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春天，恰逢欧洲刚刚解放，再加上有利的外汇汇率，我的岳父母伯纳德·崔曼和琼·崔曼便趁此时机踏上了前往法国和意大利的蜜月之旅。1944年，他们在布卢姆斯伯里的议事大楼里初次邂逅，二人都在那里工作。当时我的岳父是一名剑桥大学的理科研究生，手头上有一份与情报部门相关的文职工作，事关特殊物品的供给。我的岳母通晓数国语言，她所在的办公室与自由法国联系密切，用她的话来说，她的工作就是消除在与自由法国人士交流时产生的障碍和别扭感。偶尔她还发现自己与戴高乐同在一间屋子里。是一份涉及将脚踏缝纫机改造成发电机项目的翻译工作，将她带进了她未来丈夫的办公室。直到战争结束将近一年以后，他们才获准离开工作岗位。他们在四月喜结连理，并想在迎接和平时期、享受婚姻生活、开始平民工作之前，去度过一次夏日旅行。

在我尤为关注这些事情的年月里，对于处在不同阶层的人们所能找到的各不相同的战时工作，我曾做过许多思考，在丰富的选择面前，就我所知，那种为了体验新自由的朝气蓬勃的愿望，对我父母的生活没有产生丝毫影响。他们同样在战争结束不久后结了婚。我的母亲曾加入过妇女土地服务队，后来我从一位姨妈那里得知，她讨厌那份工作。1943年，她被转移到科尔切斯特附近的一家兵工厂里干活。我的父亲在步兵营里服役。他毫发无伤地从敦刻尔克大撤退和北非战役中幸存下来，最后在诺曼底登陆时中了子弹。那颗子弹干净利落地穿过了他的右手掌，连一块骨头也没伤到。其实我的父母本也可以在战后去旅行的。据我所知，就在我父亲复员回家的时候，他们从我的祖父那里继承了数百英镑的遗产。按理来说，他们可以自由地安排出行，不过我怀疑：不管是他们自己还是他们的朋友们，都没有产生过这种念头。这笔钱被用来买下了我和姐姐出生时所在的那栋排屋，以及用来安置家里的五金生意（我曾把这看作是我家庭背景狭隘的又一个方面）；而正是这笔投资，让我们的生活在父母突然离世之后得以有所保障。

现在我想我又了解得更清楚了一些。我岳父的工作是解决诸如为地处偏远、没有电力供应的法国农庄里的无线电发报机设计无声发电机这样的问题。晚上他回到自己位于芬奇利的住处，吃单调的战时配给餐，周末时还去科巴姆看望他的父母。后来在战争期间，他谈起了恋爱，生活中开始有了影院幽会和奇特恩斯的周日旅行。相比之下，一名步兵中士的生活却是：被强令出国征战，枯燥单调和紧张压力交替折磨，亲密战友们非横死即重伤，毫无隐私可言，没有女人陪伴，来自家乡的消息也时续时断。这种倍受约束的生活以及颇有节律的普通日子，那段忍着一只手掌中的剧痛、向东穿越比利时的缓慢而艰难的跋涉，对我那不了解内情的岳父母来说，一定闪耀着诱人的光芒。

了解这些差异并不能为他们增添多少吸引力，我也一直清楚自己更喜欢那种参与战争的方式。这对蜜月中的年轻夫妇在六月中旬来到了意大利海滨小镇勒里希。战后欧洲——尤其是在法国北部和意大利——的混乱局势和被蹂躏的惨状深深地震撼了二人。他们主动请缨，要在小镇边上的国际红十字会包扎站从事六星期的志愿工作。这是一项既枯燥又艰巨的工作，而且时间很长。人们筋疲力尽，全神贯注于解决日常生存事宜，似乎从没有人在意过这是一对正在度蜜月的夫妇。那个顶头上司也讨厌他们，他对英国佬抱有一腔积怨，以至于他傲慢到不愿意谈论这个话题。他们当时寄住在马西莫夫妇家中，那对房东夫妇还在为他们仅有的两个儿子在意大利投降前的同一周、相隔五十英里开外的地方死去而痛不欲生。有好几个晚上，这对英国夫妇都被楼下那对苍老的父母因丧子之痛而哭泣的声音所惊醒。

至少从单据上来看，食物的配给是足够的，然而地方上的腐败却将配给缩减到了最少。伯纳德患上了一种皮肤病，病情从他的双手一直发展到脖颈乃至面颊上。而琼每天都会遭遇求爱骚扰，尽管她特意戴上黄铜的窗帘拉环当作结婚戒指。男人们总是站得离她很近，或是在经过幽暗的包扎站棚屋时有意无意地蹭到她，或是在她的屁股或裸露的前臂上捏一把。别的女人告诉她，问题就出在她那一头金色的秀发上。

崔曼夫妇俩本来可以随时离开，但他们还是坚持了下来。这是他们为自己安逸度过战争所做出的小小赎罪，是他们的理想主义的表现，也是他们为了“赢得和平”和“帮助建立一个新欧洲”而付出的努力。然而他们离开勒里希时的情形却实在令人伤感。没有人注意到他们的离去。悲伤的意大利人正在顶楼为一位垂死的家长举行临终仪式，整座房子里挤满了亲属。红十字会救护站卷入了一起盗用公款的丑闻。八月初的一天，在破晓之前，伯纳德和琼悄悄地离开了那里，在公路旁等待带他们北上前往热那亚的汽车。当他们站在微亮的光线中沮丧而沉默着的时候，如果此时他们知道自己已经有了第一个孩子，一定会为他们对新欧洲作出的贡献而感到欣喜。这个女孩便是我未来的妻子，有朝一日她会为在欧洲议会中争得一席之地而奋斗。

他们一路乘坐汽车和火车旅行，向西经过普罗旺斯，穿越暴发的山洪和雷电交加的暴风雨。在阿尔勒，他们遇见了一位法国政府官员，他开车载着他们来到了朗格多克的洛代沃。他告诉他们，如果他们在一周内去他所在的宾馆找他，他将会顺路带他们前往波尔多。此时天空已经晴朗，离他们回英国还有两个星期的时间，于是他们决定开始一段短程徒步旅行。

这个地方属于喀斯地区，整片石灰岩高原坐落在高出滨海平原一千英尺的地方。在一些地段上，峭壁一直向下垂落数百英尺，蔚为壮观。洛代沃就坐落在一条隘路的底端，当时那还只是一条狭窄的乡间小道，如今已经变成了繁忙的9号国道，仍然是一条不错的上坡路，但由于交通繁忙，步行起来并不令人感到愉快。在那段日子里，你可以一整天平静稳健地在高耸嶙峋的岩石间攀行，直到你可以看见在身后三十英里外，南面的地中海闪烁着粼粼波光。崔曼夫妇在勒凯拉尔小镇里过了一夜，还买了两顶牧羊人戴的宽檐帽。第二天早上他们离开了大路，随身带了两升水，穿越“拉扎克的喀斯”，朝东北方向进发。

这里是法国最空旷的地带之一，人口甚至比一个世纪前还要少。布满尘土的小径在茫茫无边的灌木、荆豆和黄杨中间蜿蜒，即便在最详细的地图上也未被标识。废弃的农场和小村庄坐落在一片令人惊叹的绿色深处，那些小型牧场被古老的石墙和小径分开，两侧则被高大的黑莓灌木丛、野玫瑰和橡树包围，带有一丝英国式的亲切感。但是很快它们又被巨大的空旷所取代了。

在这一天行将结束的时候，崔曼夫妇经过了一处史前埋葬墓室，普鲁纳莱德巨石墓。接着仅仅走出几码远，他们就发现自己站在一个被威斯河冲刷形成的巨大峡谷上。他们停下来，吃掉了储备的食物——一种在英格兰从未见过的巨型番茄，已经放了两天、像饼干一样硬的面包，还有一根粗红肠，琼用伯纳德的袖珍折刀将它切开。他们已经好几个小时没有说话，而现在，当他们坐在巨石墓的水平石板上、越过那道大裂隙向北凝望“布兰达的喀斯”乃至更远处隆起的塞文山脉的时候，一场热烈的讨论爆发了。伴随着他们对未来生活的预感，明天他们将采取哪条路线穿越这片壮丽的陌生乡野成了话题。伯纳德和琼都是共产党员，他们探讨着摆在前方的道路。一连几个小时里，他们谈论着错综复杂的国内详情、村庄之间的距离、步行途径的选择、法西斯的败亡、阶级斗争以及浩瀚的历史变革——这变革的方向已为科学理论所预见，而这也赋予党不可剥夺的统治权利——所有这些都一并融入了那壮丽的景色。一条诱人的大道从他们爱情的起点缓缓铺展开来，经过喀斯高原和众山脉壮阔的风景，就在谈话间，它们渐渐被夕阳染红，随后便黯淡下去。随着暮色渐浓，琼的忧虑也随之加剧。她已经开始失去信仰了吗？一种永恒的沉寂在诱惑她，试图将她拖入深渊，而每当她停止自己乐观的闲聊去留心它时，这份空白却自始至终地充斥在伯纳德那洪亮的陈词滥调、如军事化般贫乏无趣的话语，还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中那些所谓的“前线”、“进攻”和“敌人”等云云之中。

