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近两年过去了。五月最初的日子到来了。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坐在自家的阳台上。她已经不是利平娜，而是列日涅娃了；她和米哈伊洛·米哈伊雷奇结婚一年多了。她依然是那么可爱，不过近来体态更为丰满。在有台阶通往花园的阳台前面，一个奶妈抱着一个面颊红润的婴孩来回走着。婴孩裹着白色小斗篷，帽子上有一个白绒球。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不时打量着他。婴孩没有哭闹，他傲然地吮着自己的指头，静静地望着四周。已经可以看出，他堪称是米哈伊洛·米哈伊雷奇的好儿子。

阳台上，在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旁边，坐着我们的老相识皮加索夫。从我们和他分手以来，他的头发白多了，背驼了，更瘦削了，说话发出咝咝的声音：他掉了一颗门牙；这咝咝的声音使他的话显得格外狠毒……他那愤世嫉俗的情绪并没有随着年龄的增加而减少，但尖刻的程度却不如以前了，而且说话比以前更爱重复。米哈伊洛·米哈伊雷奇不在家，他们在等他回来喝茶。太阳已经落山。在日落的地方，沿地平线伸展着一抹淡金色的浅黄的晚霞，在它对面有两道晚霞：低一些的呈浅蓝色，上面的呈紫红色。轻云在高空渐渐消失。一切都预示着天气仍旧会晴好。

皮加索夫忽然笑起来。

“您笑什么，阿夫里坎·谢苗内奇？”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问道。

“是这么回事……昨天，我听见一个乡下人对他老婆说（他老婆正在唠叨个没完）：‘别吱吜！’我觉得这话说得妙极了。别吱扭！一点不错，妇道人家能说出个啥道理来。您知道，对在座的人我是向来不说的。我们的先辈要比我们聪明。在他们的神话里，美女总是坐在窗前，额上有一颗星星，她自己从不吭声。就该这样才是。要不，您自己评评理看：前天咱们的贵族长夫人好像冲着我的脑袋里打了一枪似的对我说，她不喜欢我的偏见！偏见！要是大自然有什么妙法能使她丧失运用舌头的能力，那对她本人，对所有的人，岂不更好？”

“您啊，还是老样子，阿夫里坎·谢苗内奇：老是攻击我们这些可怜的女人……您要知道，这真是一种不幸。我替您惋惜。”

“是一种不幸？您这是什么话！第一，照我看，世上只有三种不幸：冬天住冷屋子，夏天穿紧靴子，还有跟一个又哭又闹的婴孩在一个房间里过夜，而你又不能给他洒上些除虫粉让他不闹；第二，我这个人现在是脾气最好不过的了。简直堪为模范！看我现在是多么循规蹈矩！”

“您的行为好，真没得可说的！昨天叶连娜·安东诺夫娜还向我抱怨您呢。”

“是吗！她都对您说些什么，我可以知道吗？”

“她对我说，整个早上不论她问您什么，您总是回答说，‘什么，太太？什么，太太？！’而且还那么尖声尖气的。”

皮加索夫笑了起来。

“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您该承认，这个主意不是挺好吗？……是吗？”

“妙极啦！难道可以对一个女人这样没有礼貌吗，阿夫里坎·谢苗内奇？”

“怎么？您以为叶连娜·安东诺夫娜是个女人？”

“那您以为她是个什么？”

“她是一面鼓，对不起，是一面普普通通的，可以用棒槌来擂的鼓……”

“啊，瞧您说的！”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想改变话题，打断了他的话，“听说，可以向您祝贺，是吗？”

“祝贺什么？”

“祝贺您的官司结束了。格林诺沃牧场归您了……”

“是啊，是归我了，”皮加索夫不高兴地说。

“这么多年您一直要把它弄到手，现在反倒好像不满意似的。”

