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彼得堡，一九三七年

罗曼

沃斯卡

葛莉娜

科里亚

鲁斯兰

娜迪亚

艾列克赛

薇拉

莉迪亚

塞尔盖

弗拉基米尔

-1937-1990-1999-2000-2001-2003-2010-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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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向来以画家自居，其次才是个审查员。

两年前，当我拖着沉重的步伐走向一处共居住宅区，我必须提醒自己谨记这一点。我爬上我那寡妇弟媳和她四岁儿子居住的三楼公寓，她开门，眉头一皱，稍感讶异。她没想到我会来访。我们从未见过面。

“我是罗曼·奥西波维奇·马尔金。”我说。“你先生沃斯卡的哥哥。”

她点点头，一只手摸摸身上那件灰裙的破旧褶边，站在一旁让我进门。就算我提到沃斯卡、令她感到震慑，她依然不动声色，隐藏得相当好。她穿了一件镶了红棕色纽扣的金黄色衬衫，发梳在她潮湿的黑发留下一道道沟痕，看起来好像有人用炭笔画上。

一个男孩懒懒地窝在凹陷的椅垫上。我猜他八成是我的侄子。为了他着想，我还真希望他长得像他妈妈。

“我不知道我弟弟跟你说了些什么。”我先说，“但是我在‘宣传动员局’上班。你了解这份工作吗？”

“不了解。”男孩说。这个可怜的孩子遗传了他爸爸的额头，凸耸的前额好像一顶帽子，遮盖了未来的相貌。

我跟他妈妈说：“你先生真的没提过我？”

“他的确提过他在家乡有个呆头呆脑的哥哥。”她说，语调变得稍微愉快。“他没提到你头发愈来愈少。”

“其实不像看起来那么糟。”我说。

“你不妨直说你为什么上门。”

“我每天看到那些破坏分子的照片，过去十年之间，每天数目有限，最近几个月，数目却逐渐增加。我以前每个月只收到一份薄薄的档案，现在每天早上都收到一大沓，再过不久恐怕会收到一整盒，甚至好几盒。”

“你想必不是来此描述你办公室状况的吧？”

“我来这最后一次帮我弟弟效劳。”

“效什么劳？”她问。

我胸口一紧，双手插进口袋。我觉得自己的手好大，几乎插不进口袋。我直说，但是话一出口，感觉真的非常糟糕。“我要确定他的霉运不会变成我们家族的特征。”

她依照我的要求，把她手边每一张沃斯卡的照片全都收在一起。总共九张：一张结婚照；一张在乡间度假；一张是他们搬到市区那天、两人头一次身为圣彼得堡的市民；一张是沃斯卡小时候……她在长沙发椅上坐下，然后依次把照片拿给男孩看，最后带着照片走进卧房。

她把照片排列在桌上，她的卧房空荡荡的，几乎只看到地板，床铺依然大到足以容纳三人，毯子整整齐齐的拉好，盖住几个软趴趴的枕头。如今她肯定只跟她儿子一起睡。

我把一个一卢布的铜板推过桌面，镰刀和铁锤的那一面朝上。

“我要铜板做什么？”

我朝着照片点点头，“你知道怎么办。”

她摇摇头，猛然挥动手臂，一团微小的尘埃顿时飘向空中，画出一道圆弧，铜板也被她甩到地上。

她可能依然爱着我弟弟吗？想来难以置信。他已因宗教激进主义受到公正的司法裁决，也已接受应得的惩处，只有一个散布“天堂之门等着为我们敞开”、借由这套呓语毒化他人思想的疯子，才会接受这种惩处。天堂只可能存在于世间，说不定只靠我们筹建。人们不该欣羡这名女子盲目地深爱一个不值得她深爱的男人。绝对不可。

她的手掌压住照片，手肘大张，守护一张张照片，好像一个饿得要命的人直觉地紧紧守护仅存的少许食粮。我这么说或许真切，毕竟肠胃不是人体唯一有所渴求的器官。

“你走吧。”她说，声音之中带着嘶哑。她低头瞪视双手的手背。“不要打扰我们。”

我大可转身走出去，关上大门，将这事置之身后。但是某种思绪让我的脚后跟紧紧固着在地板上。即使家庭观念已经像是马匹和马车一样急急消失于历史之中，没有妻小的我，依然想要有个跟我留着相同血液的人，活着见证那个我们众志成城、创建出的天堂。我希望那个坐在长沙发椅上的小家伙长大成人，成为缔造美好社会的活跃分子，快快乐乐地老去，挺着圆滚滚的肚子回顾一生。我希望他了解他爸爸的死造就了周遭这个公正的社会，这样一来，他就会感念多年之前一个寒冷的冬天早晨，他那位仅有一面之缘的伯伯为他上了一课。

这么想真是愚蠢。我清楚得很。

我抓住她的手腕，把铜板塞进她的手指之间。

“我不是过来伤害你的。”我告诉她。“而是为了保护你、让你不要受到伤害。你先生跟人民做对。如果警察上门搜索，发现这些照片，你觉得结果会是如何？我必须描述细节吗？”

不管先前何种情绪赤裸裸地横陈桌上，她已将之藏纳心中。我放手之时，她依然紧握铜板。那枚铜板可以用来购买一个鲜肉饼、一本素描簿、一条糖果、一块肥皂；你若将它塞入另一人的掌心，它可以为枯燥的一天带来些许欢乐，但是铜板无法选择自己的命运。

“你为什么不自己动手？你是个画家。这是你的工作。”

我看看我的手表。“我再过一小时才上班。”

当我听到铜板慢慢刮擦相纸，我把头转开。男孩依然静静坐在客厅里，低头凝视深印在手掌上的细细纹线。

他长得真像他爸爸，这着实诡异。一个尚未发育成熟的鼻子；一头乱七八糟的黑发，每一根都朝着四面八方乱翘；嘴唇噘起，像颗纽扣一样微小。沃斯卡在他这个年纪时，我大概八岁。夏天的时候，我们白天游荡于森林和田野之中，晚上待在各自的房里，轻轻敲打我们之间的墙壁，扣打密码。我叫他静坐在春夏秋冬的不同光影中，让我素描他的形貌，用炭笔将他的神情保存在画纸上。若非沃斯卡，我绝对不可能成为一个画家。我以他的脸孔练习画画。

“你会讲话吗？”我问。

他点点头。

“嗯，你还真是含蓄。跟我说你叫作什么。”

“弗拉基米尔。”

我拍拍他的肩膀，他略为畏缩，被突如其来的亲昵之举吓了一跳。他跟列宁一样都叫作“弗拉基米尔”，不失为一个吉兆。

“我要看看你能不能帮我做一件事。”我说。“你愿意试一试吗？”

他点点头。

“直直盯着我。”我下达指令，然后在他耳朵旁边挥挥手指。“我举起几只指头？”

他举起四只手指。

“很好。你的眼力相当锐利。将来说不定可以当个神枪手或是警卫。我要跟你说一个沙皇和油画的故事，你听过吗？”

卧室里铜板刮擦的声响也许是微风轻拂着树梢；长沙发椅旁的我们也许远离此地，置身田野的一栋小屋旁，艳阳垂挂在我们头顶，日光灼灼。

“不，我想你没听过。”我说。“故事一开始，一个年轻人推翻了一位邪恶的沙皇，登基成为新任沙皇，他答应他的子民，如果听命于他，每个人的问题都会迎刃而解。‘这个新王国会是什么模样？’他的子民问。沙皇想了想，然后委任他的宫廷画匠们绘制一幅油画，呈现出新王国的风貌。

“油画起先只是几步宽，然后是几十步，然后是几百步。不久之后，油画已经宽达数十英里。哎呀，这幅油画真是巨大，对不对？为了成功绘制，画材当然不可或缺。沙皇子民们原本用来裁制衣衫的亚麻布被征收作为画布，建造房屋的木材被征收作为画框。

“当子民们感到寒冷，沙皇叫他们看看油画，凝视他们很快就可以穿上的美丽大衣和貂皮。当子民们露宿户外，沙皇叫他们看看油画，凝视他们很快就可以迁入的华屋。

“子民们听命于沙皇。他们知道如果他们移开视线、看看周遭的状况，或是睁开眼睛、瞧瞧真实的世界，沙皇就会让他们如同烟雾般消失无踪。不久之后，沙皇每一个子民都冻僵在原地，动也不动，就像他们在油画中的映像。”

男孩皱眉，一脸无聊地瞪视。他肯定已经习惯聆听精彩的故事。审查员比较注意那些帮大人撰写的文学，而不太在乎童书，因此，我们最优秀的作家自然全都涌向童书创作。

“我现在举起几只指头？”我问。

他举起三只指头。

我把我的手移到他的视线边缘。“现在几只？”

他举起一只指头。

“现在呢？”

他打算转头，但我喝止。“你直视前方。油画里的人们不可以转头看看谁在他们身后，你也不可以。”

“我看不到几只指头。”他说。“你的手移到太后面了。”

“没错。”我说。“那里就是你爸爸所在之处。他被画入背景之中，隐身在你脑袋瓜后面一个你看不到的地方。他在那里。但你永远不能回头一看。”

铜板的刮擦声早已停歇。当我抬头一望，男孩的妈妈已经站在卧室门口。我跟着她走进卧室，照片整整齐齐地排列在桌上，每一张照片都有一个人的脸孔被狠狠刮除，下手之重，木桌的纹路甚至明显印蚀在空洞之处。我看在眼里，心头一阵刺痛，不禁闭上双眼。