傍晚时分，二人流连在通往邻近圣莫里斯的小村庄的路上，他们通过做爱来总结（或者可以说是延续）他们对于未来的讨论，或许就在小径最柔软舒适的那一段上。只有在那时，琼才得以暂时驱散脑中那亵渎神明的困惑。但在第二天，第三天，直到后来所有的日子里，他们都没有涉足这种有关他们未来的充满隐喻的场景里。第二天他们就折了回来。他们根本没有走下威斯河谷的高原，根本没有打那消失在岩山深处、向上抬升的神秘水渠边走过，根本没有通过中世纪的桥梁跨越河流，向上攀登并穿过“布兰达的喀斯”，在史前的糙石巨柱、环状列石或是散落在荒野中的巨石墓之间漫步，也根本没有开始塞文山脉那通往弗洛拉克的漫长的上行坡路。第二天他们就开始了各自的旅程。

清晨，他们从圣莫里斯的椴树旅舍出发了。当他们穿越了大片迷人的牧场和荆豆田、从村庄来到峡谷边缘时，他们再次陷入了沉默。还不到九点，天气已经十分炎热。他们迷路了十五分钟，不得不抄近路穿过一片田野。聒噪的蝉鸣，踩在脚下散发着清香的干草，淡蓝色的天空中一轮毒辣辣的太阳——所有在前一天里看上去还那么奇特的南方景物，在今天却令琼感到烦恼。她正离自己寄存在洛代沃的行李越走越远，这让琼感到心烦意乱。在早晨刺眼的阳光中，干旱贫瘠的地平线，前方干燥的山区，以及为了能在当天到达勒维冈而必须要走的数英里的路——这一切都像沉重的包袱一样压在她的心头。她的不确定让她觉得，在前方数天的行程里他们都将是去毫无意义地兜圈子。

伯纳德尽管脚步有点蹒跚，却一直大步前进着，他的脚步就像他的想法那样充满信心，这时，琼已经落在他后面三十英尺了。她略带负罪感地沉浸在了那些小资产阶级式的想象中：他们将在英国买下的房子，擦得干干净净的厨房餐桌，以及她妈妈送给她的蓝白相间的朴素瓷器，还有他们的孩子。在前方，他们已经可以看到峡谷北面那垂直陡峭的可怕悬崖。地面已经开始缓缓下降，植被也在发生变化。然而，琼并没觉得心情轻松愉悦，她感到的是一种无缘无故的恐惧，它太微弱了，以至于无法大声地说出来。这种旷野恐惧症或许是由她腹中正在成长的幼小生命、由于那些为形成詹妮的肉体而快速分裂的细胞所造成的。

仅仅出于一种微弱且无可名状的焦虑就折返回去，这是不可能的。前天他们还一致认为，在这里，他们总算可以为数月来的异国旅程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在红十字会包扎站的六个星期已经成为过去，英国的冬天就在前方等待着，为什么她现在却无法为这充满阳光的自由而感到高兴呢？她这到底是怎么了？

当小径陡然开始下降时，他们停住脚步，惊叹于眼前的景致。在远处的另一端，在明亮空荡的半英里空间距离开外，面朝他们的，是一堵垂直下落三百英尺、如同一张烤盘似的巨大岩壁。一些胭脂栎利用岩石裂隙中和岩架上的少许土壤在此扎根，零零星星地生长在巨岩之上。这股逼着生命在最恶劣最艰难的地方扎根的狂野活力，让琼觉得厌烦。她感到一阵强烈的恶心。一千英尺下面就是威斯河，被隐蔽在了树丛中。在这布满阳光的空旷大气里，似乎隐藏着一种视觉无法触及的黑暗。

她站在小路上，和伯纳德小声交流着赞叹的话语。附近的土地已经被同样在此驻足欣赏的其他旅行者踩平了。这只是一种虔诚的表现，正常的反应应该是恐惧。她模糊地想起自己读过的十八世纪旅行者们在游历英格兰湖区和瑞士阿尔卑斯山区的记述。山峰是可怕的，垂直下落的峡谷让人恐惧，未加驯服的蛮荒自然是一片混乱，是对人类堕落之后的时代的一份训诫，是一次严重的警告。

她的手轻轻搭住伯纳德的肩膀，她的背包放在双脚中间的地上。她开口说服自己，她倾听伯纳德的话语使自己相信：他们眼前的这片风景是令人振奋的，正是在这份自然当中存在着某种象征意义，反映了人性的善良。不过，当然，仅凭干旱的气候一项，这块土地就是他们的敌人。在这里生长的一切都显得坚硬、矮小、多刺、充满敌意乃至不能轻易触碰，为了苦苦求生而保存自己的汁液。她将她的手从伯纳德的肩膀上移开，向下去取她的水壶。她无法说出自己的恐惧，因为它听上去是如此荒唐。在不安中，她寻思着自己的各种身份，去怂恿自己享受眼前的风景并继续前行：一个和自己的丈夫相亲相爱、即将成为母亲的女人，一个社会主义者和乐观主义者，一个富于同情理性、毫无迷信思想的人，正在与自己的专长相联系的国家里徒步旅行，为战争时期的漫长岁月和在意大利数周的枯燥时光做一番弥补，在面对英国、职责和冬天之前，抓住这最后一段无忧无虑的假期。

她抛开她的恐惧，开始热情地说起话来。然而，从地图上她了解到，他们距这条流经纳瓦赛勒的河流的上游还有几英里远，下完这段陡坡需要2到3个小时，爬出这段峡谷的路途会短些，但也更加陡峭，他们得在中午的酷热天气下走完这段路。整个下午他们都会在穿越“布兰达的喀斯”的路上，她现在就可以望见这片高原分布在峡谷的另一边，在烈日的炙烤下显得有些扭曲变形。她需要集中她所有的力量，于是她不停地说话。她听到自己正在善意地将威斯河谷和普罗旺斯的韦尔东峡谷作比较。说话时她倍感高兴，尽管她讨厌世界上所有的峡谷、深沟和裂缝，而且一心想着要回家。

当他们拾起背包准备再度出发时，伯纳德正在滔滔不绝。他那张温厚善良、下巴上长满胡楂的宽大脸庞和那对突出的耳朵已经被太阳晒伤了，晒干的皮肤让他看起来灰头土脸的。她怎么能让他失望呢？他正在讲克里特岛上的一条深谷。他听说在那儿春天野花遍开，有一个盛大的徒步旅行活动正在举办。也许明年他们应该去那里。她走在他前面几步远的地方，夸张地点了点头。

她想，她不过是受到了一段转瞬即逝的情绪的影响，感到了一种在事物开始时产生的不安，而律动的走路可以让她安心。等到了傍晚，在勒维冈的旅店里，她的这份焦虑会变成一段趣闻逸事；在他们举杯对饮时，它们会变成这丰富的一天的一部分。宽阔倾斜的坡面上，小径随意地曲折延伸，走下去很是方便。琼欢快地调整了一下戴在头上的宽檐帽，遮住阳光，摇摆着双臂，轻快地跑下斜坡。她听到伯纳德在后面叫她，但她选择不予理会。或许她还在想，像这样大步地走到他前面去，没准儿会让他感到沮丧泄气，这样他会主动提出往回走。

她来到了小径上的一个U形路口，拐了过去。前面一百码的地方，在第二个转弯处前，有两头驴子。这里的道路更宽敞了，一丛丛灌木围在小路两侧，像栽种出来的那样有规律地分布着。她瞥见了远处下方某个有趣的东西，便站在小路边上倾身往下看。那是一条用石头修葺而成的灌溉水渠，就建在峡谷的一侧。她可以看见在它旁边有条平行的小路。半个小时后，他们就可以在那里擦把脸，把手浸在清凉的水中。当她离开小路的边缘时，她又往前看了一眼。这时她意识到，那两头驴子其实是狗，两条体型异常巨大的黑狗。

她没有立刻停住脚步。一股寒气从她的胃部涌出，朝下一直穿过双腿，使任何即时的反应都麻木了。她颤颤悠悠地减慢速度，又走了五六步才停下来，一动不动地倾斜着身子站在小径中间。它们还没有看见她。她对狗了解得不多，也并不是很害怕它们，甚至连喀斯高原周围那些偏远农庄里的大型动物也只不过让她稍微有些担心。而在七十码开外、堵在小径上的这两只动物，仅仅是在轮廓上看起来像狗，从体型大小上看，它们更像是神话故事里描述的野兽。它们的突然出现，还有那异常的体型，让她想到了哑剧中的一条神谕，一个需要她独自解读的寓言。她胡乱中想到了一些中世纪的东西，一种既严肃又恐怖的戏剧性场面。从这个距离看过去，那些动物好像在安静地吃草。它们散发着某种寓意。恐惧令她感到虚弱和恶心。她等待着伯纳德的脚步声。当然了，她并没有把他甩得太远。

