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日，也就是二十四日，星期四。清晨，有人在波哥大北部的荒地发现了玛丽娜·蒙托亚的尸体。她几乎是坐在早晨的毛毛雨淋湿的草地上，倚靠着刺网围栏，手臂十字交叉。描述尸体的78号刑事诉讼法官形容她是一个六十岁左右的女人，有一头银发，发量很足，穿着粉色汗衫和棕色男袜，汗衫下面戴了一条配有塑料十字架的圣衣项链。司法人员到来之前，已经有人偷走了她的鞋子。

尸体头部被风帽盖住了，风帽反戴着，因为干涸的血迹而皱得像一块纸板，在后颈部有给嘴巴和眼睛留的小孔。头部中了六枚子弹，几乎被打碎了，子弹是从五十厘米开外的地方射出的，没有在布料和皮肤上留下印记。伤口分布在头颅和左侧脸颊，额头上还有由一颗致命的子弹造成的清晰伤口。然而，在被野草浸湿的尸体旁只找到了五枚九毫米的子弹壳。司法警察的技术部队已经提取了五套指纹。

马路对面圣·卡洛斯学院的一些学生和其他好奇的人在四周游荡。在围观尸检的人中，有一个在城北墓园卖花的女人。她起得很早，要去附近的一所学校给女儿注册。死者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人穿着高档内衣，双手护理得很好。尽管她的脸上千疮百孔，但依然能让人注意到她的与众不同。那天下午，鲜花批发商在给五公里外城北墓园的摊位供货时发现，这位卖花女头痛得厉害，并处于需要注意的抑郁状态之中。

“您都想不到，看着那位可怜女士倒在草地上是多么难过。”卖花女告诉她，“您得看看她的内衣，贵妇人的身材，白色的头发，细嫩的双手和精心修剪的指甲。”

那位批发鲜花的女士为她的衰弱感到惊慌，给了她一片治疗头疼的止痛药，建议她不要想这些伤心事，尤其是不要为别人的事情难过。一周之后，她们俩才意识到，她们经历的是一段令人难以置信的插曲。那位批发商叫玛尔塔·德·佩雷斯，是路易斯·吉耶尔摩·佩雷斯的妻子，路易斯正是玛丽娜的儿子。

星期四下午五点半，法医研究所接收了尸体，将其留在了停尸房，等待第二天解剖，因为弹伤超过一处的死者不会在晚上进行尸检。还有两具上午在街上发现的男尸在等待确认身份和解剖。夜间，又送来了两具成年男性的尸体，也是在露天场所被发现的；还有一具五岁男孩的尸体。

帕特莉西娅·阿尔瓦雷斯医生从周五早上七点半开始解剖玛丽娜·蒙托亚的尸体。医生在她的胃里发现了可辨认的食物残渣，并推测死亡时间是周四清晨。她也对高级内衣和精心修剪、涂了指甲油的指甲印象深刻。她向她的上司佩德罗·莫拉莱斯医生寻求帮助，他当时在两台桌子外解剖另一具尸体。他帮她发现了其他证明尸体生前社会地位的不容置疑的特征。他们给她做了牙齿鉴定，给她拍摄了照片和X光片，又提取了三对指纹。最后，他们给她做了原子吸收测试，并没有发现精神类药品的残留。虽然玛露哈·帕琼在她死前的几个小时给了她两片巴比妥，但看来她没有吃。

初步的手续完成之后，尸体被送到了城南墓园。三周前，那里挖掘了一个大约能埋下两百具尸体的公共墓穴。她和另外四个陌生成年人还有那个孩子埋在了一起。

显然，在那个残酷的一月，国家已经陷入了可想象的最糟糕的状况。自一九八四年罗德里格·拉腊·波尼亚部长被刺杀以来，我们已经历了各种令人深恶痛绝的事件。但是，这样的形势不但没有结束，而且最糟糕的情况也没有成为过去。所有暴力的因素都被激发、加剧了。

在众多引发国家动荡的危险中，毒贩恐怖主义被定义为最有害、最残忍的因素。四名总统候选人在一九九○年的大选之前被谋杀。一名单独行动的杀手在一架民航客机上杀死了M-19的候选人卡洛斯·皮萨罗，尽管他已经在绝对保密的前提下四次变更了航班，并使用了各种精明的技巧来为自己打掩护。预备候选人埃尔内斯托·桑佩尔在十一颗子弹的扫射中幸存了下来。五年后，他成为共和国总统时，身体里还留着四颗子弹，它们会在过机场的电磁门时嘀嘀作响。他们在玛萨·马尔克斯将军的途经处引爆了一辆装有三百五十公斤炸药的汽车，将军从他的低配装甲车里逃了出来，还拖着一名受伤的卫兵。“突然，我觉得自己好像被浪头打到了空中。”将军讲述说。他受到了很大打击，为了恢复平静，他寻求了精神治疗的帮助。七个月后，一辆携带两吨炸药的卡车用一次毁灭性的爆炸，炸毁了安全管理部（DAS）的巨型大楼，造成七十人死亡，七百二十人受伤，还有无法估量的财物损失。当时，将军的精神治疗还没有结束。恐怖分子按照往常将军走进办公室的时间精准地引爆炸弹，但是他在那场灾难中连一点擦伤都没有。同年，一枚炸弹在一架客机起飞五分钟后爆炸，造成一百零七人死亡，其中有安德烈斯·埃斯卡比——帕丘·桑托斯的妻弟，以及哥伦比亚男高音歌手赫拉尔多·阿莱亚诺。人们普遍认为，此次爆炸是针对候选人塞萨尔·加维里亚的。那是个糟糕的失误，因为加维里亚从没有乘坐那班飞机的打算，竞选团队中负责他人身安全的成员甚至禁止他乘坐民航客机。有一次他想乘坐民航客机，但其他乘客试图下飞机，以避免跟他同行的危险。在他们的惊慌面前，他不得不放弃了。

