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早上我都去打开自己的信箱……

我的私人信箱越来越像是兵役委员会或博物馆的信箱了：“来自玛林娜·拉斯柯娃航空团女飞行员的问候……”“我受铁人旅全体女游击队员的委托给您写信……”“明斯克的女地下工作者向您祝贺……祝您已经开始的工作取得成功……”“野战洗衣队的战士们向您报告……”到现在为止，对于我的会见请求只有少数几位断然拒绝：“不，这像可怕的噩梦……我受不了！我说不出！”或者：“我不愿意回忆！我不想回忆！已经忘记很久了……”

我还记住了另一封信，上面没有寄信人地址：

“我的丈夫，光荣勋章的获得者，战后却被关了十年劳改营……祖国就是这样对待自己的英雄们，这样对待胜利者的吗？！就因为他写了一封信给他在大学里的同事，说他很难为我们的胜利感到骄傲：在本国或者异乡的土地上布满了俄罗斯人的尸体，浸透了我们的鲜血。他立即就被逮捕……摘下了军人肩章……

“斯大林去世后，他才从哈萨克斯坦回来……已经是满身病痛。我们没有孩子。我不需要记住战争，我毕生都在作战……”

不是所有的人都决心写自己的回忆录，也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做到把自己的思想感情诉诸文字。就像女报务员A.布拉克娃中士所说：“泪水阻碍了我们……”结果往往事与愿违，回忆录只不过抄录了一些地址和新名字。

我体内的金属够多的了……我在威帖布斯克受的一次伤，弹片钻进了肺里，离心脏只有三厘米。第二块弹片打在右肺上，还有两块弹片在腹部……

这就是我的地址……请您来看我吧。我不能继续写了，眼泪使我什么都看不清楚……

——瓦莲京娜·德米特里耶夫娜·格罗莫娃
（卫生指导员）

我没有立过什么大功，只得了几枚奖章。我不知道对我的生平您是否感兴趣，可我总想把自己的经历对别人说说……

——B.沃伦诺娃
（电话接线员）

我和丈夫早先住在马加丹地区的极北镇。丈夫当司机，我当检查员。战争刚一爆发，我们两人就申请上前线。有关部门答复我们说，你们应当干好本职工作。于是我们便给斯大林同志发电报，并捐献了五万卢布来建造坦克（当时可是一笔大钱，是我们家全部的积蓄），并表达了我们俩共同上前线的心愿。我们收到了政府的感谢信。1943年，我和丈夫被派到切里亚宾斯克坦克技术学校学习，我们作为旁听生在那里毕了业。

我们在那里领到一辆坦克。我们夫妻俩都是一级坦克驾驶员，可是一辆坦克里只能有一名驾驶员。于是指挥部决定任命我为“HC-122”坦克车长，任命我丈夫为正驾驶员。就这样，我们俩一直打到了德国。我们俩都受过伤，也都得过奖。

战争期间，有不少姑娘当上中型坦克手，而在重型坦克上的，只有我一个人。我有时想：要是能把自己的一生写给哪位作家就好了。我自己写不成书，应该找作家……

——A.鲍依科
（少尉，坦克手）

1942年，我被任命为营长。团政委提前告诫我：

“大尉，请您注意，您将指挥的不是普通的营，而是个‘少女营’。这个营里一半成员都是姑娘，是一些需要特殊对待、特别关注和照顾的人。”我虽然知道当时有许多姑娘在军中服役，但对眼前的情况可是一点都没料到。我们这些现役军官，对于“弱性别”担任军职始终持有保留态度，这行当历来都是男子干的。当然，比如说，医院里的护士，我们还是看得惯的。她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接着是在国内战争中，曾经表现得很英勇。可是，姑娘在高炮部队里能干些什么呀？在我们这种炮兵部队，得扛一普特一颗的炮弹呀！再说，怎么把她们分配到各个炮连去呢？每个炮连只有一个掩蔽部，里面住着清一色男人的炮班成员。她们还得一连几个小时坐在火炮机械上，而这些设备全是铁的，就连火炮座位也是铁的，她们是姑娘啊，怎么能吃得消？最后的麻烦是，她们在哪儿洗头发，怎样吹干头发？问题一大堆，而且都不是一般的问题……

