的中年夫妇。

“啊哈,我们有可能跟僧人一起玩四人对抗赛了,”我们站到他们后面时,男人对他的妻子评论道。“你们愿意加入我们吗?介意吗?”

“很乐意,”我说,“我是奥托·林林,这是我的朋友,沃利亚仁波切。”

“啊,林林,”男人开起玩笑,“和沃利亚扔波鞋,你们好吗?这是我的另一半,伊芙琳,我是马修·弗里敦。我们和其他无产阶级一样被困在这条队伍里了,很高兴有你们做伴。僧人吧,你们是?藏传佛教吗?”

“仁波切是僧人。我只是开车带他到处走。”

“他在山上的大学里做演讲了,是吧?”马修问。

“据我所知没有。”

马修和妻子转身去看队伍的移动情况。我们离第一个球洞还有两三组的距离。他们慢吞吞地往前挪了将近一码,转过身来。

“我们俩都是教授,”伊芙琳说,“英语,”她指向自己,“和哲学。”指向马修。

仁波切一边微笑,一边对他们点头,这是他的习惯。介绍中断时,他说:“家具(furniture)高尔夫是美国乐子吗?”

“请再说一遍?”

“迷你(miniature),”我说,“迷你高尔夫,不是家具高尔夫。”

“非常有意思,”伊芙琳说,“马修有点太较真了——你看,他把自己两百美金的球杆都带来了——但对我们其他人来说,是个乐子。”

“哎,婚姻啊,”马修反驳她,一边用手搂住妻子的肩膀,讽刺地捏了她一下。他弯下腰去吻她的头顶。“你加入的是什么宗教啊,先生,能问吗?佛教,是吧?伟大的乔达摩的哲学?活很多世把我们带到幸福的虚无,对吧?”

仁波切抬头对他微笑,小小的微笑,好奇的微笑。“差不多,”他说,“差不多对。我是个仁波切。我坐。有时我讲话。你的工作是什么?”

“呃,伊芙琳刚告诉过你,所以这一定是个禅学的问题。如果在大学里工作,你在自己的办公室里绊了一跤,事实上没有人听到你跌倒,那你有没有发出声音?”

伊芙琳听到这话时笑了一下,紧张的傻笑。但这个笑话让我稍有不爽,就仿佛马修不自觉地为自己设定了一个防守的姿态,然后试图用聪明的幽默来掩饰他的防守。我闻到学术战场上的一丝火药味。几年前,作为一个直接了解出版界的人,我被邀请去哥伦比亚大学教一门课,就一门课,一个学期,作为助教。我在那里交了几个朋友,也相当喜欢那些学生。但我也遇到过这样的人,像这个穿夏威夷衬衫、露齿微笑的不自在的家伙一样。在教员休息室里喝咖啡时,你亲切地用一句无伤大雅的“今天不错啊”问候他们。这就好像你刚发了一个高球过网。他们不把球拍回来,而是大力地扣球或者转球,把球割破,说一些类似“好吧,不错,我不知道咯,不是不错,准确地说,说还行更好,或者一般般,马马虎虎。不好不坏其实更加精确,你不那么认为吗?”都是不怎么样的笑话,但笑话里有钉子和大头针,有毒。

“不,我没听懂,”仁波切说,“对不起。对我来说,你语速非常快。”

“我们教书,”伊芙琳告诉他,“这里有一所很大的大学,其实在德卢斯。我教英语,马修教哲学。”

“啊,很好。英语我需要一个老师。哲学,很好。很多关于生活的理念,是吧?”

“几千种。”

“能帮助你生活,是吧?”

队伍又往前挪了一组。弗里敦夫妇离开我们一码远,我们跟上。马修的手在他昂贵的球杆手柄上吱吱摩擦。“是的,”他说,“确实能。我发现沉思所有时代的智慧是绝好的练习,是,我就是这么想的。”

“好,非常好。”仁波切说,他本来伸手要去拍马修的肩膀,但收了回来,就好像他改变了想法,并在袍子下把手臂交叉起来。

“那你呢,”马修问,“你觉得你的所谓佛法在生活中有用吗?如他们所说,它能使你在喝茶的时候单纯地喝茶吗?”

“它对我的迷你高尔夫有用。”

“真的?那你很精通喽?”

“这个精通是什么?”仁波切转向我。

“玩得好,”我说,“有天赋。”

“你是个发烧友吗?”马修继续逼问。我感觉他无法自控。

“宝贝,这些不是他能理解的词,你看得出来的。”

“我以为他能凭直觉知道呢。”马修说。

听到那句话,我忍不住说道:“他说11门语言。”

马修惊讶地把头往后一仰,是真的还是假装的,我看不出来。“真的啊。那就说点什么吧,意大利语,俄语,或者希腊语。还是你那11门语言都是我们没人能懂的?”