事实上，国家陷入了地狱般的恶性循环之中。一方面，“可被引渡者”拒绝投降，也不肯减少暴力行动，因为警方没有给他们停战的机会。埃斯科瓦尔通过各种媒体揭露，警方随意闯入麦德林的贫民窟，随机抓走十个孩子，不经调查就把他们枪决在酒馆和牲口圈里。警察粗略地推测，大多数人都在为巴勃罗·埃斯科瓦尔效力，要么是他的支持者，要么出于理智或被强迫，随时都会变成他的支持者。不管是在对警察一个不留的屠杀中，还是在袭击和绑架中，恐怖分子都没有停歇。另一方面，两场历史最久、力量最强大的游击运动——民族解放军和革命武装力量的运动，正用各种恐怖行动抗议塞萨尔·加维里亚政府的第一份和平提案。

受那场盲目战争影响最大的群体是记者，还有谋杀和绑架行为的受害者，以及因为威胁和腐败而逃逸的人。在一九八三年九月至一九九一年一月期间，有二十六名来自全国不同媒体的记者被贩毒集团杀害。《观察者报》的主编吉耶尔摩·加诺是其中最文弱、最无辜的一个。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十七日，他在报社门口被两名暗中监视的持枪者杀害。当时他正在自己的车里。由于写作攻击毒品贸易的自杀性社论，他成了国内最受威胁的人之一，但他拒绝使用装甲汽车，也不携带卫队。然而，在他死后，他的敌人还试图继续毁灭他。一个纪念他的半身像在麦德林被炸毁。几个月后，一辆装有三百公斤炸药的汽车被引爆，摧毁了报社的办公楼。

一种比臭名昭著的海洛因更有害的毒品被引入了民族文化中：赚快钱。这种想法盛行一时：法律是幸福最大的阻碍，学会读写没有用处，像罪犯一样活着比像好人一样活着更好、更安全。一言以蔽之，这是非典型战争时期特有的社会腐化状态。

在哥伦比亚近期的历史中，绑架并不是新鲜事。前些年的四位总统都没有逃过破坏国家稳定的绑架案的考验。当然，就目前所知，这四位总统中没有一位屈服于绑架者的要求。一九七六年二月，在阿丰索·洛佩斯·米切尔森政府时期，M-19绑架了哥伦比亚工人联盟主席何塞·拉盖尔·麦尔卡多。绑架他的人认为他背叛了工人阶级，最后，他被处死。由于政府拒不满足一系列的政治条件，他的后颈挨了两枪。

一九八○年二月二十七日，在胡里奥·塞萨尔·图尔巴伊政府时期，同一武装组织的十六名精英成员攻占了多米尼加共和国位于波哥大的大使馆，当时大使馆正在庆祝国庆节。在六十一天里，几乎整个驻哥伦比亚的外交系统都成了人质，包括美国、以色列和梵蒂冈的大使。他们索要五千万美元的赎金，并要求释放三百一十一名被拘捕成员。图尔巴伊总统拒绝谈判。但是，四月二十八日，人质们被无条件释放，绑架者们在古巴政府的保护下离开了国家，这次保护行动是由哥伦比亚政府申请的。绑架者们私下承认，他们收到了五百万美元的赎金，这笔现金是由哥伦比亚的犹太移民向全世界的教友募集的。

一九八五年十一月六日，M-19的突击队在最繁忙的时间段占领了人流涌动的最高法院大楼。他们要求共和国最高法院审判贝利萨里奥·贝坦库尔总统，因为他没有履行他的和平承诺。总统没有同意谈判。十个小时后，军队强行武装解救了最高法院大楼，造成了九十五位公民死亡，其中有最高法院的九名法官，还有院长阿丰索·莱耶斯·埃昌迪亚，失踪人数难以统计。

比尔希略·巴尔科总统在他的任期快要结束之时，没能妥善处理秘书长之子阿尔瓦罗·迭戈·蒙托亚的绑架案。七个月后，巴勃罗·埃斯科瓦尔的怒火向继任总统塞萨尔·加维里亚爆发了。他的政府在成立之初就面临着超过十名显赫人物被绑架的难题。

然而，在最初的五个月，加维里亚争取到了不太动荡的氛围，因此顶住了骚乱。为了召集一个被最高法院赋予足够权力的制宪议会，他达成了一项政治协议，让制宪议会可以不受限制地决定任意事务。当然，其中包括最热门的议题：国民引渡和赦免。但是，只要哥伦比亚没有一个有效的司法体系，就几乎不可能整合出一项和平政策，能将国家置于好人的一边，将各种罪犯归于坏人的一边。对于政府、毒贩和游击队来说，这才是根本性的问题。但是，在那个时期，没有什么事是容易的，让某一方客观地通报某条新闻更是不易，教育孩子、教他们区别善恶也并不简单。

政府的公信力不再由突出的政治成就决定，而是由政府的安全机构、国际媒体的抨击和国际人权机构的底线来衡量。相反，巴勃罗·埃斯科瓦尔取得了游击队在鼎盛时期都没有获得的信任度。人们甚至更相信“可被引渡者”的谎言，而不是政府的真话。

十二月十四日，政府颁布了3030号法令，这部法令修订了2047号法令的内容并废除了之前所有的相关法令。它引进了诸多新内容，其中有一个司法刑罚累积的概念。也就是说：对于一个被判定有数项罪行的人来说，无论是在同一场审判还是在之后的审判中，他都不会因为不同的罪行而增加服刑的年份，而是只承担其中判得最重的刑罚。此外，法令还确定了一系列程序和从国外转回到哥伦比亚审理的案件的证据期限。但是，阻碍投降的两块巨大的礁石依然坚挺：不够明确的不被引渡条件和可被赦免罪行的固定期限。确切地说，投降和认罪依然是不被引渡和减刑的必然要求，但前提是所有罪行是在一九九○年九月五日之前犯下的。巴勃罗·埃斯科瓦尔通过一条愤怒的信息表达了他的不满。这一次，他并非是想避免被当众揭发，而是另有缘由：与美国交流证据的进程在加快，促进了引渡事宜的进展。

