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并不是说我从未想起过保罗。有些清晨，在我半梦半醒之际，他会到梦里来看我，虽然我几乎记不起他说了什么，我对他做了或没做什么。但我记得，在我的梦中，这孩子倏地扑到我腿上，扑通一声。我知道是他——因为他对我毫无兴趣，连一丝迟疑都没有。我们就像平常那样，傍晚时分坐在自然馆里，他的身体不自觉地靠向我——并非出于爱或尊敬，只是因为他心智尚未完全开启，不知道该如何控制自己的身体。他四岁了，正在拼猫头鹰拼图，这时不要跟他说话。我也不会打扰他。窗外雪花一般的杨树绒毛缓缓飘落，如空气般静谧而轻盈。日光变换，拼成猫头鹰的拼图又零落成碎片。我戳了戳保罗让他起身——该走了，时间到了。前一刻他还靠在我的怀里打呵欠，下一秒他就呜咽着抗议，想要多待一会。我说不出话来。因为你知道，那种感觉很奇妙，有个人有些不讲理地想要独占你，这种感觉好得不可思议，但同时也让人悲伤。

在保罗之前，我只见证过一个人的死亡。那是我八年级的历史老师，阿德勒先生。他总是穿着棕色灯芯绒西装，白色棒球鞋。虽然他的课是美国历史，但他更喜欢讲沙皇。有一次，他向我们展示最后一任沙皇的照片，现在那幅照片就是我对他的印象——蓄着海盗黑胡子，肩上挂着流苏——不过其实阿德勒先生的脸上并无胡须，并且行动迟缓。我记得当时我还在上英语课，他教的四年级学生冲进来说阿德勒先生晕倒了。我们一大群人匆忙穿过走廊，发现他面朝下躺在地上，双目紧闭，发乌的嘴唇贴在地毯上，用力地喘着粗气。“他有癫痫症吗？”有人问道。“他身上带着药吗？”我们都给出了否定的答案。这群“多才多艺”的童子军一边争论着心肺复苏术的正确做法，一边情绪激动地对他的症状窃窃私语。我逼着自己走到他身边去，蹲下身来，握住他干瘪的手。那时候还是十一月上旬。他的口水浸湿了地毯，呼吸的间隔越来越长。我记得当时从远处飘来烧焦的气味，有人正在焚烧装在塑料袋里的垃圾，大概是守门人想在第一场大雪之前把落叶和南瓜皮处理干净。

终于，医护人员赶来将阿德勒先生的身体抬上担架，童子军就像小狗一样跟在后面，期待医护人员下达任务。医护人员表示希望有人能开一下门，手里的担架太沉腾不出手来。走廊里，女孩子们抽泣着挨在一起；几位老师用手按着胸口，并不知道接下来该说什么或做什么。

“被吓到了吗？”一位医护人员问道。他留下来给头晕眼花的学生们分发苏打饼干。我耸了耸肩。当时我肯定哼唧得很大声。他给了我一纸杯橙子味的佳得乐，对我说：“现在慢慢喝下它，小口小口地喝。”那语气听起来好像我才是那个需要救助的人,而根治所有生物体的疾病都是他的责任似的。

那时候我们被称为“玻璃梭鲈之都”，10号公路上还专门为此设有特殊的指向路标，路边饭店的墙上还有一幅壁画，上面画着三条留着莫西干发型的鱼，它们挥着鱼鳍打招呼——眉飞色舞，咧嘴大笑，甚至能看到全部牙齿和牙龈。不过一到十一月，湖面结冰，就几乎没人会从外地跑来看它们。那时我们那里还没什么观光景点，只有一家脏兮兮的汽车旅馆。商业区萧条得很：一家餐厅，一家五金店，一家鱼饵渔具店，一家银行，便是所有了。那时候，漫河上最让人印象深刻的地方，大概就是老木材厂了，但那也多半是因为它一半都被烧毁了，烧焦的黑色木板就那样矗立在河岸上。几乎一切都是官方运营，医院、车管局、汉堡王和警察局都位于二十多英里开外的怀特伍德。

