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奥做的松饼里加入了巧克力和葡萄干；他榨的橙汁质地浓厚，果肉增强了它的稠度与甜度；他做饭的时候会玩文字游戏、大话王和猜单词游戏；保罗每次给出的答案都是一样的——“不”和“保罗”。利奥做早饭的时候，总是能找到借口抚摸别人，比如还穿着昨天的衣服、咧嘴笑得像个傻子一样的帕特拉，比如在他用刮刀成功将松饼翻面后和他击掌庆祝的保罗，比如我。

“来尝尝，琳达。”他为我端来了一盘松饼，并顺势把手掌搭在我的肩上。那天早上他进门看到我后，只犹豫了一瞬便伸出手向我表示友好。他把身上的雨衣脱下挂在椅子上，我看到他身上穿着一件浅蓝色T恤，还配了一件羊毛背心。不过他的鞋太扎眼了，是红翼牌的。他就这么穿着进屋了，没人让他在门口脱下。

虽然我一直很迫切地表达要离开，一直在说我需要回家、需要刷牙、需要开始写作业了，但他总是回应：“坐下，快吃！”

“坐下！快吃！”保罗大叫着，并用手中的餐具使劲敲打着桌子。

帕特拉已经在桌边坐了好一会了，双腿收拢，红色的眼睛闪闪发亮，新烫了大卷的金黄色头发像光晕似的。她的妆都掉光了，只有一只眼皮上还残留了一点点睫毛膏。她用一只手指从她的盘子里蘸了点糖浆放进嘴里吮吸着。当利奥表示所有的橙汁已经喝完的时候，她用她那黏糊糊的手拿起短柄小斧，做出要打他的姿态。

“Fee-fi-fo-fum！”保罗突然尖叫。

“帕蒂！”丈夫吼道。但她看起来像是被快乐力场围得水泄不通，只会冲他傻笑。她放下了小斧头，把手往自己的裙子上蹭了蹭。

“谁需要纸巾？”她丈夫问道，并率先递给帕特拉一张。

太阳升得高高的，混着灰尘的光线投射到我的脑袋上，屋里所有的一切都变成了阴影。我选择在此时离开他家——保罗正叫嚷着“木卫二”的首都，帕特拉正讲述着保罗前一天的表现，没人注意到我起身为自己又倒了些牛奶喝，然后悄悄走出了房门。昨夜的大雨使得现在沐浴在阳光下的森林焕发新生——它在冒泡，在发酵，在生长——一切都在闪闪发光。当我走到几乎看不到帕特拉的房子、快到松树林的时候，我听到有人在身后叫我。“琳达，等等！”是帕特拉。

我转过身来，略显尴尬地看着她向我跑来，一路上被地上的树根和松果绊得跌跌撞撞。她依旧没穿鞋，脚上只穿着袜子。当我发现这一点时，我惊得大气不敢喘。上了褶的长裙被扯进两腿之间，头发被阳光浸染，像马的鬃毛一般油亮。

“谢谢！”她边说着，便递给我四张十美元的钞票。

我的心沉了下去。我兜里那四张老妈给的皱巴巴的钞票还没用，这一个月来照顾保罗赚的钱也足够我买一艘小皮船、一张前往桑德贝的车票，或是一只纯种的爱斯基摩狗了。

问题在于，我对于这些东西的渴望并不那么热切。

“不用了，谢谢。”我含糊地说道，并未伸手去接那些钱。

“你如果不拿着，琳达，我会很不开心的。”她故意噘起嘴，跺了跺脚，表达自己的不满。

“好吧。”我这句话的意思其实是，你不高兴也不是我的问题。我转身打算离开。

“如果你不拿着，我就要把它们埋在这块石头下面。我可不是开玩笑的！”我看得出来，她依旧沉醉于房子里的交谈——一遍又一遍，那是种虽然毫无意义，却无忧无虑的快乐时光。“我要开始咯，我要埋你的薪水咯！”她说道，“挖呀，挖呀。”