阿尔贝托·比亚米萨尔是对这部法令最惊讶的人。由于与拉法埃尔·帕尔多日常的联系，他正等待一部更容易操作的法令出现。然而，他认为这部法令比第一部更难操作。这么认为的人不止他一个。不赞同的意见不计其数，甚至在第二部法令颁布当天，就有人在构思第三部法令了。

至于让3030号法令变得更难操作的原因，一个很容易想到的猜测是，面对调解公告的进攻和无故释放四名记者的行为，政府中最激进的派别已经使总统相信埃斯科瓦尔正面临困境。而实际上，凭借绑架案施加的巨大压力和制宪议会取缔引渡和宣布赦免的可能性，埃斯科瓦尔当时前所未有地强大。

相反，奥乔阿三兄弟立即选择了投降以寻求庇护。这可以解读为贩毒集团高层出现了裂痕。其实，他们的投降进程从第一部法令颁布后就已经开始了。九月，一名跟拉法埃尔·帕尔多相熟的安蒂奥基亚参议员请他接见一个他之前并不认识的人。那是玛尔塔·妮耶维丝·奥乔阿，她大胆地为她的三个兄弟办理投降手续已经有一个月了。投降将会这样进行：最小的法比奥于十二月十八日投降；一月十五日，豪尔赫·路易斯将投降；二月十六日，胡安·大卫投降。五年后，一群记者在监狱里采访豪尔赫·路易斯，他的解释斩钉截铁：“我们投降是为了保命。”他承认，在这背后有着家族女性施加的难以抗拒的压力。但是，直到他们被安全地关进位于麦德林工业区的伊塔古伊装甲监狱时，他们才真正得到了安宁。那是一次信任政府的家族行为，当时政府依然能在他们有生之年把他们引渡到美国。

妮迪娅·金特罗女士一直很关注这些事件，她没有忽视奥乔阿兄弟投降的重要性。法比奥投降三天后，她便和女儿玛丽亚·维多利亚，还有迪安娜的女儿玛丽亚·卡罗琳娜一起去监狱探望他。奥乔阿家族的五名成员：母亲、玛尔塔·妮耶维丝、另一个姐妹和两名年轻的男子到她的住处接她，他们遵循着帕伊萨人的部落礼仪。他们把她带到了伊塔古伊监狱，那是一座装甲建筑，位于山坡上一条小街的尽头，已经装饰上了圣诞节的彩纸花环。

在监狱的牢房里，除了小法比奥之外，父亲堂法比奥·奥乔阿也在那里等待他们。他是一位一百五十公斤重的族长，七十岁了，却有着孩子的容貌。他饲养着步伐高贵的哥伦比亚马，还是一个由英勇的男性和安分守己的女性组成的大家庭的精神领袖。他喜欢戴骑手的帽子，坐在主座上指挥客人。他的举止礼数周全，和他缓慢拖沓的说话风格以及他的群众智慧非常契合。他的儿子在他的身边，常被衬托得很有活力，说话很不得体。但那天，他父亲说话的时候，他几乎没有插嘴。

堂法比奥首先赞美了妮迪娅为了救迪安娜表现出的撼天动地的勇气。他用精湛的措辞技巧提出了帮助她对付巴勃罗·埃斯科瓦尔的可能性：在我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我非常愿意帮忙；但是，我认为我做不了什么。拜访结束时，小法比奥请求妮迪娅向总统解释在投降法令中增加投降期限的重要性。妮迪娅告诉他，她无法这么做，但他们能，他们可以写信给相关的权威机构。这是她避免自己被用作面见总统的信使的方法。小法比奥理解这一点，他用一句鼓舞人心的话向她告别：“只要活着就有希望。”

妮迪娅回到波哥大后，阿苏塞娜把迪安娜的信交给了她，信里请妮迪娅和她的孩子们一起过圣诞节。埃罗·布斯打电话催她去卡塔赫纳私下谈一次话。她发现，这个德国人在三个月的囚禁生活之后依然保持着良好的身体和精神状态，这让她对女儿的身体稍稍放心了一些。埃罗·布斯从被绑架的第一周以来就没有见过迪安娜。但是，看守和服务人员之间有持续不断的信息交流，这些信息会被泄露给人质，因此他知道迪安娜很好，唯一严重的、一直迫在眉睫的危险是武装营救的可能性。“您无法想象一直面临着被杀害的风险是何种境况。”埃罗·布斯说，“不只因为警察会来，就像他们说的那样，还因为他们总是心惊胆战，连一点点小声音都会被误认为是一场行动。”他唯一的建议是不计一切代价阻止武装营救，并争取更改法令规定的投降期限。

回到波哥大当天，妮迪娅向司法部表达了她的不安。在儿子胡里奥·塞萨尔·图尔巴伊·金特罗议员的陪同下，她拜访了国防部长奥斯卡·博特罗将军。她以所有被绑架者的名义焦急地请求他利用好情报机构，而不要采取营救行动。身心消耗让她头晕目眩，悲剧的直觉变得越来越明晰。她的心很痛，一直在哭泣。她尽最大的努力控制自己，但是坏消息让她喘不过气。通过广播，她听到了“可被引渡者”的口信，他们威胁说，如果不修改第二部法令的条款，他们会把被绑架者的尸体装在麻袋里，抛到总统府前。妮迪娅极其绝望地给共和国总统打电话。但当时他人在安全委员会，因此拉法埃尔·帕尔多接了电话。

“我恳求您问一问总统和安全委员会的人，是不是得等到人质被杀了装到麻袋里扔到门口，他们才会修改法令。”