我经常到各个炮兵连走走看看。见到姑娘挎着步枪站岗，见到姑娘拿着望远镜守在瞭望哨上，说实话，我心里是很不舒服的——也许因为我是从前线、从前沿阵地上回来的。姑娘们的性格各个不同，有腼腆的，有胆小的，有娇气的，也有果断的，甚至火爆的。军事纪律不是人人都能服从的，女人的天性本来就与军事秩序格格不入。她们不是忘记了命令的内容，就是在收到家信后哭上整整半天。要是惩罚她们吧，第二天准得取消——心肠硬不下来。我老是忍不住想：唉，我可是被这帮姑娘坑了！可是没过多久，我就不得不消除了全部疑虑。姑娘们都变成了出色的军人。我和她们一起走过了残酷的历程。请您来吧。我们好好长谈一番……

——伊万·阿尔卡吉耶维奇·列维茨基
（原七八四高炮团第五营营长）

我手里有四面八方的通信人地址——莫斯科、基辅、克拉斯诺达尔州的阿普舍隆斯克市、威帖布斯科、伏尔加格勒、雅卢托罗夫斯克、苏兹达里、加利奇、斯摩棱斯克……怎么才能包圆儿呢？我们国家这么大。这时出现的一件事帮到了我，是个出乎意料的提醒。有一天，邮筒里来了一份请柬，是巴托夫将军的六十五集团军老战士协会发来的：“我们每年五月十六日和十七日都在莫斯科红场聚会。这既是传统又是仪式，凡是能来的人都得来。有的来自摩尔曼斯克和卡拉甘达，有的来自阿尔泰和奥姆斯克，总之哪儿都有，来自我们广阔无际的祖国各地……一句话，我们很期待您……”

莫斯科宾馆。五月是胜利的月份。到处都有人在紧紧拥抱，抱头痛哭，拍照留影，分不清楚哪里是堆到胸前的鲜花，哪里是勋章和奖章。我进入了这个人流，大家把我举起来，不可遏止地一个接一个传递着，很快地，我就发现自己处于一个几乎陌生的世界中，好像在一个陌生的岛屿上，在一群我既熟悉又不相识的人中间，但有一点我知道：我爱他们。在我们这一代中间，他们通常是被遗忘而无人注意的，因为他们正在远去，他们的人数变得越来越少，而下一代越来越多。但每年一次，他们要聚集在一起，为的是哪怕十分短暂地回到自己的时间中——他们的时间，就是他们的回忆。

在七层五十二号房间，聚集着5257医院的老兵们，为首者是亚历山得拉·伊万诺芙娜·扎依采娃（大尉军医）。她见到我很高兴，自愿把我介绍给所有人，就好像我和她相识已久。其实我完全是偶然地撞进了这个房间，完全是误打误撞。

我把她介绍的所有人的名字都记了下来，外科医生加琳娜·伊万诺夫娜·萨佐诺娃，医生伊丽莎白·米哈依洛夫娜·艾杰什坦，外科护士瓦莲京娜·瓦西里耶夫娜·卢基娜，一级手术护士安娜·伊格纳吉耶夫娜·戈列丽克，护士娜杰日达·费陀罗夫娜·波图日娜亚、克拉弗季娅·普罗霍洛夫娜·鲍洛杜丽娜、叶莲娜·帕甫洛夫娜·雅柯夫廖娃、安格丽娜·尼古拉耶夫娜·季莫菲叶娃、索菲亚·卡玛尔金诺夫娜·莫特莲柯、塔玛拉·德米特里耶夫娜·莫洛卓娃、索菲亚·费利莫夫娜·谢苗纽克、拉丽莎·吉洪诺夫娜·捷伊昆。

布娃娃和步枪

哎哟哟，姑娘们，这场战争多么卑劣……用我们的眼睛好好看看吧。用女性的眼睛去看，简直没有比它更可怕的了。所以人们从来就不问我们……

姑娘们，你们还记得吗？那时我们坐在闷罐车里，男兵们嘲笑我们拿枪的姿势。我们简直不是在持枪，而是……如今都做不出来了……就像搂着布娃娃……

人们都在哭啊叫啊喊啊……我只听到一个词：战争！我却在想：“如果我们大学明天要考试，战争算什么？考试才是非常重要的。战争又能怎么样呢？”

