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获悉绑架案的家庭成员是贝阿特利丝的丈夫佩德罗·盖莱罗医生。他当时正在大约十个街区外的心理治疗和人类性学研究中心，进行一场关于物种进化的演讲，从单细胞生物的基本机能一直谈到人类的丰富情感。一名警官的来电打断了他，警官用十分专业的口吻问他是否认识贝阿特利丝·比亚米萨尔。“当然了，”盖莱罗医生回答说，“她是我的妻子。”警官沉默了一会儿，换了一种更为人性化的语气：“好吧，您别太着急。”盖莱罗不必动用他出色的精神科医生专业素质也能明白，这句开场白之后一定是某件极其严重的事情。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他问。

“一名司机在第五公路与85号大街交汇的街角被杀了。”警官回答道，“是一辆雷诺21，浅银灰色的，车牌号是波哥大PS-2034。您认识这个号码吗？”

“完全不认识。”盖莱罗医生不耐烦地说，“请告诉我贝阿特利丝到底怎么了。”

“目前我们只能告诉您她失踪了。”警官说，“我们在座椅上发现了她的包，还有一本笔记本，上面写着如果有紧急情况就跟您联系。”

确定无疑了。盖莱罗医生建议过他的妻子，让她在笔记本上注明这一条。虽然他不认得车牌号，但是警官的描述同玛露哈的车子相符。发生案件的街角离玛露哈家只有几步之遥，贝阿特利丝回家前会路过那里。盖莱罗医生匆匆做了解释，中止了演讲。他的朋友、泌尿科医生阿隆索·阿古那载着他穿过晚七点的拥堵交通，花了十五分钟来到案发现场。

阿尔贝托·比亚米萨尔是玛露哈·帕琼的丈夫，也是贝阿特利丝的哥哥。他距离绑架现场只有两百米，通过门房打来的内部电话得知了消息。制宪议会的成员将于十二月选出，为了相关的竞选活动，他在《时代报》社忙了一下午。他四点钟回到家，由于竞选前夕的疲惫，穿着衣服就睡着了。快到七点的时候，他的儿子安德烈斯回到家，贝阿特利丝的儿子加夫列尔也跟着一起来了。从儿时起，他们就是最好的朋友。安德烈斯探进卧室找妈妈，把阿尔贝托吵醒了。黑暗中，阿尔贝托被吓了一跳。在半睡半醒间，他点亮电灯，发现快七点了，而玛露哈还没有回来。

玛露哈会晚归，这太奇怪了。无论交通如何糟糕，她和贝阿特利丝总是很早回家，如果有什么突发情况，她也会打电话提前告知。而且，玛露哈之前跟他约好了，五点在家里见。阿尔贝托很担心，他让安德烈斯给扶影公司打电话，保安告诉他，玛露哈和贝阿特利丝已经走了，而且只比平常晚走了一小会儿，应该很快就会到家了。电话铃响的时候，阿尔贝托去厨房喝水了，安德烈斯接起了电话。只听安德烈斯的语气，阿尔贝托就明白，那是一通让人惊慌的电话。事情是这样：一辆汽车在街角出了什么事，车好像是玛露哈的。门房说得很模糊。

阿尔贝托让安德烈斯留在家里，以防有人打电话来，然后自己匆匆忙忙地出门了，加夫列尔跟着他。他们紧张得没办法等电梯，而是飞快地走下楼梯，门房向他们大喊：

“好像死了一个人。”

街上非常热闹。邻居们从居民楼的窗户探出头来，希尔昆巴拉大街上车辆拥堵，喧喧嚷嚷。街角处，一支带着无线电的警察巡逻队不让好奇的人们靠近那辆被遗弃在那里的汽车。盖莱罗医生比他早到，这让比亚米萨尔很惊讶。

那确实是玛露哈的车。离绑架案发生至少已经半小时了，现场只留下了这些痕迹：驾驶座一侧被子弹击碎的玻璃、座椅上的血迹和玻璃碎片、柏油路上潮湿的阴影——奄奄一息的司机刚刚从那里被抬走。其余的东西都整洁有序。

警官效率极高，非常正式地告知比亚米萨尔由少数几位目击者提供的细节。这些细节不太完整，而且并不精确，有一些甚至相互矛盾。但毫无疑问，这是一起绑架案，唯一已知的伤者是司机。阿尔贝托想知道司机能否提供一些线索。但这是不可能的：司机处在昏迷之中，暂时也没有人知道他被带去了哪里。

另一边，盖莱罗医生仿佛因这样的打击而麻木了，他好像没有估计出这件事的严重程度。他一来就认出了贝阿特利丝的包、化妆盒、日程本、装着身份证的皮质卡套以及装有一万两千比索和信用卡的钱夹。他得出的结论是，被绑架的只有他的妻子。

“你看，玛露哈的包不在这儿，”他对他的内兄说，“或许她当时不在车上。”

两人都在试图平复呼吸，这或许是一种谨慎而专业的分散注意力的方式，但是阿尔贝托想得更多。当时他急于证实，车上及车辆四周没有除司机之外其他人的血迹，好以此确定两位女士都没有受伤。对他而言，其余的一切显而易见。他为自己没能预见这起绑架案而内疚不已。现在他十分确定，这是一次针对他的行动，他知道是谁做的，也知道是为什么。

阿尔贝托前脚刚走，广播新闻就播报说，玛露哈的司机在开往考垂医院的专车上去世了。不久后，这则枪击新闻引起了蜗牛电台的法律编辑、记者吉耶尔摩·弗朗哥的注意，他来到现场，但只发现了那辆被遗弃的汽车，在司机的座椅上捡到了几块玻璃碎片和一张沾了血迹的烟纸，他把这些东西放进一只透明的盒子里，标上数字和日期。弗朗哥从事法律新闻报道工作多年，那只盒子将成为他职业生涯丰富遗产中的一部分。

警官陪比亚米萨尔回家时，对他进行了一次非正式查问，这可能对调查有帮助。但比亚米萨尔在回答他时，只想着自己即将面对的漫长而艰难的日子。首先，他告诉安德烈斯他的决定：由安德烈斯招呼来到家里的客人，而他去拨打紧急电话，并整理自己的思路。他把自己锁到卧室里，开始给总统府打电话。

