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我和保罗之间并不总是相处愉快。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只是相安无事，整体说来我们也经常能相互妥协达成共识。我允许保罗可以有一天下午去餐厅吃派，作为交换，他会给我一小时乘着独木舟漂在湖上的自由时间。我们坐在餐厅的后排座位上，我请客，毕竟我的储蓄正慢慢地增长。吃完后，我展平一张从帕特拉那里得到的十美元纸币放在桌子上，不是油腻腻的二十五美分或十美分硬币，不用等着拿零钱，也不用和那个有点小胡子的女服务员桑塔·安娜搭话。

“派怎么会这么好吃？”我们往门外走的时候，保罗问道。糖分让他亢奋，忘形到甚至跳起快步舞似的，双脚交替蹦跶着，指尖随着身体的律动轻轻挥动。

“原因就在它的名字里。”我回答道。

“巧克力？”

“是慕斯。”我皱起了眉头。

保罗抬头看了看安在门上方的麋鹿头，鹿角的宽度和男人张开的两臂一样长，鼻孔像碗一样大。

交换到一小时的独木舟漂流时间真是费了我不少口舌。他从开始就对此紧张不安。他不想踏进船里，因为这会弄湿他的鞋子。因此我穿着靴子、抱着保罗蹚过水，再把他放在靠近船头的位置上，那里看起来比舟身边缘更稳定一些。我把他的椒盐饼干递给他，并让他坐在一件发霉了的救生衣上，那件救生衣还是苏丹风格的。我嘱咐他要在我划桨的时候坐稳：不要前后摇晃身体，目视前方就好。那天的湖水很平静，泛着黑色，船桨一浸入湖中就被隐去了身形。保罗因为无聊睡了过去。他垂着头，双臂环抱着货运板，水在船下发出哐啷哐啷的声音。为了把他带回家，我只得让他的腿像婴儿一样缠在我腰上，然后把独木舟半停在岩石上。其实这样一来，如果大风袭来，舟很容易就被卷跑了，但我真没有手把它拖回湖里了。

即使这样，他依旧在我怀里抱怨不止，一边跟我抗争着，一边又不愿意被放下来。走在路上，保罗叨叨着“停下来，停下来，琳达”，好像他被我那来自独木舟漂流的愉悦、被那完美一天的礼物，惹怒了。

我并不是说他特别难照顾，但他确实有点暴躁；他的体内有一条介于听话和捣乱之间的线。比如说，他不能容忍打乱计划。如果我在带他回家之后多在他家里待一段时间——比如有时帕特拉拿出多余的盘子，并告诉我如何用橄榄油和柠檬制作沙拉汁——这时保罗会变得越来越黏人、霸道，整顿晚餐他都会乞求坐在帕特拉腿上，最后爬到她身上，用鼻子蹭她的脖子；她则会一手叉起一片生菜放入嘴里，一手宠爱地抚摸着保罗金色的头发。

有一晚尤其明显。保罗烦躁地喋喋不休，帕特拉正搜肠刮肚地想除了火车和洗澡之外还能说什么。我记得她把她的碗向后一推，用手掌撑着下巴，看着我。

“好吧，琳达，”她说道，那天晚上她还有事情没处理好，眼周皮肤的细微变化透露出她的暴躁，“告诉我。你是不是和那些女孩一样，长大了想养马之类的，或者做个兽医？我能看出来。我说对了，是吗？你就是想做这个。”

其实我和那些女孩不一样。我对未来并未作太多设想。但当我思考未来，我的脑海里浮现一幅怪诞的场景——一辆白色半挂车在高速公路上飘。当然我不能说这个，我不能说我想做挂车司机。因此为了拖延回答问题，我看向桌子对面的保罗，他正缓缓地从椅子上挪到地上。

他嘴里唱着：“我想做个物理学家。我想做个物理学家。”

