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多月过去了。在整整这一段时间里，罗亭几乎没有离开过达里娅·米哈伊洛夫娜。她少了他就不行。跟他谈谈她自己，听听他的议论，已经成了她的需要。有一次他要走，理由是他的钱花完了；她就给了他五百卢布。他还向沃伦采夫借了两百卢布。皮加索夫来看达里娅·米哈伊洛夫娜的次数比以前大大地减少了：罗亭的在场使他感到受压。不过话又说回来，感到这种压力的又何止皮加索夫一个。

“我不喜欢这位聪明人，”皮加索夫常说，“他说起话来装腔作势，活脱是俄国小说里的人物；他先说一声‘我’，就不胜感动地停下……‘我，他说，我呀……’用的词总是啰啰唆唆。你要是打个喷嚏，——他马上就会说出一番道理，证明为什么你正是要打喷嚏而不是咳嗽……他要是夸赞你——就像他是在给你加官晋爵……他要是责骂自己，就把自己骂得狗血喷头，——叫人以为，这一来他可没脸见人了吧。没有的事！他反而更来劲了，好像是灌足了烈性伏特加。”

潘达列夫斯基有几分惧怕罗亭，一味小心翼翼地讨好他。沃伦采夫和他的关系很微妙。罗亭称他骑士，当面背后都捧他；但是沃伦采夫却无法喜欢他，每逢罗亭当着他的面来分析他的优点时，他总感到一种不由自主的不耐烦和恼怒。“他是不是在取笑我？”这样一想，敌意就在他心里油然而生。沃伦采夫竭力要克制自己，但是为了娜塔利娅，他对罗亭怀有妒意。至于罗亭本人，尽管他总是兴高采烈地欢迎沃伦采夫，尽管称他骑士，还向他借钱，恐怕也未必对他真有好感。老实说，当他们像朋友似的互相紧紧握手，四目对视的时候，这两个人心里究竟有何感想，是很难断定的……

巴西斯托夫继续崇拜着罗亭，认真仔细地聆听他说的每一句话。罗亭却不大注意他。有一次罗亭不知怎的和巴西斯托夫在一起度过整整一个早晨，和他讨论世界上最重大的问题和任务，激起他无限的兴奋，可是后来就不再理他了……他嘴上说要寻找纯洁热忱的灵魂，显然，这不过是说说而已。列日涅夫开始常来拜访达里娅·米哈伊洛夫娜，罗亭甚至不去和他争论，似乎还回避他。列日涅夫对罗亭也是冷冷的，但是却没有说出他对罗亭最后的看法，这使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感到非常纳闷。她崇拜罗亭，但是她也信任列日涅夫。达里娅·米哈伊洛夫娜一家上下对罗亭真是百依百顺：他的最微小的愿望无不得到满足。每天的活动怎么安排，都由他来决定。没有一次partie de plasir能少了他。可是，他对于种种即兴的出游和娱乐并没有多大兴趣，只是带着亲切的、而又感到有些乏味的俯就来凑凑兴，就像大人来参加孩子们的游戏一样。然而，他却又样样事情都要过问：和达里娅·米哈伊洛夫娜讨论她对田庄的管理，讨论对孩子们的教育、家务以及种种事务；他仔细听她的各种打算，甚至一些琐事也没有使他感到厌烦，他还向她提出改进办法和新的措施。达里娅·米哈伊洛夫娜在口头上对这些都表示赞赏——不过也仅此而已。在经营管理方面，她一概依照她的管家的劝告办事。这个管家是一个上了年纪的、独眼的小俄罗斯人，一个和善的老滑头。“年老的主意多，年轻的没奈何，”他常常安静而得意地微笑着这样说，一面䀹着他的那只独眼。

除了跟达里娅·米哈伊洛夫娜本人，罗亭无论跟谁都没有像跟娜塔利娅谈话的次数那么多，时间那么长。他常悄悄地拿书给她看，推心置腹地把自己的计划告诉她，把他所构思的文章和著述的开头几页念给她听。娜塔利娅对其中的意义常常似懂非懂。但是，罗亭似乎并不十分在乎她是否能听懂——只要她听他说就行。对于他和娜塔利娅的接近，达里娅·米哈伊洛夫娜并不太高兴。“不过，”她想，“在乡下随她去和他瞎聊吧。她像个小女孩似的，使他觉得好玩。这没啥了不起的，她还可以增长些知识……到了彼得堡，我会把一切都改变过来……”