他和塞萨尔·加维里亚总统政见相合，且私交甚笃，总统认为他是一个冲动又热情、但在面对极其危急的情况时又能保持冷静的人。因此当他说起他的妻子和妹妹被绑架时，所表现出的激动和冷淡让总统印象深刻。最后他毫不拐弯抹角地说：

“您得为她们俩的性命负责。”

当塞萨尔·加维里亚认为必须强硬的时候，他可以变成最强硬的人，他当时便是这么做的。

“您听我一句，阿尔贝托，”他干巴巴地说，“所有该做的事都会做成的。”

他随即以同样镇静的口吻告诉阿尔贝托，他会马上通知安全顾问拉法埃尔·帕尔多·卢埃达，让他负责这件事，并随时向自己汇报情况。事情的进展证明了这是一个正确的决定。

记者们纷纷到来。比亚米萨尔知道一些被绑架者的先例，他们会被允许听广播、看电视。因此他临时发布了一条消息，要求绑匪尊重玛露哈和贝阿特利丝，因为她们是两个值得尊重的女人，而且与战争毫无瓜葛。他还宣布，从此刻开始，他将用他所有的时间和精力去解救她们。

米盖尔·玛萨·马尔克斯将军是最早到来的人之一，他是安全管理部部长，负责调查本次绑架案。玛萨将军从七年前的贝利萨里奥·贝坦库尔政府时期就开始担任本职，在比尔希略·巴尔科总统任职期间续任，而且刚刚被塞萨尔·加维里亚总统任命。在一个几乎不可能做好的职位上，他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幸存者，哪怕是在打击贩毒行为的艰难战争时期也恪尽职守。他中等身材，犹如被钢铁铸成般强壮，有着好战民族的公牛般的脖子。将军能长时间保持沉默，同时也能在亲密的朋友圈子中畅所欲言：他是一个地道的瓜希拉人。但是在工作中，他向来公事公办，对他来说，打击毒品贸易的战争是一件私事，是与巴勃罗·埃斯科瓦尔的殊死较量。这场较量也得到了对方充分的回应。埃斯科瓦尔在针对他的两场连续袭击中使用了两千六百公斤炸药：这是埃斯科瓦尔对一个敌人前所未有的最高认可。而玛萨·马尔克斯在两场袭击中都安然无恙，他把这归结于圣婴的庇佑。当然，埃斯科瓦尔把玛萨·马尔克斯没能杀死他的奇迹也归功于同一位圣婴。

加维里亚总统坚持执行一项不成文的政策：如果没有与被绑架者的家属达成协议，军队不能擅自采取任何解救措施。但是，政界纷传总统和玛萨将军关于这一程序有分歧。比亚米萨尔决定先发制人。

“我想告诉您，我反对实施强行营救。”他对玛萨将军说，“我必须确保你们不会这样做，你们做任何决定的时候都得提前跟我商量。”

玛萨·马尔克斯表示赞同。一段信息量十足的漫长对话之后，他下令监听比亚米萨尔的电话，以防绑匪在夜间和他联系。

在当晚与拉法埃尔·帕尔多的第一次对话中，比亚米萨尔得知，总统任命帕尔多为政府与家属间的调解人，他是唯一获得授权可以对本案发表官方声明的人。他们两人都清楚，绑架玛露哈是贩毒分子的计谋，想通过她姐姐格萝莉娅·帕琼来对政府施加压力。他们决定马上行动起来，不再凭空猜测。

在毒贩们还没有通过走后门介入国家政治高层的时候，哥伦比亚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在世界毒品贸易中日益增长的重要性。后来，毒贩们先是利用自己不断增长的腐化和贿赂能力，后来又通过自己的候选人进入了政治高层。一九八二年，巴勃罗·埃斯科瓦尔试图在路易斯·卡洛斯·加兰的运动中占据一席之地，但是路易斯将他除名，并在麦德林的一场五千人游行中揭开了他的真面目。但在不久之后，借助政府自由主义的边缘势力，埃斯科瓦尔成了众议院的替补议员。他没有忘记耻辱，向政府，特别是新自由主义发起了一场殊死之战。罗德里格·拉腊·波尼亚，新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贝利萨里奥·贝坦库尔政府的司法部长，在波哥大街头被一名骑摩托车的杀手刺杀身亡。继任者恩里戈·帕莱霍被一名雇佣杀手跟踪至布达佩斯，中了一枪，但活了下来。一九八九年八月十八日，路易斯·卡洛斯·加兰尽管受着十八名全副武装的保镖保护，却仍在距总统府十公里的索阿查市公共广场被机关枪射杀。

那场战争的主要原因是毒贩害怕自己会被引渡到美国，他们会因为在那里犯下的罪行而受到审判，被处以极刑。一九八七年，被引渡的哥伦比亚毒贩卡洛斯·莱德尔就被美国法院判处了终身监禁外加一百三十年有期徒刑。使这一切成为可能的，是胡里奥·塞萨尔·图尔巴伊总统签署的一项协议。在其中，政府第一次通过了国民引渡的决议。拉腊·波尼亚被刺杀时，贝利萨里奥·贝坦库尔总统首次执行决议，并迅速通过了一系列引渡决定。毒贩们十分害怕美国向全世界伸出的长臂，意识到没有比哥伦比亚更安全的地方了，最终成了自己国家内部的秘密逃亡者。最讽刺的是，他们别无选择，只有寻求祖国的庇护才能保住性命。因此，为了得到庇护，他们既用暴力胁迫，又动之以情理：既实施残酷的、无差别的恐怖主义，同时又表示愿意屈服于法律。他们还提出，只要不被引渡，他们会回国并在哥伦比亚投资。那是暗影里真实的反对力量，这股力量拥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可被引渡者”，还有埃斯科瓦尔的一句名言：“宁要哥伦比亚一座坟，不要美国一间牢。”