在这片土地上，为人类工作的动物都瘦小而结实，不会有人用得到像驴子一样大的狗。这些动物——或许是一种巨型獒犬——正在小径旁的一片草地上嗅来嗅去。它们没有项圈，没有主人。它们的动作也很缓慢。它们似乎正在为某种目的共同行动。它们那身黑色的皮毛，还有这两条狗竟然都是全身泛黑，呆在一块儿，而且不属于任何人，这一切让她想到了幽灵。琼并不相信这种事情。她现在突然想起幽灵，是因为这些动物令她感到熟悉。它们是她所预感到的威胁的象征，是早上她那种无可名状、无法说清、无从提起的不安感受的具体体现。她不相信世上有鬼魂存在。但她相信人会陷入疯狂。与这些狗的现身相比，更让她害怕的是：事实上它们可能并不在那儿，它们根本就不存在于这个世上。在两条狗中，那只比它的同伴小一点的狗抬起头，看见了她。

它们可以分头行动，这似乎证明了它们是真实存在的。这可实在没法叫人感到欣慰。当另一只较大的狗继续在草地上嗅来嗅去时，这只狗一动不动地站着，抬起一只前爪看着她，或许正在炎热的空气中嗅着她的气味。琼是在农村边上长大的，但她实际上还是个城市姑娘。虽然她还知道现在不能跑，但她只是那种适合坐办公室、逛图书馆、进电影院的都市女孩。在过去的26年里，她也经历过几次属于平均数的危险：曾经有一颗V型飞弹在距她的藏身处300码的地方爆炸；在灯火管制初期，她乘坐的公共汽车曾经与一辆摩托车相撞；九岁时在一个隆冬季节，全身穿着厚重衣服的她跌进了一个杂草丛生的小池塘里。现在，她记忆中所有这三次危险的经历，或者所有那些历险经过时间浓缩后留下的印象，都涌入了她的脑海里。那只狗前进了几码，然后停了下来。它的尾巴放得很低，前脚牢牢地插在地上。琼向后退了一步，然后又退了两步。她的左腿膝盖关节在发抖，右腿要好一些。她想象着那只动物眼中的视野：一片毫无色彩、如水墨画般的图景，一个轮廓模糊、徘徊不前的竖直物体，无疑是个人类，一个可以吃的人！

她可以肯定，这些无主的野狗一定很饥饿。在这片区域，在这个离圣莫里斯有两英里甚至更远的地方，即使是猎犬也会度日维艰。它们是警卫犬，被驯养出来就是为了发动攻击，而不是苟且生存。如果事实并不是这样，那它们就是两只已经长到失去了魅力，或者是需要耗费太多食物的宠物狗。琼再一次向后退。她很害怕，也有理由害怕，怕的不是狗本身，而是这两条现身荒野、不同一般的狗所拥有的异常体型。或许她还怕它们身上的颜色？不，不是的。第二只更大的狗也看到了她，它走上前，立在它的同伴身边。十五秒钟过去了，它们一动不动，然后它们才开始向她走来。如果它们突然开始跑动，她会在它们面前束手无策。但她需要紧紧盯住它们，她必须看着它们过来。她冒险地朝背后瞟了一眼：洒满阳光的小路上空空如也，毫无伯纳德的身影。

他还在她身后三百多码远的地方。刚才在他停下脚来系好鞋带时，他被眼前的一幕吸引住了：他发现，在离他的鞋尖几英寸的地方，有两打褐色的毛毛虫正排成一队向前行进，每一只的口器都钳住了前一只的尾部。他向琼呼喊，想叫她也过来看看，但这时她已经走过了第一个拐弯处。伯纳德对科学的好奇心被勾了起来。这一队毛毛虫穿越小径路面的征途似乎是有目的的，他很想知道它们到底要去哪里，等到达目的地以后又会发生什么。他屈膝跪下来，手里端着他的照相机。从取景器里他看不到什么东西。他又从背包里拿出一个笔记本，开始作速写。

狗离琼已经不到五十码远了，而且它们走得很快。等它们来到她面前时，会有齐腰那么高，也许更大。它们的尾巴下垂，嘴巴大张，琼可以看到它们粉红色的舌头。在这片土地上，除了她那暴露在宽松的短裤下面、被太阳灼伤的柔软双腿之外，再没有其他粉红色的东西。为了安慰自己，她强迫自己回忆起一只属于她一位姨妈的老年湖畔㹴，回想它如何慢慢地穿过教区长住宅的门厅，脚趾甲走在抛光的橡木地板上时啪嗒作响，来欢迎每一位新的访客，既无善意也无敌意，而是显出尽职尽责般的好奇。狗对人类总是怀有一种不可削弱的敬意，这种敬意是在人类对狗数代的驯养中形成的，并基于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人类睿智，狗儿愚笨；而且狗本身就以忠诚著称，对人类存在依赖，还卑屈地甘愿被人类统治。但在这里，这些法则被暴露了出来：它们不过是一种惯例，一纸脆弱的社会契约。在这里，人类的优越权力并没有得到任何承认。眼前只有这一条小路，它属于能在上面行走的所有生物。

两只狗继续叛逆地前进着。琼继续后退。她不敢奔跑。她又喊了一次伯纳德的名字，然后是第二次、第三次。她的声音在晴朗的空气中听起来很微弱。这让狗走得更快，几乎已经在慢跑了。她决不能流露出她的恐惧，但它们可以从她的身上嗅出来，那么她绝不能感到自己的恐惧。她双手颤抖，在小路上胡乱摸索，寻找石块。她找到了三块。她将其中一块握在右手上，把另外两块夹在左手和身体之间。她侧着身体向后退却，将左肩对着那两只狗。在小路凹陷下去的地方，她绊了一跤，摔倒在地。她在焦虑中急于重新站起身，身体几乎从地面上弹了起来。

石头还在她手上。她的前臂被划伤了。鲜血的气味会让那些狗更兴奋吗？她想吮掉伤口上的血，但要那样做她就得抛掉石块。离拐弯处还有一百多码远。那些狗就在二十码开外，并且还在逼近。最后，她停了下来，转身直面它们。这时，她感到自己的意识离开了身体；这个超然的自我正准备冷眼旁观——更糟的是准备默许——让一个年轻的女人被活生生地吃掉。她鄙夷地注意到：自己在每次呼气时都发出了呜咽声，而肌肉痉挛让左腿颤抖得如此厉害，再也承受不住她的重量了。

一棵小橡树在小路上突出来，她斜靠在树上。她感到背包夹在了她和树中间。她将背包从肩膀上卸下来，举在她的面前，石块一直没有离手。离她只有十五码时，两只狗停住了。她意识到，自己刚才一直死抱着最后的一线希望：她的恐惧不过是在犯傻。当她听到大一点的那只狗的低声咆哮、她的最后这一线希望破灭的时候，她就意识到了这一点。较小的那只狗正平贴在地面上，前脚绷紧，准备扑上前来。它的同伴缓慢地绕着圈子转到左边，和琼保持着一定的距离，直到她只能左右转动眼球、使它们都在她的视野中时才停下来。这样一来，琼所看到都是振动着的影像，一系列不连贯的细节：怪异的黑色牙床，边缘沾满了盐的松弛的黑色嘴唇，一线即将滴下的唾液，中间有道深沟、边缘卷曲而光滑的舌头，一对布满血丝的黄眼睛，牢牢黏在毛皮上的眼屎，前腿上开裂的伤口，还有那张开的V形大嘴里、在下颚深处让她的视线不停返回的一层泡沫。它们身上飞舞着许多苍蝇，其中有一些已经飞到了她的周围。

伯纳德并没有从速写中得到乐趣，他的速写与他所看到的实物也不大像。这些速写代表着他所知道的东西，或者是想要知道的东西。它们是注释用的图解，或者是地图，以后他会填上现在缺失的名字。即使今天他不能亲自发现它们要去哪里，但如果他能认出这种毛毛虫，他也就可以很容易地从参考书中找到这一答案。他把毛毛虫描绘成比例放大的椭圆形。近距离的观察表明，它们的身体并非棕色，而是隐约带有由橙色和黑色组成的条纹。在他的图解上，他只用铅笔画下了一组条纹，长度是严格按照比例画的，并用箭头标明它们的颜色。他清点了一下这队毛毛虫的数量——这不是件容易的事，因为每一只都混在另一只的毛里。他记录的数字是二十八只。他画了一张毛毛虫领队的正面像，标明了下颌和复眼的相对大小和位置分布情况。当他屈膝跪下身来、把脸贴在路面上近距离观察毛毛虫领队的头部时，他看到了一张可以活动、组成部分神秘莫测的脸。他想：这些对我们来说怪异非凡的异形生物，就像是从外太空来的想象中的生物一样，而我们正和它们共享着同一个星球；可我们却给它们命名，然后不再去看它们，或者是它们的尺寸妨碍了我们去看。他提醒自己要记得将这个想法讲给琼听。或许她现在正沿着小径走回来找他，可能还会有点生气。

她正向两条狗发号施令，先是用英语，然后是用法语。她说话时使足了力气，以减轻她的恶心感觉。她用一位自信的狗主人的口吻命令那只较大的狗，它正前腿分开地立在她面前，仍然在低声咆哮。

“Ça suffit！”