“你最好每年帮你儿子照张相片。”我建议。“如果你被捕，谁知道他会被送到哪一所国营孤儿院。你手边若是有张近照，找到他的概率比较高。”

我已走到门口，但她抓住我的手腕，强迫我转身。

“你还不能走。”她说。“你对我先生的亏欠不止于此。”

“我只能做到这么多。”

她的手贴上我的颈背。男孩静静坐在客厅另一头，睁着漆黑、呆滞的眼睛观望。当他看着我，他看到了什么？在你自己的故事中，你始终是个英雄，即使在别人的版本中，你成了一个恶徒。他妈妈的胸紧贴着我的臂膀。

“你是他的哥哥。”她仍不放弃。“拜托你出点力。帮我们搬到其他地方。”

“我修正图像，如此而已。”

“我们还能做些什么？你跟我说啊。小孩一旦被送进孤儿院，我们将永远找不到人。”

她的眼睛布满血丝，双手捧着我的脸颊，中指轻触我的耳垂。她的鼻息飘向我的眼前，炙热而凝重，感觉相当陌生。我想不起来最近何时有人对着我呼气，也不记得最近何时有人这么需要我。

“你已经证明了你的忠贞。”我轻声说。“这就够了。根据我的经验，这就行得通了。”

她望向男孩，然后牵起我的手。她带着我走过他身旁，朝向卧室前进，走向那张依然大到容纳得下两人的床铺。我只想夺门而出，再也不必见到他们母子。她情愿牺牲自己，把她亡夫的哥哥带进卧室，她先生始终不明白，但她了解我们之所以驻足于世间，并非出自上帝的恩慈或是地心引力，而是因为“批准”，基于她的了解，小男孩说不定如我所愿，果真快快乐乐地老去，成为一个胖嘟嘟、笑嘻嘻的老人家，想到这些，我不禁感到宽慰，但我依然想要转身离去。

我甩甩手，摆脱她的掌握。她转身，一脸不确定。我靠向她，这样一来，小男孩就无法偷听。

“你借由背叛证明你的忠贞。”话语从我口中送到她的耳中，我俩的距离顶多是一只短小的指头。“你告发某一个近亲好友。我知道这招行得通。”

那已是两年前的事。一个月前，局里征用了我的小办公室。我那个脑袋空空的上司，至少还有一丝刻薄的幽默感：他指派我在地底下继续执行我们非做不可的“地下任务”，而且是数百米的地底下。

我挥别天空，遁入地下。我身处一个个阴暗的电灯泡之间，想象自己在光影之中愈缩愈小，变成了卡拉瓦乔画中的人物。不管我多早来到办公室，工人们始终已经开始铺设铁轨，强化隧道的水泥墙，而且从来不曾抬起戒慎的双眼，迎上我的目光。我步入漫天木屑，在另一头的门口脱身露脸，门后即是未来的站长办公室。

我的助理麦克辛比我更早到。工作桌上已经备有喷笔、压缩空气罐、颜料、密封的指令、成叠尚未修正的照片。

我们那个档案柜端立在角落，里面摆着斯大林十年到二十年前的照片。如果办得到，我们必须把这位政治元老青春活力的一面，展现在人民面前。这项差事进行得愈久，我们愈得把时间往回拉，以便寻求没有用过的照片。某些刊物的读者们说不定会担心他看起来愈来愈年轻；到了七十岁生日之时，他将貌似一个脸颊瘦长的青少年。

“你迟到了。”麦克辛说。说到脸颊瘦长的青少年，眼前就冒出一个。宣传动员局指派他担任我助理的那一天，他跟我行礼致敬，从此之后再也不来这一套。他经常致函称颂领导，并暗自希望警察拦截、阅读、记录这些他表达忠贞的信函。他从不掩饰他想要坐上我位子的意图。

“我年纪大了，麦克辛。”我说。

小混蛋麦克辛点头表示同意。

到了午餐时间，我们已经用喷笔修改了三张脸孔，脸孔出现在一张一九三〇年外贸委员会的老照片上，照片修改了好多次，看起来甚至比较像是一幅画，而不像照片。或许我应该说“我”修改了三张脸孔；麦克辛只是站在一旁抽烟，不时露出刻薄虚假的笑容。拿着喷笔、专注于照片上的脸孔时，我偶尔抬头一瞥，赫然发现麦克辛专注于我的脸孔。这个浑小子甚至不知道如何擦掉铅笔的炭印。

我们各自进餐。麦克辛待在水银灯大放光明的办公室，我在隧道里闲晃。我已经在这些隧道里漫步了好多个钟头，却依然看不到尽头。有朝一日，一列列火车将载着我们的人民穿越这个地下世界，民众将满怀谢意，我们以他们的名义在此进行的种种工作也将得到肯定。

下午我们专注于一幅伊萨克·布罗德斯基的油画，画中的列宁抵达市区的芬兰火车站，但当年我们的城市称为“圣彼得堡”。

“麦克辛，你注意到这幅画的透视效果吗？”我问。“没影线全都集中在画中人物张开的嘴巴，借此把注意力的焦点拉到他的演说，你看得出来吗？这种技法远溯自文艺复兴时代的大师。你不妨想想达·芬奇的《最后的晚餐》。”

杰出的画作非常罕见。

麦克辛眉头一皱，指指躲在列宁身后的托洛茨基，这人非得删除不可，因为他当时绝对不在场。

“得了吧。”他语带轻蔑地说，跟往常一样蔑视形式主义。“光是修正这幅油画就得花好多时间，你不必再跟我解释整套西洋艺术史。反正绘画艺术原本就应该随着达·芬奇画下句点，趁着登峰造极之时收场。”

说来遗憾，我恐怕是最后一批革命之前就读于“皇家艺术学院”的画家。这些跟麦克辛一样俗气的后辈新人，自小在学校里沾着稀薄的灰泥，还没学会画画就懂得审查。他们从来没有机会学习那些他们正在摧毁的艺术，也不懂得鉴赏他们手下的艺术品。

一九三六年十月，我有机会修正我自己的一幅画，那是我十年前的作品，完成于一九二七年，描绘十月革命。在一场无产主义阶级的起义行动中，我误将两个人画入抗争的人群之中，这两人当时并不在场。我还注意到其他错误，比方说一株稍微歪斜、技法不佳的白杨树，或是单调呆板、空空荡荡的夜空，虽未接获指示，我依然自行动手修正。一个下午就做得完的工作，我花了两星期完成。一个人难得有机会重新来过。

麦克辛把另一张照片放到桌上。

照片中一位芭蕾舞伶浮悬于马林斯基芭蕾舞团的舞台上，她的左手高举，迎向一盏隐匿聚光灯发出的光影，漆黑的秀发上戴着一顶羽毛头饰，一个若隐若现的男子伸出双手，粗壮的手指紧紧圈住她的纤腰，可能是托举她、抛掷她、抱起她，或是接住她。摄影师自后台取景，前五排的观众清晰可见。

“这人是谁？”

麦克辛耸耸肩。她是谁完全不重要。上面把她的照片交给我们，这就足以证明她已不再是个芭蕾舞伶。

但在这张照片中，她依然身穿芭蕾舞短裙和舞袜，剧院座无虚席，在她的更衣室中，玫瑰花插放在清水里，香槟冰镇在冰块中。她依然拥有她的事业、一栋家宅、一张文凭、一纸出生证明。

我知道我应该为我的喷笔上色，凑近她圆润的脸颊，但她看起来好像我的弟媳——荒谬至极。我晓得，我若毁损她的面貌，似乎对她本人、这张相纸、喷笔中的油墨、任何一只将会拿起照片的手、任何一双将会看见照片的眼睛，加诸残酷不仁的伤害。

我发誓我从来没有兴起这种念头。我静候心中的激荡慢慢平息。麦克辛已经注意到我的神情，他问我是不是不舒服。

“头昏。”我跟他说，“头重脚轻。”

“你应该好好吃你的午餐，而不是在隧道里晃来晃去。”他说，然后建议我们将芭蕾舞伶留待明天修正。

等到我爬上木阶、回到路面之时，太阳已经像是一枚铜板，缓缓垂落在地平线。时值十月底，冬天的脚步已近。再过不久，暗夜将会包覆大地，整个圣彼得堡将变成一个我走过的隧道。

一座座色彩柔和的宫殿林立于涅瓦河岸，宫殿出自意大利建筑师拉斯提里，或是后代仿效者之手，我已经忘了哪一栋是真品、哪一栋是赝品。拉斯提里一七七一年在此地与世长辞，你可以看到后代增建的车道、车库、天线、装了铁条的窗口和锻铁大门。这些增添的建筑物是否破坏了拉斯提里设计的初衷？或者说，身为受聘于皇室的艺匠，他是否意识到一个人的艺术创作就像政治观点、道德感和信念，全都受制于社会的影响？

一张海报宣扬：女人，别受骗上当，参与体育活动！另一张海报上有个眼睛蒙上布条、步步走下悬岩的男人：目不识丁之人，就像是相信自己所见的瞎眼男子。

一走进公寓，我的眼镜随之模糊。我摸寻壁炉的余温。八十多年前，一位波兰籍侨民在这条街上发明了电暖炉；直至今日，我却依然等着获取我的那一座。五年前受到提拔时，一群人数足以组成一支足球队的喽啰横扫我的公寓，没收每一张包含了我的脸孔的照片。这是预防措施，他们解释。

除了一幅领袖肖像之外，我的墙上一片空白。肖像加上晕光效果，致使脸孔似乎飘荡在柔和的光影中，好像一幅陈旧画像里的圣徒。如果天堂只可能存在于世间，那么天主也只可能是个凡人。

