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万·彼得罗维奇回到俄国来，完全像一个英国人。他那剪短的头发，浆硬的高领，有着多层活领的、豆绿色长裾礼服，一脸不满的神气，生硬而又冷漠的态度，从牙缝里发出的声音，没有表情的、突然发出的笑声，板着的面孔，专谈政治和政治经济问题的谈话，对半生不熟的煎牛排和葡萄酒的嗜好——他身上的一切都散发着大不列颠的味道，似乎全身都充满大不列颠的精神。但是——说来真怪！伊万·彼得罗维奇虽然成了个英国迷，但同时又成了一个爱国者，至少，他自称是爱国者，虽然他对俄国极不了解，他没有一点俄国的习惯，讲起俄语来也是怪腔怪调：在日常谈话中，他那没精打采的笨拙的言语里夹杂着法文用语，但是谈话只要涉及重要的话题，他就满口都是诸如“对自我努力予以新的尝试”，“这不符合事情的本质”之类的话。伊万·彼得罗维奇带回来几份有关国家制度与改进的手稿；他对于看到的一切都极为不满——缺乏制度尤其使他大为恼火。和姐姐见面的第一句话就是向她宣称，他打算来个根本的改革，今后，他的一切都要按照新的制度办理。格拉菲拉·彼得罗夫娜一句话也没有回答他，只是咬紧牙齿心里想：“这下子，叫我到哪里去呢？”可是当她陪同弟弟和侄儿回到乡下之后，她马上放心了。家中的确发生了某些变化：那批食客和寄生虫立刻被赶了出去；其中苦了两个老婆子——一个瞎子，一个瘫痪，还有一个是攻克奥恰科夫时期的衰老的少校，因为他实在贪吃得惊人，只给他吃黑面包和扁豆。还下了命令，不得接待以前的客人：代替他们的是一个远邻，一位病弱的金发男爵，此人受过极好的教育，却其笨无比。从莫斯科运来了新家具；使用起痰盂，唤人用的小铃、盥洗小桌；早餐时上菜也与以前不同，外国酒代替了伏特加和家酿甜酒，仆人穿上了新号衣，家族纹章上加了一条题词：“in recto virtus”。实际上，格拉菲拉的大权丝毫没有削弱：一切的支出和采购照旧由她做主；从国外带来的一个阿尔萨斯的侍仆试图和她较量一下——结果却丢掉了位置，尽管主人袒护他。至于家务和庄园的管理（这些事情格拉菲拉·彼得罗夫娜也要插手），尽管伊万·彼得罗维奇一再表示自己的意愿：要给这一团混乱里注入新的生命，——但是一切都依然如故，只是有的赋税反而增加了，劳役加重了，而且农民们有事也不准直接来见伊万·彼得罗维奇：这位爱国者实在太瞧不起自己的同胞了。伊万·彼得罗维奇的那套制度只有在费佳身上才得到充分的应用：费佳的教育受到“根本的改革”：做父亲的专心致志地来管教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