一个星期后轰炸开始，我们已经在救人了。就在医学院学习了三项课程，在这种非常时刻已经很不错了。但在战争初期的日子里，我看到了那么多血腥，就开始害怕它了。不过只有我算是半个医生，实习成绩又非常优秀，人们对我就总是另眼看待，这对我是很大的鼓舞。

姑娘们，我要给你们说一个故事……一次轰炸结束后，我睁开眼看去，面前的土地全都翻了一遍。我赶紧跑过去挖掘伤亡者。在泥土中我双手觉得摸到了一张脸，还有头发……这是个女人！……我把她挖出来，趴在她身上就哭了起来。不料她却睁开了眼睛，也不问自己身体怎么样，倒是担心地问：

“我的包包哪儿去了？”

“包包现在对你算什么啊？总会找到的。”

“包包里面可有我的证件啊。”

原来她想的不是自己身体是否受伤了，而是自己的党证和军人身份证是否还在。我赶紧去寻找她的包包，找到了。她把它放在自己胸前，这才闭上了眼睛。救护车很快赶到，我们把她送走了。我再次检查了一遍她的包包是否和她在一起。

到了晚上，我回到家把这些讲给妈妈听，并且对她说，我已经决定上前线去……

我军撤退时，男女老少都出来为部队送行。有个上了点岁数的老兵走过，在我家茅屋前停下来，站得笔直笔直，向我妈妈深深地鞠了一躬说：“真对不起你，大妈……要靠你保护这姑娘！唉，只好靠你自己保护这姑娘了！”我那时才十六岁，有一条很长的辫子……就是这张照片！黑色的睫毛……

我还记得我们是怎么开往前线的……整车都是女孩子，防水帆布覆盖着大卡车。那是漆黑的夜晚，树枝敲在车棚帆布上，高压线的声音就好像是子弹，嗖嗖地射向我们……战争改变了我们的话语和声音……战争啊……唉，它现在还永远伴随着我们！连“妈妈”这个称呼都成了新的词语，“家”也成了完全不同的单词，都有新的含义添加其中了。是更多的爱和更多的恐惧，还有更多……

但是从战争第一天起，我就确信，敌人不会战胜我们。我们的国家这么大，无边无际……

我是妈妈的宝贝女儿，从来没有离开过自己的城市，从未在别人家里住过一夜，最后竟到一个迫击炮连当了见习医生。我的生活发生了多大的变化！迫击炮只要一开始射击，我的耳朵一下子就什么也听不见了。一时间好像整个人都被烧着了一样。我就坐在地上呻吟：“妈妈呀，我的好妈妈……我的亲妈妈……”我们部队驻扎在树林里，每天清晨我跑出去——只见四周静悄悄，草叶上挂着晶莹的露珠。难道战争就是这种样子吗？景色这么美，这么幽静……

上级命令我们必须要穿军装，而我只有一米五的个头。钻进男式长裤，姑娘们能从裤腰那儿把我整个人扎在裤子里。于是我索性就穿着自己从家带来的连衣裙到处跑，遇到领导我就躲起来。结果，因为破坏军纪，我被关了禁闭。

本来我说什么也不相信……更不知道自己也会在行军时睡觉。可在队伍里我竟然真能一边走一边睡，结果一头撞在前面人的身上才醒过来，然后又继续睡。战士在哪儿都会睡得很香甜。有一回，我在黑暗里打盹，没有往前走，而是走偏了。我还在野地里边走边睡，一直走到一条水沟里，栽倒了，这才醒过来。我赶紧跑去追赶自己人。

士兵们坐下休息时，就卷一支烟三个人轮流抽。可是当第一个人抽烟时，第二个人和第三个人就睡着了，甚至打起呼噜……

我忘不了有一次，运来了一个伤员，用担架把他抬来时，有人抓起他的手给我看，说：“算了吧，他已经死了。”他们就走了。这时候伤员却出了声响，我跪在他前面，发现他还有点气，我惊叫了一声，连忙喊医生：“大夫！大夫！”人们把躺着的医生扶起来，摇着他让他醒过来，可他又倒下去了，像一捆干草似的，睡得死死的，甚至用氨水也熏不醒他。原来，在这之前他已经三天三夜没睡觉了。