几个小时后，她依然很激动，当面请求总统更改法令的期限。总统已经听说了妮迪娅抱怨他面对别人的痛苦无动于衷的消息，因此他努力表现得耐心，尽量表达清晰。他说，3030号法令刚刚颁布，至少应该给它时间，看它表现如何。但是妮迪娅认为，总统的说法不过是为他没有在合适的时间做该做的事而找借口。

“改变最后期限不仅是为了拯救人质的生命，”妮迪娅已经厌倦了讲理，反驳道，“也是让恐怖分子投降唯一欠缺的条件。请您改变期限吧，这样他们就会把迪安娜还给我们。”

加维里亚没有让步。他已经确信，固定期限是投降政策最大的绊脚石，但是他拒绝更改期限，这样“可被引渡者”就无法通过绑架获得他们想要的东西。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制宪议会将在不确定的期望中集合起来，他们不会允许因政府的软弱而赦免贩毒贸易。“民主不会因为四名总统候选人被谋杀或因为某件绑架案而岌岌可危。”后来，加维里亚这么说，“存在着诱惑、风险或者可能正在发酵的谣言的时候，才是民主真正岌岌可危之时。”也就是说：制宪议会的意识也被令人难以置信的风险绑架了。加维里亚已经决定了：如果这发生了，他会冷静坚决地决定让制宪议会解散。

从某一刻起，妮迪娅就想让图尔巴伊博士做些震撼全国的事来支持被绑架者：组织总统府前的群众游行、公民罢工、在联合国的正式抗议。但是，图尔巴伊博士让她冷静了下来。“他总是这样，因为他有责任感和自制力。”妮迪娅说，“但是，我们知道，在内心深处他痛苦得要死。”这种了解并没有让她松一口气，反而增加了她的焦虑。就是在那时，她决定给共和国总统写一封私信，这封信“会让他在他认为有必要的方面采取行动”。

古斯塔沃·巴尔卡萨尔博士为妻子妮迪娅的精神衰弱感到担忧。一月二十四日，他说服她一起去塔比奥的房子（位于一小时车程外的波哥大草原）里住几天，减轻焦虑。自从女儿被绑架之后，她就没有回过那里，她带上了圣母半身像和两支大蜡烛，每支可以用十五天。她还带了所有她可能需要的东西，以免与现实脱离联系。她在草原上度过了漫长寒冷的一夜，跪着请求圣母用刀枪不入的玻璃罩来保护迪安娜，让大家都尊重她，让她不觉得害怕，把打向她的子弹弹回。凌晨五点，在一个短暂而混乱的梦之后，她开始在餐桌上给共和国总统写一封发自肺腑的信。她胡乱地记录转瞬即逝的想法，一直到天明时分，她哭泣着，不停地哭着撕碎草稿，又在泪海里把稿子誊清。

与她自己预想的相反，她在写一封最慎重、最激进的信。“我不想写一份公文，”她起笔写道，“我想写给我国总统，凭借我理应得到的尊重，我请您做适当的反思，同时我痛苦但理智地向您恳求。”尽管总统反复保证绝不会通过武装行动解救迪安娜，但妮迪娅为一次富有远见的恳求留下了书面证据：“如果警察搜查民宅时碰上了被绑架者，可能会酿成可怕的悲剧。这一点国家明白，你们也明白。”妮迪娅坚信，第二部法令中的障碍中断了“可被引渡者”在圣诞节前发起的释放行动，她带着全新的、清醒的恐惧警告总统：如果政府不立即做出决定清理障碍，人质们将会面临该议题落入制宪议会之手的风险。“这将使我们这些家属和整个国家遭受的痛苦和忧虑延长无数个月份。”她写道。她用高雅的敬辞结尾：“出于我的信仰，出于我对您作为国家元首的敬意，我无法向您提出自己的建议，但是我想向您恳求，在保护无辜的性命时，不要轻视时间所意味的危险。”写完草稿，用好看的字体誊抄后，内容共占二又四分之一页稿纸。妮迪娅在总统府的私人秘书处留下了口信，并说明了应该把信寄到哪里。

当天上午，随着普里斯科集团头目死亡的消息传开，动荡加剧了，该集团的头目是大卫·里卡尔多和阿尔曼多·阿尔贝托·普里斯科·洛佩拉两兄弟。他们因为当年刺杀了七位要人并策划了绑架案而被指控，其中包括迪安娜·图尔巴伊和她小组的绑架案。兄弟中的一人以伪造的弗朗西斯科·穆纽斯·塞尔纳的身份死去。但是，当阿苏塞娜·里埃瓦诺在报纸上看到照片的时候，她认出了那是堂帕丘，是在囚禁期间负责迪安娜和她的人。在那个混乱的时刻，他和他兄弟的死对于埃斯科瓦尔来说是难以弥补的损失，埃斯科瓦尔很快就用行动说明了这一点。

“可被引渡者”在一封威胁性的公告中指出，大卫·里卡尔多不是在战斗中死去的，而是在他年幼的孩子和有孕在身的妻子面前被警察折磨致死。至于他的兄弟阿尔曼多，公告肯定，他也不是警方所说的在战斗中死去，而是在里奥内格罗的一个农庄被杀害的，而他在之前的一次袭击中已经瘫痪了。公告说，在当地的电视新闻栏目上可以清楚地看见轮椅。

这就是看守向帕丘·桑托斯谈起的公告。一月二十五日，他们宣布将每八天处死两名人质，第一个命令已经针对玛丽娜·蒙托亚发布了。这个消息令人震惊，因为人们以为玛丽娜·蒙托亚在去年九月份被绑架的时候就已经被杀害了。

“当我向总统传达他们将把人质的尸体装进麻袋的消息的时候，指的就是这种情况。”妮迪娅在回忆起那糟糕的一天时说，“并非是我冲动或者脾气暴，我也不需要心理治疗。他们要杀死的人是我的女儿，可能是因为我没有办法打动能够阻止这件事的人吧。”

