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家后，我给自己新煮了一壶咖啡，开始听录音，重温我对米兰达·弗罗斯特灾难性的专访。目前为止我找不到可以挽救的地方。一处都没有。我应不应该发封电邮要求补充采访？可是即使成功约上，补充采访看似也是毫无意义。谁在意那个说出这些话的巫婆？那些话才是关键。我知道无论怎样我都要写出点东西交给编辑。在我看来，这是一篇可以赚大钱的报道。我不能让这个赚钱的机会溜走。

我在笔记本电脑上埋头苦干了三个小时，尝试找出一个巧妙的、后现代主义的角度。解构米兰达：和一个讨厌采访的女人的一次不算采访的采访。我挤出来的每一句废话都让这个糟糕的主意变得更加糟糕，就像一只吸饱了血的蚊子的肚皮要爆炸那样惨不忍睹。

我换了个方向。漫谈弗罗斯特：从精神分析角度看那些诗人没告诉我们的事。

这个主意自然更是糟糕透顶。

我给《观察家报》的杰斯发了封电邮，告诉她专访快要完稿了，但可能需要晚交几天——因为我一个很亲近的人去世了。在键盘上打这些算不上谎言的字时，我也不知道自己心里应该是什么滋味。一方面，这个说辞既狡诈，又占据了情感上的制高点；另一方面，它只是一种创造性思维，那种我需要用来把对米兰达·弗罗斯特的采访变成可以见报的稿件的创造性思维。

已经到了傍晚时分，今天轮到我做晚饭，于是我去了趟商店，买了鸡蛋、面包和一袋沙拉——这些食材注定要变成煎糊了的蛋卷和配菜。我抽了两根烟，吃了一排巧克力，当作姗姗来迟的午餐。然后我又回到了笔记本电脑前，重新打起精神写稿子。可我睡着了，梦里我在金丝雀码头塔101层面试一份公关工作。由于对洗衣时间预计不足，我不得不向姐姐借了套不合身的西服。因为一些说不清的理由，西服里面我什么都没穿，就和新生婴儿一样赤身裸体。

我醒了，离贝克下班到家还有二十分钟。此时的我感觉迟钝又愚笨。

我端上晚餐，配上一瓶西班牙里奥哈产的葡萄酒以及一个蹩脚的道歉。这顿晚餐准备得实在不怎么样，需要红酒和道歉来挽救一下。贝克摆出英勇就义的表情开始吃，但我知道如果这顿饭能长时间留在他的记忆里，那肯定也是不好的记忆。九个小时的办公室工作外加两趟肮脏的地铁之旅，他值得一顿更好的晚饭，真的。尽管他总是强调他喜欢自己的工作，还觉得我比地铁更难忍受。

贝克在伦敦南岸的一家数字咨询公司工作，离滑铁卢车站很近。那是家很酷的科技公司，以谷歌为模版创建的。他们的招聘广告里包含类似“我们努力工作，尽情玩耍”这样的字句。

办公室里有个游戏房，里面可以打桌球和乒乓球，还有懒人沙发和装满啤酒的冰箱——不成文的规定是晚上六点前不能打开冰箱（除非是周五或者夏天）。而且，根据我目前得到的信息判断，办公室里几乎没有内墙。公司宗旨里解释这种设计是希望形成一种有助于激发创造力，促进同事合作和交流经验的工作氛围。但如果你想给自己留点隐私，我想你只能去厕所或者把它放进文具柜里了——据我所知厕所不是开放式的。即使如此，在办公室里深入地思考人生——无论在什么办公室——都让我感到深深的恐惧。从二十一岁到二十四岁，我做遍了伦敦市中心的临时工，现在仍然觉得自己的创伤后遗症没有痊愈。

“所以她人怎么样？”贝克问道，继续和我交流各自一天里的重要经历。他已经吃完了那份让人没有食欲的煎蛋卷，沙拉也吃到只剩一点汁水在袋子里，还往杯里又倒了些葡萄酒。客厅里弥漫着浓浓的油烟味。每次我们家公寓开伙煎炸东西时，油烟味总是久久无法散去。

我已经和他说过地狱般的通勤体验，现在我们的话题来到位于目的地的那个女人身上。我用了几句刻薄的描述把这个女人说得活灵活现：“想象一下，郝维辛小姐和汉尼拔·莱科特的私生子，”我总结道，“由宿醉中的贝蒂·戴维斯扮演。”

“精辟。我喜欢这个描述。除了汉尼拔·莱科特做爱的画面。没人乐意在脑海里想象这一画面。”

“我是在尤斯顿广场站和大波特兰街站之间的路上想到这个描述的。我还有很多想法，这只是其中一个，但我觉得这些想法都不能写进稿子里。”

“当然——显然不行。”

“我必须生编硬造。说实话，你应该听听录音。我好像要从一堆列车残骸中找出点可写的东西一样。”

“嗯。其实听起来还挺有趣的。”

“是很有趣。可能比我最后写出来的废话有趣。但这不是重点。录音里的对话还是没法用。”

“也许听听旁观者的意见会有帮助？”

我想了一下，还是立即拒绝了这个提议。我真的不想让贝克听到这段录音里的一些内容。我转移了话题：

“嘿，你有没有听说过‘猴圈理论’？”

贝克看着我，好像我说了某种宗教拜神仪式中不为人知的语言。

“‘卡伯恩数字’呢？他们本质上是同一件事，只不过其中一个名字更容易让人记住罢了。这是一个科学理论。”