她还真的这么做了。她就这样穿着裙子跪在土里，两手挖着土，然后举起一块花岗石，露出一小片湿湿的泥土，一撮蚯蚓正向上蠕动着，像是森林在表露它的决心。

“我可是认真的！”她叫嚷道。

我耸了耸肩。

“你的钱可就这么没了。就在这块满是昆虫的石头下面。”

“再见。”我说道。

终于，她站起身来冲我摇了摇头，却止不住脸上的笑意。她双手叉腰说道：“你还真是个搞笑的小孩，你知道吗？”

她的袜子和手掌黑乎乎的，全是泥土。

“你还是个奇怪的大人。”

我穿越森林走回家，到家时身上沾满烂泥。进家门的时候，狗狗们努力挣脱着在后面扯着它们的锁链，想扑过来表示欢迎。“杂种狗。”我蹲下身来抚摸它们，并确保每一只抚摸的时间是一样的——即使年迈的“亚伯”是我的心头好，我也不能因此而偏宠它——每只狗狗拍两下，雨露均沾。然后我直起身来，隔着纱窗，我听到了爸妈说话的声音。我以为我听到的是我的名字，玛德琳，但不是，他们在讨论花园里的土拨鼠。我掉转方向走向另一边。

棚里又冷又黑。受了惊的小麻雀们在房顶横梁上蹦蹦跳跳。我定定地站在那里，听它们左右移动的声音。我瞥了一眼鱼肉保鲜柜，却根本不想把玻璃梭鲈片成鱼片——不是现在，不是经过了昨夜以后。昨天的鱼马上就会腐坏，但我并未去检查冰的状态。若真要处理鱼肉，鳞光闪闪的鱼会有足足一桶的量，到时候会有一堆小骨头等着我去收拾。但如果去做三角学卷子，情况也不会好到哪去——可能会更糟——于是我在发霉了的棚里纠结了好一会儿，最后往包里装了几样东西，在腰间系上破了的雨衣，然后拖着威诺娜去了湖滨。

独木舟一碰到水便自行游动起来，船桨是全然不用动的。湖面没有一丝波浪甚至涟漪，平静得如一面镜子一般，清澈见底。你能看到浅蓝色的大太阳鱼向上游动，船头处漂着百合花瓣，船尾掀起一串气泡。抵达湖的另一边后，我用肩膀顶着船身两边，头被船体盖住，弯着身子把独木舟拉上岸。上岸之前，我可是花了很多时间才找到了平衡。

后面那片密尔湖比我们这片湖更大，湖边的国家森林野营地里停满了野营车和小卡车。高速游艇割裂了湖面，船尾留下一条长达三十英尺的水沟。他们看到乘着独木舟而来的我并未放慢速度，因为他们赶着前往下一个垂钓地点，于是他们加大油门驶去，经过我身边的时候，绿色的遮阳篷发出流水一般的声音；我看到一位穿着红色比基尼、套着泳圈的女性站在他们身后。我很惊讶，毕竟现在这个季节，水还是很凉的。她尖叫着向我打招呼，声音甚至盖过了马达的轰鸣声，但我并未回应。船开得太快了。

我继续划桨。又过了半小时，云层走低伏到树顶，一阵微风打破了湖面的平静，阵阵水波看起来像是衰老的皮肤。这时，所有周末度假者返航——害怕又要变天——他们总是分不清云和危险的区别，以为各种云朵是可以相互变换的。他们钻进野营车里，把两个照明灯打开，亮得像黄昏一样。

那声尖叫借着快艇连接起了密尔湖和温妮萨嘎湖，我就在这尖叫中蜿蜒前行。

行至彼处，温妮萨嘎湖像一支箭一般映入我的眼帘——又长又细，直指北方。印第安部落居留地就在湖的另一边。上次去那里还是几年前我和爸爸去买抓麝鼠用的工具，也就只有几栋建筑，一条铺石路，大概十来个可移动住所，和一堆净水器。如今这里生了些变化。当我离湖滨越来越近时，我看到所有的狗狗都待在钢丝网围栏后面；岸上有一家冰雪皇后冰淇淋店、一个足球场大的停车场，和一个“停止行进”的标志；公路边上的赌场被重新装修了，还用呆板细长的原木建成了一家文化遗产中心，前面立着一个鱼形标识，写着“欢迎光临”。

