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星座是处女座，我们处女座务实、有序而且富有责任心。如果我们遇到问题，会先让自己冷静下来，然后有条不紊地解决。这种行为规范使我们比敏感的双鱼座、拘谨的巨蟹座和优柔的天秤座更能把握自己的生活。我可以举几个例子。

当处女座把“自杀”作为解决一个问题的最好方式时，他们的生活一定早已一团糟了。我想说明的是，我们并非轻易言败的一类。

我自身存在的问题，表现在三个层面上：

1.感情生活；

2.职场生活；

3.其他生活。

我的感情生活可谓微不足道，确切来说是一片空白。四年半前我结束了最后一段感情，虽然这段经历如同一场灾难，但我最终还是习惯了两个人的磕磕碰碰。我从来没打算一个人生活，哪怕只是几个月。因此，一年之后我就有计划地开始寻找生活伴侣，但始终一无所获。我在“调情热线”注册，回复了一条征友信息，还被一位闺蜜介绍给她的同学。通过这些方式我认识了不少男人，像“棒槌硬当当31”“疯狂朋友007”和“麦克斯，二十九岁，1.89米，不抽烟，怕羞，但喜欢找乐子”。

我总共和二十四个男人有过交往。如果人们认为我在“调情热线”上认识了数以百计的男人，而且至少和几十个曾经有过电话联系的话，那可真笑死我了。那些四十岁以下的未婚男性白领，对二十五岁以上的非金发而且罩杯为A的女性感兴趣的真的不超过二十四个，而且他们甚至不能正确地用德语表达。

当我们意识到不应该只用挑剔的眼光评判在现实生活中遇到的人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给自己物色对象了。

就拿我姐姐的新男朋友“棒槌硬当当31”来说吧，他迫不及待地想告诉我他为何以“棒槌硬当当31”作为自己的网名。那是一个天气大好的日子，而就在那一刻，就在我们相遇的咖啡屋，就在我正思忖他对凯瑟琳·赫本的老电影、对孩子、对宠物的态度时，他试图抓住我的手放到他的大腿上。

“三十一并不是我的年龄，”他低声说道，“你明白吗？我指的是什么？”

“或许是你的门牌号？”我故意笨笨地说，并尽可能把我的手放在离他比较远的地方，而最好的地方就是双手举过头顶。一个女招待还以为我在向她招手，喊道：“我马上过来。”

“你知道《非洲女王》这部电影吗？”我问。

“我的棒槌，”帕特里克说，“我的棒槌正好是三十一厘米。你不妨好好感受一下。”

“啊，不用了，”我生气地说，“这一定是个误会。我还以为那是工具呢，至于它有多长多硬，我丝毫不感兴趣。”

“棒槌硬当当31”发出咝咝的呼吸声，“其实第一眼看到你的时候，我就想到了。你这个性冷淡的蠢货！别的女人从来没有这样抱怨过。你根本不知道你错过了什么。”接着，他站起来走出咖啡屋，连他点的那杯卡布奇诺的钱都没付。

“您还需要什么？”女招待问道。我这才发现原来我的双手依然无助地高高举在空中。

“请把账单拿过来。”我叹了一口气。

有了这次经历，我开始变得小心谨慎起来。我专门挑选有后门的咖啡屋，好在账单过来之前及时溜掉。我们处女座本来就生性节俭，不乱花钱。至于与“疯狂朋友007”的会面，我就只有落荒而逃的份儿了，因为我发现他似乎患有强迫症：他公然将糖浆倒在台布上，再用指尖蘸起来舔。在我观察了他十五分钟之后，我知道了这位“疯狂朋友007”肯定早就意识到了自己“疯狂”的一面，所以给自己如此命名。