严冬时的重伤员就更惨了……军服都僵硬了，血水和雪水冻在一起，油布毡靴里灌满了血和冰，刀都切不开。他们都冻得跟死人一般。

从窗口向外望去，冬天的景色美丽得难以形容。神奇的白云杉耸立。那一瞬间你才会忘记一切……还有在梦中你才能忘却……

那是个滑雪营，里面清一色都是十年级的男学生。敌人的机枪朝他们密集扫射……一个受伤战士被送到我们这里，他一个劲儿地哭。我跟他是同样年龄，但自我感觉却比他大，就抱着他，哄着他：“乖孩子……”他就对我说：“要是你也去战场待待看，就不会在这里说什么乖孩子了！”他已经奄奄一息，可是整夜都在喊着：“妈妈！妈妈！”我们医院里还住着两个库尔斯克小伙子，我们管他们叫“库尔斯克夜莺”。我每天来叫他们起床时，他们都睡得很香，嘴巴上还挂着口水。十足的招人疼爱的娃娃！……

我们常常一连几昼夜站在手术台旁……站在那儿两只手臂酸得抬不起来，脑袋时常会撞在手术病人的身上。就是想睡觉，睡觉，睡觉！我们的腿脚都浮肿了，连油布毡靴都穿不进去，眼睛累到极限，眼皮闭都闭不拢。

我的战争由三种气味组成：血、麻醉剂和碘酒……

唉！那么多的伤啊……全身上下四分五裂，里外都是伤……真叫人发疯……子弹片、手榴弹片、炮弹片，炸开头颅、炸进肚肠、切碎整个身体。我们把金属碎片连同士兵的纽扣、破烂的大衣衬衫还有皮带一起从他们身体上除下来。有个士兵整个胸腔都被炸开，心脏都暴露在外，怦怦跳动着，不用诊断就知道人已经不行了……我给他做了最后的包扎，硬是撑住不要哭出来。我希望快点结束，让我躲在某个角落里去大哭一场。他忽然对我说话了：“谢谢你，小护士……”并伸出手给我，手中有个小块金属似的东西。我猜想那可能是一枚刀枪交叉的徽章。“你为什么要给我？”我问他。“我妈说，这护身符会保佑我，但我已经不再需要了。也许你会比我幸运？”他这样说完就翻身面向墙壁了。

到了傍晚，头发已经被血染红，顺着工作服流向身体、帽子和口罩。黑色黏稠的血与人身上的屎尿混在一起了……

又有一次，有个伤员大声喊叫：“小护士，我的腿好疼啊。”其实他的腿已经没了……我最害怕的是抬死人，微风掀开床单，死者正瞪着眼直勾勾地看着。只要死者睁着眼睛，我就不敢抬，只好先把他的眼睛合上……

有一次运来了一位伤员……躺在担架上，全身上下都扎上了绷带，连脑袋也受了伤，脸几乎一点也没露出来。他活不了多久了。可是，也许我使他想起了谁，他对我叫着：“拉莉莎……拉莉莎……亲爱的……”显然他是在呼唤他爱着的一个姑娘。可是我正好也叫这个名字，但我知道我从不认识他，可是他却在叫我的名字。我走近他，莫名其妙，呆呆地注视着他。“你来了？是你来了吗？”他喃喃地说。我抓住他一只手，俯下身子……“我知道，你准会来的……”他的嘴唇嚅动着，但我弄不懂他说的是什么。现在我只要一回想起当时的情形，眼泪就会禁不住涌出来，简直讲不下去。他又说：“我离开你上前线时，都没能来得及亲你。现在，你亲我一下吧……”

我便对着他俯下头去，轻轻在他唇上吻了一下。他的眼睛里涌出了泪水，濡湿了绷带。我赶紧躲开了。经过就是这样，后来他死了……

血腥味和死亡前的惊异

人人都不愿意死……我们得对每一声呻吟、每一次尖叫做出回应。有一个伤员，感觉到自己快死了，紧紧抓着我的肩膀，紧紧抱着我不放手。他以为，只要有人在他身边，只要护士在他身边，生命就不会离开他。他会央求：“让我多活五分钟吧，哪怕多两分钟……”一些人已经毫无声息地安静下去，另一些人还在叫喊：“我不想死啊！”有人骂遍了脏话，有人突然唱起歌，唱着摩尔多瓦民歌……一个人直到临终都不去想死，仍不相信自己会死。你可以看到，一种黄黄的颜色从头发根下蔓延出来，像影子一样开始移动到脸上，然后到衣服下面……死后他躺在那儿，脸上还带有一种惊讶，似乎在那儿仰面思考：我怎么就这样死了呢？莫非我真的死了吗？