仁波切看了他许久,直到四周的沉默变得尴尬,然后他说:“友好是我知道的一种语言。”他友好地说出那个句子,就好像只是在陈述事实。

马修可不那么看。“我不友好了吗?Mea culpa(我的错),他们用拉丁语这么说。原谅我,仁波切。我不是针对你,真的。只是我觉得整个佛教或者说几乎整个佛教哲学都明显很荒谬。如果虚无就是意义,又何苦呢?如果我们必须殚精竭虑、奋力挣扎,在这一世奔着抹杀自我、自身的目标去注视我们的思维过程,好吧,在我看来几乎不值得费心,尽管我怀疑你不会同意。”

我以为仁波切会说,他是苏菲,或者天主教徒。我以为他会问弗里敦夫妇,他们有没有见过任何人临终的一刻,有没有每天静坐两个小时观察头脑的运作,或者有没有试过三年禁语。他却说道:“我觉得佛教不是你很喜欢的东西。”又是一句简单的陈述。

“这不是喜不喜欢的问题,”教授说,接过高球,把它扣杀过网,“这关乎它是一门健全的哲学,还是某种反唯我论的劣品。”“他不会懂这个词的,亲爱的。”

“那就胡说,某种胡说。”马修说。

“可能是胡说。”仁波切把一只手放在马修的胳膊上,就像要安抚他,或者把他扭回来面朝我们。“可能是。我们怎么检验呢?”

“在我们的传统里,”马修说,“几千年来的检验就是我们叫做逻辑的东西。”

“啊。”

“而且,老实说,我从不觉得佛教能过关。无意冒犯,请别见怪。”

“你冒犯不了我的。”

“你不是每一天都能在迷你高尔夫球场上发现一个仁波切,有机会去……而且给他一个机会来捍卫他自己的宗教所依存的理念。”

“不是一个宗教,”仁波切开心地微笑着说,“不是佛教,我不是。”

“呸,纯粹的语义学。”

仁波切迷惑地转向我,我说:“文字游戏。”

马修说:“不完全是。”

谢天谢地,之后轮到我们开始玩了。我提示马修,他示意妻子她应该第一个开球。我年轻的时候也玩过几回迷你高尔夫——在科德角,当时孩子们还小,我们几乎每晚饭后都去玩一局。但我们从没面对过现在这样的挑战:一条狭长的绿色地毯球道,有四个一英尺高的隆起,大概间隔五英尺。球洞在第三个和第四个隆起之间。“这个要人命啊,”伊芙琳开心地说,“我大概应该写下一个六杆,然后捡球走人。”

马修大笑。“不,不,宝贝。算我们家的总杆数。”

“你们玩钱的吗?”我问。

马修扫了我一眼,眼神中有某种难色和恐吓。“是在叫板吗?”

“不,只是问一下。”

“有时玩钱。你想玩吗?”

“不怎么想玩。”

“我玩。”仁波切说。

“想必你还可以一边练习你的11门语言。”

“宝贝!”伊芙琳突然插嘴。“你为什么要对这个人这么刻薄呢?人家对我们做什么了,说到底还是你邀请他加入我们的。”

马修似乎很惊讶,甚至被这句话刺伤了,这倒让我很惊讶。我之后想到,他在一定程度上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对别人的影响,甚至大体上没有意识,不知道自己话里阴暗隐蔽的出处。我能从他瘦削的脸上看到类似在圣母大学修女的容貌中见过的表情,类似与我的旅伴前几次谈话中我内心所感受的情绪。仁波切的存在方式,他的性格,声音或脸庞,带出潜伏在我们这种人心里的恐惧,我们这种满脑子思想的人。这种恐惧一直在安睡,直到他顶着光头、穿着红袍,从容地出现。当它醒来时,我们不得不用虔诚、用博学的言论、用知识分子的优越性尽可能地赶紧把它盖住。

“仁波切和我来场比赛怎么样?”马修提议。被妻子的问题提点过之后,他尝试调适语气,回到不那么咄咄逼人的状态,他成功了一半。“来场决斗吧。我们会像《夜色温柔》里的巴班和麦吉斯科,或者《父与子》里的巴扎罗夫和帕威尔叔叔。我引用的书目合乎规矩吗,伊芙琳?”

