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4
几天以后,她哭着给我打电话,说她在外面街上,我能否到第一一六大街和百老汇的交汇处接她?她和父亲有了点麻烦,没有钱,不知道该怎么办。她在街角等着。在地铁上,她告诉我,她穿戴整齐,想给我打电话,和我见面,尽管我对领带反应强烈。但她父亲说不,她不能出去。她说,她就要出去。他照着她的嘴打了一拳。我能看到她的嘴都肿了。她从父亲的家里跑了出来,不会再回去了。玛丽·奥布莱恩说她运气不错,一名房客回爱尔兰和乡下女孩结婚去了,他的房间空着。
在某种程度上,我很高兴她父亲打了她一拳,她来找我而不是去找鲍勃,那一定说明她更倾向于我。当然,鲍勃很不高兴。几天后,他站在门口,说我是卑微的爱尔兰小乡巴佬,要打烂我的头。但我把头一偏,他的拳头打到了墙上,不得不到医院去打石膏。走的时候,他威胁说还会来找我,我最好和上帝和解。但是几天后我在纽约大学碰到他时,他很友好地伸出了那只没有受伤的手,而我再也没有见到他了。他也许背着我打电话给迈克·斯莫尔,但是那已经太迟。既然她已经允许我进她的房间、上她的床,忘了将身子留给新婚之夜和蜜月,她就不应该和他说话。我们第一次做爱的那个晚上,她说我拿走了她的贞操。即使应该感到愧疚或伤心,我也不会。正如他们在军队里说的那样,我是第一个永远留在一个女孩记忆里的人。
我们不能待在玛丽·奥布莱恩的家庭旅馆里,因为我们不能抵制睡在同一张床上的诱惑,还有那些会意的目光。帕迪·阿瑟不再和我说话了。不清楚他是虔诚,还是爱国。我和一个既不是天主教徒也不是爱尔兰人的女孩在一起,他很生气。
船长捎来话,说准备每月给斯莫尔一些钱,那意味着她可以在布鲁克林区租个小公寓。我想和她住在一起,但船长和奶奶会认为那丢人现眼,所以我在格林威治村唐宁街四十六号租了个冷水公寓。他们称之为冷水公寓,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叫。那儿有热水,但没有暖气,只有一个巨大的煤油取暖器。那东西通体通红,我都担心它可能会爆炸。取暖只能去梅西商店买个电热毯,插到一根长电线上,这样我就可以在屋里走来走去了。厨房里有个浴缸,楼道里有个厕所,我必须和对面的一对意大利老夫妇共用。那个意大利老人敲我的门,对我说,我得在厕所里放上自己的卫生纸,不能用他的。他和妻子在他们的卫生纸上做了记号能知道我是不是用了,所以小心点。他英语很糟糕。他又告诉我,他和我前面那个租户有矛盾,他很恼火,对着我的脸挥舞拳头,警告我如果碰他的卫生纸,就会有大麻烦,大麻烦。但一开始,他会给我一卷卫生纸,以确保我不会碰他的。他说他妻子是个不错的女人,给我这卷卫生纸就是她的主意。她是个病人,需要静养,不能有麻烦。明白吗?
迈克在布鲁克林高地亨利街找到一个小公寓,有自己的浴室,没有卫生纸来折磨她。她说我的公寓很丟人,不明白我怎么能那样生活:没有暖气,没有地方做饭,意大利人因为卫生纸大喊大叫。她为我感到难过,让我在她那儿过夜,做了好吃的饭菜,尽管她父亲将她打出门的时候,她甚至不知道怎么煮咖啡。
放假后,她回罗得岛看牙医,检查她父亲的拳头造成的脓肿。我在组约大学修暑期课程,看书、学习、写学期论文,同时还在银行上班,午夜到早上八点的那个班。我每星期在贝克尔和威廉斯仓库开两天叉车,还梦到迈克·斯莫尔,她正和奶奶一起在罗得岛过着温暖舒适的生活。
她打电话告诉我,她奶奶不再为我说她活得轻松而生气了,甚至还说了一些我的好话。
什么好话?
她说你有一头不错的黑色鬈发,为我父亲做的事感到难过,不介意你过来住一两天。
结束银行的工作后,我可以到罗得岛待一星期。在我上班附近位于布罗德大街的一家咖啡馆里,一个人坐到我旁边,说他前一个晚上听到我说话,猜出我是个爱尔兰人,对吧?