“我告诉您吧，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皮加索夫慢吞吞地说：“再没有比来得太迟的幸福更坏、更可气人的了。它反正是不能使您得到满足，反而剥夺了您的最宝贵的权利——骂人和诅咒命运的权利。是啊，太太，迟来的幸福，这玩意儿是一种痛苦的、叫人生气的东西。”

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只是耸耸肩。

“奶娘，”她开始说。“我看米沙该睡觉了。把他抱过来。”

于是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就忙着照顾自己的儿子，皮加索夫只好嘴里嘟囔着退到阳台的另一角落。

突然，在不远的地方，在沿着花园的大路上，米哈伊洛·米哈伊雷奇驾着他的马车出现了。跑在马前的是两条很大的守门狗：一条黄狗，一条灰狗；是他新近豢养的。它们不停地互相咬着玩，好得难舍难分。一条老狗从大门里迎着它们跑出来，张开嘴巴好像要吠叫，结果只打了一个哈欠，友好地摇着尾巴，往回走了。

“你看，萨莎，”列日涅夫老远就对妻子喊起来，“我把谁给你带来了……”

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一下子没有认出坐在丈夫背后的是什么人。

“啊！巴西斯托夫先生！”她终于高声叫道。

“是他，就是他，”列日涅夫回答说，“他还带来了多好的消息。你等等，马上就会知道。”

说着，他把车赶进了院子。

几分钟后，他和巴西斯托夫在阳台上出现了。

“乌拉！”他高呼着拥抱了妻子。“谢辽沙要结婚了！”

“跟谁？”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激动地问。

“当然是跟娜塔利娅……就是这位朋友从莫斯科带来了这个好消息，还有给你的信……你听见了吗，米舒克，”他一把抱过儿子，继续说，“你舅舅要结婚啦！……你这个小鬼头，什么都不关心！只会一个劲儿地眨巴眼睛！”

“他想睡觉了，”奶娘说。

“是的，太太，”巴西斯托夫走到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跟前，说，“我是今天从莫斯科来的，达里娅·米哈伊洛夫娜派我来查查田庄的账目。这儿还有信。”

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急忙拆开弟弟的来信。信中有寥寥几行。在第一阵迸发的喜悦中，他告诉姐姐，他向娜塔利娅求了婚，并且得到她和达里娅·米哈伊洛夫娜的同意，他答应下次写信要多写一些，并随信拥抱和亲吻所有的人。显然，他写信时高兴得有点飘飘然了。

端来了茶，请巴西斯托夫坐下。问题像雨点似的向他落下来。他带来的消息使所有的人，甚至包括皮加索夫，都为之高兴。

“请告诉我，”列日涅夫顺便地说，“我们这儿风闻有一位什么科尔恰金先生。看来，这是捕风捉影吧？”

（科尔恰金是一个漂亮的年轻人——社交界的大红人，非常自高自大，不可一世：他的举止态度庄严异常，好像他不是一个活人，而是由公众集资为他竖立的一尊塑像。）

“嗯，不，也并不完全是捕风捉影，”巴西斯托夫带笑说。“达里娅·米哈伊洛夫娜非常赏识他；可是娜塔利娅·阿列克谢耶夫娜连听都不愿意听到他。”

“不过我倒是知道他的，”皮加索夫接腔说，“他是个双料的笨蛋，地地道道的笨蛋……得啦吧！要是人人都像他，那么活着还不如死了的好……”

“也许是这样，”巴西斯托夫说，“不过在社交界他也不算是无名小卒啊。”

“嗯，反正是一回事！”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高声说，“不去管他！啊，我真替弟弟高兴！……娜塔利娅快活吗，她幸福吗？”

“是的，太太。她像平时一样平静，——您是知道她的——不过，她好像也满意。”

黄昏在愉快热闹的谈话中过去了。大家坐下来吃晚饭。

“顺便问一下，”列日涅夫一边给巴西斯托夫斟红葡萄酒，一边问道，“您知道罗亭在哪里吗？”