“他不会理解那些出处的,甜心。”

马修似乎没听到。他把间距稍宽的蓝眼睛聚焦在仁波切的脸上。“你怎么说,先生?一场决斗。西方理性主义对阵东方的神神叨叨,在迷你高尔夫球场的超自然场地上决一胜负。赢家可以问输家一则公案,那很公平,不是吗?输家得等到公案的回答让赢家满意为止,才能吃晚饭。”

“我们玩友谊赛就好。”我说。

仁波切的宽脸变得难以琢磨。我试图引起他的注意,给他发个暗号:不要啊!万一你输了……我们必须吃……所以不要啊!“好,”他过了片刻说,“好,可以。”

“啊哈,真棒。去吧,亲爱的,让我们看看是怎么玩的。”

伊芙琳站好位,笨拙地朝亮黄色的球挥杆,把它推向了第一座小丘的半山。它滚回她的脚边。

“宝贝,给我好好打。”

她强作欢颜,再次挥杆击球,这次力气更大,球朝一旁飞去,从板子上弹开,勉强过了第一座丘。“现在该我了,”马修说,“我要让这位大仙有幸见识到我的球直飞进洞。”他弯腰探球,模仿起我有时在周日下午的电视上看过几分钟的真正高尔夫球手。他把球杆握了又握,研究击球路线,再一次重新站位,终于击出了球。球翻过第一座、第二座,稍快地翻过第三座小丘,最后飞过了第四座小丘,离球洞远得很。

我站起来,挥出差不多的一杆。我的绿球落在不超过马修的棕球一英寸的地方。

轮到仁波切了。他把球摆在地毯上,俯身在上方的样子让我想起他在保龄球道上的移动姿态。他好像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只是在试图模仿他见到的样子。我担心我们会再次面临对峙,仁波切的球疯狂地飞到右边,砸到在度假的一家人,仁波切去追球,更多道歉,比赛拖了又拖,而马修轻松获胜,大肆吹嘘,连珠炮似的喷出讥讽之词,像个手握榴弹发射器的悲伤小丑。这件事以灾难告终:仁波切没能答出教授的公案,我本人不能吃饭。

仁波切用粉色球来玩,当然,那是他最爱的颜色。他迅速地小挥一杆,球平稳地攀过第一个小丘,又攀过第二个,同时失速,刚好到达第三座丘顶,然后直线下落,正好进洞。我大呼一声。隔壁球洞的一个爸爸一直在观战,他小声地喝彩。连伊芙琳都高举双臂一秒。

“啊,是好球吗?”仁波切询问。

伊芙琳和我努力完成三杆进洞,而马修,他挥动着看似确实昂贵的推杆,把他的球来回击过小丘,随着挫败感的剧增,打得越来越差,他试图一笑而过,仿佛这对他毫无影响,不存在赌注,不涉及自我,无关乎心态。他打了七杆。

从那以后,游戏异常缓慢地拖延下去。我们打完一个洞,等着,打完一个洞,再等,弗里敦夫妇和我们之间形成了可怕的紧张感。仁波切要不就是以前玩过高尔夫球,要不就是在这个游戏上天赋异禀,或者我个人还有个理论,就是他在运用某种瑜伽魔法,因为他连续两次一杆进洞。马修在半场标志时已经落后九杆,还剩四个洞时落后七杆。到那个时候,伊芙琳已经采取一种中立的沉默。马修打出一个一杆进洞,终于,在最后一个洞时,为自己赢得了下次的一场免费局,而仁波切打出了笨拙的四杆。不过,还是斯科沃罗季诺的专业选手赢了赌局。

“那么,”马修说,我们退还借来的推杆时,他正在把他的球杆塞进某种保护筒里,“恭喜圣人啦。现在我该自食苦果了。”

“你是输得起的人,宝贝。”伊芙琳说。

“我准备好宣布正确答案或者开始禁食了。”马修说。

仁波切正在端详那张瘦削的脸,就好像它是一幅画。“你想要提问题?”他问。

“是的,一则公案。”

“但在我的传承里,我们不用公案。”

“那就编个东西出来。你肯定能考验我的。”

仁波切在点头。“是的,”他说,“我能。但如果你答不上来,也可以吃饭。这可能会花上你一点时间。我不想让你不吃饭。不吃饭在我们的传统里很不健康。”他看着我,一只眼睛闪了一下。或许能被当成使了个眼色。“我有个小问题,”他说,同时转身面向马修。“就是,”他把右手从袍子的布面里抽出来,举起,把拇指和中指抵在一起比成一个圆。他比了一会儿,然后打开手。“如果我想比一个圆,而我的手不干,是怎么回事?”

“我没听懂。”

“你看,我的手现在是打开的,是吧?”

“是。”

“但我对我的手想着:比一个圆。但它没有照做。是怎么回事?”

马修皱眉。“明摆着的嘛。另一部分的你越俎代庖了。你在想,比一个圆,但另一部分的你,就叫它意志吧,不准备附和命令。”

“太棒了,”仁波切说。他伸出手去,热情地和教授握手,“你可以吃饭了。你和妻子今晚可以吃饭。如果你们愿意的话,跟我们一起吃吧。仁波切买单。就在这里的这间餐厅。现在就去,我们很饿了。你们来吗?”

伊芙琳微笑着刚要开始点头,马修打断了她。“不可能了,我很遗憾。另有计划,你们懂的。但真的很愉快。对不起,我有点求胜心切。运动就会带出我的那一面。抱歉。”

“没什么,”仁波切说,恭敬地鞠躬,微笑,友好地握了一下马修的小臂,“没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