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奎斯特。”当珍妮特几个小时之内第二次打来电话时，检察官谨慎地接听了。当她告诉他据信乌尔瑞卡·温丁已经失踪了的时候，他胃里的压力更大了，挂了电话以后，他感觉想吐。

真他妈见鬼，他边想边站起身，走到酒柜边。

当制冰机轰隆作响的时候，他拿出一瓶冒着白雾的麦芽威士忌，倒了一大杯。

如果检察官肯尼斯·范奎斯特能有点创造力，他的脏话也会比“该死”“他妈的”和“见鬼”多点花样。不过他不是那种人。“真他妈见鬼。”所以他才会重复了一遍，然后一口喝下了威士忌。

威士忌绝不会对他的胃溃疡有太多益处，不过他还是喝下去了，他感觉酒精撞上了胸口的胃酸反流。

这天上午，当珍妮特·科尔伯格探长打来电话时，他当时还觉得最好按照她说的做。现在，经过一番思考之后，他意识到，在最糟糕的情况下，乌尔瑞卡·温丁可能有生命危险。他也暗地里承认，尽管他很难算得上认真负责，但他也有自己的局限性。

该死的孩子，他想。你本该拿着那笔钱跑得远远的，然后闭上嘴。

现在事情的结局可能很糟糕。

检察官一阵发抖，他想起了大约十五年前发生的事情。那时，他受邀去拜访前任警察局长格特·贝里林德位于斯德哥尔摩群岛中的莫哈岛上的小别墅。

维戈·杜勒也在，还有一个跟他有某种联系的乌克兰人，那人连一句瑞典语都不会说。

他们坐在厨房里，杜勒和贝里林德两人因为什么事吵了起来。贝里林德喋喋不休，非常失望，杜勒坐在那里，很久都没说话，然后他转过身，用俄语对那个乌克兰人小声说了什么。贝里林德继续破口大骂，那个乌克兰人离开了厨房，走到那个笼子边，警察局长在里面养着他那些获奖的兔子。

透过开着的厨房窗户，他们听到两声呜咽声，几分钟后，那个乌克兰人拎着两只刚扒了皮、每只价值约一万克朗的种兔进来了。局长吓得脸色像纸一样煞白，他安静地请他们离开。

那时，肯尼斯·范奎斯特还认为贝里林德是为他失去的奖金伤心，或者是为兔子的死难过，可是现在他才明白，警察局长是吓坏了，他看清了维戈·杜勒是个什么样的人。

他闭上眼睛，祈祷这时自己明白过来还为时不晚。

冒着白雾的威士忌让他想起了维戈·杜勒身上的味道。他一走进房间里，你就能闻到。他身上的气味是炒过的大蒜味吗？

不，检察官想，更像是火药或者硫磺的味道。这看似有点矛盾，因为他知道杜勒也有能力融入，用某种方式消失在人群中。

如果有人想表示对肯尼斯·范奎斯特的尊重，便可以说矛盾并非他的强项。如果有人不愿意这么大方，而是更接近真相，便会说他对矛盾的观点是，根本没有矛盾。只有对或错，没有中间地带，这对一名检察官来说，是非常糟糕的品质。

但是现在他承认，维戈·杜勒是个矛盾的人。

可以极其危险，也可以像个软弱的人一样哀叹自己的心脏不好，就像他们上次见面时那样，之后不久他就死了。现在，他把这个该死的麻烦抛到脑后，范奎斯特想，而这个工作刚好由我负责。

“律师和养猪户，”他对着威士忌杯子小声说道，“这根本说不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