“现在我可说不准。去年冬天他到莫斯科逗留了一个短时期，后来就跟一家人家到辛比尔斯克去了。我和他通过一个时期的信，在最后一封信里他告诉我，他要离开辛比尔斯克——没有说到哪里去，——打那时候起我就没有听到他的音信。”

“他丢不了！”皮加索夫插话说，“一定是待在什么地方讲大道理呐。这位先生永远会找到两三个崇拜者，他们听他讲话会听得目瞪口呆，还会借钱给他。你们等着瞧吧，弄到末了他会在察列沃科克沙伊斯克或是丘赫洛马的什么地方，在一个戴假发的、老掉了牙的老处女的怀里死去，而她会认为他是世上最了不起的天才……”

“您把他挖苦得太厉害了，”巴西斯托夫怀着不满低声说。

“一点也不厉害！”皮加索夫反驳说，“而且十分公允。照我看，他无非是个吃白食的马屁精而已。我忘了告诉您，”他转向列日涅夫继续说，“我认识和罗亭一块出国的那个捷尔拉霍夫。可不是！可不是！他对我讲的罗亭的事，您简直没法想象——太可笑了！值得注意的是，罗亭所有的朋友和追随者慢慢地都会变成他的敌人。”

“请把我从这些朋友里面除外！”巴西斯托夫激动地打断了他。

“哦，您嘛——又当别论！我并没有说您。”

“捷尔拉霍夫都对您讲了些什么？”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问。

“他讲得可多啦：叫人都记不全。不过最妙的是罗亭的一件趣事。他在不断地发展（这些先生们总是在发展的；别人，比方说，只是吃饭睡觉，可他们却是边吃边睡边发展的；不是这样吗，巴西斯托夫先生？——巴西斯托夫没有理他）……就这样，罗亭不断地发展着，通过哲学方法得出结论：他应该恋爱了。他开始去物色一个和这样惊人的结论相般配的对象。幸运向他微笑了。他认识了一个法国女人，一个非常标致的时装女裁缝。请注意，事情发生在莱茵河上的一个德国城市里。他开始常去看她，带各种各样的书给她，跟她谈论大自然和黑格尔。您能想象得出这个女裁缝怎么样吗？她以为他是个天文学家。可是，你们知道，他这个人长得不错；又是个外国人，俄国人，于是她就中意了。终于，他和她约会了，而且是一个富有诗意的约会：在河上泛舟。法国女人同意了：打扮了一番，和他到小船上去。他们在船上度过了大约两个钟头。你们想，他在这段时间里一直在干些什么？他一直抚摩着那个法国女人的头，沉思地仰望长空，一再重复说，他对她的感情是慈父般的爱。法国女人回到家里都快气疯了，后来亲口把这件事一五一十地告诉了捷尔拉霍夫。他这位先生可真妙！”

皮加索夫说着就大笑起来。

“您这个老家伙真没羞！”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愠怒地说，“这使我越来越是相信，就连那些骂罗亭的人，也说不出他有什么不好。”

“说不出他有什么不好？得啦吧！那他总是靠别人养活，向别人借钱又算什么呢……米哈伊洛·米哈伊雷奇！他一定也借过您的钱吧？”

“请听我说，阿夫里坎·谢苗内奇！”列日涅夫说，脸上露出严肃的表情，“您听我说：您知道，我的妻子也知道，近年来我对罗亭没有特别的好感，甚至还常常批评他。尽管如此（列日涅夫给每人的杯子里斟上香槟酒），我现在向你们提议：刚才我们为我们亲爱的兄弟和他的未婚妻的健康干了杯；现在我要提议为德米特里·罗亭的健康干杯！”

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和皮加索夫愕然望了望列日涅夫，巴西斯托夫却高兴得浑身抖动了一下，涨红了脸，睁大了眼睛。