只要他们还能听到说话，我就要把这句话说到底：不会，不会的，你怎么会死呢？我亲吻他们，拥抱他们，劝他们说：瞧你，这是怎么啦？直到他们死去，眼睛直瞪着天花板，我还在和他们轻声耳语……继续安慰他们……现在他们的姓名我都遗忘了，从脑海中消失了，但面孔还清楚地保留着……

送来了一批伤员……他们放声大哭……不是因为伤痛而哭，而是为无力作战而哭。第一天打仗，他们刚刚到前线，一些战士甚至还从未打过一枪，因为还没有给他们发枪，在战争的头两年，武器比黄金还贵重。而德国人又有坦克又有大炮还有飞机。我们呢，只有战友倒下了，才能拿起他们的步枪手榴弹。许多人就是空手上阵……就好像打群架……就那样跳上敌人的坦克……

当他们死的时候……他们都在看什么，都在想什么……

我的第一个伤员……子弹击中了他的喉咙，他又活了几天，但什么也不能说……

截掉胳膊或大腿，开始根本不见血……只有白净净的肉，过一会儿才涌出血来。我直到现在还不能切鸡肉，特别是一看见白鸡肉，我的嘴里就会涌出一股咸津津的味儿来……

德国人是不把女兵留作战俘的……抓住立即枪毙。或者把她们拉到集合起来的德国士兵面前，展示说：瞧瞧，这些都不是女人，而是怪物。我们始终都要为自己准备两颗子弹，必须两颗，是为了防止第一颗是哑弹。

我们有一个护士被俘了……一天之后我们夺回了被敌人占领的村子，随处可见散落着死马、摩托车、装甲运兵车。在那里，我们找到了她：敌人剜掉了她的眼睛，割去了她的乳房……把她的身子残暴地竖插在木橛子上……寒冬腊月的天气，她身子雪白雪白的，头发也是灰白的。这姑娘才十九岁。

在她的背囊里，我们发现了她的亲人来信和一个绿色的橡胶小鸟，那是她儿时的玩具……

我们向后撤退，敌人追着轰炸。战争的第一年我们是一退再退。法西斯飞行员飞得很低很低，追撵着每一个人。总是感觉他好像就贴在你身后，我就拼命逃跑……我清楚地看到和听到敌机直冲着我俯冲而来……我都看到了飞行员的面孔，他也看见下面是姑娘们，是救护列车……还是狞笑着沿着车厢扫射，就像娱乐一样……那么残暴可怖的笑容……但是面孔却很英俊……

我实在受不住了……大声尖叫着钻进了玉米地，而他就跟到玉米地，我再往树林里跑，他又逼得我趴倒在地上，那是一片灌木丛……我又跳起来拼命逃进树林，钻进一堆枯树叶里。我吓得直流鼻血，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还活着。动动手脚，哦，没有事，还活着。可是从此以后，我就得了飞机恐惧症。飞机还在很远地方时，我就吓得要命，脑子里什么念头都没有，只想着：飞机来了，我要赶紧躲藏起来，得跑到什么地方去，既看不见也听不到它。直到现在我还听不得飞机的声音，不能乘飞机……

唉唉，可怜的姑娘们……

战争之前我原本都准备嫁人了……嫁给我的音乐老师。那是一段疯狂的爱情故事。我很认真地恋爱……他也是深爱着我……但妈妈不同意，说：“你还小呢！！”

可没过多久战争就开始了。我申请上前线，想离开家做一个成年人。家里人一边哭一边给我收拾出发行装。我还记得温暖的袜子和内衣……

上战场第一天，我就看到了第一个死人……事情发生在一所学校的校园，那里安置了临时医院，一块弹片飞进来，一位助理医生受到致命伤。我当时就想：对于结婚来说，妈妈坚持说我年纪太小，但是对于战争来说，可就不是了……我亲爱的妈妈……