阿尔贝托·比亚米萨尔绝望极了。“那是我生命中最可怕的一天。”他当时说，他确信行刑在即。会是谁呢：迪安娜、帕丘、玛露哈、贝阿特利丝还是理查德？那是一场根本无法想象的死亡抽签。他愤怒地给加维里亚总统打电话。

“您得停手。”他告诉他。

“不，阿尔贝托，”加维里亚冷静得令人不寒而栗，“人民不是为了这个选我的。”

比亚米萨尔挂断电话，被自己的冲动打乱了思路。“现在我该怎么办？”他想。首先，他向前总统阿丰索·洛佩斯·米切尔森、前总统米萨埃尔·帕斯特拉纳和佩雷拉的主教达里奥·卡斯特利翁求助。他们都公开抨击了“可被引渡者”的做法，并要求保障人质的生命安全。洛佩斯·米切尔森通过国家广播电视台呼吁政府和埃斯科瓦尔停止战争，寻求政治解决方法。

当时，悲剧已经发生了。一月二十二日零点前的几分钟，迪安娜写下了最后一篇日记。“快五个月了，只有我们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她写道，“我不想失去安然无恙回家的信念和希望。”

她不再孤单一人。在阿苏塞娜和奥兰多被释放之后，她要求和理查德团聚。圣诞节过后，要求被满足了。对他们俩来说，这都是幸运的。他们聊天聊到筋疲力尽，收听广播一直到黎明，就这样养成了白天睡觉晚上活动的习惯。他们通过看守们的对话得知了普里斯科集团成员的死讯。一个看守哭了，另一个坚信这就是结局，问：“现在我们怎么处置货物？”毫无疑问，他指的是被绑架者。正在哭泣的看守不假思索。

“了结他们。”他说。

早饭过后，迪安娜和理查德无法入睡。几天前，他们已经被告知换房子的事。他们没有放在心上，因为在他们共处的短短一个月里，已经两次被转移到附近的庇护点，因为看守们预见到了警方真正的，或是假想的进攻。二十五日上午快到十一点的时候，迪安娜和理查德在她的房间里小声讨论看守们的对话，这时他们听见了从麦德林飞来的直升机的声音。

最近几天，警方的情报机构接到了举报科帕卡瓦那市萨瓦内塔区（尤其是在阿尔托·德·拉·克鲁兹、比亚·德尔·罗萨里奥和拉·波拉）武装人员行动的数个匿名来电。也许迪安娜和理查德的看守们计划将他们转移到阿尔托·德·拉·克鲁兹，那是最安全的农场，位于地势陡峭、林木茂盛的山顶上，从那里可以俯视整个谷地，视线一直通往麦德林。由于电话检举和其他特别的征兆，警方几乎要搜查民宅了。他们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作战行动：出动了两名上尉、九名军官、七名士官和九十九名特工，一部分人在地面行动，另一部分人在四架带有航炮的直升机上行动。然而，看守们已经不再理会直升机了，因为它们时常经过，但什么事也没有。突然，一名看守探出门外，发出了可怕的叫喊声：

“警察来了！”

迪安娜和理查德故意尽可能地拖延时间，因为当时正是警察到来的有利时机：那四名看守是态度最不强硬的，而且他们看起来害怕得甚至无法自卫。迪安娜刷了牙，穿上了她前一天洗干净的白衬衣、运动鞋和被绑架那天穿的牛仔裤。由于体重下降，牛仔裤变得特别宽松。理查德换了衬衣，拿起了他们前几天还给他的摄影装备。直升机从房子上空飞过，向谷地驶去，然后贴着树木返回。它越来越大的轰鸣声似乎让看守们失去了理智。看守们大声催促着被绑架者，把他们推向门口，给了他们两顶白色的帽子，好让空中的警察错认为他们是当地的农民。他们扔给迪安娜一条黑色的披肩，理查德穿上了他的皮衣。看守们命令他们朝山的方向跑，自己也朝那个方向跑去。看守们带着武器，好在直升机处于射击范围内的时候开枪。迪安娜和理查德开始沿着一条布满石块的小路往上爬。山坡非常陡峭，灼热的太阳从空中垂直照射下来。当直升机出现时，迪安娜走了几米后觉得筋疲力尽。第一阵扫射过后，理查德躺在地上。“您别动，”迪安娜冲他喊道，“装死。”她立马趴倒在了他的身边。

“我中弹了！”她大喊，“我的腿动不了了。”

的确动不了，但是她没有感觉到疼痛。她让理查德帮她检查后背，因为摔倒之前她在腰上感觉到了一阵电击。理查德掀起了她的衣服，在左侧的髂嵴处看到了一个清晰可见的小洞，但没有出血。

射击还在继续，而且越来越近，迪安娜绝望地坚持让理查德把她留在那儿，自己逃走。但是他一直在她身边等待救援，好让她脱离危险。与此同时，她把一直放在口袋里的圣母像握在手里祈祷。射击声突然停止了，两名精英部队的警员拿着武器出现在小路上。

理查德跪在迪安娜旁边举起双手，说：“别开枪！”其中的一名警察惊讶地看着他，问他：

“巴勃罗在哪里？”

“我不知道，”理查德说，“我是理查德·贝塞拉，是个记者。这是迪安娜·图尔巴伊，她受伤了。”

“请您证实一下。”警察说。

理查德向他出示了身份证。迪安娜被安置在一张垫着床单的临时吊床上。他们和草丛里走出的几个农民一起把她送进直升机，让她躺好。疼痛变得难以忍受，但她依然很冷静、很清醒。她知道自己快死了。