“我很了解他，”列日涅夫接着说，“他的缺点我也很清楚。正因为他本人不是一个卑鄙的小人，所以他的缺点都暴露在外面。”

“罗亭——是天才的性格！”巴西斯托夫接腔说。

“天才嘛，他大概是有的，”列日涅夫说，“至于性格……他全部的不幸正在这里，老实说，他根本没有性格……但是问题不在这里。我要说的是，他身上有着好的、罕有的品质。他有热情；而这，请相信我这个冷漠的人的话，这是我们时代最可贵的品质。我们大家都变得谨小慎微，麻木不仁，萎靡不振了；我们在睡大觉，我们冻僵了，有人哪怕只有一瞬间弄醒我们，给我们温暖，我们都要感谢他！是时候了！你还记得，萨莎，有一次我跟你谈起他，责备他，说他冷。那时候我的话说得又对又不对。这个冷，是在他的血液里——这不能怪他，——而不是在他的头脑里。他不会演戏，像我以前说的那样，他不是个骗子，也不是个滑头；他靠别人养活，但并不是老奸巨滑，而是像一个小孩……是的，他的确会在什么地方穷困地死去；难道我们因此就可以对他横加指责吗？他自己所以会一事无成，正因为他没有坚强的性格，没有热血；但是谁有权利说他不会给人带来，而且没有给人带来过有益的东西呢？谁有权利说他的话没有在青年人的心灵里播下许多良好的种子？对这些年轻人，大自然像对罗亭那样，也赋予他们活动的力量和实现自己的计划的能耐。拿我自己来说，我首先就亲身体验过这一切……萨莎知道，在我的青年时代罗亭在我的心目中占有过什么地位。我记得我还断言过，罗亭的话不可能对人们产生影响；但那时我指的是像我，像我现在这个年纪的人，尝过生活的酸甜苦辣的人。只要说的话里有一个音符不对——我们听起来就会觉得它的整个和声都消失了；可是对于青年人，幸好他们的听觉还没有那样发达，还不是那么爱挑剔。如果他觉得他所听到的东西的本质是美好的，他才不去管它什么音调呢！他在自己心里会找到合适的音调的。”

“好极啦！好极啦！”巴西斯托夫高叫道，“说得真公允！至于说到罗亭的影响，我可以向你们发誓，这个人不但善于使你震动，他还会推动你，不让你停顿，他还会使你彻底改变，让你燃烧起来！”

“您听见吗？”列日涅夫对着皮加索夫，继续说下去，“您还需要什么证明呢？您攻击哲学；一谈起哲学，您就觉得挖苦蔑视的字眼还不够用。我自己并不太喜欢哲学，对它也不太懂；但是我们主要的不幸并非由于哲学！俄国人跟哲学的复杂奥妙和胡思乱想向来是沾不上边的：他们的想法太实际，搞不来那一套。然而，假借攻击哲学的名义来攻击一切对于真理和理性的真诚的追求，是决不容许的。罗亭的不幸在于他不了解俄国，这的确是极大的不幸。俄国可以没有我们中间任何一个人，可是我们中间却没有一个人可以没有俄国。抱有这种想法的人，是不幸的；而真正不要俄国的人，更是加倍地不幸！世界主义——是胡扯，世界主义者——是零，比零还不如；丧失民族性就没有艺术，没有真实，没有生活，什么都没有。没有自己的特征甚至谈不上有完美的面貌；只有平庸鄙俗的人才可以没有特征。不过我还是要说，这不能怪罗亭：这是他的命运，令人辛酸而痛苦的命运；我们不能因为他有这样的命运来责怪他。如果我们要分析为什么我们中间会出现罗亭这样的人物，那我们就扯得太远了。然而为了他所具有的优点，我们还是要感谢他的。这要比对他不公平要容易些，而我们过去一向对他是不公平的。惩罚他，不是我们的事，而且也不需要：他对自己已经惩罚得够凶的了，远远超过他所应受的……愿上帝让他在饱经忧患之后把身上不好的东西一扫而尽，只留下美好的！我为罗亭的健康干杯！为我最美好岁月的同学的健康干杯，为青春，为青春的希望，为它的憧憬，为它的轻信和老实，为二十岁时我们的心为之跳动，为我们在生活中始终没有尝到过和也不会尝到的更为美好的一切，干杯……为你，黄金时代，干杯，为罗亭的健康干杯！”