我将船停靠在湖滨，小心地把它挪到一棵香脂冷杉下。一条柏油路将活动板房前的草坪一分为二，我踏上那条柏油路，观察着周遭的板房——它们都镶着铝边，漆成白色；一边是门廊，另一边是双车车库；房顶有卫星天线，门口停着皮卡。

居留地看着十分荒芜。这时一群穿着主日学校的浅色毛衣的男孩从树林里走了出来，手里拿着冰棒棍做的十字架——那是他们的枪。“砰。”他们中的一人叫唤着。另一个拿起他的十字架喊着：“ 利维坦 来了，快退后！”

“嘿，你们知道赫尔邦家在哪吗？”我停住脚步问道，“就是皮特和他的孩子，莉莉。”

那时，她已经有四天没来上课了。

“我们为什么要告诉你？”那群要抓利维坦的男孩的头头问道。

“我会给你钱。如果你告诉我她家在哪，我会给你们每人一美元。”

他们面面相觑，然后便同意了我的请求。像是心电感应一般，他们都只是抬起一只胳膊指示方向。

“顺着那条路走。”其中一个男孩指向砖铺路尽头的那条野草丛生的砂石路说道。于是我从兜里掏出老妈给我的纸币，经过两天，它们变得温暖而平整。拿到钱的瞬间，这帮男孩子突然怒气冲冲地举起手中的十字架，慷慨激昂地质问道：“你想从波兰人莉莉那里得到什么？她就是个恶心人的同性恋怪胎。你也是同性恋吗？还是什么？”

我叹了口气。几年来，我在学校里一直被这样的男孩问这样的问题。这一般是八岁孩子能想到的最恶毒的指责。经过几年在操场上被如此嘲弄的历练，我对此已经见怪不怪了。“后期智人？”我提议性地问道。

他们耸了耸肩，表示不确定。

“我是，你们说得对。”

“哦！恶心！讨厌！”他们惊恐地尖叫着。

虽然他们也很高兴。

我离开那帮举着冰棍棒十字架插科打诨的男孩，走上他们为我指向的路。走过一片柳枝稷与泥泞，我在松树林中看到一辆锈透了的拖车。我并未走近莉莉家前门，而是绕到后面，那里杂草和树木野蛮生长，冷杉摩肩接踵，无人管理，但褪色的蓝色遮棚下的混凝土露台打扫得很干净。我从后窗向里看，看到碟子整整齐齐地堆在排水器里，椅子推到胶木桌子下面，一个亮着光的鱼缸里旋着泡泡。那辆拖车有些老旧，但整洁而敞亮，车里铺着一块新地毯，椅子上盖着编织毯。莉莉从失物招领处偷的粉红色围巾挂在门边的衣钩上——流苏在通风口处瑟瑟发抖。我看着它在风中颤动，突然意识到那个衣钩其实是安在墙上的鹿头中间的角。

那个鹿头的嘴是合上的，白色的鼻孔格外引人注目。

这时，我身后突然响起一个男人的声音：“莉莉？”

我转过身来。远处一棵冷杉下，有人躺在树荫下的草坪躺椅上:“莉，你回来了？”

那个男人便是赫尔邦先生。我看他的时候，他重重地喘了口气，并努力让自己在那个磨损的尼龙躺椅里坐得更直一些。我试着为自己找一些说辞——我是来采摘唐棣果的，但我迷了路——但我突然注意到他手里扶着倒放在苔藓上的空衣柜。那是个星期日的下午，又是亡灵纪念日，所以我的回答大概并不重要，我一旦离开，他便会忘了这一切。