“没听说过。”贝克证实了我的判断。

“嗯。唔，基本上这是关于灵长类动物社群的理论。卡伯恩教授是名进化论心理学家。他花了很长时间去研究猴子的脑袋，发现猴脑的大小和猴子的社交圈大小之间存在相关性。所以狒狒往往形成包含三十个同伴的圈子，黑猩猩是五十个，以此类推。目前为止你能听明白吧？”

“听懂了，也就是说猴子越聪明，朋友就越多。这能得出什么有趣的推论吗？”

“能，耐心点。”我喝了一大口酒，“所以卡伯恩数字是一个理论上的极限，限制了一只猴子根据它的脑袋大小所能处理的社会关系的数量。换句话说，一个社群在变得不稳定、分崩离析之前，可以一起生活在里面的猴子数量是有上限的。”

贝克看了我几秒钟。“我有点困惑，这和米兰达·弗罗斯特有什么关系？”

“没有，这是一个新话题，至少我们的交谈已经偏离正题了。我应该明确告诉你的。不管怎样，让我说完。卡伯恩数字也可以应用在人类身上。事实上，我认为它是专门针对人的，对猴子的研究只是背景。你看，卡伯恩教授画了个示意图，一条坐标轴上是不同的灵长类动物的脑袋大小，另一条坐标轴上是它们各自社群的大小。由此，他可以推算人类的社群在崩塌之前可以容纳的最多人数，大概是一百五十人。人类可以同时维持一百五十个有意义的社会关系，再多就不行了。如果超过这个数量，我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我们的脑袋会过热或者出现其他反应。它们还没进化到可以应对大规模的人群。”

“我们的脑袋会过热？”

“我只是在转述我读到的。但相信我，这是一个可靠的科学理论，有充足的证据支持。比方说，猜猜原始狩猎社会中一个部落的平均大小是多少人？”

“嗯，一百五十人？”

“答对了！工业化前的村落也是这样的。猜猜如果阿米什人的社群扩大到一百五十人以上，他们会做什么？”

“他们会开始互相掐脖子？”

“这倒不至于。此时他们的社群会一分为二——这是不变的定律。因为阿米什人想明白了只要不超过一百五十人，社群基本上就是稳定的、可以自我调节的。成员之间能够相互了解，并建立起情感上的连接，因此自然有动力合作、互惠互信，等等。事情只会在人口超过卡伯恩数字的时候才开始恶化。这时人们觉得在圈子里更容易隐身，没有那么相互依赖。道德水平会稍微下降，但这个变化还是可以察觉的。总的来说，人们会失去和同伴相互关心的能力，社会关系的黏性也就失效了。”

“好吧，这个理论还是很有趣的……你为什么突然对进化论心理学感兴趣了？”

我耸耸肩。“我昨晚失眠的时候读了相关的内容。我偶尔在网上看到的，但奇怪的是它似乎和我思考的事情很相关。因为西蒙，你知道的。”

“西蒙？”贝克把这个名字晾在半空中，一时半会儿没说话，“这个理论和西蒙有关？”

“是的。因为我们对西蒙一无所知。对我们来说，他并非任何真正意义上的人——只是我们偶尔在楼梯上碰见的一张脸。我们住的地方只相隔几码，但从来没有互动过，而他的死在我们的生活里只是一个短暂的突发事件，并没有带来任何情绪上的波动。”

贝克做了个鬼脸，就是人们在听到不能接受的事实时会出现的表情。他的鬼脸逗笑了我。

“西蒙不在我们的‘猴圈’里。”我总结道。

那晚我再次失眠了。

午夜十二点三十分，我又独自回到电脑前听米兰达·弗罗斯特的采访录音，听得我直把头往砖墙上撞，撞得砰砰作响。我感到无从下手。所有和专访文章稍微相关的信息加起来都写不了几句话；相反，任何我觉得有趣的信息——值得写的东西——都难登大雅之堂，毕竟这是一篇要刊登在大报上的访谈。

我怀疑是不是因为我的注意力不够集中。有那么好几秒，我的脑子无法抓取任何信息。我的思维一直在跳跃，就像有划痕的唱片播放时会不停跳针。而且从头到尾都只能隐约听到米兰达和我在唧唧喳喳，声音微弱而尖细。我们说的话有着奇怪的逻辑，你来我往，节奏和网球比赛一样，但不具备广泛的意义，甚至和现实世界脱节。

我又想起了冰箱里的安非他命，但还是决定不吃。兴奋剂也许可以帮助我集中精神，但也很可能让我整晚盯着墙磨牙，直到天亮。于是我喝了一品脱水，把窗户开到最大，然后点上一支烟。

起风了。风声加上淅沥的雨声，听起来就像收音机调台时会发出的“白噪声”。我靠在窗台边，头伸出窗外，让肮脏的城市空气拍打我的脸。然后，我回到电脑前，继续听写录音，不去多想稿子要写什么内容。

我把录音从头开始播一遍，按顺序逐句听写下来，一个字都不改，一个字都不删；随着字越打越多，我的思路似乎变得清晰了。

经过几个小时的努力，我写了差不多两千字，只剩下我讲述发现西蒙尸体过程的内容了。这时，我重新看了一遍采访对话，零星地加上几处注释。然后回到文档的顶部，添上一个冗长但令我满意的标题：来点不一样的：米兰达·弗罗斯特采访阿比盖尔·威廉姆斯——小说里的荡妇（漫谈阿比盖尔·威廉姆斯，米兰达·弗罗斯特的咒骂）。

在凌晨差一刻四点的时候，我开始写配文。

“西蒙的公寓是我们家的镜像……”我的脑子此时无比清醒，像玻璃碎片一样锐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