遗憾的是和“麦克斯，二十九岁，1.89米，不抽烟，怕羞，但喜欢找乐子”也是一场彻底的挫败。他真名叫迪特马，三十九岁而非二十九岁，身高和我不相上下，也就是说，他长得非常矮。还有，他其实根本就不怕羞。我们第一次见面，他就向我解释说，他之所以弄了个麦克斯的名字，把年纪减去十岁，又把身高加上二十厘米，是因为如果不这样，以他的经验来看，是没有人会答复他的启事的。他当然是对的，我不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对这种乐子我自是无法消受，只有从早已窥测好的后门逃之夭夭。

然后又平静地度过了一年。

相比而言，奥立还算不错的一个。他是我的朋友卡洛琳娜和贝尔特介绍的。当他们告诉我他刚和相处数年的女友分手时，我应该更聪明一些的。奥立是那种看上去不讨厌的人：他有很迷人的微笑，浅色的头发有一绺总是不听话地落在额头上，没有明显的官能综合征的痕迹。除此之外，他和我有相同的爱好：凯瑟琳·赫本的老电影、意大利膳食和汤姆·威茨。奥立是牙医，第一家真正属于他的诊所不久将于市区开业。我们约会过几次，我对他的好感也与日俱增。然而，就在我刚刚开始接受他的时候，他的前女友出现了，他们在八周后结婚。我为奥立祝福，表现得很大度，但实际上我心里一点都不快乐。

我毫无准备地进入三十岁的行列，越来越做不到取悦和迁就他人。

我从未有过在三十岁依然单身的想法。我的计划实际上与之截然相反：最迟二十八岁与我的白马王子成婚，二十九岁时第一个孩子出世，并且至少要种一棵苹果树。

在此期间，几乎我所有的姐姐、表兄表弟、表姐表妹和朋友都已成家，甚至包括克劳斯·考勒和布里特·艾姆克。当我从咖啡屋的后门逃走时，他们正忙着生孩子、盖房子和种植苹果树。提娜和弗兰克、丽卡和克劳迪乌思、卡洛琳娜和贝尔特、玛尔塔和马里乌斯、查莉和乌尔里希、弗尔克和黑拉、奥立和米亚、露露和帕特里克——看上去，都是幸福的一对。

游离在众多情侣之外的一个单身女子所谓的“其他生活”看起来冷冷清清。自从朋友们的孩子降生以来，这种感觉尤其强烈。他们偶尔挤出点时间，却在电影院里睡着了；他们身上的味道像变质牛奶；他们谈论的话题全是如何弄到一个幼儿园的名额或者怎么用纸袋做手工这些问题。

即使如此，我也从来没有拒绝过成为这无聊生活中的一员。当然，前提是和自己中意的男人。

“你过于一意孤行，”乌尔里希经常这样说我，“问题出在你自己身上：你寻找的男人根本就不存在。”

乌尔里希是我的前男友，因为他的缘故，我在众目睽睽之下把属于塔勒奶奶的小牛奶壶和其他几样东西摔在浴室的门上。这只小壶是阿丽克萨姨妈婚礼上唯一幸存的那套昂贵瓷器中的一只。此事的后果虽然不是相当严重，但如果我不是在盛怒之下，是绝对不会把它扔出去的。乌尔里希总能以他独有的方式，以他无所事事的态度将我激怒。

在我们相处的三年中，乌尔里希一直随随便便躺在什么地方，比如地毯上、沙发上、浴缸里或是床上。还有，属于他的物品和他用的东西也被扔得到处都是。领带、袜子、内裤、碟子、刀叉、比萨饼盒子、啤酒瓶、哑铃、纸、书和垃圾。我的住所不大，所以在走动中常常被乌尔里希的物品绊倒。但是乌尔里希认为，因为他付一半房租，他应该被允许“做一个真正的自己”，其中包括用一种治疗土加海盐的洗浴用品洗澡，而留在浴缸里的褐色污渍却再也无法除掉。他把酸奶喝光，但从不去买；他从冰箱里拿出牛奶，但从不放回去；他吃完糖就随便把包装纸扔在地板上。