那天，怀特伍德的医护人员带走阿德勒先生，救护车在驶离学校停车场时发出特有的鸣笛声。我们都站在窗边望着，没有什么能转移我们的视线，哪怕是戴着象征荣誉的黄色帽子的冰球球员，或是刘海起了静电的啦啦队队长。之后便下起了大雪。救护车要拐过街角时，前灯的亮光穿透疾风飞雪，射入街对面的我们的眼中。“不是应该鸣笛行驶吗？”有人问道，我掂量着杯中最后一口佳得乐，心想人可以愚蠢到什么地步？

接替阿德勒先生工作的是格里尔森先生，他是圣诞节前一个月来到我们学校的，穿着一件镶着珍珠纽扣的珍珠白T恤，一只耳朵上戴着夸张的金色耳环，皮肤黑得不像话。后来我们才知道，他之前是加利福尼亚海边一所私人女子学校的老师。没人知道是什么让他选择在仲冬时节大老远来到明尼苏达州北部。不过，他在教课一周之后，便将阿德勒先生挂在墙上的俄罗斯帝国地图拿了下来，换上了超大字体的美国宪法。他宣称自己在大学双修了戏剧专业，这就难怪他能在学生面前展开双臂，情绪激昂地将《独立宣言》一字不落地背诵下来了。不论是那些论述生命权、自由权以及追求幸福的权利令人激昂向上的段落，还是那些反抗残暴殖民的让人刺痛蜷缩的句子，他都倒背如流。我能看出他有多希望自己受到学生喜爱。讲到“以我们神圣的荣誉相互宣誓”的部分，格里尔森先生问道：“这是什么意思呢？”

冰球运动员们正枕着胳膊安然地睡着，连那些一向积极的好学生也只是无动于衷地按着自动铅笔，笔芯伸出一大截刺入空气中，像极了医院的注射器针头。他们举着笔隔着过道相互打斗，轻声喊着“警戒”，语气充满了不屑。

格里尔森先生坐到阿德勒先生的桌子上，由于大段的背诵，他有些喘不上气。然后我突然意识到，他是上了年纪的人——就是这么奇怪，那一瞬间，好像一道亮得看不见的光穿过他的身体一般。我能看到他脸上的汗；他那灰色的胡楂下面，脉搏正剧烈地跳动着。“注意这里，伙计们。天赋人权是什么意思？积极一点，你们知道答案的。”

我看到他将目光投向有着一头乌黑亮丽秀发的莉莉·赫尔邦。尽管天气寒冷，她还是只穿了一件轻薄的深红色毛衣。他似乎以为她的美能够拯救他，以为她是善良的，因为她比我们任何人都可爱。莉莉有一双棕色的大眼睛，没有铅笔，有读写困难症以及一个男朋友。在格里尔森的注视下，她的脸慢慢红了起来。

她眨了眨眼。他向她点点头，暗暗向她保证，不论她说什么，他都会同意。她像小鹿一样轻轻舔了舔嘴唇。

我鬼使神差地举起了手。这倒不是因为我对她或者他感到抱歉，只是那一瞬间，气氛过于紧张，让我忍无可忍。“这句话的意思是，有些东西不需要证明，”我给出自己的答案，“有些东西就是这么真实，没有什么能改变它们。”

“是的！”他说，语气充满感激，我知道并不是特意对我，而是一种撞了狗屎运的庆幸。他得到了自己想要的，却并不知道那是我给的。莉莉没说一句话就能让人欢欣鼓舞。她的脸上有对酒窝，毛衣下若隐若现的乳头仿佛是上帝做的记号。而我胸部平平，堪比楼梯扶手，人们总是对此说三道四。

那年的冬天轰然而至，好像它是不远万里走到这里，累得突然跪倒，便再也起不来了。十二月中旬，暴雪临城，厚厚的雪把体育场屋顶压得变形了，学校因此停课一周，冰球运动员们便撒丫子去冰钓，童子军在结了冰的池塘上玩冰球。然后，圣诞节如期而至，主干道上上下下挂满了彩灯，路德教堂与天主教堂的基督诞生像遥遥相对——一位温顺地抱着彩绘沙袋站立着，另一个则是用冰雕刻出的婴儿耶稣。新年带来了另一场暴风雪。进入一月，学校正式开学之前，格里尔森先生把洁白的衬衫换下，穿上了毫无特点的毛衣，耳朵上除了戴着环形耳环，还戴了耳钉。一定有人教他使用答题卡仪器，因为在讲了一周的刘易斯和克拉克远征之后，他组织了入职以来的第一次测验。我们匍匐在桌子上对着小圆圈涂涂画画，他则顺着过道来来回回地走，手里的圆珠笔发出嗒嗒的声音。