他灰色的胡子上挂着一根浅黄色的松树针叶。

他打算站起身来，原本荡在躺椅上的腿落到地上：“你回来了？我一直在这儿等你——”

他委屈的表情在他走出树荫的那一刻瞬间消失——他知道他弄错了，于是他闭上眼睛以遮掩将流未流的眼泪，并试图迅速掩盖这个错误。过了好一会儿，他睁开了眼睛，却是像忍受着剧痛般眯着。“你是？”他问道，之后他又觉得不够礼貌，便补充道：“不好意思，请问我认识你吗？”

“不认识。”我回应道，虽然这并不完全是事实。我在餐厅不止一次为他倒咖啡，而且好多年前，在我十二岁的时候，我和他的两个侄子在“两只熊经典狗拉雪橇比赛”中成为对手，最后我赢了他们，这位大叔在我抵达终点线时还在我背上拍了一下。

他一手托着肚子，一手把他身上标着“森林服务”T恤衫的拉链拉上。鼓鼓的肚子上银色的拉链像是在咧着嘴冲我笑。“你知道吗，我总感觉得有棵树从我胸中长出来，这感觉很怪，好像我的嘴并不能匹配我的脸或者别的什么。”他揉了揉自己的下巴，又道歉道，“不好意思，不用在意。”

他转过身去，发现地上还有一罐未开的饮料。他拾起来，再转回身来时，他皱起了眉。

“你怎么还在这儿？”

我把背上的书包拿到胸前，打开拉链，拿出了一双靴子。

“这里可是私宅，”他解释道，但表情悲伤，像是被逼无奈似的。“这里禁止打猎或者钓鱼。”

他是以为我会从包里拿出钓具盒或者一把枪之类的吗？“我不是来打猎的。”

“不是——”他不知道接下来该说些什么，只能看着院里树上挂着的黑黄相间的标志，然后读出上面的文字：“Tesspressing。”接着便傻笑了起来。

“莉莉去哪儿了？”我脱口而出。

“莉莉？”他缓慢地摇了摇头，好像全世界的秘密的重量都压在他身上，“跟那个狗娘养的律师私奔了。离开时她跟我说，‘好好照顾这个家’，你看看，我都按照她的要求只在室外玩。我有刷碗，对吧？我把家照顾得很好。”他坐回他的躺椅里，痛苦地哼唧着，好像光是提到这些就让他痛苦难耐。

他重重地坐下后，小心地指着我怀里的靴子问道：“那是什——”

“这是——”我试着想出一套容易理解的说辞。但在我回答之前，他便用手掌像盖子一样覆住他的脸。

我再一次走到拖车前，在车门边踌躇了一会儿，从包里拿出黑色绒面靴子放下。我思索着是否能留张纸条在这，然后我立刻意识到这是无法实现的。我弯下腰，把靴子整齐地摆放在遮篷下的车阶上：脚尖朝前，鞋跟相互平行。我快速拍了拍一只鞋的侧面，便跑到马路上。这双鞋是我上周四下课后从失物招领处拿走的。我把它们装在背包里，乘着独木舟，漂过三片湖泊，终于拿到这里想送给莉莉。它们是礼物，是某种隐秘的理解或赞同的信物。但当我飞奔到砂砾路上、向温妮萨嘎湖和我的船跑去时，我回头看了一眼，那双我为莉莉偷来的靴子就在那里站着，效果和我之前想象的完全不同——像是一个隐形而又愤怒的人站在那里看向她的家门，一边谴责着，一边阻隔着入口。