贝坦库尔时期，战争一直持续。继任者比尔希略·巴尔科加剧了战况。一九八九年路易斯·卡洛斯·加兰被杀害后，曾任竞选经理的塞萨尔·加维里亚成为总统候选人，那时他所面临的局面便是这样糟糕。塞萨尔在竞选时捍卫引渡决议，认为这是巩固司法权不可或缺的工具。他还宣布了一项新策略。策略很简单：服从法律、承认部分或全部罪行的人能得到基本权益，免于引渡。然而，正如初版协议中的提议一样，这对于“可被引渡者”来说是不够的。埃斯科瓦尔通过他的律师提出，不被引渡应该是无条件的，招供和揭发不应该是强制性要求。他还要求监狱绝对安全，并保证其家属及随从的安全。为了争取这样的结果，他们一边实施恐怖主义，一边积极协商——他们开始绑架记者，意在拧断政府的臂膀。在两个月里，他们绑架了八名记者。因此，针对玛露哈和贝阿特利丝的绑架可以被看作那场致命进程之中一颗拧得更紧的螺丝。

从看见那辆千疮百孔的汽车开始，比亚米萨尔便认为，妻子和妹妹的性命取决于他为拯救她们所做的事。后来，在轮番侵扰他家的人群中间，他完全确信了这一点。所以这一次与以往不同，在一方的挑衅下，战争像一场无法避免的个人决斗般开始了。

实际上，比亚米萨尔已经是个幸存者。一九八五年，作为众议院议员，他促使《国家麻醉剂章程》获准通过。当时还没有打击贩毒行为的普通法律，只有战时颁布的分散法令。后来，路易斯·卡洛斯·加兰命令他阻止一项立法议案的通过，该议案由支持埃斯科瓦尔的议员提交给议会，意在废止引渡决议。这给比亚米萨尔带来了杀身之祸。一九八六年十月二十二日，两名身穿运动服的杀手假装在他家对面健身，趁他上车时扫射了他两次。他奇迹般地逃脱了。一名袭击者被警方击毙，同谋被拘捕，过了几年后又被释放了。没有人宣称为那次袭击负责，但也没有人对此事由何人指使提出疑问。

在加兰本人的劝说之下，比亚米萨尔同意离开哥伦比亚一段时间。他被任命为驻印度尼西亚大使，在那里待了一年之后，美国驻新加坡的安保机构逮捕了一名计划前往雅加达的哥伦比亚籍杀手。无法确定他是否受人指使、试图刺杀比亚米萨尔，但他在美国登记了死亡状态，还伪造了一张死亡证明。

玛露哈和贝阿特利丝被绑架的那个晚上，比亚米萨尔家里快被掀翻了。政客、政府人员以及两位受害者的家属纷纷来到他家。比亚米萨尔家族伟大的朋友、艺术商人阿塞内思·韦拉斯克斯住在楼上，她担负起了女主人的职责。只是没有音乐，不然这个夜晚就与任意一个星期五的夜晚别无二致了。这是难以避免的：在哥伦比亚，所有超过六人的聚会，不论何种类型，不管在什么时段，都注定会变成舞会。

分散在世界各地的所有家庭成员都得知了这个消息。玛露哈的女儿阿莱桑德娜处在第一段婚姻中，当哈维尔·阿雅拉告诉她这个消息时，她刚刚在麦考（在遥远的瓜希拉半岛）的一家餐厅吃完晚饭。她是《焦点》栏目的导演，这是一档在每周三热播的电视节目。为了进行一系列采访，她于一天前来到了瓜希拉。当晚，她跑遍了宾馆，试图跟家里取得联系，但是电话一直占线。巧合的是，就在前一期节目里，她采访了一位精神病学家，专长是研究由于监狱戒备森严而引发疾病的临床案例。她一听说绑架的消息，就意识到同样的治疗或许也适用于绑架案的受害者。她回到波哥大，预备从下一期节目开始将这种治疗方法付诸实践。

格萝莉娅·帕琼（玛露哈的姐姐，时任哥伦比亚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使）凌晨两点被比亚米萨尔的一句话叫醒了：“我有一个非常糟糕的消息。”玛露哈的女儿胡安娜正在巴黎度假，不久后在格萝莉娅的隔壁房间得知了这个消息。二十七岁的音乐家、作曲家尼可拉斯，则在纽约被叫醒了。

凌晨两点，盖莱罗医生和他的儿子加夫列尔前去找迭戈·蒙塔那·古埃亚尔议员，迭戈是共产党的分支组织“爱国联盟”的主席，也是“高贵者”组织的成员。该组织成立于一九八九年十二月，致力于调节政府与阿尔瓦罗·迭戈·蒙托亚案的绑匪之间的关系。父子俩发现迭戈不仅醒着，而且十分抑郁。他在晚间新闻中听说了绑架案的消息，觉得这是道德沦丧的表现。盖莱罗想请他与巴勃罗·埃斯科瓦尔协商，把自己作为被绑架者与贝阿特利丝交换，这是盖莱罗唯一想求他的事。蒙塔那·古埃亚尔给出的答复非常符合他的做事风格。

“别他妈犯傻了，佩德罗。”他回答说，“在这个国家已经什么都做不了了。”

天亮时，盖莱罗医生回到家中，但无心睡眠，他的心因为焦虑一直悬在空中。快到七点的时候，蜗牛电台新闻频道的编导亚米德·阿玛特亲自打电话采访他。盖莱罗医生的情绪处于低谷，受访时十分莽撞地向绑匪们提出了挑战。

比亚米萨尔一分钟都没睡。清晨六点半，他冲了澡，穿好衣服，赶赴与司法部长海梅·希拉尔多·安海尔的会面，了解到了对毒贩恐怖主义采取打击行动的最新进展。会面结束后，比亚米萨尔愈发确信，他的斗争将会是漫长而艰巨的，但是他很感激这用来更新信息的两个小时，因为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他完全误解了毒品贸易。