第二天，格里尔森先生让我在课后留一下。他在桌子后面坐下，用手摸着干裂的嘴唇，有皮屑零星从指间掉落。“你的考试成绩不太理想。”他对我说。

他等着我的解释，我略带防备地耸了耸肩。在我开口说话之前，他补充道：“好吧，我很抱歉。”他摩挲着耳环上的耳钉——那耳钉很精致，但佩戴复杂。“关于授课内容，我还在摸索当中。我来之前你们学的是什么？”

“俄罗斯。”

“哈，”一丝轻蔑从他脸上一闪而过，紧接着他不无高兴地说，“冷战残余还在穷乡僻壤徘徊着呢。”

我决定守护阿德勒先生：“我们学的不是苏联，而是沙皇。”

“哦，玛蒂，”从没有人这么叫我，让我感觉好像有人从后面拍了拍我的肩。我叫玛德琳，不过同学都叫我琳达，或者“共党”，或者怪物。听到他对我的称呼，我的手不由得在袖子里攥成拳头。格里尔森先生接着说：“在斯大林和核弹之前，没人在意沙皇。他们就是遥远舞台上的木偶，微不足道，不值一提。那些1961年进入大学的人，比如阿德勒先生，对老旧的俄罗斯玩具以及上世纪近亲结婚的公主的故事总有些挥之不去的怀念。它们的无效性成就其有趣性。这么说你明白吗？”他微笑着闭了会眼睛。他的门牙很白，但虎牙很黄，“但你只有十三岁。”

“十四岁。”

“我想说的是，如果这不是一个好的开始，那么我很抱歉。但接下来，很快我们就能把基础打牢了。”

过了一周，他让我放学之后到教室找他。这次他把耳钉拿下来放在他的桌子上，用他的大拇指和食指十分轻柔地摩挲着耳垂。

“玛蒂。”看到我来，他直起身子。

他让我坐在他桌子旁边的蓝色塑料椅子上，在我腿上放了一堆花花绿绿的册子，然后手指交叉、略显局促地说：“能帮我个忙吗？还请你别怪我，这是我的工作。”

他所谓的“帮忙”就是让我作为学校代表出席“历史之旅”比赛。

“这会是一段很棒的经历，”他说，但没什么说服力，“你需要做的就是先制作一张展示板，然后针对越战或者加拿大的边境口岸等主题做个演讲。或许你会喜欢亵渎奥吉布瓦人这个主题？或是回归大陆、在此定居的土著怎么样？选个本土色彩鲜明、处于道德灰色地带、又具有宪政意义的选题。”

“我想做关于狼的展示。”我对他说。

“什么？狼的历史？”他一脸困惑，而后又笑着摇摇头道，“是啊。你只是个十四岁的小姑娘。”他的眼角因笑容泛起了皱纹，“你们这个岁数的孩子都喜欢马啊，狼啊什么的。我很喜欢，这很棒，是个很特别的主题。你能给我讲讲吗？”

我父母没有车，所以错过公交的结果就是，我需要沿着10号公路走三英里后向右转到镜湖路上，再走一英里会来到一个交叉路口，左边通向北方的湖，右边则通向一座未被开发过的山。我在这个路口停下来，把牛仔裤的裤脚塞进袜子里，收紧羊毛手套的袖口，准备继续前行。冬季萧索，橙黄色天空下，那些光秃秃的树看起来像静脉血管一般，树枝间的天空则像晒伤了的皮肤。我在大雪和漆树中走了二十分钟，我家的狗狗终于感知到我的存在并开始狂吠，想要挣脱拴着它们的锁链。