等我返回温妮萨嘎湖时，湖面已是波浪滔滔。我的肚子饿得咕噜直叫，可包里除了瑞士军刀和雨衣并无其他，这次出行我没带任何吃的。我从湖滨的灌木上摘下一枚还未成熟的小树莓放到嘴里，刚接触到舌头我就吐出来了——它多毛且坚硬，实在让人难以下咽。我想起了保罗。我想起待在家里的保罗——会和帕特拉一起把帐篷收起来，利奥则在一旁用抹刀指挥着——然后我决定，就在此时此地，我要亲身体验一下幸存的感受。我要切身感受饥饿、受困、距离文明和人类有百千米之远。我乘着木舟摇桨出发，直奔温妮萨嘎湖中心，波浪拍打着船头，薄雾润湿了我的面庞。船身左右摇摆，我更用力地划着桨，以保证自己笔直前行。潜鸟在我的左边和右边行进着，黑箭般的脸一遍又一遍地出现。也或许我看到的那些潜鸟是同一只，它顺着我的踪迹，在我的船下潜水。潜鸟就是以此出名的。

大约到了涨潮的时间，三片湖连成了一片。湖岸上所有的娱乐车看起来都一样。晒衣绳上的毛巾翩翩舞动，钓鱼船在绳子的牵扯下不停点头，水面上偶尔漂过几个啤酒罐和牛奶盒。为了消磨时光，也为了转移自己的注意力，我开始数数：娱乐车有11（加1）辆，船有11（加1）艘，湖岸上11（减2）只鸭子，要抵达路上需要划桨11下：要形成一套公式其实很容易。你可以呼吸11下然后屏住；你可以在地平线上看到11颗星星，然后不再数其他的。

关于我的四岁，我只记得一段真实的记忆。这段记忆中有个比我大一岁左右的女孩儿名叫塔梅卡，我们家还住工人宿舍的时候，我和塔梅卡一起睡在下铺，直到公社瓦解。塔梅卡有一件印着大号英文字母的宽松橙色毛衣，每次穿它的时候，她都会把袖口挽得像甜甜圈似的。她左肘上的疤痕是紫色的，手背很黑，但脚踝很白。当然，周围有许多比我们俩年龄大、速度快的大孩子，会凑在一起横冲直撞。但塔梅卡更安静，也更可爱。她是我真正的朋友。她会咬指甲，然后把指甲屑堆成一堆，放入一个透明塑料袋里揉成球，夹在腋窝里。她管它叫她的藏匿物。不要说出去，她耳语道。我当然不会说出去。当然不会。

“你很幸运能有这样的生活。”身边的每个人——那些拿着斧头、为人父母的人——经过的时候总是这样对我们说。

“幸运鸭子？”塔梅卡疑惑道。

鸭子，我同意这种说法。于是我们蹿入树林里。

这是我记得最清楚的事了。在我快五岁的时候，我和塔梅卡一起病了，还病了好几周。我们在一张床上睡觉，游入梦中又游出来；我们在同一个时间点醒来一起咳嗽；我记得身体的热度，记得让人窒息的毛毯，以及被塔梅卡的辫子梢搞得烦躁不已的那个我；塔梅卡决定我们无须再跟对方说话：她说我们身处同一个世界，彼此心意相通，因此无须多言——就像潜鸟或者狡黠的狗鱼——你知道它们是如何做到总是同一时间潜入水底吗？它们能够读心，它们能预见未来，躲避灾祸。病痛让我们也能心意相通，感受到对方的感受，不是吗？

我们躺在床上，塔梅卡把她的辫子末梢从我嘴上拿下来，安静地等着我的回应。

可能吧，我心里想。

自那以后，我看塔梅卡的眼睛便像潜鸟的眼睛一样，像颗扣子似的一动不动，透过湖水看一切却并不眨眼。只要她把她的勺子举到嘴边，我也举起我的，然后我们一起把捣碎的米饭吞进肚子里。过了一会儿，塔梅卡想挠她的痂，我也会想挠我的——直到它被挠破，血顺着我的腿流进脚指甲缝里。当那些为人父母的人在会议中挥舞着胳膊、趾高气扬地吵架，我和塔梅卡会不约而同地决定从后门溜出去，跑进“绿茎王国”香蒲丛中；等我们从另一边跑出来时，阳光已经刺眼到让我们睁不开眼睛。我们一起跑到大岩石上，用粗糙的脚摧毁小绺苔藓；我们爬上河对岸走到大道上，一路走回高速公路，一路收集完整的松果，扔掉残缺的，最后各自抱着一大捧松果继续向镇上进发——这是我们第一次发现我们的胳膊如此之长，我们的怀抱如此之宽广——并不害怕从我们身边急速掠过的卡车。

