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一九六九年，我当了名代课老师，代替因喝酒需要休息几个星期的乔·柯伦。他的学生问我懂不懂希腊语。我说不懂，他们似乎很失望。毕竟，柯伦先生会坐在讲台上，朗诵或背诵《奧德赛》里大段的篇章。是的，用希腊语。他会每天提醒学生，他是波士顿拉丁语学校和波士顿学院的毕业生，不懂希腊语或拉丁语的人不能自认为是有教养的，也不能自称为绅士。是的，是的，这是斯特伊弗桑特高中，柯伦先生说，你们可能是全美国最聪明的孩子，脑子装满了科学和数学，但是人生中有些时候，你们需要你们的荷马、你们的索福克勒斯、你们的柏拉图、你们的亚里士多德、你们的阿里斯托芬来放松。身处黑暗时，你们需要你们的维吉尔、你们的贺拉斯以躲避尘世。当冲着全世界生气发怒时，你们需要你们的尤维纳利斯。庄严伟大，男孩们，庄严伟大，那是希腊。辉煌灿烂，那是罗马。

他的学生们喜欢的不是希腊人或罗马人，而是在乔侃侃而谈或者慷慨陈词的四十分钟里，他们可以做白日梦，补做其他课程的家庭作业，信手涂鸦，轻轻咬一口从家里带来的三明治，在桌子上刻下自己姓名的首字母，那张桌子可能已经被詹姆斯·贾克内、塞罗尼厄斯·蒙克或某个诺贝尔桂冠诗人占领。或者梦见学校历史上首次录取的那九个女孩。九个维斯塔贞女，乔·柯伦这么称呼她们。有家长抱怨他的语言中有些不适宜的暗示。

哦，不适宜个屁，乔说。为什么他们就不能说简单的英语呢？为什么不能用一个简单的词，例如错误呢？

他的学生说：是的，在楼道里看见女孩难道就没意义吗？九个女孩出现在将近三千个男孩面前。学校里的男孩都怎么了？看在上帝的分上，百分之五十的男孩不想要女孩，这怎么样？他们腰以下的部位都死了，不是吗？

后来，你就会怀疑柯伦先生本人。他转而用英语开始谈论《伊利亚特》、阿喀琉斯和帕特洛克罗斯的友谊，滔滔不绝地谈论那两个希腊人。阿喀琉斯如何因赫克托耳杀死了帕特洛克洛斯而火冒三丈，杀死赫克托耳，并把尸体挂在战车后面拖，以表明自己对死去的朋友的爱。那是一份说不出口的爱。

但是，男孩们，哦，男孩们，在所有的文学作品中，有比赫克托耳摘下头盔来平息自己孩子的恐惧更加美好的时刻吗？哦，要是我们的父亲能摘下头盔就好了。当乔对着灰色手帕哭泣，说些诸如“尿”这样的词，你就知道，他要在午饭时间离开学校，到拐角的加斯豪斯酒吧里小酌几杯。有那么几天，他因为在酒吧凳上坐着时突然冒出来的想法而兴奋不已，想感谢上帝让他教书。这样，他可以暂时忘掉希腊人，来歌颂那个伟大的亚历山大·蒲柏和他的《孤独颂》。

他是那样欢乐欣喜

只求数公顷祖传土地

在自己拥有的田园里

心满意足地呼吸故乡的空气

记住，男孩和女孩们，这儿有女孩吗？如果你是女孩，请举手。没有女孩吗？记住，男孩们，蒲柏感激贺拉斯，贺拉斯感激荷马，荷马感激万能的上帝。你们能发誓记住这句话吗？如果你们记住蒲柏对荷马的感激，就会知道没有人是从他父亲的脑袋里蹦出来的。你们能记住吗？

我们能，柯伦先生。

对乔那些抱怨不得不看《奥德赛》和旧东西的学生，我该说些什么呢？谁在乎男人们因为那个愚蠢的海伦而四处阵亡的古希腊或者特洛伊城里发生过什么事呢？谁在乎呢？班上的男孩们说他们才不会为了某个不想要他们的女孩而战死。是的，他们能理解《罗密欧与朱丽叶十》，因为很多家庭对你和信仰另一种宗教的人约会都保持沉默。他们能理解《西区故事》和帮派，但从不相信成年人会离开家，像俄底修斯离开珀涅罗珀和忒勒玛科斯，为那个不知道投入男人怀抱的愚蠢女人而战。他们不得不承认，俄底修斯装疯逃避征兵的方法很酷，喜欢阿喀琉斯捉弄俄底修斯的样子，因为阿喀琉斯处处都不如俄底修斯聪明。但他们同样不相信俄底修斯会离家二十年，四处征战和游荡，期待着珀涅罗珀坐在那儿纺纱织布，叫追求者滚开。班上的女孩们说她们相信，真的相信女人可以永远忠实，因为女人就是这样。一个女孩向全班同学讲了她在拜伦的一首诗中读到的诗句：爱情是男人生命中的一部分，却是女人生命的全部。男孩们发出轻蔑的叫声，女孩们却鼓起掌来，对他们们说，心理学书上就是这么说的。这个年龄段的男孩在心理发育上要比她们晚三年，但是这个班上有些人至少晚了六年，他们应该闭嘴。男孩们试图挖苦，扬了扬眉，互相说着：哦，天哪，不得了。闻闻我，我已经发育成熟了。但是女孩们互相看了看，耸了耸肩，甩了甩头发，用高傲的语调问我，能不能回到课文上来？