当我走到家的时候，天已经完全黑了下来。一打开家门，我便看到妈妈弯着腰站在水池前面，她的两只胳膊都伸进了水池里，脏乎乎的水没过了她的手肘。又长又直的头发遮住了她的脸和脖子，这让她看起来很神秘。她的声音带有浓浓的中西部口音，一听就是典型的堪萨斯人。“有没有一段祷告是关于疏通堵塞下水管的？”她头也不回地问道。

壁炉里并未生火。我把手套放到木质壁炉上，明早它们就会变硬，我肯定是戴不上了。但我没在意，还把外套也放在壁炉上。

至于我妈妈那件被污水浸湿的外套则湿答答地摊在桌子上。但她始终举着她那双油渍满满的手，好像手里的东西有多金贵似的——那活物还在扭动着——是她刚从池塘里抓上来的小鲈鱼，也是我们的晚饭。“我们需要一瓶通乐，靠。”她仰头看着空气，然后动作迟缓地用她的帆布袋擦了擦手。“帮帮忙吧。人类的生活就是一场闹剧，请上帝以其无限的怜悯结束它吧。”

她只是半开玩笑而已。我了解她。有很多故事能证明这一点，比如八十年代初期，我父母偷来一辆货车逃到漫河，我父亲囤积步枪和锅；公社瓦解后，我母亲把她手中一切和嬉皮士有关的东西卖了，投靠了基督教。在我的记忆里，她一周去三次教堂——分别是周三、周六和周日——那时她还希冀着忏悔能有所补救，并且随着岁月的推进，过去的错误可以慢慢被修正。

妈妈虽然信奉上帝，但并非心甘情愿，就像一个被禁足的女儿。

“你觉得自己能不能牵着一只狗回去？”

“回镇上？”我仍在发抖。这个提议让我的情绪一瞬间激动起来，完全顾不得其他。我甚至感受不到我的指头。

“或者不回去，”她把长发甩到身后，用手腕擦了擦鼻子，“不，别回去了，外面的温度大概到零下。对不起。我再去拿个桶来。”但她并未从椅子上挪开。她在等待着什么。“很抱歉我得问你几个问题。你可别因为这些问题发火。”她那两只油腻腻的手握到一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每一声对不起，她的声音都抬高一度。

我顿了顿，开口道：“没关系。”

格里尔森先生的故事是这样的。我曾见过他是如何蜷伏在莉莉的桌旁，对她说，“你做得很棒。”边这么说着，边把他的手如镇纸一般放到她的背上；也见过他伸出他的手指，轻轻地拍着她，给她以鼓励；我曾见过他对那些啦啦队队长们（那些“凯伦”们）是多么好奇而又担心，因为后者有时会脱下羊毛护腿，裸露出起满了鸡皮疙瘩的苍白皮肤——护腿捂得她们起了疹子，痒得她们一直挠，直到挠破了才用卫生纸轻轻擦拭。他在课堂上向她们中的一个提问——凯伦或莉莉·赫尔邦——每一个问题都是这样开头的：“有人吗？有人在家吗？”他装作打电话的样子，放低声音，冲着用手假装的电话低吼，“您好，是赫尔邦家吧，莉莉在吗？”这时，莉莉的脸上会泛起一阵潮红，并用袖口掩住浅笑的嘴。

但我放学后与格里尔森先生见面时，他会摇着头，一脸尴尬地对我说：“装着打电话真的太蠢了，是吧？”他其实希望得到来自他人的安慰，比如一切都做得很棒、你是一名好教师等等。哪怕是非常微不足道的错误他都希望得到原谅。而且，他好像觉得我是故意表现得很平庸——因为我总是双手抱胸冷眼旁观，考试成绩也很差。“来点儿吧。”他怯懦地说着，将一瓶细细的蓝色罐子从他的桌面滑给我。那是罐功能饮料，我喝了几口，由于糖分和咖啡因的含量过高，我的心脏瞬间跳动得愈发强烈了；几大口喝下，我便坐在椅子上不停地发颤，不得不咬紧牙根，才不会发出牙齿打战的声音。

“阿德勒先生给你们放过电影吗？”他很想知道这一点。

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转而加入了他的阵营，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对他这么好。“你放过的电影比他多多了。”我说。