他没吃早饭，也没吃午饭。到了下午，在几番令人沮丧的努力之后，他也去拜访了迭戈·蒙塔那·古埃亚尔，后者的坦率又一次让他惊讶不已。“你别忘了这事得慢慢来，”他告诉比亚米萨尔，“至少得等到明年六月制宪议会结束以后，因为玛露哈和贝阿特利丝将会成为埃斯科瓦尔对抗引渡决议的盾牌。”很多友人反感蒙塔那·古埃亚尔的态度，因为尽管他是“高贵者”的一员，但在报纸上总是毫不掩饰他的悲观。

“无论如何，这破事我不干了，”他斩钉截铁地告诉比亚米萨尔，“现在我们纯粹是蠢蛋。”

比亚米萨尔结束了没有希望的一天，回到家时，他觉得筋疲力尽、孤单异常。他猛地灌了两口干威士忌，更加萎靡不振。从此刻起，他的儿子安德烈斯将是他唯一的伙伴。安德烈斯终于让他在下午六点吃了一天的第一顿饭。这时，总统打来电话。

“现在行了，阿尔贝托，”他尽量和气地告诉他，“您过来，我们谈一谈。”

晚上七点，加维里亚总统在总统府私人住宅的书房里接见他。总统和他的妻子安娜·米莱娜·穆纽斯还有两个孩子（十一岁的西蒙和八岁的玛丽亚·帕丝）住在那里已经三个月了。这个庇护所很小，但是很舒适，紧邻开满鲜花的温室。家里有摆满了政府刊物和家人照片的木制书架、一套组合音响，还有他们钟爱的唱片：披头士、杰斯罗·塔尔乐队、胡安·路易斯·盖拉、贝多芬、巴赫。在完成令人精疲力竭的政府工作之后，总统总是在这里进行非正式会见，也总是在这里与在黄昏时到来的朋友饮一杯威士忌，放松心情。

加维里亚亲切地问候了比亚米萨尔，与他交谈时带着同情和理解的口吻，但坦率得有些冷酷。然而，比亚米萨尔已经从最初的打击中恢复过来，冷静了许多，而且他掌握了足够多的信息，明白总统能为他做的事非常有限。两人都确定，针对玛露哈和贝阿特利丝的绑架有政治动机，并且不需要成为占卜者就知道，始作俑者是巴勃罗·埃斯科瓦尔。但是，明白这一点并不是关键，加维里亚说，关键是让埃斯科瓦尔承认这一点，这是保证被绑架者安全的重要的第一步。

比亚米萨尔从一开始就清楚，总统不会僭越宪法和法律来帮助他，也不会中止寻找绑架者的军事行动。不过，如果没有家属的授权，他也并不会强行营救。

“这，”总统说，“是我们的原则。”

没别的可说了。比亚米萨尔走出总统府时，离绑架案发生已经有二十四个小时。面对自己的命运，他就像一个盲人。但他知道自己有政府的支持，可以着手进行有利于被绑架者的私人行动。他还有拉法埃尔·帕尔多为他效力。但是，最值得他信任的，还是迭戈·蒙塔那·古埃亚尔粗暴的现实主义。

在这场前所未有的绑架风波中，第一起案件发生于上一年的八月三十日，当时塞萨尔·加维里亚总统上任刚满三周。受害者是迪安娜·图尔巴伊。她是波哥大电视新闻栏目《氪》的导演和《今日×今日》杂志的总编，还是共和国前总统、自由党最高领导人胡里奥·塞萨尔·图尔巴伊的女儿。她组内的四位成员也和她一同被绑架了：新闻栏目编辑阿苏塞娜·里埃瓦诺、编辑胡安·维塔、摄影师理查德·贝塞拉和奥兰多·阿塞维多。此外，还有定居在哥伦比亚的德国记者埃罗·布斯。一共六人。

绑架者下的圈套是一场所谓的对民族解放军（ELN）总司令马努埃尔·佩雷斯神甫的采访。在了解情况的少数人中，没几个人赞成迪安娜接受邀请，国防部长奥斯卡·博特罗将军和拉法埃尔·帕尔多也不同意。总统让拉法埃尔调查了此行的风险，并把这些风险告知图尔巴伊一家。然而，了解迪安娜的人都知道，她不会放弃那次出行的。事实上，与其说是对马努埃尔·佩雷斯神甫的报刊采访激发了她的兴趣，倒不如说是进行一场和平对话的可能性吸引了她。几年前，她在绝对保密的情况下，骑着骡子踏上征途，孤注一掷地寻求同自卫武装组织在他们的领地上进行谈话，试图从政治和新闻立场理解他们的运动。那则新闻在当时并没有引起重视，最后也没有被公之于众。后来，尽管她与M-19素有矛盾，但她成了卡洛斯·皮萨罗司令的朋友。她曾前往驻地拜访他，以寻求和平解决矛盾的方案。很显然，策划这场采访骗局的人不会不了解这些背景。因此，在当时，不论是出于什么原因，不论会遇到什么困难，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能阻止迪安娜前去同佩雷斯神甫交谈，因为神甫手上握着另一把通往和平的钥匙。

一年前，由于最后时刻发生的种种不利因素，会面推迟了。一九九○年八月三十日下午五点，迪安娜和她的小组成员终于坐上一辆破破烂烂的汽车，开启了征程。他们没有通知任何人。同行的还有两个年轻男人和一个女孩，冒充民族解放军指挥部人员。从波哥大开始的这场旅行模仿得几可乱真，就像真的是由游击队策划的一样。那几个随行人员应该是或曾经是某个武装组织的成员，或者接受过非常好的训练，因而在对话和行动中没有露出任何马脚。

第一天，他们来到位于波哥大以西一百四十六公里的翁达。另外几个人开着两辆更舒适的汽车在那里等候他们。在一家小旅馆吃完晚饭之后，他们继续沿着一条看不清的危险道路行驶，一路上大雨倾盆。天亮时，一起严重的滑坡事故阻塞了道路，在清理完毕之前，他们无法前行。上午十一点，他们终于来到了某个地方，巡逻队带着五匹马在那里等候他们。他们没有休息好，非常疲惫。迪安娜和阿苏塞娜跟着那位女孩骑马行进了四个小时，男同伴们则徒步前行。先翻过了一座树木繁茂的山峰，接着经过一处田园般的山谷：咖啡树间坐落着恬静的屋子，人们探出头来，注视他们经过。有几个人认出了迪安娜，从露台上跟她打招呼。胡安·维塔估算了一下，沿途有不下五百人见过他们。下午，他们在一个荒凉的庄园下了马，那里有一个学生模样的年轻人，自称是民族解放军的人，但没有提供任何关于他的任务的信息。所有人都觉得很困惑。在距离不到半公里的地方有一段公路，而后面的城市毫无疑问是麦德林，也就是说，那不是民族解放军的领地。如果真是这样——埃罗·布斯曾这么想过——那可能是佩雷斯神甫玩的一个精湛把戏，在一个没人会想到的地方同他们会合。