它没有听到。它连眼也没眨。在她的右边，它的同伴正肚皮贴地匍匐前进。如果它们叫出声来，她还会觉得好受些。低吼中间隔的沉默说明它们正在算计。这些动物有个计划。一丝唾液从较大的狗的下颌滴到小路上。好几只苍蝇立刻扑了上去。

琼轻叫道：“请走开吧。求你们了。噢上帝啊！”这句感叹把她带向了传统思维，现在就是她最后也是最好的机会。她试图去寻找她身体中上帝所在的位置，她觉察到一个模糊的轮廓，一种她以前从没注意到的空旷感，位于她的头骨后面。它好像升了起来，并向前向外涌出，在数英寸高的地方流动，突然形成一个椭圆形的阴影，像是一个装有波动能量的气囊，或者，就如后来她试着解释的那样，一道包围着她、容纳着她的“看不见的彩色光芒”。如果这就是上帝，那么毋庸置疑，这也就是她自己。它可以帮助她吗？这份存在会因为她的这种突然而自私的信仰皈依而感动吗？向如此清晰闪亮的东西、向她那扩张的自我发出的一份请求、一句带着呜咽的祈祷，似乎与现实状况毫不相干。即使在这个紧要关头，她也明白自己发现了一些非同寻常的事情，她决定活下来并且去调查它。

她依然握住石块，将右手滑进她的背包里。她从包里掏出前天他们吃剩的粗红肠，然后把它扔在地上。较小的狗抢先过来，但又立刻把香肠让给了它的同伴。香肠和包在外面的防油纸在三十秒钟内被吃得干干净净。那只狗又流着口水转向她。一张三角形的防油纸碎片黏在它的两颗牙齿中间。母狗使劲嗅着曾经有香肠的地方。琼再一次将手伸进背包里。她感觉到在一叠折好的衣服里有个坚硬的东西。她抽出了一把胶木柄的折叠小刀。那只较大的狗向她快速走了两步，离她只有十英尺远了。她把石块移到左手上，用嘴巴咬住刀柄，然后把刀打开。她没有办法同时拿着刀和石头。现在必须得做一个抉择。这柄刀刃有三英寸长的小刀将作为最后的手段，只有在狗已经扑到她身上的时候才能使用。她将小刀平放在背包顶部，刀柄朝向自己。她又将石头转移到右手里，向后靠在树上。在恐惧中她握紧石块，让整块石头都变暖了。她收回手。由于她准备要进攻了，她的左腿就颤抖得更加厉害了。

石块狠狠地砸在地面上，碎石在小径上四处飞溅。那只大狗她打偏了大约一英尺。当石头飞向它的脸时，它畏缩了一下，但它仍然站在原地，低下鼻子去嗅石块砸到的地方，希望能找到吃的。当它再一次看她时，它把头扭向一边，咆哮起来，发出一阵气流震动黏液、呼呼作响的可怕声音。她怕的就是这个。她让她的处境更加危险了。她拿起了第二块石头。母狗放平耳朵，向前滑行。她疯狂而绝望地扔出石头。石块出手太早了，无力地掉在了一边，她那失重的手臂在空气中一挥而过。

大狗已经俯下身去，准备扑上前来，它在等待琼的片刻分神。它臀上的肌肉颤动着，一只后爪扒地，寻找着更好的着力点。她只剩下几秒钟的时间了，她的手已经抓住了第三块石头。石块从它背上飞过，砸在路上。这声音引得狗半侧过身，就在那一刻，在这额外的一秒钟里，琼冲锋了。她没什么好失去的了。在不顾一切的谵妄中，她进攻了。她由恐惧转向愤怒：她的快乐，之前数月的美好希望，还有现在这道非同寻常的光芒，都将被这一对野狗所毁灭。她把刀抓在右手里，提起背包当作盾牌，冲向那两条狗，发出一声可怕的尖叫——“啊啊啊啊啊啊啊！”

那只母狗跳了回去。那只大狗却朝她扑来。它一跃而起。她向前倾身去迎击那股冲力，它一口咬进了背包里。它用后腿直立着，而她仅靠一只胳膊的力量去支撑它。这股重压令她弯下身去。狗脸离她的脸上仅几英寸远。她用小刀狠狠地往上捅，朝它的腹部和体侧连捅了三刀。让她惊讶的是，刀刃很容易就戳了进去。真是把好刀。第一刀下去，那双黄红相间的狗眼猛地瞪大了。第二刀和第三刀下去，在它松嘴放开背包前，它发出一阵凄厉的尖吠声，就像那种小狗发出的噪音。听到这声音，琼士气大振，她又尖叫了一声，第四次向上猛刺。但这时它已经撤了下去，她刺了个空。手臂的摇摆让她失去了平衡。她四肢伸开向前冲去，脸朝下摔在了地上。

刀已经不在她手上了。她的后脖颈暴露了出来。她一耸身，长久地颤抖着，蜷缩着肩膀。她收起手臂和双腿，用手遮住脸庞。它现在要来了，她一心想着。它就要来了。

但什么事也没发生。当她壮起胆子抬起头时，她看见，那两只狗已经在一百码开外了，而且还在继续飞奔，沿着它们来时的路跑回去。接着，它们拐过了角落，消失不见了。

十五分钟后，伯纳德找到了她，她正呆坐在小路上。当他扶她起来时，她简短地说自己受到了两条狗的惊吓，她想要回去。他没有看到那把染血的小刀，琼也忘记捡起它了。他开始告诉她，错过通向纳瓦赛勒的坡路的美丽风景有多么愚蠢，他一个人就能对付那些狗。但是琼已经走开了。她不是那种会强行做出突然决定的人，就像现在这样。捡起她的背包时，他发现在帆布上有一排弯曲的孔洞和一层泡沫，但他太专注于想要赶上琼了，就没怎么在意。当他赶上她时，她摇摇头。她无话可说。

伯纳德拉住她的胳膊，让她停下来。“我们至少要讨论一下吧。你知道，这计划变得太突然了。”他能看出她正失魂落魄。他在竭力控制自己的恼怒。她抽出胳膊，继续往回走。她的脚步有点机械。伯纳德又追上她，两个背包的重量让他气喘吁吁。

“出事了。”

她无声地表示默认。

“看在上帝分上，告诉我出什么事了。”

“我不能。”她还在向前走。

伯纳德大叫起来。“琼！这太没道理了。”

“别叫我开口。带我回圣莫里斯，伯纳德。求你。”

她没有等他回应。她不想跟他争论。他从没见她这样过。他突然决定照她说的去做。他们走回峡谷顶部，在愈发炎热的天气下穿过牧场，朝乡间别墅的高塔走去。

在椴树旅舍，琼沿着台阶登上露台，坐在酸橙树的斑驳树影下，双手紧紧抓住一张上过漆的铁皮桌子的边缘，仿佛挂在悬崖边上似的。伯纳德喘着粗气，在她对面坐下，正要开始问他的第一个问题，突然她抬起双手，掌心朝外，摇了摇头。他们点了香橼鲜榨果汁。在他们等待的时候，伯纳德比较详细地向她讲述了毛毛虫队列的故事，还记得讲了他对其他物种的奇异属性的观察。琼时而点点头，虽然时机并不总是恰到好处。

女店主奥里亚克夫人送来了他们的饮料。她是一位忙碌而充满慈爱的女士，昨天晚上他们还给她取了个绰号叫温迪琪夫人。1940年，当德国人从比利时越过法国边界的时候，她就失去了丈夫。在听说这对夫妻是英国人，而且正在度蜜月后，她把他们搬进了一个带浴室的房间，没有多收一点费用。她端来的托盘上放着倒满柠檬汁的玻璃杯，一个贴着茴香开胃酒标签、盛有清水的玻璃水壶，还有一碟用来当糖吃的蜂蜜，因为那时糖还属于限额配给品。她感觉琼有点不对劲，因为琼在接过杯子后又很小心地放了下来。接着，在伯纳德注意到的那一刻前，她发现琼的右手上血迹斑斑。她误以为是琼在流血，便拿起琼的手放在自己手里，惊叫道：“这道伤口很严重啊，你这可怜的小家伙。跟我进屋里来吧，我给你包扎一下。”

琼顺从地站了起来。奥里亚克夫人托着她的手，正要带她进旅舍里面去，这时，琼的脸扭曲起来，她发出了一个奇怪的高音，就像一声惊叫。伯纳德站了起来，他惊呆了，以为自己将要目睹分娩、流产或是某种非同寻常的女性灾难。奥里亚克夫人显得更为镇定，她抓住这个年轻的英国女人，让她轻轻地坐回椅子上。在经过一阵无泪的、断断续续的呜咽后，琼最终像孩子一样哭了出来。

当她可以重新开口说话的时候，琼讲述了她的故事。奥里亚克夫人紧挨着她坐着，叫人取来白兰地。伯纳德越过桌子抓住琼的手，但一开始她并不愿从他那里得到慰藉。在那紧要关头，他不在她身边，她还没原谅他呢，而他居然又描述起那可笑的毛毛虫，这就更加令她愤懑不平。但是，当她讲到故事的高潮时，她看到了伯纳德惊愕和骄傲的表情，便用手扣住了他的五指，他充满爱意地挤压着她的手指，而她则报以回应。