他满意地笑了：“比赛准备得如何了？”

我没回答这个问题，而是未经允许又拿起他的功能饮料喝了一口。我想告诉他，我看到了他看莉莉·赫尔邦的眼神，我比莉莉更懂他眼神的含义，虽然我一点都不喜欢他——虽然我觉得他的电话把戏让人毛骨悚然，并且他的耳环颜色一点也不出彩——但我懂他。饮料罐子空了，我只得把嘴唇放在饮口处，装作饮料还没喝完。窗外，雹子正鞭打着雪堆，整个世界像岩石一般坚硬。天再过不到一个小时就黑了，狗狗们将会把锁链扯到最远，在离我最近的地方等着。格里尔森先生开始穿外套：“一起回家？”他从来没有问过我如何回家——从来没有。

格里尔森先生就像对待杂事一般对待“历史之旅”比赛，他觉得我也是这么想的。但其实我内心是想赢的。我决定去看真正的狼。夜幕降临，我穿上长筒靴，戴上滑雪镜，套上我爸那件羽绒服，混杂着他的体味：烟草味、黑咖啡味和霉味。这就好像是趁他睡觉的时候借用他的皮囊，堂而皇之地拥有了他的风度、安静和体型。离家最远的咸鱼库旁有一个老旧的冰桶，我坐在上面，啜着热水瓶里的开水，等着看真狼。不过在这样的冬天，在如此深的夜里，狼是非常少见的——我只见过远处的原木上戳着几只乌鸦。最后，我不得不接受现实，并认为能看到死了的狼也不错。于是，每周六我都会踩着雪鞋前往森林服务自然馆，前厅有一个油腻的婆娘，戴着一副眼镜，涂了珊瑚色指甲油；她晦暗的双颊向后凹陷，看起来皮笑肉不笑的样子。她叫佩格，是自然馆的博物学家，每次看到我想要去摸狼的尾巴，就立刻板起脸来教训我：“啊哈！”她给了我一些小熊软糖，并教给我一些动物标本制作技术，告诉我如何利用黏土制作眼睑、用泡沫聚氨酯制作肌肉。“熨平皮肤，要熨平。”她在一旁提点着。

“历史之旅”比赛那天早上，我看到我家后面那棵松树，树枝上的针叶一小簇一小簇地螺旋掉落在雪上。放学后，我搭乘赌场巴士前往怀特伍德。下车后，我提着狼的海报，努力突破养老院老人们的“围困”，他们对我皱了皱眉，但没说什么。在怀特伍德高中的礼堂里，我把树枝立在讲台上，同时反复播放着狼的咆哮声，想为我的演讲渲染一种萧索的气氛。虽然我演讲的时候口干舌燥，但我并未低头看过一眼笔记，或是像我前面的那位男同学一样来回晃动。我专注而镇静。我指着台上展示着的小狗崽的图解，并引用书中的一句话演讲道：“但‘阿尔法’这个词依旧很具误导性，它的本意是被圈养的动物。一只‘阿尔法’动物只有在特定时机，由于某种特殊原因才会变成圈养动物。”这些句子总是给我一种在饮用某种冰凉而甘甜的禁品饮料的感觉。我想起自然馆里那个一直保持小狗般友好姿态的黢黑婆娘，然后我再一次背诵了这段话。这一次我放慢了语速，就好像在宣讲宪法修正案似的。

随后，一位评委举起了他的铅笔：“但是——我得在这儿打断一下。有些东西你并没解释清楚。狼和人类历史有什么关系？”

那时，我看到了站在门口的格里尔森先生。他的外套在胳膊上挂着，看起来像是刚进门。我看到他和那名提问的评委交换眼神，带着不屑轻轻地耸了耸肩，好像是在说，你能拿小孩怎么办？你能拿这些青春期的女孩怎么办？我做了一次深呼吸，然后盯着他俩说道：“其实，狼和人一点关系都没有。狼对人总是能避则避。”