大约两小时后，他们来到了科帕卡瓦那，那是一个被麦德林迅速增长的人口吞噬的城市。他们在一座小屋前下了马。小屋的墙壁是白色的，房顶长满了苔藓，屋子几乎是被镶嵌在一个杂草丛生的突兀斜坡里。屋子里有一间客厅，两侧各一间小房间。其中的一间房里有三张双人床，向导们就在那里歇息。另一间房里有一张双人床和一组上下铺，迪安娜一行人中的男性被安置在那里。她和阿苏塞娜则被安置在屋子深处最好的房间里，那里有女人住过的痕迹。当时是大白天，屋里却灯火通明，因为所有的窗户都被木头封住了。

等了三个小时之后，一个蒙面人以司令的名义欢迎他们。他告诉他们，佩雷斯神甫已经在等候他们，但出于安全考虑，应该让女士先走。这时，迪安娜第一次表现出不安。埃罗·布斯私下里向她提议，无论出于什么原因，她都不应该允许队伍被分开。但由于无法阻止这件事发生，迪安娜偷偷地把自己的身份证交给他。她没有时间向他解释原因，但是他这么理解：如果她失踪了，这可以作为一项证据。

天亮前，两位女士和胡安·维塔被带走了。埃罗·布斯、理查德·贝塞拉、奥兰多·阿塞维多和五名向导留在那间有双人床和上下铺的房间里。他们怀疑自己陷入了一个圈套，随着时间的推移，疑虑不断加深。晚上玩牌的时候，埃罗·布斯注意到其中一个向导戴着一块奢侈品手表。“所以民族解放军已经到了戴劳力士的级别了。”他嘲讽说。但是他的对手并不认为他在含沙射影。他们携带的武器并不是游击队使用的，而是用于城市武装行动的，这也让埃罗·布斯感到疑惑。奥兰多寡言少语，认为自己缺乏旅行经验，但他不需要过多线索就能预知真相：一件严重的事正在进行中，这让他无法忍受。

变故发生在九月十日半夜。“向导”们闯入房间，大喊着“警察来了”。然后，他们在暴雨中穿过丛林，跋涉两个小时后来到了迪安娜、阿苏塞娜和胡安·维塔早先到达的房子。房子很宽敞，收拾得很整齐，里面放着一台大屏电视机，没有任何可疑的东西。那天晚上，纯属偶然，他们所有人离获救如此之近，这是他们谁都没有想到的事。在那几个小时里，他们交流想法、经历和未来规划。迪安娜向埃罗·布斯倾诉说，她为把他们带入这个无法逃脱的圈套而感到沮丧；她坦诚地告诉他，她试图通过对家人（丈夫、孩子、父母）的回忆得到平静，但是结果却总是适得其反。这些回忆一刻不停地折磨她。

第二天晚上，他们带着迪安娜、阿苏塞娜和胡安·维塔徒步走向第三座房子，那条路几乎没法走，而且当时雨下个不停。迪安娜意识到，他们说的没一句是真话。但也是在那个夜晚，一个陌生的看守解开了她的疑惑。

“你们并没有和民族解放军的人在一起，你们落入了‘可被引渡者’的魔爪。”他告诉他们，“但是请冷静，因为你们将会见证历史。”

十九天后，玛丽娜·蒙托亚被绑架了，而迪安娜·图尔巴伊小组的失踪原因依然成谜。玛丽娜被三个衣冠楚楚、持有九毫米手枪和带消音器的迷你乌兹冲锋枪的男人拖走了，当时她经营的位于波哥大北部的餐厅“阿姨家”刚刚打烊。她的姐妹露科莱希娅通常会帮她招呼客人，但幸运的是，露科莱希娅的脚踝扭伤了，打了石膏，那天没法去餐厅。玛丽娜原本已经把餐厅关了，但又重新开了门，因为在敲门的三个男人中，她认得两个。从上周开始，他们已经在店里吃过好几次午饭了，他们有着帕伊萨人的幽默感，很招人喜欢，而且会给服务员百分之三十的小费，这些都给餐厅员工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然而，那天晚上的他们却是另一副模样。玛丽娜一打开门，他们就用万能钥匙把锁卡住，把她从店里拖了出来。她一只手臂紧紧抱住电线杆，大叫起来。一个歹徒用膝盖在她的脊柱上顶了一下，这让她喘不过气来。她毫无知觉地被拖进一辆蓝色奔驰190的后备箱，在里面可以正常呼吸。

路易斯·吉耶尔摩·佩雷斯·蒙托亚是玛丽娜七个孩子中的一个，当年四十八岁，是柯达哥伦比亚分公司的高管，他与大家得出了一致的结论：对他母亲的绑架是政府没有履行赫尔曼·蒙托亚与“可被引渡者”之间的协议造成的恶果。自然，他不信任与政府有关的一切。他试图直接同巴勃罗·埃斯科瓦尔联系，以解救母亲。

两天后，他漫无目的地去了麦德林，事先没有联系任何人，甚至不知道到了之后该做什么。他在机场打了一辆出租车，简单指示司机把他带到市区。当看见一具被遗弃在公路边的尸体时，他开始明白现实的面目。那是个十五岁左右的女孩，穿着鲜艳的派对装，妆容浓艳。她的额头被打了一枪，留下一道干涸的血迹。路易斯·吉耶尔摩无法相信眼前的景象，他用手指了指。

“那儿有个姑娘死了。”