半个小时后，前总统图尔巴伊接到了军方的来电，得到通知，精英部队在麦德林的一次行动中救出了他的女儿迪安娜和弗朗西斯科·桑托斯。他立刻给埃尔南多·桑托斯打电话，埃尔南多发出了胜利的欢呼声，他命令报社的话务员把这个消息告知给分散在各地的所有亲人。接着，他给阿尔贝托·比亚米萨尔的公寓打电话，把得知的消息重新传达了一遍。“太好了！”比亚米萨尔喊道。他的快乐是真诚的，但是他马上意识到，一旦帕丘和迪安娜被解救，玛露哈和贝阿特利丝将变成埃斯科瓦尔手里唯一能行刑的目标。

他拨打紧急电话的时候打开了收音机，这一事件的新闻还没有播出。他正要给拉法埃尔·帕尔多打电话时，电话铃再次响起。还是埃尔南多·桑托斯打来的，他在电话里气馁地说，图尔巴伊纠正了上一条消息：被解救的人不是弗朗西斯科·桑托斯，而是摄影师理查德·贝塞拉。迪安娜受了重伤。然而，这个错误并没有令埃尔南多·桑托斯感到特别烦恼，反倒是图尔巴伊因为让他空欢喜一场而感到十分沮丧。

当新闻栏目的人打电话给玛尔塔·露贝·洛哈斯，通知她儿子理查德已经被释放时，她并不在家，而是去了她兄弟的家里。她非常关注新闻，甚至随身携带便携式收音机。但就在那天，自绑架案发生以来，收音机第一次坏了。

当有人告诉她，她的儿子安全了以后，她坐上一辆出租车，去了新闻编辑部。在车上，胡安·戈萨音记者熟悉的声音让她回到了现实：来自麦德林的消息依然非常混乱。已经确定了迪安娜·图尔巴伊死亡的消息，但是关于理查德·贝塞拉的消息依然不明朗。玛尔塔·露贝开始低声祷告：“我的上帝，让子弹从他身边飞过，而不要碰到他。”此时，为了给她报平安，理查德从麦德林给家里打电话，但没有找到她。戈萨音激动的叫喊声让玛尔塔·露贝回过神来。

“号外！号外！理查德·贝塞拉还活着！”

玛尔塔·露贝哭了起来，一直到深夜在《氪》新闻栏目编辑部接到她儿子的时候，她仍无法控制住自己。她至今记得：“他瘦得只剩皮包骨，脸色苍白，满脸胡须，但他还活着。”

几分钟前，拉法埃尔·帕尔多在他的办公室里接到了一位记者朋友的电话，询问营救的实情。他这才得知了这个消息。他先后给玛萨·马尔克斯将军和警察局长戈麦斯·帕蒂亚将军打了电话，他们都对营救行动一无所知。过了一会儿，戈麦斯·帕蒂亚给他回了电话，告诉他那是精英部队在寻找埃斯科瓦尔行动中的意外发现。他说，行动之前他们完全不知道那个地方会有绑匪。

图尔巴伊博士接到来自麦德林的消息之后，一直试图与在塔比奥家中的妮迪娅取得联系，但是没有人接电话。他派卫队队长驱车前去传达迪安娜已经获救、正在麦德林的医院接受常规检查的消息。下午两点，妮迪娅收到了这个消息。她没有像她的家人一样高兴地尖叫，而是痛苦而惊愕地大喊道：

“他们杀了迪安娜！”

在返回波哥大的路上，她收听着电台的新闻，感到一切越来越不确定。“我一直在哭，”她后来说，“但当时的哭声已经不像之前一样声嘶力竭了，我只是流着眼泪。”去机场前，她先回家换了衣服。一架老掉牙的福克总统专机在机场等候他们一家人，在近三十年的义务劳动后，它依然因神赐的恩慈而翱翔天际。当时的消息是迪安娜正处于密切的监护之下，但是妮迪娅除了自己的直觉之外不相信任何人。她径直向电话走去，要求和共和国总统通话。

“迪安娜被杀了，总统先生。”她说，“这是您的杰作，是您的错，是您的铁石心肠造成的结果。”

总统很高兴能用一条好消息反驳她。

“不，女士。”他愈发冷静地说，“似乎是进行了一次行动，事情还没有查清楚。但是迪安娜还活着。”

“不，”妮迪娅否定道，“她死了。”

总统与麦德林方面有直接的联系，他毫不怀疑自己的判断。

“您怎么会知道？”

妮迪娅以她绝对的信念回答：

“因为我的慈母心是这么告诉我的。”

她的心是对的。一个小时后，驻麦德林的总统顾问玛丽亚·爱玛·梅希亚登上了图尔巴伊一家乘坐的飞机，给他们带去了坏消息。在数小时的医治之后，迪安娜因为失血过多而死亡。在飞往麦德林的直升机上，她就已经失去了意识，而且再也没有恢复。一颗子弹打断了她的腰椎。那是一颗高速飞行的中等直径爆炸性子弹，在她的体内炸成了碎片，造成了无法恢复的全身瘫痪。

妮迪娅在医院里见到迪安娜的时候，受到了巨大的打击。迪安娜赤裸地躺在手术台上，身上盖着一张沾满血迹的床单，她面无表情，由于大量失血而肤色苍白。她的胸部有一道巨大的手术切口，因为医生们要从那里伸进拳头，按压心脏。

妮迪娅已经出离痛苦和绝望了，她刚从手术室里出来，就在医院里召集了一场激烈的新闻发布会。“这就是一场事先张扬的谋杀案。”她开场说。她坚信，迪安娜是一场受波哥大指挥的行动的受害者（根据她到达麦德林之后得到的情报），她详细列举了她的家人以及她本人向共和国总统做出的恳求，他们希望警方不要采取行动。她说荒谬至极、罪行累累的“可被引渡者”是害死她女儿的罪人，但是政府和共和国总统本人也承担着一样的罪责，尤其是总统。“他冷漠无情，无动于衷，不理睬人们向他的恳求，这才导致被绑架者被强行救援，令他们的生命危在旦夕。”

