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伊万·彼得罗维奇归国之前，我们已经说过，费佳一直由格拉菲拉·彼得罗夫娜照管。母亲死的时候，他还不满八岁。他不能每天和她见面，却非常爱她：对于她的记忆，她那平静苍白的脸，忧郁的眼神和那怯生生的爱抚，都永久铭记在他心头；但是他也模糊地懂得她在家中的地位；他感觉到在他和她之间有着一道她所不敢也不能冲破的樊篱。他怕见父亲，父亲也从不爱抚他。祖父偶尔还摸摸他的小脑袋，让他吻自己的手，然而叫他小怪物，当他是一个小傻瓜。马拉尼娅·谢尔盖耶夫娜一死，姑姑就完全掌握了他。费佳怕她，怕她那双目光锐利的、发亮的眼睛和她那刺耳的声音；在她面前他不敢吭声，往往他在椅子上只要稍微动一下，她马上就厉声喝道：“往哪儿去？给我老老实实地坐着。”每星期天，做完午祷，准许他去玩一会儿，那就是，给他一本厚厚的、内容深奥的书，是一位马克西莫维奇·安博季克的著作，书名《象征与图谱》。书里大约有上千幅图画，大部分都非常费解，五种文字的说明也是同样地费解。这些图画里面，多数是肥胖的裸体爱神。其中一幅题名《番红花与彩虹》，说明是：《影响最大》；对着它的那一幅上画着《衔着紫罗兰的飞鹭》，说明是：《它的要点你知道》，另一幅《爱神与舐幼子的母熊》，说明是：《慢慢来》。费佳把这些画翻来覆去地看了又看；对于它们的详情细节，都快背得出了。其中有几幅——总是同样的那几幅——引起他的沉思，刺激他的想象；此外他就没有任何娱乐。到了他应该学习语文和音乐的时候，格拉菲拉就花很少的钱给他雇用了一个生着兔子眼睛的瑞典老处女，她法语和德语都讲得很糟，勉强会弹弹钢琴，可是，腌起黄瓜来却是拿手。费佳跟着这位女教师、姑姑和老女仆瓦西里耶夫娜在一起，度过了整整四个年头。他常常捧着他的那本《图谱》坐在角落里——坐着……坐着，低矮的屋子里散发着天竺葵的气味。一支油脂蜡烛暗淡地燃点着，一只蟋蟀好像感到寂寞似的单调地叫着，墙上的小挂钟匆匆地滴答滴答地响着，一只耗子在糊墙纸后面悄悄地刨着，咬啮着；而三位老处女，就像三位命运女神一样，默默地、迅速地拨动着织针，她们的手的影子在半明半暗之中时而闪过，时而奇怪地抖动；一些奇怪的、同样阴暗的思想也纷纷麇集在孩子的头脑里。没有人会叫费佳是个漂亮的孩子：他的面色相当苍白，然而很胖，四肢不匀称，笨手笨脚——照格拉菲拉·彼得罗夫娜的说法，——是个地道的乡巴佬；其实，如果让他常到外面去多见见阳光，他脸上的苍白很快就会消失。他学习得相当不错，不过常常要偷懒；他从来不哭，可是有时他那古怪的牛脾气要是发作起来，那时谁也拿他没有办法。周围的人，他一个也不爱……一颗从小就不知道爱的滋味的心，是痛苦的！

伊万·彼得罗维奇回来的时候，看到的儿子就是这个样子。他抓紧时间，立即对儿子实行他的制度。“首先，我要把他教育成一个人，un homme，”他对格拉菲拉·彼得罗夫娜说，“不仅仅是一个人，而且还是一个斯巴达人。”伊万·彼得罗维奇实行自己的意图，第一步是让儿子穿上苏格兰服装，这个十二岁的少年就裸露着小腿，舒适的帽子上插一根翎毛，一位熟谙体操的年轻瑞士人代替了瑞典老处女；音乐不是男子汉该学的玩意儿，这门功课干脆永远取消；自然科学、国际法、数学、木工（是按照卢梭的主张）；还有纹章学，是为了培养骑士的尚武思想感情，——这些就是这个未来的“人”必须学习的课程；清晨四点钟他就被叫起来，马上用冷水冲一冲身子，就被逼着拉住一根绑在高柱上的绳子，围绕着柱子奔跑；他每天只能吃一餐，只有一道菜，他得骑马射箭，一有适当的机会，就要依照父亲的榜样，锻炼坚强的意志；每天晚上要在一本专用的本子上记下一天所做的事和他的体会；至于伊万·彼得罗维奇呢，他用法语给儿子写下训言，在训言中称他为mon fils和vous。费佳虽然用俄语称呼父亲：“你”，但是在他面前却不敢坐下。“制度”把孩子弄糊涂了，脑子里一团混乱，精神受到压抑；然而，新的生活方式对他的健康却起了良好的效果：刚开始他生了一场热病，但是很快就恢复了，成了一个壮实的小伙子。父亲颇为得意，用自己的奇怪的语言称他：“自然之子，我的杰作”。费佳年满十六岁时，伊万·彼得罗维奇认为有义务及早给他激起对女性的蔑视——结果，这位年轻的、心里还怀着胆怯的斯巴达人，嘴上刚长出茸毛，浑身充满精力和热情，却已经竭力装出一副满不在乎、冷漠而粗暴的样子。