“是的。”司机回答，但他看都没看，“是跟巴勃罗先生的朋友参加派对的其中一个姑娘。”

这打破了两人之间的僵局。路易斯·吉耶尔摩向司机坦白了他此行的目的，司机告诉了他一些关键信息，让他能见到所谓的巴勃罗·埃斯科瓦尔表亲的女儿。

“今天八点，你到市场后面的教堂去，”他告诉路易斯，“一个叫罗萨莉娅的姑娘会在那儿。”

果然，她坐在广场的一张长凳上等他。她几乎还是个孩子，但是言行却自信得像一个成熟、老练的女人。她告诉他，想办这件事，必须带上五十万比索的现金。她把他下周四必须入住的酒店名称告知于他，还告诉他必须等一通周五早七点或是晚七点打来的电话。

“给你打电话的人叫皮塔。”她明确说。

他白等了两天，第三天过了大半，他才意识到这是个骗局。他很感激皮塔没打电话向他要钱。他谨慎地保持了沉默，他的妻子直到四年后、他为了这本书第一次讲述往事时，才得知了这次出行和它的悲惨结局。

玛丽娜·蒙托亚被绑架四小时后，在波哥大西部拉斯·菲利亚斯区的一条辅路上，一辆吉普车和一辆雷诺18一前一后堵住了《时代报》总编辑弗朗西斯科·桑托斯的汽车。那辆吉普车看似普通，事实上却是一辆原装装甲车。包围它的四个歹徒不仅带着九毫米手枪和带消音器的迷你乌兹冲锋枪，其中一人还带着一把用来击碎玻璃的锤子。这些都是不必要的。帕丘是个无可救药的好辩者，他先一步打开窗户跟歹徒说话。“如果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我情愿去死。”他后来说。一个绑匪用枪抵着他的额头，使他不敢妄动，然后按下他的头，让他从车里出来。另一个歹徒打开车的前门，开了三枪：一枪射偏了，打在玻璃上，两枪打穿了司机的头。司机名叫欧罗曼西奥·伊巴涅斯，三十八岁。帕丘当时并不知道他们对司机开了枪。数天之后，他重新回忆这次袭击，才想起自己听见三颗子弹的嗡嗡声，声音被消音器减弱了。

这次行动速度飞快，并没有在周二喧闹的车流中引起关注。一名警官于遗留在现场的汽车的前座上发现了那具血淋淋的尸体。他拿起无线电话机，听见从那头传来的一个声音，好似迷失在星系间。

“有。”

“谁在说话？”警官问。

“《时代报》。”

新闻十分钟后播出了。事实上，这场绑架行动从四个月前就开始筹备了，但差点由于帕丘·桑托斯无法预测的行踪而失败。十五年前，由于同样的原因，M-19打消了绑架他父亲埃尔南多·桑托斯的念头。

这一次，他们甚至预料到了最不起眼的细节。绑匪们的汽车在博亚卡大街和80号大街的交汇处被堵住了，他们开到人行道上以摆脱拥堵，随后在一个居民区的犄角旮旯里迷了路。帕丘·桑托斯坐在两个绑匪之间，视线被一副涂满指甲油的眼镜挡住了，但他依然记着汽车行驶过程中的转弯和掉头，直到汽车艰难地驶进了一个车库。他试着根据路线和时间猜测他们所在的街区。

他戴着遮蔽视线的眼镜，一个绑匪拉着他的手臂带他走到一条走廊的尽头。他们走到二楼，左转，走了差不多五步，来到一个很冷的地方，在那里，他们摘掉了他的眼镜。他身处一个阴森的房间，窗户被木条封了起来，天花板上孤零零地挂着一个灯泡。家具就只有一张双人床（床单看起来很旧）和一张桌子，桌上放着一台便携式收音机和一台电视机。

帕丘意识到绑架他的歹徒如此匆忙不仅是出于安全原因，还是为了及时赶回来，收听圣达菲和卡尔达斯的足球赛。为了让他安静些，他们给了他一瓶白酒，让他单独跟他的收音机待在一起。他们去了一楼收听比赛。帕丘在十分钟内喝了半瓶酒，没感觉到酒劲，但有了收听球赛的心情。他从小就是圣达菲的忠实球迷，二比二的平局让他十分恼火，没法尽情喝酒。最后，他在九点半的电视新闻中看见了自己，电视里的他穿着晚礼服，被选美小姐簇拥着。那时他才得知司机的死讯。

看完新闻之后，一个戴着布口罩的看守走了进来，强迫他脱下衣服，换上灰色汗衫，这仿佛是“可被引渡者”监狱里的必需品。看守还试图拿走他放在大衣口袋里的哮喘吸入剂，但是帕丘说这会要他的命，看守相信了，又向他说明了囚徒生活中的规矩：他可以用走廊的厕所，可以无限制地听广播看电视，但音量得正常。最后，那人让他躺下，在他的脚踝上系了根绳子，把他绑在床上。

看守在地上铺了张和床平行的床垫，过了一会儿就开始断断续续地打鼾。夜深了，帕丘在黑暗中意识到，这仅仅是第一晚，在不确定的未来里一切都可能发生。他想起了玛丽亚·维多利亚（朋友们叫她玛丽亚维），他美丽、聪颖、和善的妻子。他们当时有两个孩子，二十个月大的本哈明和七个月大的加夫列尔。邻居的鸡叫了。帕丘对它混乱的生物钟感到惊讶。“一只晚上十点叫的鸡一定是疯了。”他想。他是一个情绪化、冲动、易流泪的男人：他父亲的翻版。安德烈斯·埃斯卡比是他妹妹胡安妮塔的丈夫，死在一架飞行中途被“可被引渡者”炸毁的飞机上。在家人们情绪激动时，他说了一句令所有人都震惊的话：“我们当中有一个人活不过十二月。”然而，他并不觉得绑架案发生的那个夜晚会是他的最后一夜。他的神经第一次平缓下来，他肯定自己能活下来。他通过呼吸的节奏判断，躺在旁边的看守是醒着的，于是他问：

“我落在了谁手里？”

“你更愿意落在谁手里？”看守问道，“游击队还是毒贩子？”