我是。
啊,我也是爱尔兰人,纯正的爱尔兰人。我父亲来自卡洛,母亲来自斯莱戈。希望你不要介意,我从别人那儿知道了你的名字,发现你是国际码头工人协会的会员。
我的会员卡已经过期了。
那没关系。我是一个组织者。我们打算打入这些该死的银行。抱歉,说脏话了。你愿意参加吗?
噢,当然。
我是说,你是我们在你值班的那些人里唯一能找到的有工会背景的人。我们也知道银行发该死的工资,只需要你露点口风。只要时不时地露点口风,不用太多,也不用太快。我几星期后再见你。来,我来付账。
第二天是星期四,发工资的日子。当我们拿到支票的时候,主管说:今晚剩下的时间里,你可以休息了,迈考特。
他确保当班的每个人都听到了他说的话,你今晚休息,迈考特,还有所有的晚上。你可以把这句话告诉你那些工会朋友们,这里是银行,我们不需要任何他妈的工会。
他们什么也没说,打字员和文书们只点了点头。安迪彼得斯可能会说点什么的,但是他还在上四点到十二点的班。
我拿了自己的支票。在我等电梯的时候,一名行政人员从他的办公室里出来。迈考特,对吧?
我点点头。
你大学毕业了,对吧?
是的。
想没想过加入我们?你可以,我们可以让你在三年内收入达到不错的五位数。你是我们自己人,对吧?爱尔兰人?
是的。
我也是。我父亲来自威克洛,妈妈来自都柏林。当你在这样一家银行工作时,机会之门就敞开了。你知道,古爱尔兰修道会,哥伦布骑土会。我们照顾自己人。如果我们不照顾,谁来照顾呢?
我刚被解雇。
解雇?你究竟在说些什么呀?为什么被解雇?
因为在咖啡馆里让一个工会组织者跟我说话。
你干了那个?让一个工会组织者跟你说话?
是的。
那是件他妈愚蠢的事。看,伙计,我们离开了煤矿,我们离开了厨房和沟渠。我们不需要工会。爱尔兰人有判断力吗?在问你问题呢,说声“是”。
在那儿,还有在下行的电梯里,我什么也没说。因为我被这家银行解雇了,没什么可说的。我不想谈论爱尔兰人有没有判断力,不知道为什么遇到的每一个人都要告诉我他的父亲和母亲来自爱尔兰哪个地方。
那个人想和我争辩,但我不想满足他的愿望。最好还是离开,把他留在他已经达到的高度,我母亲曾经这样说过。他在我身后大喊,说我是个笨蛋,我的下场会是挖沟、送啤酒桶、给巧言石酒吧里豪饮的爱尔兰人倒威士忌。他说:上帝啊。照看你自己的孩子有错吗?奇怪的是他的声音有些伤感,好像我是个让他失望的儿子。
迈克·斯莫尔到罗得岛普罗维登斯火车站来接我,再带我坐公交车到蒂佛顿。路上,我们到一家酒店买了一瓶她奶奶最爱的清教徒移民的朗姆酒。佐伊奶奶说了声嗨,但是没有伸手,也没有贴过脸来。正是晚饭时间,有咸牛肉、卷心菜和煮土豆,据佐伊说,这是爱尔兰人喜欢吃的东西。她说我一定是旅途劳顿,当然要喝一杯。迈克看了看我,笑了。我们知道是佐伊想喝一杯,朗姆酒加可乐。
你怎么样,奶奶?想来一杯吗?
嗯,我不想,但是好吧。你来调饮料吗,艾伯塔?
是的。
好吧,那少来点可乐。它伤我的胃。
我们坐在起居室里。窗帘、帷幔,一层层的帘子让屋子变得很暗。屋子里没有书,没有杂志,也没有报纸。仅有的照片就是穿着陆军中尉制服的船长和金发天使小迈克。
我们抿着饮料。周围一阵寂静,迈克在门厅接电话,而佐伊和我之间没什么可说的。我希望自己能说:这房子真不错。但是不能,我不喜欢这间黑暗的屋子,外面正阳光普照呢。接着,佐伊冲着外面喊道:艾伯塔,你打算整个晚上都接那他妈的电话吗?你还有个客人呢。然后,她对我说:她在和查理·莫兰打电话呢,他们从上学起就是好朋友,但是他妈的,他喜欢说话。
査理·莫兰,是吗?迈克把我留在这间昏暗的屋子里,和她奶奶在一起,而她和以前的男朋友闲聊天。在罗得岛的那几个星期,她和查理一定过得很开心,而我却在银行和仓库做苦力。
佐伊说:再给自己倒一杯吧,弗兰克。那意味着她也想再来一杯。说少来点可乐,它伤我的胃的时候,我给她倒了双倍剂量的,于是,希望那能让她失去知觉。这样,我就可以对她孙女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了。
可是,那饮料使她越发精力充沛。喝了几口,她说:我们吃东西吧,妈的,爱尔兰人就喜欢吃。吃东西的时候,她说:你喜欢那个吗,弗兰克?