奥里亚克夫人叫侍者去接村长过来，哪怕他已经开始了午睡。伯纳德抱住琼，向她的勇气表示祝贺。白兰地让她的胃感觉暖洋洋的。她第一次意识到自己的经历是完整的，最糟也不过是段鲜活生动的记忆。这是一个传奇故事，她已经从中完美地解脱了出来。在宽慰中，她想起了自己对亲爱的伯纳德的爱情，因此，当胡子拉碴、因午睡被打搅而头昏脑涨的村长走上通往露台的台阶时，他看到了一幅欢乐喜庆的场景，一幕小小的田园风光，而奥里亚克夫人正在微笑。自然而然的，他烦躁地问起话来，想知道是什么事情如此紧急，竟非要让他下床、顶着晌午后的大太阳到这里来。

奥里亚克夫人似乎对村长有着某种威慑力。在村长和这对英国夫妻握手后，她叫他自己找张椅子坐下。他愠怒地默许来杯白兰地。当夫人让侍者带一壶咖啡到桌上时，他立刻来了兴致。真正的好咖啡仍然是稀缺货色，而这壶咖啡却是用最上等的阿拉伯黑咖啡豆磨制的。村长再次举起杯子。Vous êtes Anglais？啊，他那现在正在克莱蒙费朗读工程学的儿子曾经和英国远征军一起并肩作战过，并且总是说……

“赫克托，这些事以后再说，”奥里亚克夫人说道。“现在有个很严重的情况。”为了让琼省却重复的麻烦，她自己讲起这个故事来，只是在某些细节上稍稍添油加醋了一番。然而，当奥里亚克夫人讲到琼先是和狗搏斗扭打在一起、然后再用刀刺它的时候，琼觉得自己不得不干预纠正一下了。他们挥手制止了她的干预，认为她的这份谦虚无关紧要。

最后，奥里亚克夫人亮出了琼的背包。村长从牙缝里吹了声口哨，肯定道：“Ç'est grave.”两条野狗，饥肠辘辘，可能患有狂犬病，其中一只还因受伤而狂躁不安——很明显，它们对公众构成了威胁。等这杯咖啡一喝完，他就会召集一些当地村民，派他们沿着河谷下去追踪那两条畜生，毙了它们。他还会给纳瓦赛勒方向打电话，看在那边可以做点什么。

村长看样子马上就要站起来动身了。可随后，他又伸手取回了空酒杯，重新坐进椅子里。

“以前我们也有过一次。”他说，“去年冬天。记得吗？”

“我没听说过那次。”奥里亚克夫人说。

“上次是一条狗。不过，都是一回事，原因都一样。”

“原因？”伯纳德问。

“您的意思是您不知道？Ah，ç'est une histoire.”他把杯子推向奥里亚克夫人，她朝外面的酒吧里喊了几声。侍者走过来，和奥里亚克夫人耳语了几句。她做了个手势，他便也为自己拉了把椅子。突然，奥里亚克夫人在厨房干活的女儿莫妮卡拿着个盘子出现了。他们举起玻璃杯和茶杯，让她铺上一块洁白的新桌布，在桌上摆出两瓶地区餐酒、玻璃杯、一篮面包、一碗橄榄和一把餐具。外面的葡萄园里，在远离树影斑驳的露台的地方，蝉鸣愈发响亮，令人倍感燥热。现在已是下午时分，正午时的火热空气和剧烈光线更加无所忌惮，在这一天剩下的时间里肆虐，充斥着深蓝色的穹宇，将所有人从他们的工作中解放出来。

莫妮卡又回来了。她端来了一个上釉的棕色餐盘，上面摆着陶罐烩猪肉。这时，村长已经在干净的玻璃杯中倒满了酒，开始说起话来。

“刚开始这座村庄很平静——我是指40年和41年的时候。我们组织缓慢，再加上，呃，历史因素、家庭纠纷还有愚蠢的争论等各种原因，我们只剩下了一个小组的人员，聚集在阿列日河旁边的小镇马迪埃赫附近。后来，在42年3月还是4月里的时候，我们的人协助建立了安托瓦内特地下交通线。它从塞特周围的海岸起始，经过拉塞杭，穿越这里，伸进塞文山脉，一直到克莱蒙特。它与东西走向的菲利普交通线相交错，一直延伸到比利牛斯山和西班牙。”

伯纳德的脸上没有露出任何表情，琼则一直盯着自己的膝盖。村长以为他们没有听懂，便迫不及待地解释道：

“我会告诉你们这些事情的。比方说，我们所做的第一项工作。潜艇将无线电发报机运到阿格德角，我们用三个晚上的时间把它们从拉瓦克里转移到勒维冈。后来它们被运到哪儿去了，我们不想知道。你们明白了吗？”

伯纳德急忙点头，就好像所有事情都突然明白了一样。琼还是耷拉着眼睛。他们以前从没在一起讨论过各自的战时工作，直到1974年他们才开始相互了解。伯纳德曾经为不同路线上的许多秘密运送点编制过目录清单，但他从来没有直接接触过像安托瓦内特这样一条小型地下交通线。琼在一个与自由法国人士联络密切的组织里工作，内容涉及特别行动处针对法国维希政权制定的诸项政策，但她同样对安托瓦内特一无所知。在村长讲故事的整个过程中，伯纳德和琼都刻意不去看对方的眼睛。

“安托瓦内特运行得不错，”村长说，“共维持了7个月。在这里我们只有几个人手。我们把特工和他们的电报通讯员接到北方去。有时候只是运送物资。我们还帮过一位加拿大飞行员抵达了海岸线……”

奥里亚克夫人和侍者开始躁动不安起来，好像这些话他们以前在酒桌上已经听过很多次了，或者他们是觉得村长在自吹自擂。奥里亚克夫人低声地对莫妮卡说着话，指示下一道工序。

“然后，”村长提高了声音，“出事情了。有人告了密。两位同志在阿伯拉斯被逮捕了。民兵也在这个时候开了过来。”

那位侍者礼貌地转过头去，朝一棵酸橙树基吐了口唾沫。

“他们沿着交通线一路开进来，在这家旅舍里驻扎，然后对全村人一个个地进行了审问。让我倍感自豪的是，他们什么也没发现，绝对一点儿也没发现，然后他们就离开了。但安托瓦内特也就此完蛋了，打那以后，圣莫里斯就成了怀疑对象。突然间，他们发觉我们控制了一条向北穿越峡谷的交通线。我们暴露了。他们日夜都经过这里，还招募了告密者。安托瓦内特死了，工作很难再重新启动。塞文山脉的抗德游击队派了个人下来，我们起了争端。我们这里与世隔绝地处偏远，这倒是不假，但我们也很容易被人监视，游击队却不明白这一点。我们背后是一望无际的喀斯高原，毫无遮拦；前面就是那道峡谷，只有几条小路可以从上面下去。”

“但最后我们还是重新开工。结果呢，很快，我们的布巴尔医生就在这里被捕了。他们将他一路押解到里昂，对他严刑拷打，可我们相信他到死也没有开口。他被押走的那天，盖世太保来了。他们还带着狗，都是些面目狰狞的巨犬，用来追踪游击队在山里的藏身地点。人家是这么说的，但我可从来不相信那些狗是追踪犬。它们是警卫犬，而不是血𤟥。盖世太保带着这些狗来，征用了村子中央的一所房子，住了三天。我们不清楚他们想干什么。他们离开了这里，但十天后又回来了，然后隔了两周又回来了一次。他们绕着这片区域巡逻，我们根本不知道他们下一次会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露面。他们带着狗在村子里耀武扬威，什么事都要插上一手。他们的意图就是要恐吓我们，而他们得逞了。大家都被这些恶狗和它们的主人吓得半死。在我们看来，有这些狗在村子周围来回巡逻，我们晚上就很难开展活动，而且到这时，民兵也已经把告密者牢牢地安插在这块地盘上了。”

村长两大口喝完了他的酒，又重新满上一杯。

“后来，我们发现了这些狗的真正用途，或者说，至少是其中的一项。”

“赫克托……”奥里亚克夫人警告道。“不要说这个……”

“首先，”村长说，“我得告诉你们一些关于达妮埃尔·贝尔特朗的事情……”

“赫克托，”奥里亚克夫人说道，“这位年轻女士不想听你讲这故事。”

但是，在酒精的作用面前，奥里亚克夫人对村长的任何威慑力都已经失效了。

“可以这么说，”村长宣称，“贝尔特朗夫人在这里从来没有受人欢迎过。”

“这得归因于你和你的那些朋友，”奥里亚克夫人小声说。

“她在战争爆发以后来到了这里，接管了从她姑妈手里继承下来的一小块地产，就在村子边上。她说她的丈夫1940年时在里尔附近被杀了，这也许是真的，但也可能不是。”

奥里亚克夫人摇着头。她重新坐回椅子上，双臂交叉。

“我们只是有点怀疑。也许是我们弄错了……”