达里娅·米哈伊洛夫娜想错了。娜塔利娅并不是像小女孩那样跟罗亭瞎聊：她如饥似渴地倾听他的话，极力用心去琢磨它们的意义；她把自己的想法和自己的怀疑都告诉他，听他评判；他成了她的导师，她的领袖。到目前为止，她只是头脑发热……然而年轻人是不会只让头脑长时间地发热的。在花园里的长凳上，在梣树轻纱般的树影里，罗亭开始给她朗诵歌德的《浮士德》，霍夫曼或贝蒂娜的《书简》，或诺瓦利斯，不时停下来解释她觉得不明白的地方，这使娜塔利娅体验到多么甜美的时刻啊！她德语说得不好（我们所有的小姐几乎都是这样），但是理解力很强，而罗亭则是整个沉湎在德国诗歌、德国浪漫主义和哲学的天地之中，并且把她吸引到这些禁区里来。这些神妙而美好的禁区展示在她的全神贯注的眼睛前面；从罗亭手中的书本的篇页里，一个个奇妙的形象，一个个光辉的新思想，像一股股淙淙的清泉流进她的灵魂，而在她那为伟大感情的崇高喜悦所震撼的心田里，就悄悄地燃起神圣的喜悦的火花，并且炽燃起来……

“请告诉我，德米特里·尼古拉伊奇，”有一次，她坐在窗前做刺绣，开始说，“冬天您会到彼得堡去吧？”

“我不知道，”罗亭把他翻阅的书放在膝上，说，“要是能筹到钱，我就去。”

他说话时无精打采：他从早上就感到疲倦，什么事也不做。

“我想，您哪会筹不到钱呢？”

罗亭摇了摇头。

“这是您的想法！”

于是他便含有深意地望着一旁。

娜塔利娅想说什么，可是忍住了。

“您看，”罗亭开始说，用手朝窗外一指，“您看见这棵苹果树：它的果实累累，太重，使它折断了。它是天才的真实象征……”

“它折断，是因为没有东西支撑它，”娜塔利娅说。

“我懂得您的意思，娜塔利娅·阿列克谢耶夫娜；但是一个人要找到这种支持可不那么容易哪。”

“我觉得，别人的同情……无论如何，孤独……”

娜塔利娅说得有些乱，脸红了。

“那您冬天在乡间打算干什么呢？”她连忙加了一句。

“我打算干什么吗？我要写完我的长篇论文——您是知道的——关于生活中和艺术中的悲剧，前天我向您讲过文章的纲要——写好后我会把它寄给您。”

“要发表么？”

“不。”

“怎么不？那您辛辛苦苦是为谁写的呢？”

“就算是为您吧。”

娜塔利娅垂下了眼睛。

“那我可不敢当了，德米特里·尼古拉伊奇！”

“请问，论文写的是关于什么？”坐在稍远地方的巴西斯托夫谦逊地问。

“关于生活中和艺术中的悲剧，”罗亭重复说。“巴西斯托夫先生也会读到的。不过，论文的基本思想我还没有完全确定。我自己至今也还没有把爱情的悲剧的意义弄得十分清楚。”

罗亭喜欢谈爱情，也常常谈到它。起初，m-lle Boncourt一听到“爱情”这两个字，就像老战马听到号声那样一震，竖起耳朵，可是渐渐地她也习以为常了，有时只是抿紧嘴唇，慢悠悠地嗅着鼻烟。

“我觉得，”娜塔利娅胆怯地说，“爱情中的悲剧就是不幸的爱情。”