其实我能看出来帕特拉只是在逗弄我。她并不真的在意我的回答是什么，我只需要配合她就是了。她想在收拾桌子、在哄保罗睡觉之前，随便找点事做。在丈夫给她打电话之前，有些什么事情可以让她换换脑子。

“我可能会做兽医，”我牺牲自己回答道，“完全有可能。”

“不，”帕特拉把一只腿蜷起来放在另一只腿底下，“我有一个更好的想法。我很擅长这种事。你看，你，琳达，应该去开阔自己的眼界——去大城市闯闯，你明白吗？很多人会希望认识你。你应该——”她突然打了个响指，露齿一笑，“做旅馆经营者，或者餐厅从业者。”她看起来特别高兴。

“餐厅从业者？”保罗问道。

我笑着咕哝道：“像女服务生？我已经做过了。”我摇摇手，像是在说，这就是你想说的？“我为了你们辞职了。”

她假装震惊得睁大眼睛道：“你放弃做餐厅生意而选择做个保姆？我们真有点受宠若惊了，是不是啊保罗？那我们应该给你一个更好听的名头。不过‘保姆’这个词是怎么来的？”

我耸了耸肩。

“这词可真不咋地，是吧？我们是不是应该改叫你奶妈？不，不，那样听起来你好像个老女人似的。家庭教师怎么样？！就叫你家庭教师吧！”她这时放声大笑，“这个词更好！能让弗洛拉和迈尔斯请来的不可能是保姆。你读过《螺丝在拧紧》吗？而且保姆是不可能和罗切斯特先生 相爱的，对吧？也不可能当女主角了。你得是家庭教师！”

“家庭教师？”保罗在桌子下大喊着。他等着帕特拉为他解释一下，但帕特拉没有，他掏出一把藏在手套里的小石子，然后扔到地上。

“小心点，”我对他说；而后我又转向帕特拉，“我不知道。我不确定。听起来很女性化。而且，人们会认为你是，比如说百万富翁之类的。”我试图不让自己笑得太开心。

“你这话倒是说对了。”帕特拉噘起嘴道。

“我该洗澡了。”保罗也噘起了嘴。他从地上爬到她腿上。

保罗用鼻子蹭着帕特拉的脖子，而她抚了抚他的头发，又拍了拍保罗的脸蛋，但眼睛却看着我：“你说得对，琳达，你说得对。这里的人基本上都认为我是个势利眼之类的。一个异类。”她皱着眉头，但随即又换了个话题：“我还在研究这个地方，试图弄清楚人们是怎么想的。这很有意思。我带着保罗去餐厅吃过四次，也可能是五次？吃的是午餐，每次进去，我见到的人都还是那些人，他们都看着我，笑着对我打招呼，但没有人想了解我，没人问我的名字，或者关于我的任何问题。人们很友好，但也很——”

“不友好。”我接上她的话。

她把保罗放在她衬衣纽扣上的手拿开，他便转而开始玩她的头发，用指尖穿过她金色的卷发。“来这儿真的是对的吗？”她问道，“我当时的想法是，这个春天利奥待在夏威夷，我们去一个新的避暑之处，那里静谧而美好，只有我和保罗，就像是逃遁——”

“逃遁什么？”

她那只还空闲着的手在空中乱比画着。

“你是逃犯？”我揶揄道，“难道你在伊利诺伊抢了家银行？”

“哈哈哈。”她笑着。保罗正猛拉她的头发——并不使劲，但缓慢而坚持。

“如果真是这样，只要你不和别人打交道，没人真的在意你在这里做什么。”我玩笑道，“只要你不占着那些最佳垂钓区。”

“嗯。”

这条故事线太过蹩脚，我都接受不了。但这并不妨碍我继续畅谈：“只要你不是做了什么确实不可原谅的事，比如离婚，或者是个无神论者，或者其他什么——”

“轻点，亲爱的。”帕特拉努力掰开保罗的指头，拯救她可怜的头发。

“或者，或者——”