村长的这句话是对奥里亚克夫人说的，可她连看都不看他一眼。她用包含着满腔怒火的沉默来表达她的不满。

“不过在战争时就是这样。”他继续说，一边挥了挥手掌，表示这句话其实应该是奥里亚克夫人的台词，如果她开口的话。“一个陌生的女人来到了我们中间，和我们一起生活，没人知道她怎么得到的财产，也没人记得老贝尔特朗夫人提到过自己还有个侄女。而她又是如此冷漠，整天捧着一堆书本坐在厨房里。我们当然会有所怀疑了。我们不喜欢她，就是这么回事。我把所有这些事情讲出来，就是希望您能理解，”——这句话是在对琼说——“不管我所说的这一切，无论如何，1944年4月里发生的那些事令我毛骨悚然。实在叫人遗憾……”

“遗憾！”奥里亚克夫人嗤了一声。

就在这时，莫妮卡端着一大罐砂锅焖肉回来了。在接下来的一刻钟里，大家的注意力都转移到了这罐砂锅焖肉上，所有人都对它大加赞赏。奥里亚克夫人心满意足，对大家讲起了她是如何弄到这道菜的基本材料——那只腌鹅的。

吃完饭后，村长继续讲了起来。“一天傍晚，干完活以后，我们有三四个人就坐在这张桌子前面。突然，我们看见，贝尔特朗夫人沿着这条路向我们跑来。她的样子很糟糕，衣服都被撕破了，鼻子也在流血，眉毛上面还有一道伤口。她大喊着——不，应该是在叽里咕噜地乱叫着——跑上来，跑上那些台阶，跑进屋里去找……”

奥里亚克夫人马上接口道：“她被盖世太保强奸了。对不起，夫人。”她边说边把手放在琼的手上。

“当时我们也都是这么想的。”村长说。

奥里亚克夫人提高了嗓门。“是这么回事。”

“后来我们发现不是这样。皮埃尔·索维和亨利·索维……”

“醉鬼！”

“他们看见了。很抱歉要向您说这些，夫人，”村长对琼说，“但是盖世太保那帮人把达妮埃尔·贝尔特朗捆在了一张椅子上。”

奥里亚克夫人狠狠地拍了一下桌子。“赫克托，现在你给我听好。我不会让这个故事在这里说出去的……”

可赫克托还在对伯纳德说：“强奸她的并不是盖世太保。他们用……”

奥里亚克夫人站了起来：“你现在从我的饭桌前滚开，永远不许你在这里吃喝了！”

赫克托犹豫了一下，然后耸耸肩膀。他从椅子里半站起身，这时琼开口问道：“他们用了什么？您在说什么呢，先生？”

村长曾经是那么迫不及待要讲完故事，可在听到这个直截了当的问题后，他浑身一抖：“您必须明白，夫人……索维兄弟俩透过玻璃窗亲眼看到了一切……而且我们后来也听说，在里昂和巴黎的审讯所里，这样的事情也发生过。事实很简单，动物可以被训练……”

终于，奥里亚克夫人爆发了：“简单的事实？我才是在这个村子里唯一了解达妮埃尔的人，我会告诉你们什么是简单的事实！”

她笔直地挺立着，因胸中那股不可遏制的愤怒而浑身颤抖。伯纳德还记得当时他在想：要让自己不相信她是不可能的。村长仍保持着半站立的姿势，这让他看起来像是在卑躬屈膝。

“简单的事实就是：索维兄弟是一对醉鬼，而你和你的亲信讨厌达妮埃尔·贝尔特朗，因为她长得漂亮，又一个人住，而且她自认为不欠你们任何人一个解释。当这件可怕的事情发生在她身上时，你帮助她反抗盖世太保了吗？没有，你站在了他们那边。你用这个故事，这个罪恶的故事，加重了她的耻辱。你们所有人，都宁愿相信两个醉鬼们的话。它给了你们很多乐子，对达妮埃尔而言则是更多的羞辱。你们无法闭嘴。你们把这可怜的女人赶出了村庄。但是她比你们所有人都更有价值，而且该羞愧的人是你们，是你们所有人，特别是你，赫克托，你是有身份的人啊。这就是为什么我现在要明明白白告诉你们，因为我永远不再想听到这个令人作呕的故事了。明白了吗？永远也不再想了！”

奥里亚克夫人坐了下来。村长似乎觉得，如果不去反驳她，他就获得了同样能坐下来的权利。莫妮卡撤下餐盘的时候，没有一个人说话。

然后琼清了清嗓子。“那么今天上午我看见的那些狗……”

村长平静地说：“一样的，夫人。是盖世太保的狗。你知道，后来一切情况都变了，离现在并没有多长时间。盟军在诺曼底登了陆。当他们开始向纵深突破的时候，德国人便纠集兵力北上抵御。这里的这支部队除了惊扰居民外并没有任何作为，所以他们作为第一批队伍开拔了。那些狗被丢在了这里，后来变成了野狗。我们以为它们活不了多久的，但它们靠吃羊活了下来。两年以来它们一直是个威胁。不过请不要担心，夫人。今天下午，那两只狗将被击毙。”

带着一份因他这骑士般郑重的承诺而重新拾起的自尊，村长再次把杯中的酒一饮而尽，将酒杯重新倒满并举了起来，高声说道：“为和平干杯！”

他们俩迅速地朝奥里亚克夫人的方向瞥了一眼，发现她仍坐在那里叉着双臂，于是，他们回应村长的致辞时也就三心二意了。

那天下午，在享用完白兰地、葡萄酒和漫长的午餐之后，村长没能派一队村民去峡谷。第二天早上也是风平浪静。伯纳德很烦躁。他还是一心想继续在普鲁纳莱德巨石墓时所展望的那段旅程。他想在早餐过后就马上去村长家里。琼却松了口气。她心里有其他事情要考虑，而艰苦的长途跋涉已经不再适合她。她以前感受到的那种想回家的渴望，如今变得更加强烈。现在她为此找到了一个完美的理由。她清楚地告诉伯纳德，即使看见那两条黑狗死在自己的脚边，她也不想再去纳瓦赛勒了。他怒气冲冲，但她知道他心里能理解她。同样，为他们亲自伺候早餐的奥里亚克夫人心里也能理解。她告诉他们，有一条“既平坦又美丽”的小路，朝南方一直通向拉瓦克里，然后爬上一座山丘，从喀斯高原一路向下伸进勒-萨勒赛。不到一公里外就是圣普里瓦，那里住着她的表亲们，他们会在当晚仔细照顾他们，让他们住得安心，然后他们就会度过一天愉快的徒步旅行，走进洛代沃。很简单！她画了张地图，把她表亲们的姓名和住址写清楚，给水壶灌满水，送了他们俩一人一个桃子，临走时还顺着大路为他们送行，与他们相互轻吻面颊告别——那时，这套礼节对英国人来说还挺新鲜——最后又特别拥抱了一下琼。

与灌木丛生的西部荒野相比，圣莫里斯和拉瓦克里之间的“拉扎克的喀斯”的确更加温和。我自己也从那里走过许多次。可能是由于农庄之间相连更为紧密，而且它们对地貌产生温和的影响，一路上都起着作用。或许，这应该归功于那道坡立谷——一条垂直插进峡谷的史前河床——长久以来的功劳。一条半英里长的小路上长满了野玫瑰丛，几乎形成了一条隧道，经过田野中的一个小水池，这块田地是当时一位怪癖年迈的老妇人为老得干不了活儿的驴子开辟出来的养老地。就在这附近，这对年轻的夫妻在一处阴凉的角落里躺下，静悄悄地——谁知道，也许会有人沿着小路走过来——重新开始像两个晚上之前那样甜蜜轻松的交合。

临近中午时分，他们悠闲地缓步走进村庄。在从洛代沃伸来的公路于1865年建成以前，拉瓦克里曾经是从喀斯通往蒙彼利埃的主要马车路线上的一站。和圣莫里斯一样，也有一座旅馆坐落于此。在这里，伯纳德和琼坐在狭窄便道中的椅子上，背靠着墙，一边呷着啤酒，一边预订了午餐。琼再次陷入了沉默。她想说说自己在遭遇黑狗时看见或感受到的那圈彩色光晕，可她知道伯纳德会对此不屑一顾。她也想讨论一下村长讲的那个故事，但伯纳德已经明确表示过，对这个故事他一个字也不相信。她不想与伯纳德争吵，但沉默中包含的这一股敌意，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会不断增长下去。

不远处，在大路的分岔口，有一个金属十字架矗立在石基之上。这对英国夫妇看到，有一位石匠正在凿刻六个新的名字。在远离街道的另一端，一位全身黑服的年轻女子站在门廊的浓重阴影之下，注视着这一切。她的面庞如此苍白，他们一开始还以为她得了某种消瘦病。她站在那里一动不动，一只手挽着头巾一角，遮住自己的嘴唇。石匠似乎有些尴尬，工作时他始终背对着她。十五分钟后，一个身穿蓝色工作服、脚下拖着拖鞋的老头蹒跚走来，一言不发地牵住她的手，把她带走了。旅馆老板出来后，朝街对面那块空荡荡的地方点点头，小声嘟囔说“Trois. Mari e deux frères.”，一边放下他们的沙拉。