喜欢。
嗯,那么,吃了它。你知道我经常说的话:缺了土豆不成餐,可我不是爱尔兰人,不,妈的,没有一点爱尔兰血统,尽管有点苏格兰血统。我母亲姓麦克唐纳,那是苏格兰的姓,不是吗?
是的。
不是爱尔兰的?
不是。
晚饭后,我们看电视。她对我说屏幕上的路易斯·阿姆斯特朗难看死了,一点也不会唱歌,之后,就在扶手椅上睡着了。迈克摇了摇她,叫她到床上去睡。
不要叫我上床睡觉,妈的。你也许是个大学生,但我还是你奶奶呢。不是吗,鲍勃?
我不是鲍勃。
你不是?那么,你是谁?
我是弗兰克。
哦,那个爱尔兰人。嗯,鲍勃是个不错的家伙,他就要成为一名军官了。你会成为什么?
老师。
老师?哦,那么,你不会开卡迪拉克了。她起身上楼睡觉。
现在,佐伊在她的屋子里打呼噜。迈克当然会参观我的床了。但是没有,她太紧张了。如果佐伊突然醒过来,发现了我们,那该怎么办?我就得到路上拦开往普罗维登斯的公交车。迈克来跟我吻别,道声晚安,那真是个折磨。即使在黑暗中,我也知道她穿着粉色的洋娃娃睡衣。她不会留下。哦,不,奶奶可能会听到。我对她说,即使上帝就在隔壁房间,我也不在乎。不,不,她说,然后就走了。人一走,床上寻欢作乐的机会也溜走了。我不明白这是个什么世道。
黎明时分,佐伊楼上楼下地用吸尘器打扫卫生,抱怨道:这该死的房子就像霍根后街。这房子一尘不染,因为除了打扫房子之外,她没有别的事可做。可她呵斥霍根后街,叫我待在自己的地方,心里清楚我知道那是纽约一处危险的爱尔兰贫民窟。她抱怨吸尘器不像以前那样有吸力了,可眼就能看出已经没什么东西可吸了。她抱怨艾伯塔起得太晚,不是该做三份早饭吗?她的,我的,还有艾伯塔的。
她的邻居阿比来了。她们喝咖啡,抱怨孩子、灰尘、电视、那个不会唱歌该死的难看的路易斯·阿姆斯特朗、食品和衣服的价格、占领福尔里弗和周围城镇所有东西的该死的葡萄牙人。爱尔兰人管理所有的事就够糟的了,但只要他们清醒,至少会说英语。她们还抱怨收费过高、不能区分得体发型和驴屁股的理发师。
哦,佐伊,阿比说,注意你的言辞。
嗯,我就是要这么说,妈的。
如果我母亲在场,她会感到很困惑,不明白为什么这些女人们要抱怨。上帝在上,她会说,她们什么都不缺。富裕,干净,营养充足,但是她们却抱怨一切。我母亲,还有利默里克贫民窟里的女人们什么都没有,可是她们极少抱怨。她们说这是上帝的意愿。
佐伊什么都不缺,却在吸尘器的噪音中抱怨,而他妈的这可能就是她的祷告。
在蒂佛顿,迈克就是艾伯塔。佐伊抱怨道,她不明白为什么一个女孩要用一个像迈克那样该死的名字,而她有自己的名字:阿格尼丝·艾伯塔。
我们在蒂佛顿四处走走。我再一次想象在这儿当老师、和艾伯塔结婚会是什么样。我们会有一间晶莹闪亮的厨房,每天早上在那儿喝咖啡,吃鸡蛋,看《普罗维登斯日报》。我们会有一间有很多热水和毛茸茸厚毛巾的大浴室。我会懒洋洋地倚靠在浴缸里,透过小窗帘凝视清晨阳光下轻柔起伏的纳拉干西特河。我们会有一辆车,可以到霍森纳克海滩和布洛克岛旅游,拜访艾伯塔母亲在楠塔基特的亲戚。随着时光的流逝,我的头发会越来越少,肚子会越来越大。星期五晚上,我们会参加当地的高中橄榄球赛。我会遇到某个可能愿意赞助我加入乡村俱乐部的人。如果他们接受我,我就不得不学打高尔夫球,而那一定是我的末日,迈向坟墓的第一步。
蒂佛顿之行足以把我赶回纽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