“完全不是！”罗亭反驳说，“倒不如说这是爱情中可笑的一面……对这个问题应当有完全另一种提法……应当更深入地探讨……爱情！”他接着说，“爱情是怎样产生，怎样发展，怎样消失，这一切都是神秘的。有时它突如其来，毫不犹豫，像白昼那样令人欢欣愉快；有时像死灰下的余烬，久久地微燃着，等一切都破灭之后，又在灵魂中蹿出火苗；有时它像一条蛇钻进你的心里；有时又突然从心里溜出去……是啊，是啊；这是个重要的问题。可是在我们的时代有谁在爱？有谁敢于爱呢？”

于是，罗亭就沉思起来。

“怎么好久没有看见谢尔盖·帕夫里奇了？”他突然问。

娜塔利娅的脸一红，向绣架低下头去。

“我不知道，”她低声说。

“这个人是多么好，多么高尚啊！”罗亭站起身来，说，“他是当今俄国贵族的优秀的楷模！……”

M-lle Boncourt把她那法国式的小眼睛斜过来瞟了他一眼。

罗亭在房间里来回走着。

“您有没有注意到，”他用鞋跟猛的一转，说道。“在橡树上——橡树是一种坚实的树——只有在嫩叶开始发芽的时候，老叶子才会凋落？”

“是的，”娜塔利娅慢慢地说，“我注意到的。”

“在一颗坚强的心里，旧的爱情也正是如此：它已经完全死了，可是仍旧留恋在那里，只有新的爱情萌芽，才能把它撵走。”

娜塔利娅没有回答。

“他这是什么意思？”她心里想。

罗亭站了一会儿，把头发一甩就走了。

娜塔利娅却回到自己的房间里。她满腹疑团，久久坐在自己的小床上，久久琢磨着罗亭的最后一句话，突然两手紧握，痛哭起来。她哭什么——只有上帝知道！她自己都不知道，她为什么会突然这样泪如泉涌。她把眼泪擦掉，可是它们又流出来，就像泉水从壅塞已久的泉眼里流出来似的。

就在同一天，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和列日涅夫进行着一场关于罗亭的谈话。起初他总是避而不谈，但是她下决心非问个明白不可。

“我看，”她对他说，“您还是像从前一样不喜欢德米特里·尼古拉伊奇。我故意憋着一直不来问您；可是现在您已经有足够的时间来证实他是不是变了，同时我要知道，您为什么不喜欢他。”

“那就请听吧，”列日涅夫用他那惯常的冷淡的口吻说，“既然您实在憋不住了；不过，请注意，您可别生气……”

“行，您就说吧，说吧。”

“可是要让我把话说完。”

“行啊，行啊，您就说吧。”

“是，太太，”列日涅夫开始说，慢慢地坐到沙发上。“我告诉您，我确实不喜欢罗亭。他是个聪明人……”

“那还用说！”

“他是个非常聪明的人，虽然，实际上却很肤浅……”

“这说说是很容易的！”

“虽然，实际上却很肤浅，”列日涅夫重复说，“不过这还没有什么：我们这些人都很肤浅。我甚至不去责备他，说他内心深处是专横霸道，懒惰，学识也有限……”

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拍了一下手。

“学识有限！罗亭！”她高声说。

“学识有限！”列日涅夫用同样的语调又重复了一遍，“喜欢用别人的钱过活，喜欢装模做样等等……这一切都还情有可原。糟糕的是，他冷得像冰。”

“他，这个火热的灵魂，还冷！”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打断他的话。

“是啊，冷得像冰，他明知道这个，还装得像火热。糟糕的是，”列日涅夫继续说，他渐渐来了精神，“他在玩一场危险的赌博，对他当然并不危险；他自己连一个小钱、一根汗毛的赌注都不下——可是别人却把灵魂都押上了……”

“您说的是谁，说的是什么呀？我不明白您的意思，”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说。

“糟的是，他不老实。他其实是个聪明人：他应当知道自己说出来的话有多少价值，可是他说起话来倒像是花了多大的代价似的……毫无疑问，他口才好；不过他的口才不是俄国式的。再说，一个年轻人说说漂亮话是可以原谅的，但是像他这般年纪，为了自己听着好听而说话就是可耻的了，为了炫耀自己是可耻的！”

“米哈伊洛·米哈伊雷奇，我觉得，一个人说话是不是在炫耀，别人听起来都一样……”