我把肖像翻过来，肖像背面，我已画上一只宛似法国画家亨利·卢梭笔下的丛林狸猫，金黄的斑点一闪一闪，躲在青绿的树叶之间窥视。我轻叹一声，心中慢慢升起一股归属感。这下我才感到自在。

在我这个时代，我的职业等于是一个拙劣画家的次选酬赏。我在“皇家艺术学院”读了一年书，在学校里，我帮水果盘和花瓶素描，尽量把每一件小小的静物画得跟照片一样真切。接下来进阶到肖像画，我终于在这项最完美的绘画艺术之中找到适合自己的志业。肖像画家必须以一笔一画称颂人类的错综与繁复。在其他数百万人眼中，肖像模特儿的眼睛、鼻子、嘴巴，看来可能眼熟，但模特儿的五官，就像画家心中不可或缺的苦楚与喜乐，在他眼中依然独特。艺术起始于这种称颂的心情，或许恩慈和同情也是。如果歹徒在犯法之前手绘受害者的脸孔、法官在判刑之前手绘罪犯的容貌，那么刽子手就没有机会手绘任何一张脸孔。

“艺术让我们不会因真实而亡故。”我把这句尼采说的话贴在工作桌上。但我从学生时代就已知晓，我们可能轻易因艺术而亡故，就像我们也可能死于其他形式。当然有一小群货真价实的梦想家将尼采所言奉为谕旨，而非对于现实的讽刺。但是这会儿，他们要么一命呜呼，要么锒铛入狱，他们的作品甚至比我的画作更不可能装点皇殿的高墙。革命之后，教堂遭到洗劫，无价的艺术品被卖到国外，换取工业机械；我起先不情不愿地参与，一边梦想着绘制人物肖像，一边动手破坏圣像，即使是那个时候，我也已一手画出、一手抹去人们的脸孔。

上级单位很快就找上我，交付我一份差事：去图书馆审查图片。那些成不了大事的人，就去教书。那些不会教书的人，就去审查其他人的成就。相比之下，我的下场可能更糟；我听说希特勒也是一个不成材的画家。

审查工作当然大多由出版单位执行。东删一笔，西删一笔，缩减一些篇幅，即可删除许多不良的内容。这种做法显然有所局限，所以就有了我这种工作的必要。有段期间，我接连四个月，天天拿着喷笔修图，除此之外什么都没做，日子过得毫无指望。

刚到局里服务时，上级没有把敏感的工作托付给我。刚上班的头一年，我参照“图书馆禁止一览表”，依据不断添增的最新版本，彻底检阅图书馆的书架。没错，这应该是图书馆员的工作，你不能信任读了那么多书的人。

我在书籍、旧报纸、宣传册子里找到违反规定的部分，他们出现在画作或是散落的照片之中，有些人坐着，有些人站在群众之中。大多图像撕去即可，但是有些经过审查的图像必须加以保留，以示警惕。因此，以墨汁涂去成为解决之道。墨水瓶微微倾斜，滴管轻捏几下，一团亮晶晶的黑色墨水就掩盖了那张脸孔。

我只有一次见识到自己的工作多么具有威力。我经常造访国立图书馆的阅览室，用心研究馆中收藏的前革命时期画作，有一天，我看到一位穿了厚呢短大衣的年轻人翻阅一叠装订成册的杂志。他匆匆掠过前半册，翻到一九二六年八月号，盯着一群军校生的肖像。军校生一脸严肃，排成三列，总共九十三人，其中六十二人的脸孔已被我在两年之内一个个涂去。

我依然不知道他搜寻六十二人之中的哪一位，说不定他是那三十一位脸孔未被涂上墨水的军校生之一。他肩膀一垮，一只手紧紧抓住桌缘，稳住身子，褐色的大眼睛流露出某种哀戚的眼神，倒抽一口气，握拳抑制自己的哭声。

仅凭几滴墨水，我已在他心中激起如此强烈的激荡，相形之下，我最温馨感人的肖像画绝对万万不及。画家必须率先成为榔头，艺术品才可能成为敲破我们心中那道石墙的凿刀。

“我们别再浪费时间。”麦克辛说。“今天就得修正芭蕾舞伶。”

“你太操之过急，麦克辛。个人野心可不是什么好事情。”

他嘟囔一声。他这个笨蛋说不定提供了最佳范例，证明人类的老祖宗确实是猿猴。

我们拿到照片已经过了好几天，我原本希望这张芭蕾舞伶的照片会被忽略，消失在不断涌入的图像之中。接待室已经变成堆满纸箱的迷阵，而且箱子每天愈堆愈高。最好置之不理，让照片自然而然销声匿迹。

麦克辛把照片搁在桌上，准备开始工作。我的弟媳不是芭蕾舞伶。这位舞者不是她。我对舞者毫无亏欠。她是一个无关紧要的人物，她甚至不在那里。我已多次用喷笔销毁许多人的面孔，我透过他们的每一个姿态、每一副神情认识他，他们变得跟亲人一样熟悉，而我从不懊悔销毁了他，但一想到销毁这个陌生女子，某种情绪却在我心中溃泄，盈满空洞而悲伤的心房。

喂，老兄，回过神来。

“我可以借用你的打火机吗？”麦克辛边说、边举起一根香烟。我把打火机递给他，他点烟，眼睛依然紧盯着我。

他帮喷笔上底色，我注满一个灰阶色系的颜料搅拌罐。他一边吞云吐雾，一边观察学习，偶尔发出惊叹，在他的注视下，我用喷笔修改舞台，让舞台盖过芭蕾舞伶的双腿，我还修改观众的脸孔，让一张张脸孔盖过她的修长的躯体。我已判定她坠入她舞伴的怀抱之中，她从观众席移开视线，望向架设在舞台后头的相机，透过敞开的镜头，凝视着我这个最后一位观众涂去她的双眼。

你必须具备非常高超的技巧和极度敏锐的视觉，才有办法让人物消失于背景之中。我拿起放大镜和尖细的画笔，从她舞伴张开的手指之间，涂去她的纤腰。我用喷笔修改她的手臂，直到只见她的左手臂印蚀于聚光灯中，好像一只飘浮在风中、与一名寂寞男子共舞的手套。我把那只手臂留在原处，继续修图。

舞者的右腿遮掩了前排一位青少年的脸孔，在那个朦胧不清之处，我偷偷画上我弟弟沃斯卡的肖像，肖像只有一张邮票大小，画中的他也是个青少年。这种创意时刻，带给我无上的快感。过去两年来，我已把他嵌入数百张照片和画作之中。年轻的沃斯卡。年老的沃斯卡。人群之中聆听演讲的沃斯卡。在田野和工厂里努力工作的沃斯卡。他挂在法庭、部会、学校、监狱、甚至警察总部的墙上，你若仔细凝视，你会看到沃斯卡怒视叶夫盖尼·塔科夫，也就是那个害他失踪的警察头目。

我担心我会被逮到吗？拜托喔，我的上级只关注我涂去哪些人，根本不会注意到我加进哪些人。

舞者的左手依然悬置在空中。我之所以这么做，倒不是刻意的决定，而是出于心中的感觉。我放下喷笔，就像一个人吃撑了觉得恶心，说不定就放下叉子。我打算把舞者的手留在原处，那只手本来就该在那里——一只挥舞求救、挥舞道别的手，一只不为任何人喝彩、不为任何人叫好的手，一只当我脑海之中响起求救的声音、说不定曾经稳稳扶住我头颅的手。

我悄悄把修正过的照片塞进其他六张照片之中。我用一块油布清理喷笔时，麦克辛翻阅这沓照片。他嘟囔一声。他注意到了吗？

“麦克辛同志，没问题吧？”我问，遏制不住颤动的声调。

他亲切地笑笑。鼻孔缓缓喷出一簇簇烟雾。

“我只是在欣赏你的工作成果。”他说。“人们很容易忽略我们这一行的美感，对不对？”

我们花了整个下午逐一修正最近收到的这箱图片。当麦克辛拖着沉重的步伐走向接待室，我偷偷抽出芭蕾舞者的照片。此举毫不理智，简直出自疯子的直觉，但是如果有人注意到她那只悬置在空中的手呢？我会不会因为我的粗心受到处罚？

我还来不及修正照片，或是把它放回去，麦克辛就走回办公室。我把照片藏放在膝上。“同志，你还好吗？”他问。“你看起来好像在发烧。”

我用衬衫衣袖抹了一下额头，“说不定是因为我在地底待得太久。”

麦克辛点点头，提议今天早点下班。我感激地点点头。我不晓得还能怎么办，所以我把照片折起来，塞进外套口袋。我走入隧道，往前走了十几步，他忽然叫住我。“我想你忘了某样东西。”

麦克辛刚才怀疑我在发烧，忽然之间，我感觉确实全身滚烫。我没有理由把照片带出办公室。此举势必引发猜疑，让人难逃一死。我紧握门框。

“没错，好像是的。”我勉强开口。

麦克辛打量我。他知情！他知情！

“你愈来愈健忘啰。”他说，然后举起我的银质打火机。

革命将至之前的几年，我弟弟和我都还小，身为那个时代的孩童，我们经常假装自己是保皇党和革命分子，还不到晚餐时间就已互换六七次身份。夜晚时分，我们轻叩分隔两人卧房的墙壁，交换十二月党人发明的囚犯代码。字母被置入一个五排横栏和六排纵栏的矩阵中，叩打横向栏位和纵向栏位的坐标，即可找出对应的字母。我们在墙上以声音书写，其间的隔阂，就如同阻隔于发信人和收信人之间的字母。