这一决绝的声明在所有媒体上直播，引发了舆论的一致回应和政府部门的愤怒。总统召集了秘书长法比奥·比耶加斯、私人秘书米盖尔·席尔瓦、安全顾问拉法埃尔·帕尔多和新闻顾问毛里西奥·巴尔加斯，他们本来想制订一个强烈反对妮迪娅声明的计划。但是深刻的反思让他们得出了结论：母亲的痛苦无法辩驳。加维里亚也是这么理解的。他放弃了会议原有的意图，命令道：

“我们去参加葬礼吧。”

不仅是他，还有全体政府人员。

妮迪娅的仇恨没有饶过总统。她和某个他记不清名字的人一起，给他寄去了一封晚到的信（当时他已知道迪安娜已经去世），也许是为了让他时刻记得她预见未来的能力。“显然，我不指望您会回信。”她说。

追思弥撒在主教座堂举行，当天，教堂里少见地人头攒动。弥撒结束时，总统从椅子上站了起来，他在众目睽睽之下，在摄影师的闪光灯下，在电视节目的摄像镜头下，独自一人穿过空旷的中殿，向妮迪娅伸出了手，他相信她会回应的。妮迪娅勉强地、极其冷漠地伸出手。事实上，她松了一口气，因为她害怕总统会拥抱她。相反，她欣然接受了总统夫人安娜·米莱娜的哀悼亲吻。

事情还没有结束。刚从哀悼的任务中解脱，妮迪娅又一次申请面见总统，让他在当天发表关于迪安娜死亡的讲话之前，知道他应该知道的重要消息。席尔瓦一字不差地传达了她的要求，总统露出了妮迪娅再也没见过的微笑。

“她来是为了掏空我。”他说，“但当然了，让她来吧。”

他像往常一样接见了她，而妮迪娅走进办公室，一身黑衣，态度与往常相去甚远：简单而痛苦。她开门见山，第一句话就让总统明白她的来意。

“我是来帮忙的。”

让人吃惊的是，她开始向总统道歉，之前她误以为是总统指挥了导致迪安娜惨死的行动。现在，她明白总统对此也并不知情。她还想告诉他，他们骗了她，那次行动也不是为了寻找巴勃罗·埃斯科瓦尔，而是为了救出人质。人质的关押地点在警方严刑拷打一名被捕的杀手之后水落石出。妮迪娅解释说，那名杀手之后被当作是战死人员。

她激动而清晰地讲述着，希望能激发总统的兴趣，但是她没有发现他有任何同情的表露。“他就像一块冰。”后来，她回忆起那一天时如此评价道。她不知道为什么，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自己无法避免地哭了起来。于是，她之前控制住的脾气又重新上来了，彻底地改变了话题和说话的方式。她指责总统的无动于衷和冷漠无情，批评他没有履行宪法规定的拯救被绑架者的义务。

“请您想想，”她最后说道，“如果是您的女儿处于这样的情境中，您会怎么做？”

她直视他的双眼，但是她太激动了，总统没法打断她。后来，他本人说：“她向我提问，但是不给我时间回答。”妮迪娅确实用另一个问题打断了他：“总统先生，您不认为您处理这个问题的方式错了吗？”总统第一次表现出了犹豫。“我从来没有那么难受过。”几年后，他说。但是，他当时只是眨了眨眼，用他自然的嗓音说：

“有可能。”

妮迪娅站了起来，安静地跟他握手，在他给她开门之前离开了办公室。当时，米盖尔·席尔瓦走进了办公室，发现总统被杀手死去的消息震惊了。加维里亚立即给总检察长写了一封私信，让他调查此事，秉公处理。

大部分人都相信那次行动是为了抓捕埃斯科瓦尔或是某位重要的头目。但是，甚至在这个逻辑里，这都是一桩蠢事，是无法挽回的失败行动。根据警方即刻提供的说法，迪安娜死于一场地空配合的搜捕行动。他们并没有要找到绑架迪安娜·图尔巴伊和摄影师理查德·贝塞拉的团伙的打算。在逃跑过程中，一名绑匪朝迪安娜的后背打了一枪，致使她的脊柱骨折。摄影师安全脱险。迪安娜乘坐警方的直升机被转移到麦德林总院，下午四点三十五分在医院死亡。

巴勃罗·埃斯科瓦尔提供的版本则完全不同，其中的要点和妮迪娅向总统讲述的版本不谋而合。他说，警方是在明确地知道被绑架者就在此处的前提下展开行动的。人质信息是在严刑拷打两名杀手之后获取的，他还提供了两名杀手的真实姓名和身份证号码。公告说，这两名杀手被警方捕获，并遭到严刑拷打，其中一名还在直升机上给那次行动的长官指路。还说，迪安娜已经逃脱了追捕，是在逃离战场时被警方杀死的。最后，他还指出，战斗中还有三名无辜的农民被杀，警方却告诉媒体他们是在战斗中死亡的杀手。这封公告应该让埃斯科瓦尔感到非常满意，他一直盼望揭发警方犯下的违反人权的行为。

理查德·贝塞拉是唯一的目击者，在悲剧发生的当晚，他在波哥大警察总局大厅被记者们团团围住。他依然穿着被绑架时穿的黑色皮衣，戴着绑架者递给他用来冒充农民的帽子。他的情绪状态并不适合给出任何表述清楚的证词。

当时情况一片混乱，他无法把它们汇总成新闻观点，这是留给最能体谅他的同事的印象。他声称，杀死迪安娜的那颗子弹是由一名绑匪故意射出的，但没有任何确凿的证据。尽管有各种猜测，但普遍认为迪安娜是意外死于双方交火中的。不过，最终的调查由总检察长负责。在妮迪娅·金特罗来过之后，加维里亚总统给总检察长寄了一封信。

闹剧还没有结束。面对公众不确定玛丽娜·蒙托亚死活的状况，“可被引渡者”于一月三十日发布了一封新的公告，他们在公告中承认，他们在二十三日发出了处决她的命令。但是：“由于保密和通信原因，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得知她被处死了还是被释放了。如果她被处决了，我们不理解为什么警方没有找到她的尸体。如果她被释放了，她的家属有发言权。”于是，在下令谋杀的七天之后，寻找尸体的行动才开始。