“保罗，别这样。”她终于忍不住把他从她腿上赶下去，拍了下他的屁股以示其愤怒。她气得声音都高了八度：“把你的拼图拿来，小伙子。我们来拼猫头鹰拼图，可以吗？”他转身去找拼图，她便起身快速地收拾碟碗，手里的动作很烦躁，弄出巨大的声响。突然她又坐下了：“我真的不知道这种寂静对我们来说是不是件好事。我以前怎么会觉得这是件好事呢？或许保罗回去上托儿所更好，照顾他的人会更……或许来这儿并不是最好的选择？”

她抬头看着我。在她的眼里，我看到了我始料未及的东西。

“这是个很好的选择啊。”我说，但她内疚的表情让我有些不知所措。

那天晚上回家路上，我一直在想格里尔森先生。之前他经常自己来餐厅吃饭——秋天的时候我在那家餐厅打工，才发现他这一习惯。餐桌上的漫谈他总是插不上话，这点倒和帕特拉一样。我很少有服务他的机会，为数不多的几次，他都点的是鸡蛋特餐、滑蛋，一边用叉子用餐，一边翻阅着厚厚的书，封皮上有宇宙飞船的图案。他叫我“创意小姐”，这名称来自之前我在历史之旅大赛中获得的奖项。“谢谢你，‘创意小姐’。”他拿起白色马克杯请求咖啡续杯。我不知道该做何反应。有时候他会在接着看书前，和我聊聊我们高中的新老师们。有时候他会只要再加一份奶油，这时他的手指会放在他要继续读的句子上。

不过我最后一次见他是在十一月上旬，那天并不是我当班，我只是去领薪水。大概是周五傍晚五点左右，天气预报称那个周末会迎来当年第一场暴风雪。我刚从霍宁先生的杂货店出来，抢到了最后一批冬季物资，背包鼓鼓囊囊的——包括煤油、盐、厕纸等等。窗外的大片雪花湿答答地落下，像是悬在空中精巧的折纸。桑塔·安娜在收银台结算我的薪水，我则在一旁拨弄掉我头上的雪，假装看不到后排座位的格里尔森先生。我到现在都不知道“创意小姐”这个称谓是嘲弄还是友善，也不知道该如何解释为什么历史之旅大赛结束后，我再也没有在放学后找过他。我记得那天的餐厅不似寻常般热闹，每个人都在家里准备抵御暴风雪。屋外银装素裹，灰蒙的夜晚也变得雪白，衬得餐厅里磨损的塑料餐桌看起来格外孤寂。格里尔森先生看到我站在这里了吗？我觉得他没看到。他正用刀叉切割眼前的食物，又把他一半鸡蛋放到另一个盘子上。我拿着薪水离开又折返回过来时，发现他的对面好像坐着一个人。那人背对着我，我并不知道她是谁。而直到后来，就在那个五月温暖的夜晚，帕特拉第一次叫我“家庭教师”的那天，我在回家的路上突然想起这事，并开始怀疑那天坐在格里尔森先生对面的是莉莉。

丈夫利奥偶尔会在晚餐结束后打来电话，此时帕特拉手机发出的《星球大战》铃声总会吓我们一大跳。每次接电话的时候，帕特拉总会把椅子向后一推，用口型对我说“谢谢”，便拿着电话朝门口走去了。“谢谢”意味着她想让我哄保罗睡觉。虽然很不情愿，但我还是把他带到洗手间，恳求他刷牙，然后哄他上床躺下，如果他不好好待在被子里我就会吓唬他。

“你应该数到100！”当我蹑手蹑脚地要走出房门时，他起身大叫起来。

“你应该在外面受冻！”我转过身怒道，并把他摁回被子里。

“你应该对我好一点。”他在我的控制下扭动着。

“你应该听话懂事一点，”我轻声说道，“你应该做一个可爱的小男孩。你应该做很多你总是不做的事。”