露出他们丑陋的牙吧, 我想。

伸出他们可怕的爪吧，塔梅卡想。

有一个卡车司机在经过我们身边的时候慢了下来，一只又长又白的胳膊从摇下来的车窗里伸出来冲我们挥舞着。“嘿，小心点！”他冲我们喊道，但我们等到他离我们很近很近、可以用来复枪打爆他的头的时候，我们便开枪了——我们用手做出枪的样子，嘴里还喊着“不许动！”我们并不在意他或是他不停挥舞的苍白的手。我们知道我们要去哪里，但我们不会告诉任何人，亦不用解释，就像狗鱼或潜鸟一样——同时潜入水下，又同时出现在湖的另一侧。我们朝鹿飞吻，一次，两次。我们把松果扔到路上，一个，两个。

我们看着卡车因此而迅速变道。

终于，有个大男孩露面冲我们大叫，他骑着车沿着这条路行进着，油腻腻的黑色头发被风吹到后面，在两只耳朵上方形成搞笑的隆起，像是刚刚长出来的鹿角，我和塔梅卡哈哈大笑，我们很喜欢他这副样子。他骑到我们身边便停了下来。他的脸看起来像是在嚼什么很难咀嚼的东西，因此已经感受不到自己的嘴唇了。直到后来我才开始疑惑，被那群人养大的十四岁的孩子应该是什么样子，公社里全是不停尖叫着的小孩和不停播放着的嬉皮士的歌，空房间是不存在的。那里总是有太多的孩子，太少的床、干净的勺子以及厕纸。

他叫什么名字？有人让他跟着我们吗？

他很不喜欢小女孩大笑，他的愤怒与吼叫便是证据：“你俩疯了吗？他妈的赶紧离开大道！”然后他停顿了一下，试着让自己镇静下来。他用两只手挨个抚平自己的新生鹿角，然后扎了一个短而粗硬的小辫儿。最后，他的嘴里终于吐出他应该要说的话：“你们现在正偏离正道。”他叹气道。

“我们是幸运的。”塔梅卡提醒他道，还拍了拍自己幸运的额头。两次。

“你是走了狗屎运。”他更正道。

二十六岁那年，我毁了我的车。在参加过我爸的葬礼之后，我开车回德卢斯，为了绕开路上的两只鹿，我不得不突转方向，结果却撞上了一排雪松。在猛烈的撞击下我咬破了自己的嘴唇，但除此之外一切安好。我距离爸妈的小屋大概还有两英里，距离漫河大概还有三英里半。事故发生后，我一直试着打电话——即使那里的信号时好时坏，即使我很确定我的手机停机了因为我没能按时交话费，但我还是一直打着电话，对着电话说“拜托了”。几辆车驶过，每次一辆车经过，我都急忙弯下身。我并不想被迫回到爸妈的小屋，不想被迫向我妈解释为什么我还在附近，因此当那两只鹿再一次从树林里缓缓地走出来时，当它们垂下脑袋开始一点点啃食灌木时，我从行李箱里拿出我的背包，走到马路上开始步行前进。

出发的时候是三点，当我抵达第一家加油站时，天已经黑了很久了。我朝着漫河反方向的贝尔芬进发，需要向北走十一英里。

起初，我一边走一边进行数学运算——为我的汽车维修、话费以及路上断了跟的靴子想了十几种支付方案，然后我干脆停下来专心想对策，却也想不出什么对策了。开车带我回事故地点的贝尔芬机修工看了看我的车，当场给我七百五十美元回收汽车零部件。我拿了现金，在6号汽车旅馆开了个房间，把手机扔进停车场后面的河里，第二天早上买了个生了锈的二手摩托车，又用加油站的公用电话给我在德卢斯工作的公司打了个电话，辞掉了我零售的工作。那时我妈已经有座机电话了，但我没给她打，故意制造我在回德卢斯的路上的假象。