“对不起，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那可不一样。有的人对我说一句话，可以使我深受感动；另一个人说同样的话，或许说得更漂亮，——我听了，连耳朵都不动一动。这是为什么呢？”

“那是因为您不去动它，”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插话说。

“不错，我是没有动它，”列日涅夫说，“尽管我的耳朵很大。问题是，罗亭的话始终只是空话，永远不会变成行动——同时就是这些空话会扰乱并且伤害一颗年轻的心。”

“您说的是谁，到底是说谁呀，米哈伊洛·米哈伊雷奇？”

列日涅夫停了一下。

“您想知道我说的是谁吗？我说的是娜塔利娅·阿列克谢耶夫娜。”

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愣了一下，但是马上就笑起来。

“得啦吧，”她开始说，“您满脑子净是些奇奇怪怪的想法！娜塔利娅还是个孩子；再说，就算是有什么，难道您以为达里娅·米哈伊洛夫娜……”

“第一，达里娅·米哈伊洛夫娜是个利己主义者，她活着只为自己；第二，她深信自己教育子女的本领，头脑里压根儿没有想到要为他们担心。她会以为，呸，这怎么可能呢！她以为，只要她一摆手，威风凛凛地一瞪眼，——一切都会万事大吉。这位太太就是这么想的，她自以为是文艺保护者，是聪明人，是天晓得多么了不起的人物。其实，她只不过是上流社会的一个老婆子而已。但娜塔利娅可不是个娃娃。请您相信，她比您我都想得更多，更深。想不到这样一个真诚、充满热情而又急躁的性格，竟会碰上这么个戏子，一个卖弄风情的女人！不过，这也不足为奇。”

“卖弄风情的女人！您是叫他卖弄风情的女人！”

“当然，就是叫他……好，您自己说说看，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他在达里娅·米哈伊洛夫娜家里算个啥角色？他成了偶像，家里的先知；什么家务事啦、家庭里搬弄是非啦，拌嘴啦，样样都有他的份——这难道和一个男子汉的身份相称吗？”

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惊讶地望了望列日涅夫。

“您真叫我认不出来了，米哈伊洛·米哈伊雷奇，”她说。“您的脸红了，您激动了。是的，这里面有什么难言之隐……”

“是啊，一点也不错！你根据你所确信不疑的来讲一件事情给一个女人听，可她硬是要想出一个不相干的琐屑的理由来，逼着你一定要照她的意思讲，她才会满意。”

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生气了。

“好啊，麦歇列日涅夫！您攻击起女人来跟皮加索夫简直可以媲美；不过，随您的便，不管您的目光多么尖锐，我总难以相信，您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就能把每一个人和每一件事都了解清楚。我看，您错了。照您的说法，罗亭岂不成了达尔杜弗。”

“问题在于，他连达尔杜弗都不是。那个达尔杜弗至少还知道他所追求的是什么；而这一位，尽管聪明透顶……”

“怎么啦，他又怎么啦？把您的话说完呀，你这个人不公平，真讨厌！”

列日涅夫站了起来。

“请听我说，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他开始说，“不公平的是您，而不是我。您生我的气，因为我尖锐地批评了罗亭：我有权利尖锐地说他！可能，我是付出不小的代价才取得这个权利。我很了解他：我有很长一个时期和他生活在一起。您可记得，我曾答应过您，有一天我会把我们在莫斯科的生活讲给您听。看来，现在我不得不讲了。不过，您有没有耐心听我讲完？”

“讲吧，讲吧！”

“那就请听吧。”

列日涅夫开始缓步在室内踱着，偶尔停下来，把头向前倾。

“您也许知道，”他说，“也许并不知道，我很早就父母双亡，到了十七岁上就没有人管束我。我住在莫斯科的姑母家里，一切都随心所欲。小时候我相当浅薄，自尊心强，爱卖弄小聪明，爱吹牛。进了大学，我的举止还像个小学生，不久我就惹出麻烦来了。这件事我不对您讲，不值一提。有一次我撒了个谎，撒的谎相当恶劣……我的谎言被戳穿，被揭发了，当众出了丑……我慌了，像孩子般的哭了起来。这事发生在一个熟人的住所里，当着好多同学的面。大伙都笑我，只有一个大学生除外，请注意，在我跟大家顶牛，死不肯承认我是撒谎的时候，他对我最生气。这时他不知是不是可怜起我来了，他挽着我，把我带到他的房间里去。”