有一次，帕特拉刚给保罗洗完澡，《星球大战》铃声就响起了。帕特拉冲出洗浴室接电话，肩上还挂着一条从保罗身上扯下来的浴巾。保罗光着身子，身上滴着水在屋子里到处跑，又是爬沙发又是钻桌子，把安静趴着的猫都吓跑了。我抓他的胳膊的时候肯定是无意间太过用力了，因为他哭得像是被扎了一下似的。我把他拉到我身前，他挥舞着胳膊在我身边乱转，一只指甲划过了我的脸。我能很明显地感觉到那个尖刺的指甲从我的眼睛划到耳朵。我用眼睛四处搜寻着帕特拉，但她已经走到屋外的前廊上接电话了。顿时我意识到温柔对他起不了作用，必须要变得强硬。我举起保罗扭动着的、赤裸的、胳膊还到处挥舞着的身体——然后把他带回卧室，扔到床上，就像扔掉许多跟木头似的。他光着身子蹲伏在被褥上，身上的水浸湿了被单，看起来可怜巴巴的。他怒视着我，喘着大粗气，嗓子里发出呼噜噜的声音——嗓子里的痰让他呼吸难受。

“这就是教训。”我用我爸的口吻对他说。当初我把独木舟从泥地里拖到三英里外的陆地上时，他就是这么对我说的。我学着我爸的样子，而保罗就像当时那个拖着独木舟、在精疲力竭中崩溃苦痛得大哭的孩子。

“你闭嘴！”保罗大叫道。

“你想让我闭嘴？”我问道。他的指甲在我脸颊上划过的那条痕正火辣辣地疼，法兰绒夹衫上还残留着他留下的潮湿的印记。“你想让我闭嘴？”

他的脸红一阵白一阵。“我是上帝创造的完美孩子。”他说道。

“你刚刚跟我说什么？”我抓住保罗的胳膊。他竟煞有介事、抑扬顿挫地说出刚刚那句话——像极了之前在操场上，他对推他荡秋千的女孩说话时的语气——我的后脖颈突然疼了起来。“你以为你是谁？”我发现自己在冲他嘶吼。

我猜我刚刚的样子确实吓到他了，因为我放开他的时候，保罗蜷缩着肩膀，手坐在屁股下面，面颊紧绷。他一丝不挂，但皮肤的颜色很像穿了一件非常紧的粉红色套装，贴合得看不出一丝褶皱或接缝，潮湿却奇迹般的不透肉，身上散发着婴儿香波的味道。还有尿的味道。

前廊上的帕特拉边笑边高声说话——然后又说了什么，又开始大笑。我回头去把卧室门关上。

“你划破了你的脸。”保罗阐述着他的发现。

“你弄湿了你的床。”我也阐述着我的发现。

然后他就开始哭，那种哭我活这么大还从未见过。他的脸紧紧地缩成一团，却哭不出声音，但每次换气的声音倒是很高。

“冷静，”我对他说，“我们来把衣服穿上。”

“我想要我妈妈。”他啜泣道。

“现在还不行。”我说。

“我妈妈。”他乞求道。

“你想让她看见这个？”我指着他床单上暗色的水渍。

他把眼睛埋进膝盖里，不愿起来。

“来吧，”我说，“过来，好吗？我给你穿上睡衣。”

他终于抬起脸来：“呜呜的那个？”

“火车那个， 对。”

他躺在床上，我把他的脚塞进羊毛足套里。

我一点一点给他把衣服穿好，然后把被单扯下来，在光秃秃的被褥上铺上羊毛毛毯，把湿了的被单暂时藏在橱柜里，然后打开他的火车小夜灯，温暖的红色灯光让空气安静下来。然后我们一起把他的毛绒动物玩具以他喜欢的方式靠墙排成两排，再打开《晚安月亮》。这期间，保罗用一只手指把他前额处湿润的头发弄成喇叭的样子；而我一直在思考我的狩猎夹克放在哪里、挂在哪个衣钩上，以便我能以最快的速度穿上然后离开。我们都心怀愧疚且感觉羞愧，都希望从对方那里得到我们说不出口的安慰。帕特拉随时都有可能进来，我害怕在她脸上看到困惑而失望的表情，于是我试着想出一套能应付她的最佳说辞。