我们刚刚停下脚步，立刻建起医院，伤员很快运送过来了。可就在这时我们突然又听到了疏散的命令。但只能运走一部分伤员，还有些不能运走，因为没有足够的车辆。上级催促我们：“留下他们，你们自己快离开。”我们整理行装的时候，伤员们都在一旁望着，一双双眼睛注视着我们。他们的目光中包含了一切：有谦卑也有屈辱……他们哀求：“兄弟们！姐妹们！不要把我们丢给德国人。你们向我们开枪吧。”那样悲哀！那样绝望！！只有能够站起来的，才能和我们一起走。不能站起来的伤员就只能躺在那里。我们都不敢抬起自己的眼睛，因为已经无力帮助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我那时很年轻，一路哭着离开……

等到我们反攻的时候，就没有再丢下任何一个伤员，甚至还收容了德军伤员。我曾经在工作中和德军伤员打过交道，习惯了给他们包扎，好像没事似的。可我没有忘记1941年我们丢下自己的伤员时，德国人是怎样对待我们的伤员的……他们如何对待我们的人，我们看到过……想到这儿，我觉得很不愿意再去治疗德军伤员……可是到了第二天，我照常要去给他们包扎……

我们抢救人的生命……可是很多医务人员都非常后悔干了医生这行当，因为她们能干的只是包包扎扎，而不能拿武器，不能去射击。我记得……我记得这种感觉。我还记得在雪地中鲜血的味道特别强烈……那些死人……他们躺在田野上。鸟群啄着他们的眼睛，吃着他们的脸和手。唉，无可奈何的生命……

当战争临近结束时，我都不敢给家里写信了。我想，我不能再写信，万一我突然被打死，妈妈就会哭死的：战争结束了，我却在胜利前夕死掉。我们谁都不谈论这事，可是谁心里都在担忧这事。我们已经感觉到胜利就在眼前，春天已经到来。

我突然发现天空更加蓝了……

我能记得的是什么……有什么截留在我的记忆中？记忆最深的是寂静，病房里不寻常的寂静，躺着的都是重伤员……奄奄一息……他们彼此间不说话，谁都不打招呼，很多都不省人事。他们就那样寂静地躺在那儿。可是他们都在想事，他们总在望着什么方向思考着。就算你大声叫他们，他们也听不见。

他们到底在想什么呢？

马匹和鸟儿

我们坐在火车上走啊走啊……

有一次，我们运送伤员和运送马匹的列车同时停在车站上，这时轰炸开始了。两趟列车都着起了大火……我们赶紧打开车厢门往外救伤员，让他们逃离现场，可是他们却全都冲过去救那些被大火包围的马匹。人受伤时，喊叫是十分吓人的，但远不如马匹受伤时的嘶鸣那样可怕。要知道，马没有任何过错，它们不能对人类的行为负责。当时呢，所有的伤员全都冲过去抢救马匹，没有一个人往树林里躲。所有能行动的人都奔过去了！

我还能说些什么？我想说，法西斯的飞机飞得很低很低，几乎贴着地面。我后来在想：德国飞行员肯定都看在眼里，难道他们不感到羞耻吗？他们到底在想什么啊……

我还记得一件事情……我们来到一个村子，在村边的树林附近躺着一些被杀害的游击队员。他们是怎样一副惨状，我无法讲述，我的心脏承受不了。他们是被活活折磨死的……就像杀猪一样，他们的内脏都流出来了……就躺在那里……而不远的地方，一些马儿在徘徊。显然，这是游击队员的马，甚至马鞍还在马背上。也许它们从德国鬼子手中逃了出去，后来又回来了，也许是德寇没来得及把它们带走——怎么回事我不知道。马儿们迟迟不肯远去，地上是厚厚的草。这时我就想：人怎么能当着马的面干出这么残忍的事情来？当着动物的面，它们全都看到了……

田野和森林在燃烧……烟幕冲天。我发现了被烧死的母牛和狗……从未闻过的味道，难受死了。我又看见存放西红柿和白菜的木桶都烧焦了。甚至鸟儿也被烧死，还有马……很多很多的马匹全都烧得焦黑，散躺在道路上。到处都是这种气味，让人不得不接受……