虽然乌尔里希非常讲究身体卫生，而且总是把自己弄得很干净，保养得很细致，但是房间里开始发出一种难闻的气味，是一种混合了他的袜子、运动鞋和已经发霉的剩饭之类的味道。尽管我努力和乌尔里希协商，但他始终只想“做一个真正的自己”而继续着他的无序生活。

“你要是觉得不舒服，就自己收拾啊”是他一贯的说辞，于是我开始朝他扔东西，一般是运动鞋、酸奶杯和经济类的书。至于那个小牛奶壶，则纯粹是我一时疏忽。

他身上的优点不知何时已在我的眼中消失殆尽，我不再爱他了。当我和乌尔里希分手后，整个居室再次只属于我一个人时，我用了数周的时间来放松自己。我和乌尔里希甚至能做到以朋友的身份继续交往。和他见面再次变得美好，再没有吵闹声和乱飞的投掷物。我差不多又重新爱上他了，但他已经开始与我最老最好的朋友查莉恋爱并搬到她那里住了。

一想到乌尔里希现在随随便便地躺在查莉的房间里，我的心就隐隐作痛，尤其是当查莉提到他茶几上的袜子、浴缸里干硬的治疗土加海盐洗浴用品和沙发后面已经喝完被丢弃的酸奶杯时，我只能默默承受。我体会到的真正苦涩味道是在他轻松完成法律学业之后——一下子放弃了“做一个真正的自己”。为了赚取更多的钞票，全新的他身着西装，每天早晨八点钟准时离家。他用这些钞票雇用了一个清洁女工！这个女工每天为他打扫两次房间。虽然他偶尔还会把糖纸丢弃在地板上，但最重要的是，他已经不再是那个昔日的他了。他的公寓也焕然一新了。乌尔里希和查莉去年举行了婚礼，而我作为证婚人之一，却不得不装出一副为这对新人感到高兴的样子。

我当然质问过自己，是否在征友这件事上过于一意孤行，但是如果身边坐着像“棒槌硬当当31”这样的人，又有谁会为我的美妙旋律伴舞呢？

人生真是生涩的一课。我渐渐意识到，无论你事先如何规划，有些东西是不在你掌控之中的。

上周，刚好是三天前，在我母亲委托我把药品放回药店之前，查莉打来电话，问我肯不肯做一个孩子的教母。过了好一会儿我才反应过来。

“你怀孕了！”我嚷道。

“对！对！对！”查莉高兴地说，“真他妈的，这难道不是棒极了吗？”

哈，这是个怎样的问题！毋庸置疑，它对查莉和乌尔里希来说的确是棒极了，但对我来说是可怕的，多么可怕啊！

我刚好还能控制住自己，再说一句祝福的话。我找了个借口说要把煮得快溢出来的牛奶从灶上移开，就匆匆挂了电话。

然后我伏在厨房的桌子上放声大哭，哭得昏天黑地。我怎么变成这样？一个善妒的怪物吗？为什么不能够为这世上最美的东西而高兴：我最好的朋友有孩子了，而我，却宁愿死去。

是的，我宁愿已经死去。

平静下来之后，我停止了哭泣，我在考虑下一步我到底该怎么做——典型的处女座。首先我在网上搜索“自杀意念”这一词条，并将自己诊断为抑郁症。

关于这个主题的网站有很多，而患有抑郁症的人更是数不胜数。其实我并不孤单。我们抑郁症患者为某一经济领域的发展奠定了一个有益的基础。

抑郁症分为两种：原生性和反应性。原生性是由内因引起的，而反应性则是外界干扰所致。因为我并不是完全没来由的疯狂，所以我简单地把自己归于第二类。

从另一层面考察，也可将抑郁症划分为神经性、心理性、躯体性和循环性四种。通过对基本症状的识别——即使我有沉重的心理负荷——我把自己定为神经性抑郁症患者。

没有什么比进行这种诊断更令人绝望的了，对此我不想再次强调。它无疑使我的征友之路变得更为艰辛。

“嗨，我的名字是歌莉·塔勒。我是神经性的，是反应性的神经性抑郁症。”