去双城花了我六小时的时间，路上我一直告诉自己，我喜欢川崎，我喜欢速度感。但我觉得这段路程更像是我开着一辆四轮摩托车，还得一直紧紧握住握柄，这样才不会偏离车道。这时终于意识到骑摩托车是很辛苦的，因此抵达圣保罗后，我把摩托车卖给了另一个机修工。他打着舌洞和脐洞，这是我后来才发现的——我拿到钱之后，在明尼阿波利斯租了间一居室的公寓，然后跟他上床了。我还有个室友，是我在星巴克找到的；把机修工带回与他人共享的公寓让我感觉很好。我喜欢把他偷偷带进屋里，看着黑暗中的虚无，安静而迅速地在我的沙发床上把他就地正法，然后在早晨来临之前把他赶走——我室友总是会在早上七点之前起床，做做伸展，练练瑜伽，充实自己，为求职面试做准备。

有一次，她起床拉开窗帘，而我被她的歌声叫醒，我在恍惚中叫她帕特拉。“早安，帕特拉。”我说道，然后被自己惊到了，就好像帕特拉不是什么好名字，但有种我曾经有过的感觉——那是一种失落的感觉，很难说不是幸福。我那来自马尼托巴小麦农场的室友，安，故意无视掉包括此在内的所有古怪行为，比如我偷偷带进来的男友和空荡荡的衣橱。最近她在脚踝处刺了一个心形的文身，这是她能想到的对她那对路德教父母的最激烈的反抗。她坐到地毯上，用一张折叠着的婴儿湿巾清理着有点感染了的脚踝，嘴里还一直哼哼着。清理干净后，她把湿巾扔进垃圾桶，然后再一次看向我道：“早上好，琳达。”

就好像我们五分钟前并没说过相同的客气话似的，好像她在应对我那些令人痛苦的怪癖时有自己的原则，且这事儿简单得像是应对他人糟糕的口音，或是一个在咬她的指甲的孩子。

“早上好，帕特拉。”我故意如此逗引她，想让她发疯。

去年秋天，我三十七岁的生日刚过了没几天，我突然想到，我可以在网上找帕特拉。我不知道这个想法为何在这么多年之后突然蹦到我的脑子里，但这个想法一旦出现，我便抑制不住了。我花了好几个小时在网上查找她的踪迹。她换了姓氏，因此要找到她并不容易，但我记得在我认识她之前，她叫克里奥，这帮了我大忙。我在网上找到了一个可能是帕特拉的人，她叫克里奥·麦卡锡，但她的信息少得可怜。网上有好多关于审判的旧文章提示与她的相关性，但我都没看；她有一个定位显示位于图森、曾在烘焙网站上上传过一个爆米花球食谱，还有网友还在下面评论说有点太黏了。我怀着不甚满意的心情在芝加哥大学网站上闲逛，然而最终也没发现什么，于是我决定查查塔梅卡。找她倒是很容易，人生的每一段经历她都事无巨细地进行描述，似乎是故意在网上留下痕迹等着我去找似的。塔梅卡·露娜·特雷弗从圣保罗的珀尔奇艺术高中毕业后去了威斯里安，成了一名遗嘱认证律师，嫁给了无国界医生组织里一位叫韦恩的儿科医生。她有两个运动细胞发达的双胞胎女儿，威斯里安校友杂志上有她们打篮球的照片。她在明尼苏达州的伊代纳买了一栋平房，那里也是大黄蜂的家——明尼阿波利斯的高档城郊住宅区，她把购房前房地产商发布的官方照片放在网上，照片里的房子旁边还有个人工池塘。