“这就是罗亭？”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问。

“不，这不是罗亭……这个人……现在他已经不在人世……这是一个不寻常的人。他的名字叫波科尔斯基。要我用几句话来描述他，我办不到，可是只要一开始讲起他，我就不愿意再讲别人了。这是一个崇高的、纯洁的人，而像这样绝顶的聪明，我后来再也没有遇到过。波科尔斯基住的是一间又矮又小的房间，在一所旧木头房子的顶楼上。他很穷，靠教课勉强维持生活。客人来了，他往往连一杯茶也招待不起；他惟一的那张沙发已经塌陷得像只小船。但是，尽管有这种种的不舒适，到他那里去的人却很多。大家都爱他，他吸引着人们的心。您都不会相信，坐在他那间贫寒的小屋里心里有多么甜美，多么快活！我就是在他那里认识了罗亭。那时罗亭已经离开了他那位小公爵。”

“这位波科尔斯基身上到底有什么特别的东西呢？”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问。

“叫我怎么说呢？诗和真——这就是他吸引了我们大伙的东西。他头脑清晰，学识广博，却仍旧像孩子般可爱和有趣。至今我耳边似乎还听到他那爽朗的笑声，同时他

“在善的圣殿前面

“燃起了夜半的长明灯……

“我们小组里的一个狂热的、最可爱的诗人这样说他。”

“他的言谈怎么样？”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又问。

“他兴致好的时候，他讲得很好，但是并不惊人。就在当时，罗亭的口才也比他强二十倍。”

列日涅夫站下来，交叉着双手。

“波科尔斯基和罗亭不一样。罗亭的言谈之中锋芒毕露，哗众取宠的地方要多得多，空话更多，似乎，热情也多些。看起来，他的天资似乎远远高出波科尔斯基，事实上，和波科尔斯基一比，他却贫乏得可怜。罗亭善于把任何思想加以发挥，辩论起来也是能手；但是他的思想不是在他的头脑里产生，而是借用别人的，特别是借用波科尔斯基的。波科尔斯基外表安详温和，甚至文弱，但爱起女人来爱得发疯，爱玩乐，决不受人欺负。罗亭看起来似乎是充满了火，充满勇气和活力，其实只要不伤害他的自尊心，他的内心是冷的，几乎是胆怯的。可要是触犯了他，他可要大发雷霆了。他想方设法要博得人们的爱慕，但他靠的是一般的原则和思想，而且确实对许多人产生过强有力的影响。说实在的，没有人喜欢他，大概只有我一个人依恋着他。人们都慑于他的压力……而对波科尔斯基，大家都自然而然地心悦诚服。但是，罗亭从不拒绝和初次见面的人谈话或辩论……他读的书不太多，但起码要比波科尔斯基以及我们这伙人多得多；而且头脑很有条理，记忆力极强，这些对青年人是起作用的！你给青年人做出论断，做出结论，哪怕是不正确的结论，只要是结论就行！一个非常老实顶真的人，这种事是做不来的。您试试去对青年人说，您无法给他们百分之百的真理，因为您自己也没有掌握它……这一来青年人就不会来听您。可是您要骗他们也不行啊。所以，您自己至少要有一半相信，您是掌握了真理……这就是罗亭所以会对我们这伙人产生如此有力影响的原因。您看，我刚才对您说，他书读得不多，但是他读了一些哲学书，他的头脑生来就善于从读过的书本里面立刻汲取一切共同的东西，抓住事物的根本，然后就从这里向各方面引伸出一条条合乎逻辑的、正确的思想线索，展开精神上广阔的远景。当时我们小组的成员，老实说，都是些孩子，肚里没有多少墨水。什么哲学啦，艺术啦，科学啦，以至生活本身——对我们说来，这一切只是一些名词，甚至是一些概念，迷人的、美好的概念，然而都是分散的、互不相联的。对这些概念的总的联系、宇宙的总的法则，我们都没有认识到，不理解，尽管我们也似懂非懂地讨论它，努力要去领悟它的真谛……听了罗亭的话，我们才初次觉得，我们终于抓住了这个总的联系，帷幕终于揭开了！即使他讲的不是他自己的思想——那又有什么关系！反正我们所知道的一切都理得井井有条，一切分散的都组成一个整体，有了定形，像一座高楼在我们面前拔地而起，一切都大放光明，到处都生意盎然……再没有什么是不可理解和偶然的了：一切都显示出合理的必然性和美，一切都获得清晰而又神秘的意义，每一种个别的生活现象都发出和谐的音响，而我们自己，也怀着一种神圣的虔敬，怀着甜美的心悸，感到自己仿佛是永恒真理的活的容器，是真理的工具，负有使命要做出一番伟大的事业……您不觉得这一切可笑么？”