“我觉得我落在了巴勃罗·埃斯科瓦尔手里。”帕丘回答。

“没错，”看守说完立即纠正他，“是在‘可被引渡者’手里。”

新闻播出了。《时代报》总机的操作员给帕丘最亲密的亲属打了电话，这些亲属又打给其他人，一直打到世界尽头。由于一系列奇怪的巧合，帕丘的妻子是最晚得知消息的亲属之一。绑架案发生几分钟后，她的朋友胡安·加夫列尔·乌里维打电话给她，当时他对发生的事还不太确定，便只是问她帕丘有没有回家。她告诉他没有，胡安·加夫列尔不敢告诉她这个尚未被证实的消息。几分钟后，恩里格·桑托斯·卡尔德隆打电话给她，他是她丈夫的堂亲，也是《时代报》的副总编。

“你知道帕丘的事了吗？”他问她。

玛丽亚·维多利亚以为他说的是另一件她已经知道的事，那事跟她丈夫也有点关系。

“当然了。”她回答。

恩里格着急地道了别，接着给其他亲戚打电话。几年后，谈起那次误解，玛丽亚·维多利亚说：“之所以会那样，是因为我太自作聪明了。”她立刻重新打给了胡安·加夫列尔，他把所有的事都告诉了她：司机被杀了，帕丘被抓走了。

加维里亚总统和他最亲近的顾问正在重新察看几则宣传制宪议会竞选的商业广告，他的新闻顾问毛里西奥·巴尔加斯向他耳语道：“小帕丘·桑托斯被绑架了。”放映没有中断。总统摘下眼镜看着巴尔加斯。他看视频时需要眼镜。

“随时向我汇报。”他说。

他戴上眼镜，继续观看放映的内容。他亲密的朋友、通讯部长阿尔贝托·卡萨斯·桑塔玛利亚在旁边听见了这个消息，低声把它传达给总统的顾问们。大厅里一阵骚动。但总统连眼睛都没眨一下，这符合他的性格。他用遵守学校纪律般的口吻说：“得先把这个任务完成。”广告放完之后，他摘下眼镜，放进胸前的口袋里，命令毛里西奥·巴尔加斯道：

“请您给拉法埃尔·帕尔多打电话，告诉他马上组建一个安全委员会。”

同时，他像原先计划的那样，积极推动关于商业广告的意见交流。直到得出了最后的修改意见，他才表露出这起绑架案对他造成的影响。半小时后，他走进大厅，安全委员会的大部分成员已经在那里等候。他们刚刚开始讨论，毛里西奥·巴尔加斯就踮着脚走进来，在他耳边说：

“玛丽娜·蒙托亚被绑架了。”

事实上，这事发生在下午四点——在帕丘被绑架之前，但这个消息花了四个小时才传到总统这里。

帕丘的父亲埃尔南多·桑托斯·卡斯蒂大约三小时前睡下了，他正在十万公里外意大利佛罗伦萨的一家酒店里。隔壁房间住着他的一个女儿胡安妮塔，另外一间房住着另一个女儿阿德里安娜和她的丈夫。他们都通过电话得知了这个消息，并决定不把爸爸叫醒。但是他的侄子路易斯·费尔南多直接从波哥大打了电话给他。路易斯以他能想到的最谨慎的方式开场，惊醒了六十八岁高龄、做过五次心脏搭桥手术的叔叔。

“我有一个非常糟糕的消息。”他说。

埃尔南多自然做好了最坏的准备，但是他没有表现出来。

“发生什么事了？”

“帕丘被绑架了。”

绑架案不管多严重，都不像谋杀案一样无可挽回。埃尔南多松了口气：“愿上帝保佑！”说完马上改变了语气：

“大家冷静。我们商量下该怎么办。”

一个小时后，在托斯卡纳香气馥郁的秋日清晨，他们踏上了返回哥伦比亚的漫长旅途。

图尔巴伊一家在迪安娜出行一周后都没有她的消息，感到非常焦急。他们通过主要的游击队组织申请政府的非正式协助。在迪安娜原定的返回日期过去一周后，她的丈夫米盖尔·乌里贝和议员阿尔瓦罗·莱伊瓦秘密前往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FARC）位于东部山脉的总部“绿房子”，与所有武装组织取得了联系，试图了解迪安娜是否跟其中某个组织在一起。七个组织在一份联合公告中否认了这一点。

共和国总统常强调，在没有确定信息的情况下，舆论应该反对虚假公告的扩散，并提出，比起虚假公告，应该更相信政府的信息。但舆论总对“可被引渡者”的公告深信不疑，这个严峻的事实令人心寒。十月三十日——距迪安娜·图尔巴伊被绑架六十一天，弗朗西斯科·桑托斯被绑架四十二天——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那天，“可被引渡者”的公告用一句话打消了所有的疑虑：“我们公开承认，失踪的记者在我们手里。”八天后，玛露哈·帕琼和贝阿特利丝·比亚米萨尔被绑。有足够的理由相信，这次行动的背后有着更大的野心。

迪安娜和她的组员失踪的第二天，还没有任何人怀疑他们被绑架了。那天，著名的蜗牛电台编导亚米德·阿玛特在波哥大市中心的街上被一队歹徒拦截，他们已经跟踪他数日。阿玛特凭借运动员般的技巧逃脱了魔爪，这让他们大吃一惊。没人知道他之后如何躲过了一颗从背后射来的子弹。几小时后，前总统贝利萨里奥·贝坦库尔的女儿玛丽亚·克腊拉带着她十二岁的女儿纳塔莉娅，也成功驾驶汽车逃离。在这起事件中，一队绑架者试图在波哥大的某居民区封锁她们的去路。他们接到了不杀受害者的绝对指示，这是唯一能解释以上两次行动失败的理由。