大家都和列日涅夫碰杯。巴西斯托夫过于兴奋，差点把酒杯碰碎，一口把酒喝干。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却紧握了列日涅夫的手。

“米哈伊洛·米哈伊雷奇，我根本没有料到您有这么好的口才，”皮加索夫说，“简直可以和罗亭先生本人媲美；连我都深深感动了。”

“我的口才一点不好，”列日涅夫不无愠意地说，“不过我想，要使您感动可不容易呀。可是，谈罗亭已经谈得够了，让我们来谈些什么别的……那个……他叫什么来着？……潘达列夫斯基还住在达里娅·米哈伊洛夫娜家里吗？”他转向巴西斯托夫，又说。

“那还用说，还住在她那里！她给他谋了一个很肥的美差。”

列日涅夫冷笑了一声。

“这样的人是不会穷死的，这我敢担保。”

晚餐结束了。客人们散了。只剩下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和丈夫在一起的时候，她含笑望了望他的脸。

“你今天真好，米沙！”她抚摩着他的额头，轻声说，“你说得多么聪明，多么有气派！不过你要承认，你夸奖罗亭有些太起劲，就像你从前起劲地反对他一样。”

“对人总不能落井下石呀……从前我是担心你被他迷上。”

“不会的，”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天真地说，“我一向认为他太有学问了，我怕他，在他面前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可是皮加索夫今天把他损得够恶毒的了，不是吗？”

“皮加索夫吗？”列日涅夫说，“正是因为皮加索夫在这儿，我才那么热烈地为罗亭打抱不平的呢。他竟敢叫罗亭是不要脸的马屁精！照我看，他皮加索夫扮的角色，更坏一百倍。他有钱，不必仰人鼻息，他嘲弄一切，可是碰到达官贵人，就一味地巴结奉承！你可知道，就是这个无论对什么人什么事都要恶毒谩骂、攻击哲学、攻击妇女的皮加索夫，——你可知道，在他做官的时候居然受贿，就别提有多丢人啦！啊！一点没错！”

“是吗？”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高声说，“这我可怎么也没有料到！……你听我说，米沙，”她沉吟了一会，又说，“我要问你……”

“问什么？”

“你想，我弟弟跟娜塔利娅在一起会幸福吗？”

“叫我怎么说呢……大概是会幸福的……他会听她的——在我们之间这也不必讳言——她比他聪明；但他这个人非常好，他打心眼里爱她。此外还要什么呢？你看，咱俩不是相亲相爱，而且很幸福吗？”

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微笑了，紧握了一下米哈伊洛·米哈伊雷奇的手。

就在我们上面讲述的那些事情在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家里发生的同一天，——在俄国一个边远的省份里，在骄阳似火的酷热中，一辆由三匹耕马拉的、敝旧的带篷马车在大路上慢腾腾地走着。驭者座上高高地坐着一个破衣烂衫的花白头发的农民，他两脚斜撑在拴套轴上，不时抖动着缰绳，挥动着马鞭；马车里的一只扁瘪的箱子上，坐着一个身材高大的人，他戴着制帽，穿的旧风衣上满是尘土，这就是罗亭。他低头坐着，帽舌扣到眼睛上。车子的颠簸使他左右摇晃，他似乎毫无感觉，好像在打盹。最后，他挺了挺身子。