等到我们的岁数大到足以误认自己是个大人，我已经转而效忠革命，沃斯卡在东正教教堂中寻得慰藉，我们崇拜各自信奉的先贤烈士。有天傍晚，我的战友们挥拳重殴沃斯卡，几乎让他也成了殉道的烈士。当他走进我们奶奶的厨房，他的左眼肿得张不开，鼻子歪得可怕。我紧紧抓住他的双手。只有他的指关节没被打得瘀青。

“当他们追打你，你非得逃开不可！”我跟他说。

“不，我必须待下！”他说，眼光灼灼，怒视着我。

“那么你最起码尽量还手，跟他们打一架。这样太丢脸了。”

他往前一倾，以他鼻青脸肿的脸庞为证，回了我一句：“你觉得这样会让我丢脸？”

那是我们最后一次交谈。其后多年，我坚信我对他的生活一无所悉，绝对不可能背叛他。

一九三一年八月，有人知会我，沃斯卡·奥西波维奇·马尔金将在两星期之内因宗教激进主义被捕。他们告诉我，我弟弟已经结婚，太太怀了身孕。他们把他的地址交给我。这是个测探。绝对错不了。革命之后，各个行政区之间严重失联，如果我规劝沃斯卡、如果他逃往圣彼得堡，他说不定可以逃过一死。但如果我真的这么做、如果警察一早突袭他的公寓、发现他不见踪影，他们肯定转而找上我——我相信绝对是如此，我非得相信不可，因为如果我开始怀疑，因为如果我认为他们看在我们是同事的份上事先通报、好让我警告沃斯卡，因为如果我开始这么想……结果都是黯淡而凄凉。

那年十月，沃斯卡被捕、受审、执刑之后，一批人带着一个褐色的信封再度找上我。“请坐，同志。”他们之中领头的人说，他指指我的长沙发，我刚刚才坐在那里吃甜点。我遵照他的指示坐下，突然之间在自己家里成了客人。

他们在我左右两侧坐下，长沙发感觉像是警车的后座，其中一人打开信封，把一张照片推过桌缘被热气烫出一圈焦黑的咖啡桌。我若是倒抽一口气，肯定是出于讶异、惊愕，或是某种忽然在心中翻腾的悔恨。光是那一年当中，我已经修正了上千张照片，但他们全是陌生人，跟我毫无关联。

递过来的照片拍摄于一九〇六年的一个星期三。那天早上，我爸爸拉下店门，休息一天。他是个缝纫用品商，声誉良好，最起码在业界评价颇佳。他缝制的一顶珍珠头饰，曾让一位名气不太响亮的公爵夫人在冬宫的宴会厅大出风头，因而奠定了商誉。我妈妈负责记账补货，聘雇女裁缝师，基本而言，她觉得除了缝制顾客头上那顶帽子之外，其他事情全都由她处理。她小时候依赖马铃薯维生，当了妈妈之后，她确保自己的孩儿成长的过程当中有肉可吃。

一九〇六年的那个星期三，我们穿上最漂亮的衣服，搭火车从巴甫洛夫斯克前往圣彼得堡，到一个摄影师的工作室拍照。那是我妈妈的点子——大部分的好点子都是她想出来的，这个点子也不例外。相机拍摄出来的人物，单单一个影像就可以传达她终生信奉的乐观进取，画笔绘制的肖像达不到同样效果。她戴着孔雀羽毛的头饰，照片之中，头饰散发出浅灰的色泽。我站在她前面，脸上一抹浅浅的微笑，就连那个勒在脖子上的领结也扼杀不了有人等着帮我拍照的喜悦与兴奋。我弟弟系着相同款式的领结，脸上同样浅浅一笑，顶着一头草草梳理的乱发，一张大脸只看到高耸的鼻子，别别扭扭地站在我旁边。他透过相机的镜头凝视，望穿时间，迎上我的双眼，我却只能动也不动，坐在处死他的这群人之间。

离开摄影师的工作室之后，爸妈带我们到圣彼得堡动物园。那十年之间，动物园的处境相当凄惨，园内大多区域遭到弃置，许多兽栏空空荡荡。但我还是个孩童，不了解空荡的兽栏代表着什么。依然豢养在园中的动物才是惊人的新发现。我从没见过比乳牛更庞大、比饿狗更凶狠的动物。谁想象得出一只跟长颈鹿一样奇怪、一样忧伤的动物？但那天下午见到的种种动物当中，我记得最清楚是花豹。花豹四肢修长懒散，鼻孔喷出两道细细长长、热气腾腾的白烟，豹爪刮过水泥地，喀喀答答，好像打着暗号。豹眼圆睁，只见瞳孔，每一步都抬头挺胸，大摇大摆。沃斯卡和我根本无法想象世间居然会有这种野兽，我们先是连连惊叹，然后对着它丢面包屑。

“我确定你认得这人。”他指指照片中的沃斯卡说。“我相信你知道哪个人必须被修正。”

到了这个阶段，我已舍弃墨汁，改用喷枪。光是涂掉他的脸孔已不足够；那团掩盖面目的乌黑薄膜等于是承认这个人可能存在，而这种主张本身很快就成为一种不当之举。历史是个我们始终动手修正的错误。

我被带到工作桌旁。

“我非得现在就修正吗？”我问。

“创建美好社会的劳动永不停歇，一刻都不得偷闲。”他对着桌上的甜点皱眉。“我们也没时间吃蜜枣。”

我抚平照片，为喷枪注入颜料，有如帮手枪装上子弹。然后我秉持奥图曼帝国微图画家的耐性，一笔一画地修正我弟弟。我从他的黑皮鞋着手，慢慢将皮鞋褪入他站立的地板之中。接下来是他的袜子和马裤。我们的爸爸站在他旁边，我拿着喷笔，稳稳地、慢慢地勾画出一个近似爸爸身上那件长裤的图形，遮盖住我的弟弟，这样一来，我感觉自己并非涂掉沃斯卡，而是将他藏进爸爸的衣物之中，他可以藏身其中，肌肤紧贴着我们的爸爸，全身暖烘烘，平安无事。我想起小时候我帮他素描，他生气、眼泪汪汪、筋疲力尽、懊恼、宽心、喜悦的时候，我用糖果作为酬赏，叫他当我的模特儿。作画之时，我感觉他心灵的精粹借由我的画笔忠实地呈现在画纸上，我觉得我跟他从来不曾如此亲密。

当我弟弟的脸孔消失在我爸爸的衬衫中，我看着那个站在他旁边的男孩，心中不禁暗想，当男孩透过镜头望穿未来、看到自己变成了这种人，他会做出什么评断？在那一刻，我便百分之百确知，我已将自己完全奉献给当局，我的信念不可动摇，我的忠诚不容置疑，因为如果此举是个错误、我们这么做全是徒劳，那么整片波罗的海的海水都不足以洗涤我们的罪恶。

完工之后，我把修正过的照片交给资深特务。他从头到尾都紧盯着我。

“你知道他们怎么说你吗？”他边说、边朝着灯光举起照片。

“他们怎么说？”

“从一片空白之中发掘一张脸孔不算厉害，把一张脸孔掷回一片空白之中才是本事，这么说来，你还真是某种天才。”

修正芭蕾舞者已经过了三星期。我数次试图修正她的手，或是悄悄把照片塞回档案夹，但是麦克辛始终注视着我，警惕的双眼片刻不离，我无法从我们的办公室里拿取喷笔，更糟糕的是，档案已经送回秘密警察的总部。

没有人提起少了一张照片，况且谬误的图像有如洪水般涌入，那张照片可能已被忽视淡忘。但是情况确实不太对劲。人们低头紧盯地面，不敢说话，也不敢张望。有天晚上我在一家餐厅吃饭，我掏出我的笔记簿，素描一个躬身坐在他汤碗前面的老先生，不到两分钟，每一个跟老先生同桌的客人全都静悄悄地离座。这个星期，我两度被楼下的突击检查吵醒；他们选在夜间行动，就像杀人犯通常利用晚上动手。一个个装了谬误图像的纸箱愈叠愈高，几乎快要倾塌，压垮埋头工作的我们。我问麦克辛他听到什么传言。

“据说是破获了一个波兰人的敌后间谍网。”

“我们工作的警觉性真高，令人敬佩。”我说。真是万幸，我不是波兰人，也不认识任何波兰朋友。

“波兰只出口阴谋分子和烟熏香肠。”他使个眼色说。“阴谋分子交给别人处理，但你和我嘛，我们应该料理烟熏香肠。”

“我对任何一种外国香肠都没兴趣。如果我再听你提起波兰肉品，我会跟上级举报你。”

麦克辛的笑容渐渐消退，眼神一沉，好像我伤了他的感情，令我有点讶异。

我们继续工作。过去几星期当中，麦克辛渐渐对喷笔画技产生兴趣，甚至请我解释线条透视。他问我如何把一个特定对象融入背景之中，请我说明相关经验和理论。他居然相当上手，我感到骄傲之余，也有点惊愕。没想到连他这种粗鄙的心灵都会受到启发。

从我们的办公室中，我们可以听到鹤嘴锄答答敲打、重型机械的齿轮嘎嘎前行。工程从不停止。工人们十二小时轮班，日夜不休地挖掘岩床、推运碎石、架高隧道石墙、铺设瓷砖和轨道梁柱。依照这种进度，整个地铁系统会比我们的工作更早完竣。当麦克辛和我休息一下吃午餐，我慢慢晃过漆黑的隧道。每天我都告诉自己走远一点，但在黑暗之中，除了步伐之外，我没有其他丈量距离的工具，远近变得愈来愈不具意义。我怀疑自己能否能看到终点。