参与解剖的法医佩德罗·莫拉莱斯在报纸上读到了这封公告，他认为那位穿着高级内衣、有着考究指甲的女士就是玛丽娜·蒙托亚。确实如此。然而，身份刚被确认，某个自称司法部官员的人就给法医研究所打电话施压，不让他们把尸体在公共墓穴里的消息公之于众。

电台播放这则新闻的时候，玛丽娜的儿子路易斯·吉耶尔摩·佩雷斯·蒙托亚正要去吃午饭。法医研究所向他展示了被子弹打得面目全非的女人的照片，他费了好大的力气才认出她。由于新闻已经播出，警方得在城南墓园准备特殊的警用装置，为路易斯·吉耶尔摩·佩雷斯开路，让他在一群好奇群众的包围下到达墓穴。

根据法医规定，无名尸体被埋葬时，背上、手臂和腿上必须被印上序列号，这样就算尸体被肢解也依然能被认出来；尸体须被类似垃圾袋材质的黑色塑料布包裹起来，脚踝和手腕处须用牢固的绳子系紧。玛丽娜·蒙托亚的尸体（据她儿子证实说）全身赤裸，沾满了烂泥，被随意地扔在公共墓穴里，也没有法律规定的身份刺青。她旁边是与她同时下葬的孩子的尸体，包裹着粉色的汗衫。

到了解剖室，在玛丽娜被高压水管清洗完后，儿子检查了她的牙齿，迟疑了片刻。他似乎想起了玛丽娜没有左上臼齿，而这具尸体的牙齿是完整的。但是，当检查双手的时候，他把她的手放到自己的手上，就打消了疑虑：两人的手一模一样。他一定坚持怀疑着另一件事，也许会永远坚持着：路易斯·吉耶尔摩坚信，发现尸体的时候，其身份已经被确认了；但为了避免舆论骚动或是扰乱政府事务，尸体没有经过任何手续就被送到了公共墓穴。

迪安娜的死（在发现玛丽娜的尸体之前）对国家状态有着决定性的作用。当加维里亚拒绝修改第二部法令时，比亚米萨尔的强硬态度和妮迪娅的恳求都没有使他让步。他的依据，一言以蔽之，是法令的合理与否不能根据绑架案的进展来评判，而应该根据公众的利益来评判，因为埃斯科瓦尔不是为了迫使政府投降，而是为了强行达到不被引渡和得到赦免的目的而绑架人质。种种考量导向了法案最终修订版的成形。在抵御了妮迪娅的恳求和众多他人的痛苦之后，更改日期是非常艰难的，但他决定面对困难。

比亚米萨尔通过拉法埃尔·帕尔多听说了这个消息。等待的时间对他来说是极其漫长的，他没有片刻的安宁。他密切关注着广播和电话，如果没有听到坏消息，他会大松一口气。他随时都会给帕尔多打电话。“事情怎么样了？”他问，“情况到什么地步了？”帕尔多会用一点理性精神让他冷静下来。每天晚上回家时他都是一样的状态。“得赶紧把这部法令弄出来，不然他们会把大家全杀了。”他一直这么说，帕尔多一直安慰他。终于，一月二十八日，帕尔多打电话告诉他，法令的最终版本在等着总统签字。由于所有的部长都得签字，可他们找不到通讯部部长阿尔贝托·卡萨斯·桑塔玛利亚，所以法令被耽误了。最后，拉法埃尔·帕尔多打通了他的电话，并用老朋友的温和态度胁迫他。

“部长先生，”帕尔多告诉他，“您要么半个小时内在法令上签字，要么您就不再是部长了。”

一月二十九日，303号法令颁布了，该法令清理了此前阻碍毒贩投降的所有障碍。正如政府事先预想的，他们永远无法让公众相信这是由于他们愧对迪安娜而采取的行动。跟往常一样，这引发了另外的分歧：一些人认为这是迫于哗然舆论的压力而向毒贩让步的行为；另一些人认为这是不可避免的总统授意行为，虽然已经晚了，但无论如何是为了迪安娜·图尔巴伊。不管怎样，加维里亚总统明知延迟可能会被解读为冷酷无情的表现，且迟到的决定会被认为是软弱的证明，但他还是坚定地签署了这部法令。

第二天早上七点，总统给比亚米萨尔回了一个电话。法令颁布前夜，比亚米萨尔曾打电话给总统，对他表示感激。加维里亚在绝对的沉默中听他讲了种种缘由，并与他分担了一月二十五日那天的痛苦。

“对于所有人来说，那都是可怕的一天。”总统说。

于是，比亚米萨尔松了一口气，他给基多·帕拉打电话。“您现在他妈的可别说这部法令不行。”他说。基多·帕拉已经深度研读过法令了。

“好了，”他说，“没有任何问题。您看，要是早这样咱们能少多少麻烦！”

比亚米萨尔想知道下一步怎么做。

“什么都不用做，”基多·帕拉说，“四十八小时之内就会有进展。”

“可被引渡者”立刻发布通告宣布，鉴于国内数位重要人物的要求，他们将终止之前进行的行刑活动。这里的“数位重要人物的要求”也许是指洛佩斯·米切尔森、帕斯特拉纳和卡斯特利翁向他们传达的电台信息。但是，这本质上可以解读为他们对法令的认可。“我们将尊重我们手中仍握有的人质的性命。”公告说。作为特殊的让步，他们还宣布，当天，他们将马上释放一名人质。比亚米萨尔正和基多·帕拉在一起，他大吃一惊。

“怎么就一个？”比亚米萨尔大吼道，“您说过所有人都会出来。”

基多·帕拉面不改色。

“放心，阿尔贝托，”他说，“就是一礼拜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