最终我获得了创意奖，奖品就是一束为庆祝圣帕特里克节而染绿的康乃馨。之后，格里尔森先生问我是否要把松树枝和海报放进他的车里带回学校，我沮丧地摇了摇头。第一名是一位穿着套装的七年级姑娘，她的作品是一幅水彩画，主题是沉没的埃德蒙德·费兹杰罗号 。格里尔森先生拖着那根树枝去往侧出口处，我系上外套，跟在他身后。他把那根树枝垂直插入粗糙的雪堆里。“像极了《查理·布朗的圣诞节》 ，”他大笑着说道，“我想在树枝上挂些金箔饰品，这太可爱了。”

他弯下身来清除裤子上的松树针叶，我当时头脑一热，也伸出手来帮他清理——一下，又一下——就在他大腿的部位。他后退一步，稍稍抖了抖他的裤子，尴尬地大笑着。每每涉及性，男人就会变拙，这是我后来才明白的道理。但当下我并未觉得我的做法和性有什么关系——这一点我得先说清楚——它就像是给动物梳毛，或者对着你哄逗一条小狗，看着它脖颈上的毛竖起又塌下，然后它就是你的宠物了。

我学着莉莉·赫尔邦的样子，像小鹿一样舔了舔嘴唇，一脸天真地说道：“格里尔森先生，您能载我回家吗？”

在我们离开怀特伍德高中前，格里尔森先生又折返回去拿了一张湿的纸巾包在康乃馨的茎干上，然后小心地把花束放到我的怀里，好像那是娇嫩的凤尾草苗。格里尔森先生开车送我回家。当我们驱车从学校开出二十六英里远时，亲眼目睹狂风将树枝上巨大的冰块刮落——同时被风卷起来的还有慢慢涌上来的灾难感。格里尔森先生车上的除霜风扇不太好用了，我便用外套脏兮兮的袖口去清理挡风玻璃上的霜雾。

“我们在这转弯吗？”他问道。当时我们正在镜湖路上行驶，他用门牙咬掉他嘴唇上翘起的小死皮。纵使周遭灰蒙阴暗，我依旧能看到他嘴唇上带血的裂口，血已经止住了，这让我莫名有些兴奋，感觉好像是自己对他做了什么事情——仿佛是我的演讲，用我的松针发挥了作用。

通往我家的岔路一如往常的崎岖不平。格里尔森先生在交叉路口处停下，我们不约而同直起身子擦擦挡风玻璃，好爬上那座陡峭而黑暗的山坡。我坐在副驾驶座里侧头看，他的喉结像裸露的肚子一般宽大而柔软，于是我探出身子，迅速地对着他的喉结亲了一下。很快，很快。

他吓得向后缩了缩。

“然后走这条道？”他边这样说着，边拉上外套拉链，并把脖子缩进衣领。我父母灯火通明的小屋就坐落在山上，我告诉他要注意看着，因为第一个映入眼帘的便会是它。“嗯，那儿还真是个可爱的地方啊，是吧？我听到过一些奇怪的说法。那家人是你的邻居？”

当然了，他只是随便聊聊——我的花束依旧被我紧紧地握在手里。我感觉自己好像爆开了，像烧着的柴火一般。“他们不和别人打交道。”

“是吗？”显然他的思绪不在这里。

冰雹不断击打着挡风玻璃，但我完全看不见它们，因为玻璃再一次起雾了。

“送你回家吧。”他加挡提速并转动方向盘。我能感觉到他对要为我负责这件事有多疲惫。

“到这里就好，我可以走回去。”我对他说。

我想如果我车门关得足够狠，格里尔森先生可能会来追我。这就是十四岁少女的想法。我以为如果我下车后跑几步进入风雪中，他可能会在我身后跟着——以减轻他的愧疚，并确认我安全到家，或者把他饱经沧桑的粗糙的手伸入我的外套，或者随便做什么事。我并未上山，而是走向了湖边。我冲上冰面，大雪狠拍着我的脸，但当我回头看时，他那前灯大亮的车正在树林间掉转车头离开。