只要一个人坚持把一切后果归结于官能综合征，那么他就丝毫不在意别人对他的看法了。但是我还没到这一步，我依然死死坚持与之相反的策略：规则性和系统性。

当电话铃声响起时，我全身急促地抽动了一下。一定是查莉，她肯定奇怪我拯救了灶上的牛奶之后为什么没再打给她。

但那是一个陌生女人的声音。“您是歌莉·塔勒吗？”

“是。”我迟疑了一下说。我甚至希望那个陌生女人对我说：“你难道一点都不感到羞愧吗？因为你最好朋友的怀孕就得了抑郁症？”

可她说的是完全不相关的东西。她说：“衷心祝贺您，您中奖了。”

我松了一口气。我必须以一种有效的方式迅速摆脱这些说“您中奖了”的人。不知道他们为什么总能弄到我的号码，几乎每周都有人打来类似的电话，他们声称我中奖了，是啊，几乎差一点就中奖了。只要随便买一种长期彩票，你就是百万富翁了，无论如何，几乎差一点就中了。如果你不想买，他们都会对你说同样的话：“什么？您不想成为百万富翁？”很有可能他们都参加过相同的电话市场学之类的讲座，其中首先要学的就是：请不要推托，永远不要，即使与你通话的一方煮着的牛奶正溢出来。

查莉在接到这种电话时总是立刻挂断，如果她在等另一个电话，在挂断之前还会骂些很难听的话：“去找个新的工作吧，你这个穷鬼！”或者“操你直到膝盖里！”查莉很没有礼貌。

我每次都下决心如法炮制这些污言秽语，但始终不能实施。我觉得直截了当挂掉电话，毫无礼貌地拒绝他们的问候，对那些贫穷善良的人是不公平的。不是每个人都可以选择自己的工作。我曾经买过一张彩票，尽管我既没有得到他们许诺的微波炉，也没有成为百万富翁；但如果我不买他们的彩票，良心上还是会过意不去。如果要我为摔掉电话替自己辩解的话，我必须给自己一个具有说服力的理由，否则我会一整天不好受。

深深的失望感可以说就是一个具有说服力的理由。我们可以这样设想：“衷心祝贺您，塔勒女士，您中奖了！您有机会得到一辆漂亮的甲壳虫，塔勒女士，您——”

“什么？真的吗？”我兴奋而有礼貌地打断那位女士或先生的话，“是哪一个呢？保罗·麦卡特尼，或者林戈·斯塔尔？漂不漂亮倒是另外一回事，不过无所谓啦！我能拥有他多久？还有，您的意思是，他也做家务吗？”

“哈哈，我说的当然是一辆漂亮的甲壳虫敞篷车。它很适合在夏天开，对不对啊，塔勒女士？您不仅可以马上拥有它，而且如果运气再好一点的话，还有可能成为百万富翁！我们已经优先为您预订了。如果您现在决定买一张彩票，就有机会获得两百五十万欧元！难道不是吗？而这一切只需要每周付六欧元。”

于是我就找到了一个拒绝的理由，那就是深深的失望感。

“真是的，我觉得您这样真不好。”我说，在我生气地挂掉电话之前，“您先让我对保罗·麦卡特尼垂涎欲滴，现在又想拿这么便宜的东西搪塞我。我怎么能让一辆车帮我做家务？而且还是一辆敞篷车！我又是一个对穿堂风如此敏感的人！您不要再打电话过来了！就这么着吧！”

如此这般，虽然我打发了打来电话的人，但心里还是有些不安，因为我毕竟没有买长期彩票。

不过今天，多亏网上对我的诊断，使得这个问题不再是个问题。你根本不会相信，如果你告诉他们你患有神经性抑郁症，那些电话营销人员会如何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挂断电话。你最多向他们解释一下如何区分神经性和反应性，这样你便不会再在良心上过意不去了。