当我回到办公室，麦克辛笑容满面。“我终于约到了新金属协会那个蓝眼秘书小妞今晚跟我出去。”他说。“我已经追了她好几个月。”

“我们今天会工作到很晚。”我跟他说。

“但是你说我今晚可以早点下班。”

“事情有了新发展。”

“但是……”

“劳动不会因为眼睛是哪一种颜色的秘书小姐而停歇。”我说。可怜的麦克辛。跟他找茬、看他难过是少数我纵容自己的乐事之一。

晚上十点，我回到地面，周遭一片漆黑，现在已是十二月，如果持续目前这种工作时间，我八成到四月才见得到阳光。

帮我打扫的女工在炉上留了一份晚餐，但我只倒了一杯梅子白兰地，走到客厅，把一张唱片放到唱盘上，瘫坐在长沙发椅椅垫之间的凹陷之处。我从咖啡桌中空的桌脚里取出芭蕾舞者的照片。一只被聚光灯照亮的手，手高高举起，下方是她的舞伴，孤零零地站在舞台上。我抚平卷成一团的照片，拿下眼镜，把眼镜放在旁边的小桌上。家具变得朦朦胧胧，就像水杯中逐渐融化的冰块。我窝在椅垫之间，慢慢啜饮白兰地，听着一个个音符吱吱嘎嘎从留声机流泻而出。我觉得安适，似乎摆脱了视觉的重担。黑管悠悠响起，我想象舞者站在舞台上，形貌完好。我伸出一只手，但看不到手腕的尽头，眼中只见一片虚无飘荡在空中，可能是她，也可能是我。

两年前的那个早晨，离开我弟媳和我侄子之后，我回到办公室上班。

我桌上摆着一副普尤特·札哈洛夫的风景画，在这位十九世纪画家的作品目录之中，这幅风景画说不定最无趣。画中一片空旷的牧野沐浴在午后的日光下，牧野缓缓攀升，升到画布上端三分之一之处。一道白色的石墙斜斜地越过田野。一栋小屋，一口水井，一座延伸到半山腰的香料作物花园，矗立在朦胧的阴影之中。画中看不到半个人影，呈现静止状态，甚至连只迷路的山羊都没有。

这幅油画已在我桌上搁置了一个多月，上级交代把一个格罗兹尼的领导人画入前景之中，我却迟迟没有动手。老实说，我可以提高任何一幅现实派画作的水平，这话不是自吹自擂，而是目前的艺术水平实在太差。但是一幅十九世纪的大师之作，那就完全另当别论。

当我把玩具士兵大小的领导人添加到画中，我帮他画上沃斯卡的脸孔，或说如果沃斯卡上了年纪、变成一个胖嘟嘟的权贵，可能会是什么模样。我这一行顶多只能做到把图像化为回忆、把光线化为暗影，但我抹拭的一笔一画却在我心中重新滋长。我忽然有所顿悟：没错，我是一个修正画家、一个宣传官员、一位苏联公民、一名男子，但撇开这些不谈，那些被我销毁的影像，我代表着他们的来世。

那天早上，沃斯卡仅存的脸孔被一卢布的铜板刮成一片空白。

那天下午，我决定将他画入一切。

起先我确定我会被逮到。在公共场所，我走过一幅幅经过修正的风景画，一颗心怦怦跳，确信人人看得出沃斯克脸孔有如针点般插入背景之中。没有人看出。那就像是我讲给我侄子听的童话故事；他平安无事地藏身在背景之中，那些可能出手伤害他的人全都看不到他。我尽其所能，不停将他画入每一幅图像之中，我画出每个年龄的他，甚至——或说尤其是——上了年纪的他。我永远无法补偿我的亏欠，就算把沃斯卡加入画中，我也没办法弥补他被人从生命中除名，但我不断复制我的弟弟、天天再度与他相见、看着他现在的模样和未来的面貌，我画了又画，感觉自己说不定终于成了一位肖像画家，其余的工作也就变得可以忍受。

我的原创性始终不足，画不出可以挂在咖啡厅展示的作品。如今我绘制的迷你沃斯卡却悬挂在各处。

我把札哈洛夫的油画挂在我的办公室，过了几天才拿下来，运回格罗兹尼。我始终不晓得油画的下场。

门板噼啪破裂，我被吵醒，伸手拿取眼镜，但是眼镜不在床边的小桌上。哪有什么床边小桌？我刚才在长沙发上睡着了。我还没坐起，有人已经抓住我的肩膀，把我推到地上，我摔了个狗吃屎。有人用膝盖顶着我的肋骨，我被紧紧制住，气喘吁吁，双手猛烈挥动。我想说我不是试图逃跑、我只是想要吸口气，但是那个膝盖愈压愈紧，似乎打算进驻我的椎骨间。

“我的眼镜。”我喃喃说道。有人架着我站起来。

我得到的答复是眼镜被踏碎的嘎吱声。

“我看不见。”但就算那人听见我说话，他也不在乎。

“这是什么？”另一个人边问、边把一个灰蒙蒙的图像举到我面前。啊，芭蕾舞者，我明白了。我肯定忘了收放照片就睡着，结果照片搁在咖啡桌上，一进门就看得到。一秒钟之后，他把一个画框推到我手中，画框中是一幅领袖肖像，肖像背面是法国画家亨利·卢梭的丛林狸猫。

“这幅肖像不只一面。”有人惊叹。

“没错。”另一个人说。“而且他会像这幅肖像一样被钉在墙上。”

走廊通道上，有人拉扯一条似乎是深红色的带子——我猜肯定是封条——封住一扇关着的门——我猜肯定是我家的门。他们带着我下楼，一部汽车在外等候，他们把我推进后座，史帕拉尔卡监狱的拷问室早在数星期前就已不敷使用，我们只可能前往克列斯提监狱。

接下来的半小时，我们漫无目的地前进，开过半个城市，最后终于抵达红色砖瓦的监狱。监狱位居涅瓦河的另一侧，从我的公寓远眺，隐隐可见。他们拉着我走过几道门，丢下我离开。有人抓住我的手指，按在一小团湿湿的软垫上，然后拿出一张白纸，叫我像是弹钢琴一样在纸上按键。接下来我被带到另一个房间，有人递给我一个小牌子，叫我拿好，镁光灯一闪，照相机的快门“啪”地闭上。

“我犯了什么罪？”我问了又问，但无人回应。他们是低阶的职员，在他们眼中，我一文不值。光是被捕，就已形同判刑，大家都知道这一点；我若是个嫌犯，就形同囚犯，囚犯形同尸体，尸体形同数据。我的姓名、我的声音已经消失在数据中，所以何必浪费时间回答、让人以为我的问题很要紧？

帮我搜身的男人用力拉扯我的手脚，好像我是一张折叠床。他检查我的脚趾之间、包皮之下、耳朵之内。他翻开我的眼睑，搜查我的嘴巴，看看有没有中空的牙齿，他用他的笔戳戳我的鼻孔，一举一动都像是一个受尽虐待的人般粗鲁大意。他叹气，喃喃自语，好像这套装模作样的把戏只会损害他的尊严。

当他搜身完毕，我获准穿上衣服。当我穿好衣服，他松开我的鞋带，把鞋带拉出来，然后解开我的皮带，飕的一声抽出皮带。“你在做什么？”我问。他拿起小刀直直划开我的衬衫，已示回应。纽扣叮叮当当掉到地上，他捡起其中一颗，然后刀子一挥，切断我内裤的腰带。“你在干吗？”我又问了一次，口气较为急迫。

“自杀是犯罪之人最后的颠覆行动。”男人边说边离开。我的鞋子从脚上掉落，我的长裤从腰间滑下，我的衬衫垮垮地松开。

“谁有办法用内衣裤自杀？”我在他的身后大喊，但是门已经关上。

我一只手拉拢衬衫，另一只手抓住内裤和长裤。我小心翼翼地踏入灰蒙之中，往前跨了几小步，发现房间里空空荡荡，只有两把凳子和一张桌子。沃斯卡也被带进一间类似的拷问室吗？或是一间完全相同的拷问室？难不成就是这一间？不，不可能：这里应该关了另外六个犯人，如果克列斯提监狱爆满的传言属实，甚至可能关了十二人，即使传言的可信度只及百分之五十。我不特别，一点都不特别。

两个人的脚步声踏入房里，一双强壮的手抓住我的腋下，拉着我坐到凳子上。

“他哪里有毛病？他瞎了吗？你哪里不对劲？”桌子对面传来一个声音。

从何说起呢？

接下来的九小时，拷问者再三询问同一些问题。“你和那个蒙羞的舞者什么时候取得联系？”“那只残缺的手代表什么意义？”“你跟其他几个波兰间谍保持联络？”我们好像骑着丑怪的旋转木马绕来绕去——他做出同样指控，我做出同样否认——两人皆误将绕圈视为进展。

“我不认识舞者。”我解释。“至于她的手，那只是辛苦了一天之后的小错误。我一时失手，所以我把照片带回家，借此掩饰我的错误。”

我精疲力竭，口干舌燥。拷问者保证给我一张床、清水、五道菜肴的餐点、我的自由、一瓶伏特加，他保证什么都给我，我只需坦承事实，说出真话。

“但我已经说出真话！”