这时候，光阴流逝。一年之中，伊万·彼得罗维奇多半时间在他祖传的主要庄园拉夫里基度过，冬天就只身去莫斯科，住在小饭店里，频繁地去俱乐部，在人家的客厅里高谈阔论，阐说自己的种种计划，举止之间表现出比任何时候都像一个英国派，像一个牢骚满腹的政治家。可是一八二五年到来了，随着带来了重重苦难。伊万·彼得罗维奇的熟人和友好都受到严峻的考验。伊万·彼得罗维奇赶紧避往乡间，闭门不出。又过了一年，伊万·彼得罗维奇的身体不行了，他突然消瘦，变得虚弱起来，一蹶不振了。这个自由思想者——竟开始去教堂，还请牧师来做祈祷；这个欧化的人——竟然洗起蒸气浴，两点钟吃午饭，九点钟上床，让一个老家人絮絮叨叨地说着家常来给他催眠；这位政治家——竟把自己全部的计划和来往信件都付之一炬，在省长面前战战兢兢，见了县警察局长都要巴结奉承；这个意志坚强的人——竟会因为长了脓疮而啜泣，因为给他端来的汤不热而诉苦。格拉菲拉·彼得罗夫娜重又掌握起全家的大权；管家们、村长们、普通的庄稼人，又开始从后门进来见“老泼妇”（仆人们给她起的外号）了。伊万·彼得罗维奇的变化使儿子大为震惊；他已经十九岁了，他开始思考问题，要从压制着他的巨掌下摆脱出来。他原先已经发现父亲的言行不一，嘴里奢谈着自由主义的理论，行动上却是冷酷狭隘的专制主义，但是他绝没有料到会来这样一个突变。冥顽不灵的利己主义者竟突然原形毕露了。年轻的拉夫列茨基正准备去莫斯科进大学，可是一个新的灾难竟像晴天霹雳似地临到了伊万·彼得罗维奇的头上：在一天之内，他双目失明了，无可挽救地失明了。

他不相信俄国医生的医道，想方设法申请出国就医。他的请求被驳回了。于是，他就带着儿子整整三年走遍了整个俄国，不断地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到处求医。他既没有胆量，又没有耐性，把医生们、他的儿子和仆人都弄得束手无策。回到拉夫里基，他完全成了一个废物，成了一个好哭任性的孩子。痛苦的日子来了，全家都为他受罪。伊万·彼得罗维奇只有在吃东西的时候才能安静，他从来没有这么馋，吃得这么多过；剩下的时间，他自己既不得安宁，也不让别人安宁。他祈祷，怨天尤人，骂自己，骂政治，骂政治制度，骂他从前吹嘘和夸耀过的一切，骂他从前逼着儿子奉为典范的一切；他一再说他什么都不相信，说完又祷告起来；他连片刻的孤独都不能忍受，要求家人们不分昼夜地陪着他坐在他的圈椅旁边，给他讲故事，可是他又不时打岔，喊着：“你们都是撒谎——简直是胡扯！”

最受罪的是格拉菲拉·彼得罗夫娜；他少了她简直不行——她也始终满足病人的种种任性的要求，虽然她有时不能立即回答他问的话，免得自己的语调里会流露出她的满腔怨恨。就这样，他又拖了两年，终于在五月初死去。那一天，他被抬到阳台上晒太阳。“格拉莎，格拉什卡！我要清汤，我要清汤，你这个老傻……”他的僵硬的舌头嘟嘟哝哝地说，最后一个字没有说完，他就永远地沉默了。格拉菲拉·彼得罗夫娜刚从仆人手里接过一碗清汤，这时她望了望弟弟的脸，愣住了，慢慢地画了一个大大的十字，默默地走开。当时在场的儿子也是一言不发，倚着阳台的栏杆，久久地凝视着花园。花园里芳香扑鼻，满目青翠，在春天金色的阳光下绚烂夺目。他已经二十三岁了。这二十三个年头是多么可怕、多么迅速地不知不觉地过去了！……现在，生活在他面前展开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