“一点也不，”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缓慢地说，“您为什么这么想？您的话我虽然不全懂，但我并不觉得可笑。”

“从此，我们当然开了窍，”列日涅夫接着说，“现在我们可能觉得这一切很幼稚……但我还是要重复说，当时罗亭毕竟是使我们获益匪浅的。波科尔斯基无疑是比他高得无法比拟。波科尔斯基给我们心中灌注了火和力，但有时他感到精神不振，便沉默着。他这个人是神经质的，身体不好，然而当他展翅的时候——天哪！那可真是一飞冲天，直上蓝天，直上九重天啊！可是罗亭这个英俊的小伙子身上呢，却有着许多浅薄的东西。他甚至喜欢说长道短，喜欢多管闲事，喜欢下个判断啦，讲个道理啦……他整天没完没了地忙忙碌碌……天生的政客性格嘛！现在我所说的，是我那时候对他的认识。然而不幸的是，他并没有改变。而且，他的信念也没有改变……都三十五岁啦！……不是每个人都能有自知之明的。”

“您坐下吧，”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说，“您怎么像个钟摆似的，满屋子摆来摆去？”

“我这样觉得舒服些，”列日涅夫说，“就这样，太太，加入波科尔斯基的小组之后，您看，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我完全改变了：我变得谦虚了，肯钻研，肯学习了，我满心喜悦，心里充满崇敬——总之，好像是走进了一座神殿。真的，我回想起我们的集会，的的确确，这里面有多少美好的、甚至动人的回忆啊。您想象一下，五六个男孩子聚在一起，点着一支蜡烛，喝的是最蹩脚的茶，吃的是不知放了多久的陈面包干，可是您要是能看看我们大伙的脸，听听我们的谈话有多好啊！每个人的眼睛里都充满喜悦，双颊通红，心在跳，我们谈到上帝，谈到真理，谈到人类的未来，谈到诗——有时我们乱说一气，为了一些不足道的小事高兴得要命；可是，这又有什么关系！……波科尔斯基缩着腿坐着，一手托着苍白的面颊，可是他的眼睛却放出光芒。罗亭站在房间当中侃侃而谈，谈得很动听，俨然是年轻的德摩斯梯尼面对着咆哮的大海；头发蓬乱的诗人苏博京不时好像从梦中发出若断若续的赞叹；四十岁的大学生，德国牧师的儿子谢勒，——他那永恒的、什么也打不破的沉默使他在我们中间被誉为最深刻的思想家，——这时也特别庄严地缄默着；连快活的希托夫，我们集会里的亚里斯多芬，也安静下来，一味满意地微笑；两三个新人怀着兴奋的喜悦听得津津有味……夜，好像长着翅膀似的，悄悄地、平稳地飞过。直到已经露出灰白色的晨曦，我们才分手，人人都深受感动，满怀喜悦，真诚而清醒（那时我们对喝酒的事连想都不去想），心里怀着一种舒服的倦意……记得我在空阒无人的街上走着，心里充满感动，连仰望星星的时候都怀着信心，好像星星也变得更亲近，更可以理解了……啊！那是多么美好的时光啊，我真不愿意相信这些时光是白白浪费掉的！不，它并没有白白浪费——即使对那些后来在生活中变得庸俗的人，它也没有白白浪费……有多少次我有机会碰到这种人，我以前的同学们！似乎，有一个人已经变得禽兽不如了，但是只要你在他面前提起波科尔斯基的名字——他心里全部残留下来的崇高感情就会蠕动起来，就像你在一个肮脏的黑房子里打开一瓶被遗忘了的香水的瓶塞……”