那时我意识到，一切都是可以燃烧的……甚至血液也会燃烧起来……

有一次轰炸，只见一头山羊从村子里跑出来，跟我们躲避在一块儿，紧靠着我们卧着，咩咩地叫着。轰炸停止后，它又和我们一块往回走，紧紧偎依着人。瞧，连动物都害怕了。我们进村后，把这只羊交给了头一个遇到的妇女，说：“把它牵回去吧，多可怜哪。”我真想救救这些小动物……

在我的病房里躺着两个伤员……一个德国兵，一个是我们全身烧伤的坦克手。我走进病房去看他们：

“你们感觉怎么样？”

“我很好，”我们的坦克手回答我，“这位情况可不好。”

“这是个法西斯……”

“不，我没什么了，他情况不好。”

他们已经不是敌人，而只是普通人，是并排躺在一起的两个伤员。在他们之间出现了人情味。我不止一次地看到过，这种情形发生得那么快……

就是这样……嗯……您记得吗……深秋的一行行大雁……成群结队地飞在天空中。我军炮兵和德寇炮兵在对射，而大雁群继续飞它们的。怎么对它们呼喊？怎么向它们发出警告说：“不要飞过来！这里在打炮！”怎么叫停它们啊？！结果鸟儿们被击中，摔落在地面上……

我们被派去给党卫军包扎伤口，党卫军军官……有个小护士走过来对我说：

“我们怎么给他们包扎呢？弄痛他们还是正常包扎？”

“正常包扎。这是伤员……”

于是我们就给他们做正常包扎。有两个家伙后来逃走了。我军又把他们抓住了，为了不让他们再次逃跑，我剪断了他们裤子上的纽扣……

有人跑来报告，只说了这几个字：“战争结束了！……”听了这话，我一下就坐到消毒台上去了。我曾和医生约定，只要一听到战争结束的消息，我们就坐到消毒台上去。我们要做些反常的事！搁在平时，我可不许任何人走近消毒台，就像不许别人靠近射击时的大炮。那天，我已经戴上了橡皮手套，戴好了面罩，穿上了消过毒的手术服，拿出了一切必需的东西：棉塞子、手术器械……可一下子我浑身瘫软了，坐到消毒台上去了……

我们那时最渴望的是什么？第一，当然是战胜敌人；第二，是要活下来。一个姑娘说：“等战争结束，我要生一大堆孩子！”另一个姑娘说：“我要进大学读书。”还有一个说：“我走进美发厅就不出来了，要打扮得特别美丽，让所有的男人都盯着我瞧。”也有姑娘说：“我要去买漂亮香水，我要去买围巾和胸针。”

但是当这个时刻真的降临时，所有人却突然都沉默了……

我们夺回了一个村庄……寻找取水的地方。走进一所院子，我们看到了一个水井吊杆，木雕边围的水井……院子里躺着被射杀的主人……而他身旁蹲着他的狗。看到我们，狗儿开始呜呜地低吟。它没有立刻到我们跟前来，只是对着我们低声吠叫。然后狗儿带着我们进了茅草屋……我们跟着它走进去。在门槛旁躺着女主人和三个孩子……

狗儿就蹲在他们旁边哭泣。真正在哭泣，像人一样……

我们开进老家的村子，村里只竖着几根柱子，别的一无所剩！在乌克兰我们解放的一些地方，也是什么都不剩了，只留下一片西瓜地，人们只靠吃这点西瓜过活，别的什么都没了。我们进村时，他们就拿来西瓜给我们……代替欢迎的鲜花。

我回到家里，妈妈、三个孩子，还有我们家的一条小狗，都住在地窖里，正在吃煮滨藜。他们把草一样的滨藜熬熟，不仅自己吃，还给小狗吃。小狗也肯吃……战前我们家附近有好多夜莺，战后足足有两年，谁也没听到它们的声音。整片土地翻了个个儿，像俗话说的，连祖坟都给掘出来了，直到第三年，夜莺才重新出现。它们先前躲到哪儿去了？无人晓得。过了三年，它们总算回到自己的故乡来了。

原来是人们又盖起了房屋，夜莺这才肯飞回来。

每当我看到野花，就会回想起战争。那时候我们从来都不折断花朵。只有在给战友送葬的时候，才会采集大束大束的鲜花……送给永别的战友……

唉，唉，姑娘们……这可恶的战争，它是多么卑鄙啊……我们会永远记住那些女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