埃尔南多·桑托斯和前总统图尔巴伊是最早确定玛露哈·帕琼和贝阿特利丝·比亚米萨尔落在谁手里的人，因为绑架发生四十八小时后，埃斯科瓦尔本人给他的一名律师写道：“你可以告诉他们俩，帕琼女士在组织手里。”十一月十二日，一封署名为“可被引渡者”的信又从侧面证明了这一点。这封信是寄给麦德林《哥伦比亚人》日报主编胡安·戈麦斯·玛蒂内斯的，他曾多次以“高贵者”的名义同埃斯科瓦尔协商。“对玛露哈·帕琼记者的拘禁，”“可被引渡者”在信中写道，“是我们对近期政府安全机构在麦德林市恶意实施的酷刑与绑架的答复，我们在之前的公告里已多次提到该机构。”他们重申了先前的决定：如果继续如此，他们不会释放任何一名人质。

面对这些超出能力范畴的事情，贝阿特利丝的丈夫佩德罗·盖莱罗医生从一开始就被一种绝对的无力感击垮了，他决定关闭他的心理诊所。“如果我比病人还糟糕的话，怎么能接待他们呢？”他说。他经受着焦虑的折磨，但不想把它传染给孩子们。他一刻都无法平静，傍晚时喝着威士忌聊以自慰，夜晚听着“回忆广播台”的波莱罗舞曲来放逐失眠的时光，歌曲里的情人们流着泪滴。“我亲爱的，”有人唱着，“如果听见我的声音，请回答我。”

阿尔贝托·比亚米萨尔从一开始就意识到，妻子和妹妹的绑架案是连环恶行的一部分。他便开始联合其他受害者的家属，但是他第一次拜访埃尔南多·桑托斯的经历令人气馁。在妻姐格萝莉娅·帕琼·德·加兰的陪同下，他找到了瘫倒在沙发上的埃尔南多，后者的意志十分消沉。“我现在做好准备，这样等弗朗西斯科被杀的时候，我能尽量好受点。”他这样开场。比亚米萨尔拟定了一个与绑匪协商的计划，但埃尔南多用他无可救药的灰心丧气把它碾得粉碎。

“别天真了，小子。”他说，“您一点儿都不知道那些人是什么样的。我们什么都做不了。”

前总统图尔巴伊也并不更乐观。他通过不同的渠道得知，他的女儿在“可被引渡者”手里。但是他决定，如果无法确切掌握他们的目的，就不会把女儿的情况公开。一周前，一群记者已经就此向他提问，他就像斗牛士欺骗牛一般大胆地回避他们的问题。

“我的心告诉我，”他回答他们，“迪安娜和她的伙伴们由于新闻工作耽搁了时间，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被关押了。”

进行了三个月无效的操作后，他呈现出一种可以解释的失望状态。比亚米萨尔这样理解他的行为。但他没有被别人的悲观情绪传染，一种新的情绪迫使他采取普通的手段。

比亚米萨尔的一个朋友曾经被问起，在那段日子里，比亚米萨尔是个什么样的人。他用一句话下了定义：“一个了不起的酒友。”比亚米萨尔欣然接受了这个定义，仿佛这是一个惹人嫉妒、与众不同的优点。然而，他在妻子被绑架的当天就意识到，以他的处境，这还是一个危险的优点，他决定不在公共场合喝酒，直到他被绑架的亲属得到释放为止。作为一个资深社交饮酒人士，他明白酒精会降低警惕性，放松舌头，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对现实的认知。对于一个需要谨言慎行的人来说，在公共场合喝酒是一种有风险的行为。因此，他对自己的严格要求并不是惩罚手段，而是一种安全措施。他不再参加聚会，和他放荡不羁的日子以及政治应酬道了别。在那些情绪高度紧张的夜晚，他的儿子安德烈斯喝着矿泉水听他倾诉衷肠，而他孤独地小酌一杯，聊以自慰。

在同拉法埃尔·帕尔多的会面中，他们研究了其他方法，但总与政府的政策相悖。无论如何，政府都会把引渡作为威胁，他们俩也都知道这是迫使“可被引渡者”投降的最强的压力。总统信心满满地利用引渡政策相威胁，而同时，“可被引渡者”因为这种威胁而拒绝投降。

比亚米萨尔没有接受过军事训练，但他是在军营附近长大的。父亲阿尔贝托·比亚米萨尔·弗洛雷斯担任总统府护卫队的医生多年，与军官们的生命密切相关。爷爷霍阿金·比亚米萨尔将军曾经担任过战争部长，叔叔豪尔赫·比亚米萨尔·弗洛雷斯曾经是军队总司令。阿尔贝托继承了爷爷和叔叔身上军人和桑坦德人的双重性格，他热情又喜欢发号施令，严肃却喜欢应酬，不达目的誓不罢休，说话直截了当，而在一生中从没有用“你”称呼过任何人。父亲的形象同样深深影响着他。父亲在哈维里亚那大学修完了医学课程，但由于被无法避免的政治风波牵连，一直没有毕业。比亚米萨尔总是带着一把史密斯维森38短枪，不是作为一个军人，而是单纯作为一个桑坦德人，他希望自己永远都用不上它。无论如何，不管他有没有携带武器，果断和耐心是他最优秀的品质。虽然乍看去，这两者是互相矛盾的，但是生活已经证明事实并非如此。凭借这样的家族遗传，比亚米萨尔有足够的魄力用武力解决绑架案，但除非到了生死存亡的极端时刻，否则他拒绝采用这种方式。

因此，十一月底，摆在他面前的唯一解决方法是与埃斯科瓦尔对峙，以桑坦德人的方式强硬且势均力敌地与那位安蒂奥基亚人协商。一天晚上，四处奔波之后，疲惫的比亚米萨尔向拉法埃尔·帕尔多全盘托出他的计划。拉法埃尔·帕尔多理解这种焦虑，但也很快做出了回答。

“听我一句，阿尔贝托，”他简洁而直接地告诉他，“您想用什么手段、想做什么样的尝试都行，但是如果您想继续我们之间的合作，就必须明白您不能逾越政策允许的范畴。一步都不行，阿尔贝托。您得清楚这一点。”

没有任何一项优点能像果断和耐心一样，帮助比亚米萨尔避开那些条件中的内部矛盾。由于有这样的矛盾，他可以凭借想象力，以他的方式随意行动，但同时，他的双手一直都被束缚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