列日涅夫沉默了；他那没有血色的脸发红了。

“可是您究竟是为了什么跟罗亭吵架的呢？”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惊讶地望着列日涅夫，说。

“我没有跟他吵架，我是在国外彻底了解他的为人之后跟他分手的。在莫斯科我倒是可能跟他吵翻的。那时候他把我弄得好苦。”

“是怎么回事？”

“是这么回事。我……叫我怎么说呢？……这种事和我这个人不相称……然而我一向是十分容易钟情的。”

“您？”

“是我。这有些奇怪，是吗？然而事情就是这样……嗯，太太，那时候我爱上了一个非常可爱的姑娘……您干吗这么望着我？关于我自己的事，我还可以对您讲出比这更叫人惊奇的呢。”

“是什么样的事，可以知道吗？”

“就像这件事吧。我在莫斯科的时候，每天晚上都去赴约会……您猜是跟谁？跟我的花园尽头的一棵小椴树。我拥抱着它那纤细挺拔的树干，就觉得仿佛是拥抱着整个大自然，我的心扩张了，浑身懒洋洋的，仿佛整个大自然真个注入了我的心田……那时我就是这样的人，太太……还有呢！您大概以为我没有写过诗吧？我写过，太太，我还模仿《曼弗雷德》写过整整一个剧本呢。剧中人物有一个胸口染有鲜血的幽灵，请注意，这不是他自己的血，而是全人类的血……是的，太太，是的，太太，请不要奇怪……但是我已经开始讲我的恋爱故事了，我认识了一个女孩子……”

“您就不再去赴和椴树的约会了么？”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问道。

“不去了。这个女孩子心地非常善良，长得美极了，有一双快活明亮的小眼睛，声音和银铃一般。”

“您真会形容，”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带笑说。

“可您也是个非常苛刻的批评家啊，”列日涅夫反驳说。“好啦，太太。那女孩子跟她的老父亲住在一起……细节我就不来多啰嗦了。我只是告诉您，那个女孩子的心确实是好极啦：你向她只要半杯茶，她准会给你大半杯！……我和她初次见面后的第三天，就对她产生了热烈的爱情，到第七天，我憋不住了，把全部情况都如实地对罗亭说了。一个年轻人堕入了情网，哪能不说出来呢，于是我就源源本本地向罗亭吐诉了一切。那时我完全处于他的影响之下，而这种影响，坦率地说，在许多方面都是有益的。他是第一个没有瞧不起我、而来教我怎样立身处世的人。我热爱波科尔斯基，但在他的纯洁的心灵面前感到几分敬畏。而对罗亭我却比较接近。知道了我在恋爱，他高兴得什么似的；他祝贺我，拥抱我，马上就来开导我，对我大讲我的新处境的重大意义。我听出了神……您知道，他是多么能说会道。他的话对我起了非常的影响。我一下子对自己产生了极大的敬意，摆出一副老成持重、不苟言笑的样子。记得，我那时走路也变得小心翼翼，好像怀里揣着一个满盛着琼浆玉液的容器，惟恐把它泼出来似的……我非常幸福，尤其是看到有人明显地赏识我。罗亭希望见见我的意中人；而且我自己几乎是坚持一定要给他介绍。”

“哦，我明白了，现在我可明白是怎么回事了，”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插话说。“罗亭抢走了您的意中人，所以您至今不能原谅他……我敢打赌，准没有错！”