拷问者叹了一口气，显然难掩失望之情。静默之中，我想象他对着他的文件皱眉，我不必照镜子也知道他跟我一样满脸挫折。“我们明天继续。”他说。

我索取一个枕头和一条毛毯，狱卒大笑，拉着我站起来。我若试图坐下，他就踢我一脚。我若靠向墙壁，他就踢我一脚。“现在几点？”我问，他就踢我一脚。我曾经想象监狱里一间间冷冰冰的实验室，不锈钢仪器飕飕作响，拔除囚犯每一根神经，激发种种痛苦。口干舌燥，剥夺睡眠，不时被无所事事的狱卒踢一脚。这类处置似乎非常过时，但相当有效。我的双脚在缺了鞋带的鞋子里肿了起来。我昏昏欲睡，手一松，长裤和内裤掉到地上。狱卒当然又踢我一脚。我接受拷问，强睁着眼睛站立，不时被狱卒猛踹一脚，继续接受拷问，如此一再循环，不断持续。克列斯提监狱的拷问者没有证据，所以他们打算一再拷打我，直到我做出对自己不利的证词，为自己定罪。但是他们不需要证据。他们想要编造什么都行。

拷问了三次之后，拷问者开始恳求我忏悔。

此举简直荒谬，但出奇的感人。直至目前为止，拷问者操着平板的声调，询问着一个个令人无法回答的问题，这会儿他却变成一个满心苦恼、可怜兮兮的家伙。他需要我的忏悔，借此证明我们当中确实有人沦为罪犯，同时确认司法体制绝对可信。我想要安慰他。

当部长走进来，我说不定已经连着几天没阖眼。他叫当差的狱卒退下，等到狱卒随手把门锁好，他才跟我打招呼。

“我的老朋友啊。”他神情哀伤地说。“你帮你自己惹了什么麻烦？”

“今天星期几？”我问。我只能靠着脸上的胡楂判别过了几天。

“星期五。”

哪一个礼拜？哪一个月？我试图想象那副一星期六天、一个月五星期的日历。五年前，为了劝阻人民尊奉宗教仪式，党部废除了星期日。星期五傍晚，我通常买一条巧克力棒，庆祝一星期的工作划上句点。我紧抓着他的话，好像握住一条绳索。“星期五。”我重复一次，一再默念，让自己陷入过去那段属于我的日子。

“马尔金，你是一个老实人。”部长说。“我们相识已久，你始终忠诚于人民。”

我猛然抬头。我的睡眠受到剥夺，不断遭受拷打，而且重复回答三个相同的问题，思绪已经涣散，但这时我提起精神，心中升起一股希望：说不定我仍然可能得救，说不定我尚未沦落到失去恩宠的地步。“没错，部长，我向来忠诚。”

“但是现在我们需要你，你却做出了背叛。”

“他们宣称我涉入一个波兰间谍网。他们错了。我向来忠诚。”

桌子嘎吱作响，我感觉他靠在桌旁。“你愿意为了革命奉献生命？”

“我愿意。”

“为了我们的领袖？”

“我愿意。”

“为了社会主义乌托邦的前景？”

“我愿意。”

“那么你为何拒绝认罪？”

“因为我没有做出任何不法之事。”

我坚称自己忠诚无辜，显然让他相当失望。他咳了两声，点燃一支香烟，把香烟尾端塞进我的嘴唇之间。我猛吸一口，感觉有点晕眩。

“众人之中，我觉得你应该最了解那些都没什么意义。”

“哪些都没什么意义？”烟草火光灼灼，散发阵阵暖意，跟孕育烟草生长的克里米亚阳光一样温暖。

“你做了什么，或是没做什么。”他说，字字句句由他倦怠深邃的胸口回荡而出。他已经多少次走进克列斯提监狱的牢房、面对除了我之外的众人、解释种种显而易见之事？“你觉得你在陈述自己的故事，但你只是一张白纸。”

“但我的确没有做错事。”

“你所相信的事实，只在你自己的脑海中发挥微小的功效。马尔金，你涉入一个波兰间谍网。不管先前有没有牵连，这会儿你脱不了关系。”

被告尚未提出令人信服的理由，判决便已宣判。罪咎和无辜不是影响判决的因素，反倒是判决影响了一切，包括何谓罪咎。

“我该怎么做？”我问。

那团苍白、蓬松的人影再度靠向我。“你是个货真价实的革命分子，对不对？”

“我已将我的生命奉献给……。”

“不。”他说。“你还没有。”

我能够拒绝吗？我非得承认背叛祖国、才能证明我的忠诚？若是不从命，我就成了他们指控的叛国分子。若是从命，结果也是一样。但是我的忠诚超越一切，甚至取代了我和沃斯卡的兄弟之情；少了这份忠诚，我不知道自己是谁；少了这份忠诚，我到死都觉得自己是个陌生人。

“你愿意承认你的背叛、借此证明你的忠诚吗？”部长问。

“但我不会说波兰文。”我说。

他从桌边站起来，捏捏我的肩膀。“我确定你想得起来。”

“麦克辛搞的鬼，对不对？”我问。

“你说什么？”

“我的助理。他告发我，是吗？”

“我无从得知。”他说，朝向门口走去。

“拜托，再耽搁你一分钟，有件事我搞不清楚。我还没被带到普通牢房。我是个小人物，却独享一间牢房，而且不断受到拷问。我不应该有这种特别待遇。”

“你想问什么？”部长说。

“我的问题是：为何大费周章？”

部长轻轻叹气，听来稍微放松。“你说的当然没错。你应该被关到普通牢房，你应该不到两分钟就受审、裁决、判刑，但是我们非常欣赏你的工作，尤其是你帮领袖修饰画像的工作，让他看起来年轻了几十岁。可惜他并不爱慕虚荣，不然他说不定会帮你说情。但他非常关注你的案子。你应该感到荣幸。你借由你的工作揭露最高领导人的真实面貌。现在他将揭露你的真面目。”

部长什么都没说就离去，整间牢房陷入一片模糊的背景。

我得到一个枕头、一条毯子，每天早上还有一盘过期的面包。我考虑索取一副新眼镜，但我已经习惯这种半明半瞎的状态。我对面和身侧的墙壁融为一体，好像朦胧的地幔。没有距离感，没有线性透视；我以前工作的种种定律，在这里都不适用，少了它们，我竟然出奇地轻松自在。每天晚上我做着同一个梦。我手执画笔和墨汁罐，走过一条黑暗的火车隧道。

每天早上，一个卷舌说话的女子走进我的牢房，教我说波兰话。她耐心亲切，天生是个好老师。她教导我不会书写的字母、不会阅读的文句，她的声音像一条串联日日夜夜的绳线，我紧紧抓着，靠着它度过每一天。她可能二十岁，也可能四十岁，但在我的想象中，她年纪大一点，比较具有母性爱，是个老师，也像个护士。

她理清语言的迷阵，将之化为一条条可供遁逃的通道。在我的想象中，我把ę、eł、żets等波兰字母放置在一张元素周期表中，而不是一条没有缺缝的直线。Dd、Śś等大小写字母是一个个化学元素，元素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字母如何、为何组成单字和词组，取决于新的定理和自然法则，这样一来，我感觉自己并非学习一种语言，而是学习一个全新的宇宙。

长久以来，字句对我已经不具意义。如果有人编纂一部苏维埃俄罗斯的俄语字典，每一个单字的首要定义很有可能是“服从”。但是przyznanie się代表“招供忏悔”，jurto代表“明天”。我复诵波兰单字，而反复念诵具有疗愈之效。有时她问我一个问题，我结结巴巴，慌张地搜寻几个新学会的单字，试图做出答复，但是我脑中一片空白，神情彻底空洞，恰似我的前途。

“我们唬得过他们。”有天我对她说。

“没错，我们会让你像个波兰王子一样昭告大众。”她回了一句。

“我要学一个我绝对用不上的单字。”我说。

“这话是什么意思？”

“一个不会被列入我供词的单字。一个你不必教我、我也永远用不上的单字。”

“styczeń。”她过了一秒钟之后说。“意思是一月。”

“但现在才十二月初。”

“你绝对找不到任何一个场合使用这个单字。”她安抚我。

我想起沃斯卡和我拍完照片之后，爸妈带着我们造访圣彼得动物园。我们依然穿着马裤和小皮鞋，看起来好像小人国的显要人物。我想起我们走近关着老虎的兽笼；铁栏杆之后，一只黑色斑点的花豹慢吞吞、静悄悄地踱步。这么一只凶猛的野兽居然如此颓萎，既是神奇，也是羞愧。那是我们第一次亲眼见证监禁。

“花豹。”我说。“我要学波兰文的‘花豹’。”

她犹豫了一下。我很容易忘记她的损失可能比我惨重。

“别闹了。”她说。“我们还有正经事要做。”

当我跟她在一起，或说只有当跟她在一起，我但愿我的眼镜还在身边。一天晚上，隔壁的牢房开启，一位狱卒大喊大叫——但也可能是囚犯——牢门猛然关上。他高声祷告，而这个习惯很快就受到狱卒们喝止。我们小时候，我弟弟也隔着墙壁在他的卧室里祷告。我可以听到他默默祈祷，直至深夜。