吃完午餐后，他们头脑昏沉，在炎热的天气里沿着山坡艰难地爬向泰德纳羊圈，而这段令人心酸的回忆还萦绕在他们的脑海里。半山腰上，在一片开阔的平地前挺立着一排松树，他们在树荫下驻足休息，从水瓶里倒水喝。在伯纳德余下的一生中，他将把这一刻永远铭记于心。这场刚刚结束的战争令他震撼，他不再把它看作是一种历史和地缘政治意义上的客观事实，而是一个由各种人间悲痛组成的近乎无穷的集合，一份无边无际的哀伤，被持续不断、毫无消减地分给了芸芸众生。他们分布在这片大陆之上，轻若孢子，渺如尘埃，每个人各自的身份都湮没在了历史的云烟之中，不为人知，而他们作为一个整体显出的更加深重的悲哀，是任何个人都无法去理解玩味的。成千上万的人们在默默地承受着内心痛苦的煎熬，就像那位黑衣女子悼念她的丈夫和两个兄弟一样，在每一份哀痛背后都有着一个不同寻常、错综复杂、感人至深的爱情故事，本来它们可以拥有另一种结局。他以前好像从未仔细思考过这场战争，没有考虑过人们为这场战争而付出的代价。他只是忙于自己工作的诸多细节，想着要做好它们；他的眼光放得再远，也只能局限于战争的目的、胜利、统计出来的死亡人数、毁坏造成的损失还有战后的重建工作。有生以来，他第一次从感性上认识到：这场战争浩劫带来的破坏规模是何等之大。所有那些独特个体的死亡，所有那些随之而来、同样独特的个人的悲恸哀伤，在重大会议、新闻标题和浩瀚历史中都不会占有一席之地，只能悄悄地退却到斯人已逝的空荡家园、清冷寂寞的家庭厨房、无人相伴的爱情小床和永伴余生的痛苦回望之中。1946年，站在朗格多克的一棵松树下，伯纳德突然产生了这些想法。对他来说，这不是可以和琼共同分享的观察心得，而是一份深切的忧虑，一种对真理醍醐灌顶般的顿悟，令他陷入了惊愕的沉默，并想到了这样一个问题：当欧洲大地被这些轻若孢子、渺如尘埃的芸芸众生所占据，当忘却显得毫无人性且十分危险，而铭记变成一种永恒的折磨时，这样的欧洲还可能会有什么好的结果呢？

琼也记得伯纳德对这一时刻的描述，但她声称她对那个黑衣女子——其实就是她自己——毫无印象。当我在1989年途经拉瓦克里前往巨石墓时，我发现那座纪念碑的底座上刻着拉丁文引语。上面并没有阵亡者的姓名。

等两人到达山顶时，他们的心情已经再度开朗起来。他们回头尽情饱览八英里外的峡谷美景，上午走过的路线宛如画在地图上的那样清楚。就是在这里，他们开始迷路了。在草草画出的地图上，奥里亚克夫人没有写明应该在多久后离开经过泰德纳羊圈的那条小道。他们转得太早了。在铺满百里香和薰衣草的荒原上，交错着几条被猎人踩出来的迷人小径，琼和伯纳德走下了其中一条。他们并没有为此感到不安。在这片风景中，四处散布着露出地面的白云灰岩，被风化成塔楼和断裂的拱门形状，让人感觉就好像正在一座古老村落的废墟中穿行，四面则覆盖着一座美丽的大花园。他们悠闲漫步，朝着他们自以为正确的方向走了一个多小时。他们要找的是一条宽阔的沙土路，从上面下去，他们将找到那条陡然下降、从巴德拉泽下方通过的小径，朝下伸向勒-萨勒赛。即使用最详细的地图也很难找到这条路。

当夜幕逐渐降临时，他们开始感到疲劳和烦恼起来。泰德纳羊圈是一排狭长低矮的仓房，坐落在天际线上。他们步履沉重地走上返回羊圈的缓坡，这时，他们听见从西边传来了一阵奇怪的声响。当这声音更加接近时，它分解成了上千个美妙的音符，仿佛是由钟琴、木琴和马林巴琴一起交错对位演奏而成的。伯纳德感觉那就像清凉的流水淌过光滑的岩石一样。

他们在小路上停下来，等待着，陶醉其中。他们看到，在依然耀眼的低垂落日的背景下，先是腾起一道厚厚的土黄色的烟尘，紧接着，在小路的拐弯处，出现了几只领头羊。突然的遭遇把它们吓了一跳，但身后汹涌而至的羊群已经让它们无法调头了。伯纳德和琼爬上一块岩石，站在飞扬的尘土里，在喧闹的铃铛声中等待羊群通过。

牧羊犬小跑着，紧跟在羊群后面，从他们身边经过，它注意到了他们，但并没放在心上。五十多码远后就是牧羊人。像他的牧羊犬一样，他看见了他们，却丝毫不感兴趣。要不是琼突然跳到他面前的小路上，向他询问去勒-萨勒赛的路，他或许会从他们身边默然走过，顶多只是点头打个招呼。他向前又走了几步才停下来，但并没有立即开口。他留着一脸浓密的落须胡，这是牧羊人的传统习惯，还戴着一顶和他们一样的宽檐帽。伯纳德觉得戴上这帽子有点像在骗人，便想把它摘下来。琼以为他可能没听懂自己那口第戎味的法语，便重新开始慢慢地询问。牧羊人整了整肩上披着的那条磨损的毛毯，朝羊群的方向点点头，然后迅速地走向羊群的前面。他嘴里嘟囔了些什么，虽然他们没听清楚，但他肯定是想让他们跟着走。

二十分钟后，牧羊人穿过松林中的一处缺口，牧羊犬也驱赶着羊群从中通过。这条小道伯纳德和琼以前已经走过三四次了。他们发觉自己正站在悬崖边的一小块空地上，斜阳垂得更低，略带紫色的低矮山丘和遥远的大海都呈现在他们面前。这正是三天前他们在洛代沃的晨光中所欣赏到的风景。他们已经来到了高原的边际，即将走下高原。他们马上就要回家了。

琼欣喜若狂，她的心中已经兴奋地预感到一股欢乐之情，这股欢乐将在今后陪伴她的一生，然后会在我、詹妮和我们的孩子们的生活中继续延续下去。在这悬崖边上的狭窄空间里，琼转过身来，逆着汹涌而来的羊群，向牧羊人道谢。牧羊犬已将羊群赶下了一条用卵石铺成的狭窄小径，从一块巨大的岩石下经过。这里就是巴德拉泽。琼迎着铃声高喊道：“太美了！”牧羊人看了她一眼。他不明白她说的是什么意思。他转过身去，他们继续跟着他向下走。

也许是他们想回家的热情也感染了牧羊人，或者，按着伯纳德那更加愤世嫉俗的说法，也许是他当时就已经在脑子里打好了算盘——在下山的路上，牧羊人变得更加健谈起来。他解释说，按照惯例是不应该把羊群这么早赶离喀斯的。季节性的牲畜迁移一般在九月份开始。可是他弟弟不久前死于一场摩托车事故，这使得他不得不提前回来料理后事。两群羊会被集中起来，其中一部分将被卖掉，另外还有份地产需要出售，有些债务需要清偿。牧羊人说话时，中间夹着漫长的停顿，他带着他们走下一条小路，穿过一片橡树林，途经一个原先属于他叔叔的废弃羊圈，然后穿过更为浓密的圣栎树林，最后在一座顶部长满松树的小山丘旁钻了出来，来到一块照耀在阳光下的宽阔梯田里，这梯田悬在一道分布着葡萄园和橡树林的山谷之上。在那下方不到一英里远的地方，就是圣普里瓦村，坐落在一条被涓涓细流冲刷出来的小峡谷边缘。在山腰的梯田里，有一座灰色石头砌成的羊圈，面向着下方阳光普照的村庄。紧挨着羊圈的一侧有一小块田地，牧羊犬正在那儿追赶最后一只掉队的羊。北面方向，地势突然升高，朝西北方弯曲环绕，形成一个巨大的圆形岩石剧场，那正是位于高原边缘的峭壁。

牧羊人邀请他们过来，坐在羊圈外面，而他则去泉眼那边打水。琼和伯纳德坐在一块突出的石头上，背靠羊圈那参差不齐却很温暖的围墙，望着夕阳沉入面朝洛代沃的群山背后。太阳下落，光线慢慢变紫，一阵凉爽的微风吹来，蝉声渐弱。谁也没说话。牧羊人带回来满满的一瓶水，他们传着喝了一些。伯纳德将奥里亚克夫人的桃子切成几块，分给大家。牧羊人（他们还不知道他的姓名）已经无话可说了，便独自沉默地坐在那里。但他的沉默令人宽慰，充满友善。他们坐成一排，琼坐在中间，望着西边的火烧云，她感觉到自己的心灵充满宁静，十分开阔。她现在得到的这种满足感，意境深远，平和静谧，这使她怀疑自己以前是否明白快乐的真正含义。两天前她在普鲁纳莱德巨石墓所体验到的快感，就是对这份美妙感受的预示，却被忙碌的交谈、美好的愿望、对陌生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进行改善的计划所阻挠了。在那时和现在之间，就是那两条黑狗，还有那圈椭圆形的光晕——虽然她再也看不到它了，但它的存在却始终支持着她，令她快乐。