“我们要到几时才能到驿站啊？”他问坐在驭者座上的农民。

“你瞧，老爷，”农民更用劲地拉着缰绳说，“上了坡，大约只有两俄里了，不会多……啊，你这个畜生啊！在想心事……我叫你想，”他用尖细的嗓音又说了一句，就用鞭子抽打拉右边套的马。

“你赶车的本领好像很不行，”罗亭说，“我们慢慢吞吞地走，尽管一大早就出来，可怎么也走不到。你还是唱点什么吧。”

“叫我有啥办法，老爷！您自己也看得出，马都累得不行了……天又热。咱们可不会唱：咱们不是驿站上的车夫……小羊羔，喂，小羊羔！”农民突然朝着一个穿褐色长袍和破树皮鞋的过路人高声叫道，“闪开，小羊羔。”

“你这个赶车的……也真是！”过路人在他后面嘟囔着，站了下来。“好一副莫斯科人的架势！”他用满含谴责的声音又说了一句，摇摇头，一瘸一拐地走开了。

“你往哪儿走！”农民拉着辕马，从容不迫地说，“唉，你这个调皮鬼！真是个调皮鬼！……”

筋疲力竭的马儿好不容易总算挨到了驿站。罗亭从马车里出来，付了车钱（农民没有给他鞠躬，把钱在手心里掂了又掂——可见嫌酒钱给少了），自己提着箱子走进驿站。

我有一个熟人一生中走遍了俄国各地。他说过，如果驿站墙上挂的是画着《高加索俘虏》中的场面的画或是俄国将军们的肖像，你很快就能弄到马匹，如果画上画的是著名赌徒乔治·德·热尔曼尼的一生，那么旅行者就别指望很快地离开了：他大可以从容地去欣赏那高耸的鬈曲的额发、敞开的白背心以及那赌徒年轻时穿的紧身短裤，欣赏他成为老翁时，在一座斜屋顶的农舍里抡起椅子要把儿子打死时满脸狂怒的表情。罗亭走进去的那间屋子里，墙上挂的恰恰就是描绘着《三十年，或一个赌徒的一生》的那些版画。他喊了一声，驿站长应声出来了，脸上一副还没有睡醒的样子（附带说一句，可曾有人见过脸上不带睡容的驿站长么？），他甚至不等罗亭开口，就用少气无力的声音宣称：没有马。

“我要往哪儿去您都不知道，”罗亭说，“您怎么开口就说没有马呢？我是雇老百姓的马来的。”

“随便去哪儿都没有马。”驿站长回答说。“您去哪儿？”

“去**斯克。”

“没有马，”驿站长重复了一句，就走出去了。

罗亭愠怒地走到窗前，把帽子往桌上一扔。他的模样变化不大，但是近两年来他的脸色有些发黄；鬈发里已经开始闪着银丝，眼睛仍旧很美，目光似乎有些黯淡；嘴角、面颊上和两鬓都现出了细碎的皱纹——痛苦和忧思的印痕。

他身上的衣服已经破旧，也看不到里面的衬衣。他的似锦年华显然已经消逝；他，正如园丁所说，已经该结子了。

他开始读墙上的题词……这是人们所熟知的、旅客在百无聊赖之中的消遣……忽然门吱的一响，驿站长走了进来……

“去**斯克的马没有，再等下去也不会有，”他说，“但是回**沃夫的倒有。”

“回**沃夫？”罗亭低声说。“得啦吧！我根本不顺路。我要去平查，可**沃夫好像是在去唐波夫的那个方向。”

“那有什么？您到了唐波夫可以再去，否则从**沃夫可以想办法再拐过去。”

罗亭想了一想。

“嗯，也好，”他最后说，“您关照套车吧。我反正无所谓：我就去唐波夫。”

马很快就套好了。罗亭提着自己的小箱子，爬上车子坐下，像原先一样垂着头。在他那低头弓背的身形里有一种无告的、无可奈何的忧伤的神态……三匹马不紧不慢地小跑起来，小铃铛若断若续地响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