第二年秋季我升入高中后几个月，格里尔森丑闻终于被公开了。我是在为他人倒咖啡的时候，无意间听到这桩绯闻的，当时我在镇上一家餐厅做兼职服务生。他在之前的学校被指控有恋童癖与性犯罪，并被开除，他相当于是贬到我们这所学校——从他之前在加利福尼亚的居所里翻出一堆色情图片。那天下班后，我拿着赚得的小费走到街边的酒吧，在前厅的自动贩卖机上买了我人生中第一包烟。之前我在家里偷过一两根，我知道当烟点燃之后不能大口猛吸。但当我躲进停车场后潮湿的灌木丛时，我不禁潸然泪下并剧烈咳嗽，心中充满了丑恶的愤怒。没有什么能比“上当受骗”更能形容我当时的感受。我觉得我隐约觉察到了格里尔森先生的本性，而且他完全欺骗了我，他选择无视我在他的车里对他做的一切，把自己伪装成一个比真实的他更好的人。他是个合格的教师。我想起格里尔森先生用拉链把他粗壮而温暖的脖颈锁回他的外套领子里；我想起当我靠近时他身上散发出的浓重的体味，好像他的衣服在被汗水浸湿之后，又在寒冬的空气里阴干。我想起所有的一切，最后，我对他的感觉，竟只剩下一丝别扭的遗憾。人们并不能通过真诚的努力，或是不断的解释改变别人对他们的看法，这在我看来并不公平。

在我六七岁的时候，我妈妈把穿着内裤的我放进洗澡盆里。那是仲夏的某天上午，一束光打在她脸上。她用量杯慢慢将水倒在我的头上。“我居然在干这事儿，真是不可思议。”她对我说。

“什么事儿？”我哆嗦着问道。

“好问题，”她说，“亲爱的，就是你这锅‘新大米’，居然是我从头打理出来的。”

格里尔森先生撂下我的那天晚上我并不想回家。我愉快地想——每当我吞咽的时候，我感觉嗓子里好像有一串钩子似的——自己怎么样才能打破湖面这层脆弱的冰而后直直地沉下去。我的父母可能到明天早上之前都不会担心我。我妈每晚都会一边帮囚犯缝被子一边打盹，我爸则会到湖对岸已经清空、等待出售的房子里寻找木材。我甚至不敢确定他们是不是我的亲生父母，他们可能只是两个陌生人，恰好在其他人都去了双城上大学或工作后依旧留在这里的两个人罢了。比起父母，他们更像是半路兄妹，虽然他们一直对我很好——从某方面来说，没有比这更糟糕的了。这比用分角硬币去购买麦片、从邻居那里拿旧衣服、被叫成“共党”或怪胎这一系列事情都更糟糕。在我十岁的时候，我爸爸在一棵巨大的白杨树上为我做了一个秋千；我妈妈用剪刀剪下粘在我头发上的苍耳。即便如此，格里尔森先生把我撂下的那天晚上，我一直赌气地想着，等到我的身体穿透冰层掉入湖里：现在饭熟了，妈妈。有一整锅呢。

我在社区大学入学又退学，然后去双城做了一段时间的临时工。在这期间，我在网上发现了一个国家数据库，你可以在这里查到所有性侵者的姓名并找到他们在国内的位置所在。你可以在州地图上看到他们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从阿肯色州到蒙大拿州、四处寻求便宜住所、进监狱又被释放的红色足迹；你可以看到他们想试着用新的名字生活，但最终被他人发现他们的伪装，每当这种事情发生，网上都会弥漫着大量愤怒的帖子。你可以看到义愤；你可以看到他们再一次尝试；你可以跟着他们的足迹去到佛罗里达南部的沼泽，在那里的红树林中，他们开了一个很罕见的小古董店，什么都卖，垃圾也卖，严重生锈的灯和毛绒玩具鸭、假的鲨鱼牙齿、便宜的金耳环……他们售卖的一切你都能看得见，因为不断有人更新着帖子，细节描述十分到位，围观的人还真不少，信息也在不断更新着。有帖子写道：“我是否应该从一个性罪犯那里买地图？”这问题看起来似乎确实处于道德灰色地带；有帖子写道：“我是否拥有宪法权利告诉他，我不希望他在这里以半价出售明信片？”有帖子写道：“我是否有权告诉他去他娘的狗臭屁？”还有帖子写道：“他以为他是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