高原那巍峨挺立的峭壁环卫着这片土地，在这一小片土地上，她感到了安全。她又回归了自我，她已经变了。此时，此地，此景。当然了，这就是人生的追求，却鲜有机会去充分地享受现在，享受这一单纯的时刻——缓缓黯淡的夏日天色，脚下百里香的馥郁芬芳，腹中的饥饿感，她那已得到缓解的干渴，透过衬衣感受到的石头的温暖，蜜桃在口中留下的清香、在手上留下的黏液，她那酸软的腿脚，那因满身汗水、灼人烈日和飞扬尘土而导致的身心俱疲，这个隐秘而可爱的地方，还有身边的这两个男人，一个她了解并深爱着，另一个虽然沉默却值得信赖，并且——她敢肯定——正在等她做出下一步不可避免的行动。

当她问自己能否进羊圈参观一下时，他似乎早有准备，没等她话音落地就站起身来，走向羊圈北边的前门。伯纳德说他自己坐在这里太舒服了，懒得动弹。琼跟着牧羊人走进一片黑暗当中。他点亮一盏油灯，高高举起为她照明。她向前跨了一两步，又停了下来。空气中弥漫着麦秆和尘土的甜蜜气息。她置身于一座像谷仓似的长方形结构建筑中，头上是倾斜的屋顶，被一道拱形的石质天花板分为了两层，其中一角已经坍塌。地板就是踏平的泥土。琼静静地站了一分钟，牧羊人耐心地等待着。当她最终转过头来问道“Combien？”（多少钱？）时，他立即报出了价格。

这笔交易花了琼三十五英镑，她得到了二十英亩的土地。本来琼在国内还有足够多的积蓄，足以维持她的生活，但直到第二天下午，她才鼓起勇气把这件事告诉了伯纳德。令她惊讶的是，伯纳德并没有试图用一大串理智的观点来反对她，向她说明他们应该首先在英国买套房子，或是教育她不该在那么多人无家可归的时候拥有两套房子。第二年，詹妮出生了，琼直到1948年夏天才返回羊圈，对它做了一些适当的修缮改造。为了适应扩大后的家庭需要，羊圈附近又建起了几座带有当地特色的新式建筑。1955年，那口泉眼接上了自来水管。1958年，这里装上了配电设施。多年之中，琼修缮了露台，打了另一口稍小一点的泉眼，用来灌溉她栽种的桃树和橄榄树果园，还用生长在山坡上的黄杨灌木丛建造了一座迷人而颇富英国风情的迷宫。

1951年，在她的第三个孩子出生后，琼决定迁往法国居住。大部分时间里，她都把孩子们带在身边。偶尔，他们会和父亲在伦敦住上一段时期。1957年，孩子们在圣约翰-德拉布拉奇埃尔的当地学校入了学。1960年，詹妮去了洛代沃的法国公立中学读书。整个童年时期，崔曼家的孩子们都在英国和法国之间往返转折，被火车上和蔼的女士们或是活跃的“百事管”阿姨们照看着，而他们的父母既不愿意重新住在一起，又不想彻底分开。对琼来说，她相信邪恶和上帝的存在，确信这两者与共产主义不可调和，发现自己既不能说服伯纳德，也不能与他分开。对伯纳德而言，他仍然爱她，却又对她那缺乏社会责任感、以自我为中心的生活方式深感恼火。

伯纳德退了党，在苏伊士运河危机期间成了“理性之声”。他为纳赛尔写的传记使他广受关注。不久后，他就在BBC的辩论节目中成了活跃且被人认可的激进分子。1961年，他以工党候选人的身份参加了一次补缺选举，结果光荣落选。1964年他再度参选，获得了成功。大概就是在这个时候，詹妮考进了大学。由于担心詹妮过于受到伯纳德的影响，琼在第一学期给她写了一封充满告诫的老式信函，正如父母有时写给离家的孩子们的信那样。在信中琼写道，她不相信那些抽象的原则，而那些“坚定的知识分子们还想借此操纵社会的变革”。她告诉詹妮，自己相信的是“那些短期、现实、可行的目标。每个人都要对自己的人生负责，并想方设法去提高生活质量，首先便是从精神层面上改进，其次是物质层面，如果确有需要的话。我可不管一个人的政治信仰。就我个人而言，休·沃尔（伯纳德的一位政坛同僚），那个去年我在伦敦的一次宴会上遇见、整晚都在和所有在座宾客讨论个不停的家伙，也不比他热衷于谴责的暴君好上多少……”

琼在有生之年出版了三本书。五十年代中期，她出版了《神秘的恩典：阿维拉的圣特里莎文集》；十年后，《朗格多克的野花》问世；又过了两年，一本实用主义的小册子《十大冥思》付梓。随着时光流逝，琼也不再像以前那样常去伦敦了。她一直住在羊圈里，学习，冥思，照料着这份产业，直到1982年病魔迫使她回到了英国。

最近，我偶尔翻到了我在和琼的最后一次谈话中所做的两页速写笔记，那是她在1987年夏天去世的一个月前对我说的：“杰里米，那天上午，我与邪恶直面相遇。当时我还不是很明白，但我惊恐地感受到了——这些畜生是粗鄙的想象和扭曲的灵魂的产物，没有任何社会理论能加以解释。我所说的这种邪恶，就在我们所有人的心底。在每个个体身上，在私人生活中，在家庭内部，它始终纠缠不放，而受害最深的莫过于孩子们了。然后，等时机一成熟，在不同的国家，在不同的时代，一种践踏生命的残忍和可怕的邪恶便会喷涌而出，所有人都会惊讶于自己体内竟蕴藏着如此深刻的仇恨。然后它潜回原处，伺机等待。它潜藏于我们的内心深处啊。

“我看得出来，你认为我是个疯子。这没什么。我所知道的就是这些。人性、人心、精神、灵魂、意识本身——随便你叫它什么——最终，我们都得应对它。它需要发展和扩张，否则我们心里积郁的悲伤将永远无处发泄。我个人有个小小的发现，那就是，这一改变是可能的，我们是能有所作为的。如果内心世界不掀起一场革命（不管这场革命进行得多缓慢），我们的一切重大规划都将毫无价值。如果我们想与别人和睦相处，首先要做的就是改变自己。我不是说这一定会发生。也许，这种情况不太会出现。我是说，这是我们唯一的机会。如果实现了（这可能需要几代人的努力），那么它所带来的好处，将以一种无法规划、无法预见的方式来改造我们的社会，让它不受任何一个组织或是任何一套理念的控制……”

我刚读完这段话，伯纳德的灵魂就站在了我的面前。他双腿交叉，双手合拢呈尖塔状。“‘与邪恶直面相遇’？让我来告诉你她那天遇见了什么吧——一顿美味的午餐和一些不怀好意的村里闲话！至于说到内心世界嘛，我亲爱的孩子，想想那些胃囊空空讨不到饭吃的人吧，或者是没有干净水喝的人，或者是当你得和另外七个人一起挤个小房间的时候。现在嘛，当然了，我们所有人都在法国拥有两套房子……你看，面对在这拥挤的小星球上持续发生的一切，我们确实需要一整套理念，而且还是非常非常好的理念！”

琼深吸了一口气。他们又开始争吵起来……

琼去世后，我们继承了她的羊圈，我、詹妮和我们的孩子们在这里度过了所有的假期。有好几次在夏天里，我发现自己独自一人沐浴在傍晚最后一缕紫色的暮光中，躺在琼曾经躺过的那棵柽柳树下的吊床里，思索着所有那些世界历史和个人生活的牵引，以及大大小小的生活旋流，正是这些因素纵横交错、相互羁绊，最后让我们得到了这块土地：一场世界大战，一对身处战争末期、急于体验新婚自由的年轻夫妻，一位驾着汽车的政府官员，抵抗运动，阿勃维尔，一把折叠小刀，沿着奥里亚克夫人指引的那条“既平坦又美丽”的小路的徒步旅行，一个死在摩托车上的小伙子，他的牧羊人哥哥需要替他清偿的债务，还有琼在这片阳光明媚的土地上找到的安全感和她自身的转变。

然而，让我频频回顾的仍然是那两条黑狗。每当我想到自己是因为它们才变得如此幸福，特别是在我将它们想象成幽灵犬、看作是邪恶的化身而非普通动物的时候，我就会烦恼不已。琼对我说过，在她的一生中，有时她还会看见它们，真的看见它们，就在睡熟前那昏昏沉沉的几秒钟里。它们正沿着伸进威斯河谷的小路飞奔，较大的那只狗在白石上洒下斑斑血迹。它们正在穿越阴影线，奔向那片阳光永远无法照耀的黑暗领地，而那位和蔼可亲的醉酒村长也不会派人追击，因为它们会在夜半时分渡过河流，奋力攀上峡谷的另一侧，穿越整个喀斯高原。当睡意席卷而至时，它们在她眼前变得模糊起来，化作两个昏暗晨光中的黑色斑点，向峰峦前的山麓移动，渐行渐远。然而，它们还会从山里回来，缠绕着我们，在欧洲的某处，在另一个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