等我以简单的方式打发掉那个目瞪口呆的女人后，我又黏在电脑上，想再多了解一下我和我的抑郁症。这真是一次令人压抑的阅读。我反复读到，我们神经性抑郁症患者的病症相对于心理性抑郁症的最基本之处就在于对所关注的内心矛盾冲突状况的理解和领会。

是这样吗？

可是又有谁会费心劳神，去弄清楚一个人的内心是否真正存在矛盾冲突呢？也许只有在我全家刚刚遭遇一场雪崩般的震颤之后，他们才可以理解我抑郁症下的糟糕情绪；至于我因为最好的朋友怀了小孩子而产生轻生的念头则肯定无人能懂了——就连我自己都不能理解。

“停止抱怨，开始以乐观的态度思考问题。”我还是小孩时就厌恶这句话。我母亲几乎每天都把这句话挂在嘴边。

多年以来我一直和自己过不去，因为我偏偏做不到乐观地思考。比如对克劳斯·考勒和“疯狂朋友007”。我应该乐观对待这种在餐馆把糖撒在台布上去舔的人，我根本就用不着那个后门。乐观的态度绝对是解决问题的最愚蠢的方式，尤其是当一个不可能解决的问题出现时，这种逻辑是多么荒唐啊。

那些像我一样善于分析的人，总是试图把问题的解决方式直接摆到桌面上，这真够可怕的，更何况根本于事无补。现在，通过互联网上的资料，我终于知道为什么“乐观思考”绝对不是那些患有神经性抑郁症的人的保留节目了。

这种倾向一定在我孩提时代就已存在，我在阅读过程中突然想起关于用巧克力制成的复活节兔子的一些事。那时我八岁，在心里做了一个决定，是关于复活节兔子的。那就是：我不吃掉它，而是和它在一起，直到老去。

但是我那个贪吃的姐姐露露在吃完她所有的甜点之后，盯上了我的拉尔夫。

当时母亲正在参加一个有关健康和家庭方面的活动，除了圣诞节和复活节，家里很少见到甜食。如果有客人送给我们巧克力，马上就会被母亲没收，日后她再以自己精明的方式重新分发给我们。有时我们用自己的零花钱买巧克力，但由于这是被严禁的，我们为了安全起见而不得不在回家之前把它们通通吞下去，这种吃法毫无享受和乐趣。我们羡慕所有在家拥有一个允许随便打开的甜点抽屉的孩子，和其他孩子相比，我们更愿意和这些孩子交朋友。查莉大概正是因此而成了我最好的朋友，因为她想吃多少儿童巧克力就有多少，所以送我一些也不成问题。

如果我们抱怨，母亲就说：“你们以后谢我都来不及呢。”我们每天得到的甜品只有什锦麦片里的葡萄干。据我所知，迄今为止还没有人来谢过她。

露露是巧克力缺乏症表现得最为剧烈的一个，她到处寻找拉尔夫的踪影。她甚至提出，如果我自愿把它拿出来，作为交换，她就让我读她的日记。但是我站在拉尔夫这边。

过了几天，露露终于从衣柜上面的鞋盒子里发现了拉尔夫，为了保险我还在它上面放了一层芭比的衣服。当我回来看见剩下的只有拉尔夫的小铃铛时，禁不住放声大哭。

作为惩罚，露露要被关两天禁闭，还必须向我道歉。“对不起，我吃了你的巧克力，”她说，并用手抹去嘴边的巧克力残余物，“不过反正它都快发霉了。”我大哭。露露被迫从她的零花钱中拿出两枚硬币放在我的床头柜上。

“现在你该停止哭闹了吧，”母亲对我说，“好了，没事了。”