我轻敲墙壁。你受到眷爱。我不经思索就敲打出这几个字。以前我和我弟弟睡前始终先用密码敲打出这几个字，然后从墙边走开，各自爬上小床，坠入各自的梦乡。

祷告声暂止。他听得到我的声音。我伸手贴着墙壁。他没有回答。

你受到眷爱。我又轻敲一次。

毫无回应。他八成不知道这套密码。如果他无辜，他怎么可能知道？我敲出一个个字母：一，一；一，二；一，三。暗自希望他会慢慢理解。

他没有回应。我重复敲打了几次，以“你受到眷爱”作结，然后停手。每天晚上，我跟隔墙的囚犯敲打字母。他始终没有回应。我草拟我的供词。

问：你跟那个蒙羞的舞者有何过往？

答：一九三三年，我受到她的招募，成为一个地下间谍。我们每个月在秘密藏身处碰面，藏身处不止一个，我们按月选择其一，轮番更替。其他知名艺术家和知识分子也在场，人人佯装狂热的革命分子，掩饰叛国的天性。

问：你为那个蒙羞的舞者提供哪些情报？

答：宣传期刊、特务组的备忘录、涉嫌贪污的高官名单、敏感度极高的政治与军事场所，任何一项她那群绝望悲观、遵奉法西斯主义和异端思想的叛国党羽说不定用得上的讯息。

问：蒙羞舞者的那只手代表什么？

答：那只留置在肖像画里的手，号召各个地下基层组织开始进行敌后叛乱活动。

问：你为什么背叛我们的未来？

答：因为未来是一个谎言，被我们用来为目前各种残忍的行径辩护。

我用最近学会的语言陈述苏联当局的欺侮。我承认我犯了罪，因为我谴责当时的审查制度、僵化的意识、徒具形式的法律、残缺不全的司法体制，而且我必须在供词的最后公开招认，若想确保未来，我所谴责的一切全都不可或缺。我成了他们需要我变成的异议人士和破坏分子。种种论点极具说服力，我甚至担心自己开始相信。

有天我们用波兰文复习我的供词时，我请问老师贵姓大名。

“你知道我不能告诉你。”

“你当然不行。”我说，难掩失望之情。“我只是好奇。”

她一语不发。

我们似乎快要说出某些话语，即将超过某个界线。“我叫作——”

“你别说。”她厉声说道。“你别这么做。”

我们沉默了一阵子。

“你之前从事哪一行？”我问。

“我教小孩波兰文。”她谨慎地说。

“结束我这项任务之后，你会回去教小孩波兰文吗？”

“喔，不会。”她说，“这里是唯一我可以合法教授波兰文的地方。”

半盲状态中，她的声音听起来像是我弟媳、芭蕾舞者、任何一位我曾背弃之人。我轻声耳语。“对不起。”我说，这是真心话，即使我说不出自己为了什么道歉。

“波兰文。”她指示，“用波兰文说。”

有天晚上，我像其他夜晚一样在墙上敲打字母。墙壁传来回应。

你是天主吗？敲打声踌躇缓慢。隔壁牢房的男人肯定终于学会了密码字母。

不是。为什么？我敲打回答。

你试探我相不相信你，但是借由试探我，你证明了你浩瀚的恩慈。

我不是天主。我坚称。这种坚持相当荒谬，但是非得经过力争抗辩，信徒们才会屈服于理智。

你是。他轻敲。

我是罗曼·马尔金。我在宣传部工作。我十二月三日被捕。

除了天主，还有谁会在这里找上我？他问。

这里没有天主，我轻敲。任何地方都没有天主。

你就是天主。我晓得。

你怎么晓得？我问。

男子沉默了好久，然后继续轻敲：

好久以来，我听到墙上的叩打声。起先我以为是老鼠，然后我觉得自己快要发疯，八成是魔鬼耍花招。后来我意识到你在教我用密码打出字母，然后我听懂了你敲打了好几个星期、好几个月、始终不曾停歇的话语：你受到眷爱。你怎么可能不是天主？还有谁会在这里找到我？

我不知道他花了多久敲打出这番话。我不知道他怎么可能把同样是个囚犯的我误认为任何人物。铺了沥青的地板吸干我双腿的暖意。

你是教徒吗？我问。

我是神学院的学生，他轻敲。

这么说来，算你运气好，最起码你知道自己为什么被捕。我这个锒铛入狱的“犯罪分子”轻轻叩打。

这里是圣彼得堡的最高处，他轻敲。景观最佳。

这些牢房没有窗户，我指出。牢房在地窖。

但是从这里我可以看见天国。

我受审的那一天，我跟我的波兰文老师、部长、检察官，最后再次复习我的供词，从香烟浓浓的烟雾判断，可能还有其他几个人在场。这是一出值得搬上舞台的独白好戏。检察官原本希望我朗读一段简单的供词，先用俄文朗读，然后用波兰文再念一次，但我说服他若将两者融合为一，效果肯定更佳。我先用俄文朗读，以轻柔顺服的声调描述我叛国的根源，但当我详列为什么背叛党国和苏联的罪状，我的声调从屈从转为叛逆，而且舍弃俄文，改用波兰文高声叱喝，好像波兰民族主义是一头蛰伏在我心中的凶残野兽。当我诵读完毕，众人十秒钟默不作声，然后部长大声鼓掌，打破沉默。

“太棒了。”他说。“你听起好像真的发狂。”

检察官针对我的供词做了几处小小的修正，然后官员们逐一离开，最后只剩下我和波兰文老师。

“刚才的表现真是精彩。”她说。“你应该帮舞台剧撰写剧本。”

我依然因为部长的掌声而兴高采烈。“我真高兴得到他们的称许。”

“我从来没见过哪个人比你更急着帮那把即将射杀自己的手枪上膛。”她说。“你老实跟我说，用你自己的话告诉我，好让我了解这是怎么回事：你有罪吗？”

一时之间，我大感震慑。一阵喝彩声中，她忽然表示异议，反对的声调划穿我的心中，好像灯光划穿相机镜头。我绝对料想不到会在一间审讯牢房里听到这个问题。

“你跟我合写了我的供词。”我跟她说。我愿意不计一切代价，一睹她怎么看着我。她是否面带不屑或是气愤，还是一脸关切、挂念我如何度过临死之前的几天。

“不管你说些什么，或是做些什么，他们都会枪毙你。”她说。

你看到的我是怎样一个人，我想要大叫。你已经看到我是多么急切、多么容易贬低自己。如今我们走到终点，你为什么指望我在这个时候变得更像个男子汉？

“你应该离开。”我建议。“回去波兰。回去其他地方。”

“为什么？”

“因为当他们再也找不到等着受教的学生，他们就会拿老师开刀。”

她大笑。“他们绝对不缺学生。”

她收拾她的文件。我想问她会不会参加我的审判，但我怕我若知道她在场、不晓得会做出什么事情。离开之前，她一只手搁在我的脖子上。她的肌肤散发出暖意。她轻轻揉一揉我的颈背。许多星期以来，这是头一次有人碰触我、却无意施加痛苦。我试图想起我弟媳的长相，但她的容貌已从我的记忆中消失。

“我在克列斯提监狱教过几个学生。”她说。“你说不定最讨我喜欢。”

“我爱你。”我回答。我知道这话荒谬、滥情、感伤，但她的手暖暖地搭着我的颈背，她的声音传达出慰藉，让我感觉自己依然活着。如果真有来生，不管来生之中我将面对哪些喜悦或是惩处，种种悲欢所激发的感受，肯定不及今生今世、充斥于时时日日的酸甜苦辣。“我们一起建立了某种共识。”

她又捏捏我的肩膀。“Kocur。”

“什么？”

“Kocur。”她重复一次。“动物园里的花豹。”

门一关上，我眼前才浮现那只皮毛黄褐、一身黑色斑点、郁郁不乐、关在圣彼得动物园兽笼里的花豹。Kocur。我轻声重复——kocur，kocur——每个音节都震撼我的心弦。我握起拳头，急急叩打桌面，用密码敲出这个字。用一个刚学会的单字形容一桩久远的往事，感觉真是奇妙。动物园里一只精神萎靡的花豹。还有什么比这个更单纯？但是我跟我弟弟共享的影像已经变得如此神秘、如此恒久、如此不真实，到后来我只能将之形容为宏伟全能的上苍赠予世界的恩慈，而在这个世界中，我们兄弟已经天人两隔。

过了一会，我走到墙边，背靠着墙坐下。

明天就是审判，我轻敲。跟我说该怎么做。

我只是一个神学院的学生，他叩打回复。

那就跟我说你如何维持信念。

我知道最终我依然拥有信念。

即使你失去一切？

这就是重点，神学院学生轻敲。你未必失去一切。

我始终是个忠诚的革命分子，我坚称，我敲得又急又猛，他居然有办法把声声叩击化为字句，真是令人称奇。我为他们奉献我的工作、我的忠诚、我弟弟的性命。他们主导我的告白。他们叫我承认叛国，借此证明我爱国。

你之所以质疑信念，说不定因为它毫不犹豫地背弃它的追随者。

现在可不是狡辩的时候，我轻敲。

他没有回答。我继续敲叩：供词的每一个字都经过他们授意，在这种情况下，我如何忏悔告白？

神学院学生以沉默代替答复。

那天晚上，我跟其他夜晚一样回到隧道中。我拿着画笔和墨汁罐，拖着沉重的步伐穿越隧道，但是这次的梦境不同。隧道尽头灯光闪烁，光影愈来愈宽广、愈来愈明亮。一列火车逐渐逼近。火车斜斜驶向我，车前灯的灯光有如洪水般漫过隧道。我转身，头一次看到自己最近几个月的夜里不停画些什么。长达数千米的隧道中，我画上每一个被我涂抹销毁的先生、妻子、女儿、儿子、姐妹、兄弟。在一闪一闪的灯光中，他们有如一幅幅原始、粗拙的史前石洞壁画。我试着摸摸离我最近的一张脸孔，但我还来不及碰触那个小男孩的脸孔，火车就撞上我，我醒了过来。