她曾对我说，我们是一个世界的人，心灵相通，无须多言。

想起要在网上查她的信息时，我已经回到漫河，照顾了我妈很多年，将财产划分为好几份以还债。小时候的塔梅卡已经离开我们的世界很久了。也或许离开的那个人是我。她的想法，我再也想象不到了，一个都想不到。

亡灵纪念日之后的周二，我提前几分钟抵达帕特拉家。周末的大雨已经消散，所有的外地人也都回去工作。他们一离开，气温骤升至二十七摄氏度，加上周末的雨水，第一拨蚊子便悄然而至。任何一小片阴影下都有它们的身影。每次顺着高速公路放学回家，我都试着让自己走在大路中间，走在太阳底下，躲避蚊子的叨扰。只要看到新生的它们从树林里颤巍巍地飞出来，我都会拍死它们。我看到帕特拉的时候，她站在车道尽头，而我正在擦手背上死掉的蚊子的血。

她看到我便冲我招手。那天她身上穿着芝加哥大学的卫衣，脚上踩着她丈夫的大靴子，还没系带。

“嘿。”我微笑着跟她打招呼。

她挑着眉毛走过碎石，一副准备好要跟我达成她想跟我达成的共识的样子：“你这周末能来帮忙真的太好了，再次感谢你。”

“小意思。”我说道。

然后我们就那么站在那儿。我看着蚊子穿过树林直奔我们而来，心里却在奇怪为什么她自己在这路上待着，是不是特意出来拦截我的。我把肩上的背包往上提了提，对她说道：“嗯，我原来想着，说不定今天我和保罗能游泳，水应该足够暖和了。”

“噢，那太棒了。很好的主意，谢谢。”她展现出了她最富感染力的微笑，然后说道，“但其实，那是我想说的。我觉得几天之后我们会去的。”

她的意思是，他们，没有我。

我瞥了眼她身后拉紧窗帘、房门紧闭的房子，所有的大窗户都在面朝湖泊的那一边，但整个周末，那些窗户在灿烂的日光下都显得很暗（现在白昼变长，屋里不需要开灯了），除了晚上帕特拉和她丈夫在昏暗的灯光下进食的那一到两小时。那几天我从未见过他们中任何一人走出家门走上前廊，我一度以为他们是不是开车去郊游了——比如森林服务自然中心，或者去贝尔芬返还租用的车，或者去镇子上的餐厅里享受一块巧克力慕斯派，又或许他们远赴怀特伍德，那里有个带两个滑梯的操场、一个迷你高尔夫球场、一家电影院。

帕特拉依旧笑容灿烂：“我的意思是，现在我和利奥都在这里，一切都没问题。但谢谢你了，琳达。”

“客气了。”

“我会给你打电话。”

“好啊。”其实她是无法通过电话联系到我的。

现在蚊子都奔着帕特拉去了，盘旋在她的手和脖子周围。她在耳边挥舞着手想要赶走它们，我在一旁怔怔地站着，希望能把它们吸引过来。我能感觉到十几只甚至更多的蚊子正在我胳膊上的汗毛间探索最甜美的位置，而我竟因此有一种释怀的感觉——委身为蚊子的盛宴、不躲避它们——我觉得很爽。“替我向保罗问好！”我将这种快乐径直传达给帕特拉，准头精确，“告诉他，我希望他心情好些了！”

是有一丝恐慌爬上了她微笑的嘴角吗？也可能只是我多想了。

“当然，必须的！他也向你问好！”

但当我要离开的时候，帕特拉拦住了我。她笨拙地向前走了几步，差点被她的鞋带绊倒。“嘿，琳达，”她摸了摸我的手肘，“还有件事。”

我等着她告诉我是什么事。此时的她离我非常之近，咬着嘴唇，微微有些出汗。“是‘德雷克’的事。”她挥挥手赶走眼前的蚊子，又赶走我脖子上的那只，然后说道，“你见过它吗？”

我想起最后一次见到那只白猫是周五下午，它在门那里叫得像个闹钟。

“没有。”我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