当然，今天我所了解的那个过去的我并非早就具有神经性抑郁症的气质。根据互联网上的资料，母亲本来应该能领会和理解我的内心矛盾冲突状况，但是她没有。

“你为什么还在哭？”她问。“因为我想要我的拉尔夫回来。”我不停地叹气。露露说：“那我把手伸进喉咙里再把它拿出来吧。”大家都被逗笑了，除了我。“不就是一个破巧克力兔子吗？”妈妈说，“快别哭了，你看外面阳光多好。”

可是我偏偏不能使自己的心境变得乐观一点。

后来，母亲完全失去了耐心。“就为了个巧克力兔子而大吵大闹，你不害臊吗？非洲的孩子们没有东西吃，他们根本不知道巧克力的味道。你现在要是还不停止哭闹，也把你关起来。”

如果我的星座是另外一个什么，我那时可能就会有轻生的念头了。

与之相反，我对整个事件本身进行了分析。我清楚地意识到摆在我面前的是一个不可能被解决的问题：我想让拉尔夫重新回到我身边，但是拉尔夫已消失得无影无踪。现在是五月中旬，就算我设法搞到一只和拉尔夫式样相同的兔子，但这个复活节兔子无论如何都不是拉尔夫了。

露露的两个硬币和她的禁闭并不能放逐我怅然失落的情绪。我作为受害者而非施暴者，在母亲那里偏偏得到了不公的待遇。

因为我当时只有八岁，所以我能想到去做的只有一件事，因为这件事，我到现在都还觉得有点过意不去。

亲爱的露露：

还记得你上四年级时的一个清晨吗？你从梦中醒来，头发却变成了巴特·辛普森的样式。这么多年来你一直认为是丽卡把你的头发齐刷刷剪掉的，不是吗？而丽卡到现在都认定自己有夜游症。其实不是她，而是我，老天做证。我想看到你在班级合影上的恐怖形象。我的目的达到了。其实你罪有应得，你明白自己对拉尔夫——我的巧克力复活节兔子——所做的事情，那伤透了我的心。虽然我的复仇计划在几周后才实施，但我的仇恨在此期间并未消减。看来你们已经把这件事完全忘掉了，否则，我多多少少会受到怀疑。从这件事可以想见，这个家庭里的每个成员对我的感受是如何漠视啊！

时至今日，我真诚地对此向你致以歉意。我没有想到因此而带来的一系列连锁反应。首先是当晚丽卡也得到了一个巴特·辛普森式的发型，为此她又剃去了你的一条眉毛，而你又用快速胶粘剂把她的耳朵和枕头粘在了一起。如果不是母亲晚上把你们分别锁在两个不同的房间的话，谁知道这件事何时才能了结。唉，你跟丽卡至今都势不两立，如果不是我孩子气的复仇，你们现在应该是最好的朋友吧。也许你可以借此机会跟丽卡在我的葬礼上和解。如果我不在了，你确实还需要一个人，向她诉说关于提娜和弗兰克以及他们对孩子的教育观之类的闲话。

我诚挚地祝愿你能拥有一个美丽的人生——如果一个神经性抑郁症患者真的相信存在美丽人生的话。

关于帕特里克：他可能前段日子以“棒槌硬当当31”之名征过友，我们因此而相识。他曾详细地和我谈起他的，哦，棒槌的特点。我是说，可能。即使帕特里克就是“棒槌硬当当31”，你也无论如何不要让这件事破坏了你恋爱的喜悦。虽然他向很多女孩展示了他的棒槌，但这并不说明他的人品不好。何况你和母亲一样深谙“积极乐观思考”之道。

爱你的妹妹歌莉

又及：希望你能费心安排一下，让西所拉继承我的珍珠项链、笔记本电脑和多媒体播放器。千万不要理会母亲和提娜所说的“这对双胞胎兄弟不公平”之类的劝告。我所有的书、唱片和影碟都留给你。如果其中一些你已经有了，那就卖掉它们或者捐给图书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