晨间时分，他们让我吃下鸡蛋和烟熏香肠，自从入狱之后，我从来没有吃得这么好。十二位囚犯因为参与间谍活动而受审，我是第八位。头七个卖国贼以平板的声调招供罪行。相形之下，我的告白将是慷慨激昂，声势洪亮，带着真正异议分子的迫切与绝望，肯定精彩。但当我被传唤到检察官面前，我什么都没说。

检察官以为我没听到他问话，于是再问一次：“你跟那个蒙羞的舞者有何过往？”

我依然什么都没说。

检察官意识到我故作沉默，于是重重跺脚——审判结束之后，他可能重复这个举动，只不过跺踏的是我的脸庞——大声喊出问题。

我什么都没说。

请想象一下这种景况：法官转向检察官，检察官转向部长，部长转向法警，然后人人全都转向我。如果我弟媳看得到我现在的模样，她会怎么想？我的波兰文老师呢？她们会不会带着忧虑、惊惶、讶异的神情看着我？她们的神情之中，会不会带着有朝一日可能转变为骄傲的称许？检察官的声音颤抖；没错，肯定出于震怒，但也可能是恐惧，因为我若拒绝招供，他也会受到牵连。他逼我说出我跟舞者有何关系、我们的叛乱组织发展到什么程度、她那只残缺、飘浮在舞台上的手代表什么意义。

她的肖像是个证物，高居在画架上。画中的沃斯卡肯定凝视着法庭，没有人看得出他在哪里，甚至连我都看不出来。

我什么都没说。

让我们的后代子孙在官方纪录发现我的沉默。让他们坠入沉默的留白之中。让他们看清我的疏漏想要传达的真谛：我的沉默是个错误，那只悬浮在半空中的手也是错误，然而，这些所谓的错误，却揭示出隐匿在谎言之中的真相。让他们知道就在那一天、就在这一处，一个犯了罪的男人开始诚实地过活。

我没有盲目到认为我今天的作为会留下任何纪录。当法警拉着我脚镣的铁链、带我走出法庭，我已经听到速记员啪啪打出我拒绝诵读的供词，纳入法庭的官方记录。

一位狱卒拿起警棍一次又一次殴打我，他很快就累得打不动，往后一靠，倚在牢房的墙壁。我想要告诉他：我了解我为什么必须挨揍。我想要告诉他：警棍只能把我的肋骨打断一次，但是它最终会令你心神崩溃。

审问奏效，如今我是罪犯。我的嘴里溢满鲜血。我已经好久没有喝水，甚至迟迟不愿吐出血水。狱卒摇摇头，一脸不屑。平心而论，我们同是平民百姓，但是我却狠狠地戳破这个不实的幻想。我想要跟他说我了解这一点、他的痛殴只是加深我的决心、他怎么殴打我都没关系。但我没有力气开口。

他又殴打我两下，力道不大，因为他先前用力打人，消耗了精力。

“任务尚未完了。”我说，我尽量安抚他，勉强撑起尚未挨揍的一侧。我唯唯诺诺，全力配合，我只能借此表示抗争，他看了却更生气。他又打了我两下，出手重多了。

牢门开启，我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四周充满麦克辛凝重的呼吸声。他已经把我从那张全家福照片中涂去了吗？我是否已被收拢到我妈妈的裙褶之间？如今我和沃斯卡已从照片上消失，共享鬼魅之境。

“你应该对我好一点。”麦克辛说。

“你最好仔细挑选助理。”我劝告他。

“我敬重你，我试图跟你学习，你却让我觉得自己是个笨蛋。你应该对我好一点。”

“这么说来，就是你啰，对不对？”

麦克辛只是不停地重重喘气。

“你始终相当差劲。”我告诉他。“你欠缺天赋，也没有我们这一行必须具备的眼光。你觉得你可以取代我？得了吧。你可以学习我的笔法和技艺，但是你的作品永远比不上我。你知道为什么吗？你知道为什么！”他口袋里的铜板微微颤动。我大声嘶喊，字字有如砂纸般刮过喉咙。“因为你必须具备魔鬼想要的人性，不然连魔鬼都不愿跟你打交道。”

“我知道。”他轻声说。

“如果你知道，那么为什么？你为什么告发我？”

“你说什么？”他结结巴巴，像个脑筋迟钝的笨蛋。“我没有告发你。我帮你做担保，尽量帮你说好话。”

“那么我为什么被关在这里？”我看不到麦克辛。我说不定对着墙上的空白大喊。“我为什么被关在这里？你告诉我！我为什么在这里？我究竟做了什么、让我活该受到这种惩罚？”

他沉默了好一会，然后随手把门关上。

你在那里吗？等到牢房只有我一个人，我轻轻叩打。

我在这里，神学院学生轻叩回复。

我身上每一寸都疼痛不堪，全身的筋骨中，似乎只有指关节没被打断。我把指关节凑到墙边，轻轻叩打。我想要告白。

我在听，神学院学生回答。

一时之间，我觉得自己似乎坠入梦乡，漆黑的隧道包围着我，我举起画笔，贴向墙壁。只不过画笔是我歪曲的指头，为了远方的某人，在牢房的墙上叩打密码信息。

如果你出狱，你一定得把我的告白交给我弟弟的儿子，我轻敲。

他叫什么名字？

弗拉基米尔·瓦西里耶维奇·马尔金。

你想要做出什么告白？他问。

他爸爸的脸孔，我轻敲。你一定要跟他说他在哪里可以看到他爸爸的模样。

在哪里？

在我经手审查的照片和画作里。在一切的背景里。在他们所有人的后方，在那里，他们的眼睛找不到他。

当狱卒们走进牢房，我静静站起来，没有抗争。他们把鞋带还给我，我系上鞋带时，他们站在一旁合抽一根烟。

“我可以把衬衫纽扣缝回去吗？”我问。

“他还搞笑呢。”其中一个狱卒评论。“他就是那个花豹家伙？”

第二个狱卒说是。

“你从哪里听到花豹这件事？”我问。

“当然是从那里听来的。”第一个狱卒回答。“你的波兰文老师。”

“他们解决了动物园里每一只花豹。”第二个狱卒说。“以示警告。”

“我们这样对待动物，真是不像话。”第一个狱卒说。

我双膝跪地。我站不起来。他们得把我从这里抬出去。我听到墙壁传来声响。那个神学院学生肯定疯了，要不然他为什么明知两个狱卒在我的牢房里、依然冒险跟我联络？先是指关节在墙上轻声叩打，然后是拳头用力打上墙壁，然后是双脚重重踏步。我听了忽然有力气站起来。狱卒们带我走出牢房，然而声音愈来愈大，他们装作没听见，但是地板、墙壁和天花板都猛烈颤动，监狱里每一条铁栏杆、每一根骨头都随着我用密码传送给他的第一句话发出回响——那句以前沃斯卡和我爬上小床、坠入梦乡之前用密码告诉彼此的一句话。

他们带着我走入一片漆黑，在这个伸手不见五指之处，我深深吸了一口近日来第一口清冽的空气。我想起沃斯卡冲向花豹的兽笼。我追着他跑，但他的动作始终比我快。即使是现在，我心目中的花豹依然是个神秘难解、无以为名的谜团，除此之外，我不知道该如何形容。

他们将让我坐进一部车子，把我带到一个土坑边。那个土坑跟芭蕾舞者和沃斯卡坠入的土坑没什么两样，脑袋挨一颗子弹之后，我也将坠入坑中。想想蒙羞的芭蕾舞者。那些告发她的人，那些通风报信的人，那些批准行动的人，那些半夜到她家敲门的人，那些逮捕她的人，那些帮她照相的人，那些帮她按手印的人，那些拉出她鞋带的人，那些拷问她的人，那些殴打她的人，那些主导她供词的人，那些审判她、谴责她、处罚她的人，那些带着她坐进车里、走入地窖、走到土坑边的人，那些帮她挖掘坟墓、在她头上开一枪、安葬她的人。还有其他像我这样、难以计数的人士，动手销毁她的出生证明、文凭、剪报、照片、成绩单、通行证、配给票等证明她曾经存在的文件。为了抹除一个人，几乎全体动员，但是只需一个人的过错——如果这会儿我们就是以此称呼回忆——她就保存了下来。

如果这么想没错，说不定多年之后，有朝一日，人们会发现沃斯卡。说不定隔壁牢房的神学院学生，就是那个保存我们两人的过错。

“请你帮我一个小忙。”我说。“拜托拜托，让我再问一个问题。”

狱卒叹了一口气。“什么问题？”

“我隔壁牢房的那个男人，他叫作什么？”

“什么男人？”狱卒问，一脸困惑。

“我隔壁牢房的那个男人。那个神学院的学生。”

他拍拍我的肩膀，感觉好像真的同情我。“你隔壁没有牢房。”

“有，我隔壁有一间牢房。有个男人被关在里面。我听到他的声音。求求你跟我说他叫作什么。”

狱卒摇摇头。“整个地窖只有一间单独禁闭室，里面只关了你一个人。”

车子引擎空转，停在车道尽头。车门开启，狱卒把我推了进去。我们驱车前进。前方冒出灯光，灯光照穿黑影，闪闪发亮。一时之间，我以为那是一列渐渐逼近的火车。我在座位里转头，期盼最后瞥见我绘制的脸孔。车子愈开愈近，灯光随之延展，我们好像驶入其中。灯光爬上挡风玻璃，漫过车顶，缓缓消失在我们身后。那不是一列渐渐逼近的火车，而是一盏街灯。其余的路途一片漆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