我可以说保罗刚刚的行为就像个暴君，而且他做了很过分的事：他在我的脸上划出了一道痕，到现在都没消。但当然，我比他大十一岁，什么都比他大——年龄、体重、受教育程度（这是我爸爸会说的话）——他想要的只是在睡前和他妈妈单独待半个小时，但他现在拥有的只有发脾气的能力。

我们僵硬地分坐在皱皱的床铺两边。《晚安月亮》的主角是绿色房间里的小老鼠，我翻一页，保罗跟着翻下一页；我假装兴致盎然，他假装专心致志。我们就这样安静地等着帕特拉回来。

但她进来的时候根本是心不在焉的。她推开房门，我看到她的脸激动得通红，嘴唇也湿答答的。她弯下腰来亲了保罗的嘴，用手把他的湿头发捋到后面，然后她也亲了我一下，在头发上轻如羽毛般地啄了一下。我感觉到我的心跳加速，还不自觉地咽了口水。真希望她没看到。

“你们猜怎么着？”她一进来就兴奋地说道。

我们没说话。

“你爸爸要过来待一整个周末！”

我看着她。她用两手把头发盘过头顶，过了好一会儿才放下。我能听到她的头发在黑暗中散落时，与脖颈碰撞发出的细微的声音。

然后她跳上床，跟我们一起躺下。

我们三个人的年龄呈公差为11的等差数列：4岁、15岁、26岁。我不是特别迷信的人，从来不信占星术一类的东西。但那时候，我特别关注11这个数字，而且发现这个数字到处都是。我们参加春季赛前动员会的时候，露天看台上等距离摆放着11个红色的出口标志。我还发现玩二十一点的时候，玩家可以根据自己手中的牌把A用作1或者11。这是有天晚上我们玩牌的时候，我爸爸告诉我的规则。那天晚上发电机坏了，提灯将扑克牌的影子拉得很长，投射在桌子上；我赢了他一只珍贵的手卷雪茄，还向他保证留到十八岁成年后再抽，至少尽量。犹大背叛耶稣之后，剩下的门徒被称为被选定的十一门徒。我妈妈反复说着布道，提醒我要遵守约定。

当我想起那位丈夫有三十七岁了——就是那位一直不在这里的天文学家——我的感受几乎可以用恐怖来形容了。我在学校的代数成绩一直不怎么样，代数对我来说就是固定的公式，不过它应该有超越偶然性的意义，不是吗？那时候，有关这个问题，我想了很多。我试着改变变量，保持常量不变。我很好奇帕特拉十五岁时候的样子。我开始想象她高中时的样子：比我矮点，甚至比我瘦点，更受人欢迎；她可能有一个很亲密的朋友，但朋友在她十二岁的时候搬家了；开始她很郁闷，后来也习惯了这种悲伤的分离；她有很好用的笔，字也写得很棒。然后我再想象自己是她丈夫的年龄，三十七岁：我现在三十七岁，我有一笔汽车贷款要还，还有专属邮政信箱。再然后我把那位丈夫想象成是个穿维可牢鞋的、很好战的四岁小孩，长着小奶胡，脾气很大。最后在我的想象中，保罗就按照他自己的样子长成了二十几岁的年轻人，读过大学，可能是硕士毕业；我让他保留了自己的金色头发，自由散漫地活着，修读建筑专业，但可能拥有极高的音乐或外语天赋；他是个多情种，后悔当初自己文在身上的中国字，后悔很多小时候做的事。你知道，二十六岁的人总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