“您要输的，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您错了。罗亭并没有抢走我的意中人，他根本不想抢，但是，他照样破坏了我的幸福，虽然冷静地考虑考虑，现在我还准备为这件事谢谢他呢。可那时候我差点发疯了。罗亭丝毫没有意思破坏我的好事，——完全相反！但是由于他那该死的习惯——喜欢用言语来给生活（不管是他自己的还是别人的生活）中的一言一行下个断语，就像用大头钉把蝴蝶牢牢钉住一样。于是，他马上就来分析我们俩，分析我们的关系、我们应该怎样做人，他专横地硬要我们弄明白我们的思想感情，他称赞我们，责备我们，甚至给我们写信，您想想看！……结果把我们完全弄糊涂了！其实，即使在当时，我也未必会和我的那位小姐结婚（我多少还有点清醒的头脑），可是，至少我和她可以像保尔和薇吉妮那样甜甜美美地过上几个月，然而，这时却发生了种种的误会，弄得关系紧张——总之，搞糟了。弄到末了，有一天早上，罗亭得出结论说，他确信，把这一切情况都如实告诉她的老父亲乃是他这个做朋友的最神圣的义务——他就这样做了。”

“是吗？”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高声说。

“是的，而且，请注意，他是得到我的同意这样做的——这才叫妙啊！……至今我还记得，当时我的脑子里真是乱极了：简直一切都在旋转，都在七颠八倒，就像在照相机的暗匣里一样：白的成了黑的，黑的成了白的，假的像是真的，幻想的事变成了义务……唉，现在回想起来都觉得丢人！可是罗亭——人家却若无其事……他才不会呢！他经常在各种各样的误会和混乱中一掠而过，就像燕子掠过池塘一样。”

“您就这样跟您的那位姑娘分手了吗？”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天真地把小脑袋一歪，眉毛一扬，问道。

“分手了……而且是很糟糕地分手，令人屈辱、尴尬，闹得公开化，不必要地公开化……我自己哭了，她也哭了，鬼知道是怎么回事……好像打了个戈尔迪乱结——应该斩断它，但是很痛苦啊！可是，世上的一切都是安排得很好的。她嫁了个好人，现在日子过得挺美……”

“可是您得承认，您还是不能原谅罗亭吧……”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刚开口。

“哪里！”列日涅夫打断了她，“送他出国的时候，我哭得很伤心，像个小孩子似的。不过，老实说，不满的种子就是那时在我心里埋下的。等我后来在国外遇到他的时候……是的，那时我已经变得老练了些……罗亭的真面目就暴露在我面前了。”

“您究竟在他身上发现了什么呢？”

“无非就是一小时前我对您讲的那些。也许，关于他已经说得够了。也许，一切都会顺顺当当地过去。我不过是要向您证明，如果我对他的批评严厉了些，那并不是因为我不了解他……关于娜塔利娅·阿列克谢耶夫娜，我不想多说。您倒是要关心关心您的弟弟。”

“我的弟弟！他怎么啦？”

“您看看他吧。难道您一点没有觉察？”

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低下了头。

“您说得对，”她说，“一点不错……我弟弟……最近他都变得叫我认不出了……但是，您当真以为……”

“轻点！他好像往这边来了，”列日涅夫低声说，“娜塔利娅不是个孩子，但是请相信我，不幸她却像个孩子一样没有经验。您等着瞧吧，这个女孩子会使我们吃惊的。”

“怎么让我们吃惊呢？”

“就是这样……您可知道，正是这样的女孩子才会做出投水、服毒等等的事吗？您别看她那么文文静静，她却有着强烈的激情，性格也是非常强的！”

“行啦，我看您是诗兴大发啦。在您这样冷漠的人眼里，可能我也像是一座火山吧。”

“那可不是这样！”列日涅夫带笑说……“至于说到性格，感谢上帝，您根本没有性格。”

“这真是太无礼了！”

“这是无礼？请原谅，这是最高的赞语……”

沃伦采夫走进来，怀疑地望了望列日涅夫和姐姐。近来他消瘦了。他们俩都开始跟他说话，但是听了他们的玩笑，他只是似笑非笑，正像皮加索夫有一次形容他的，他那副神情像是一只忧郁的兔子。不过话又说回来，人生在世，至少有一次会显得比忧郁的兔子更忧郁，没有这种经历的人，世上恐怕还不曾有过。沃伦采夫觉得，娜塔利娅渐渐离开了他，他脚下的土地好像也随着她溜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