课文？她们在说什么哪？什么课文？我只记得高中生们经常因为不得不看课文而哭诉。为什么我们得看这个呢？我的愤怒和无言的答复就是：你们就得看这个，妈的，因为这是课程的一部分，因为是我叫你们看这个的。我是老师。如果你们不停止哀叫和抱怨，成绩单上的英语分数就会是一个上帝礼物般的零分，因为我站在这儿听你们说话，看着你们。你们这些享受特权、娇生惯养的幸运儿，除了上学、外出闲逛、学习、上大学、赚钱过放荡生活、步入肥胖的四十岁、依旧哭诉抱怨之外，什么也不用做。而世界上还有上百万人愿意不惜一切代价来换取你们的位置：穿着漂亮精美的服装，营养充足，摆布一切。

我真想这么说，但是永远都不会，因为有可能会被指控使用不适宜的语言，让我成为乔·柯伦那样的人。不，我不会那样说话，我得在这个远离麦基职高的地方找到出路。

一九七二年春，英语部主任罗杰·古德曼给了我一个斯特伊弗桑特高中的永久职位。我有了自己的五个班和指定负责区。我将再一次维护学生自助餐厅的秩序，确保没有人往地上扔冰激凌包装纸或热狗屑。这里的男孩和女孩可以坐在一起，但浪漫故事让人没了吃饭的胃口。

我有一间小的学生集合室。第一批招进来的九个女孩子，现在已经上四年级，就要毕业了。这些女孩们很善良，会带东西给我：咖啡、百吉卷和报纸。她们很挑剔，说我应该收拾一下头发，鬓角应该留起来。现在是一九七二年，我应该赶上潮流，要酷，要收拾一下自己的衣服。她们说我穿得像个老头，虽然我有些灰头发，但是没必要打扮得那么老。她们说我看上去非常紧张。其中的一个女孩捏了捏我的脖子和肩膀。放松，她说，放松，我们不会害你的。当她们分享秘密的时候，会像女人那样大笑。而你会认为那是关于你的秘密。

每星期五天，每天我都有五个班的课。我得记住一百七十五个学生的名字，还有下一年级整整一个学生集合室的另外三十五个学生。我得特别小心地对待中国学生和韩国学生的讽刺挖苦：如果你不知道我们的名字，那没有关系，迈考特先生，我们长得都一样。或者，他们会笑着说：是的，你们白人长得都一样。

当代课老师的时候，我就知道这一切，但是现在，一九七二年二月一日，圣布里奇特节这一天，我看着学生涌进我的教室。我向你祈祷：布里奇特，这些是接下来的五个月里每星期五天我都要见到的孩子，可是我不知道自己能否胜任，他们处在不断变化的时代。你能看出斯特伊弗桑特高中的这些孩子和我在麦基职高第一次遇到的孩子有着天壤之别。我们经历了战争和暗杀：两个肯尼迪家族的成员，马丁·路德·金，美德加·艾维斯。麦基职高的男孩们留短发或者梳大背头—将抹了油脂的头发向后梳起。女孩们穿衬衫和裙子，电烫的头发像钢盔一样硬。斯特伊弗桑特高中男孩的头发长得让街上的人们嘲笑：你都分不出他们是男孩还是女孩，哈哈。他们穿扎染的衬衫、牛仔裤和拖鞋。这样一来，没有人能猜得出他们来自纽约各地的富裕家庭。女孩们披散着头发，不戴文胸，让男孩们想得发狂。她们把牛仔裤在膝盖处剪开，故意要那种又穷又酷的味道，正如你所知，她们浑身上下都是那些中产阶级的垃圾。

哦，是的，他们比麦基职高的孩子们酷，因为他们天生如此。八个月后，他们就要到全国各地的大学学习：耶鲁、斯坦福、麻省理工、威廉斯、哈佛，成为地球上的贵族和淑女。现在，在我的教室里，他们坐在喜欢的地方聊天，不理我，背对着我这个妨碍他们毕业并走向社会的老师。一些人盯着我看，好像在说：这家伙是谁？他们垂头哈腰，没精打采，呆呆地望着窗外或者我的头顶。现在，我得吸引他们的注意力。我这么说了：对不起，请大家注意。有几个人不说话了，看着我。其他人因为被我打断而生气，又转过脸去。

我那三个班的四年级学生因为每天要带《美国文学选集》这本教材而呻吟叹息，三年级学生抱怨它太重。这本书很豪华，插图华美，是为了达到挑战、激发、启蒙和娱乐的目的，但是这书很贵。我告诉学生：带这本书会增加他们上肢的力量，希望书的内容能渗透到他们的头脑里。

他们瞪着我看。这家伙是谁？

教学辅导材料很详细，很全面，我从来不需要动脑子，里面有足够多的测验和考试，可以让学生一直保持神经紧张的状态。有上百道多项选择题、判断题、填空题、配对题，还有些命令式的问题，比如命令学生解释为什么哈姆雷特对他的母亲那么刻薄，济慈的消极能力说是什么意思，梅尔维尔在介绍鲸鱼之白的那一章节里暗示了什么。

男孩和女孩们，我准备从霍桑一直讲到海明威，从《贝奥武甫》一直讲到弗吉尼亚·伍尔夫。今天晚上，你们要看完规定的章节。我们明天讨论。可能还会有测验，也可能没有。不要为此打赌，只有老师知道考还是不考。星期二有个考试。三个星期后有个大考。是的，那很重要。你们的整个成绩单就取决于那次考试你们还要考物理和微积分吗？我为你们的苦恼而难过。但这是英语课，是课程女王。

你们还不知道吧，男孩和女孩们，我有英美文学的教学辅导材料。那些让你们抓耳挠腮、咬铅笔、害怕发成绩单那一天的考题都被我稳妥地放在包里了。你们一定恨我，因为我是唯一能让你们上常春藤联盟这个远大抱负破灭的人。我就是那个偷偷躲在巴尔的摩酒店大堂替你们的父母打扫卫生的家伙。

这是斯特伊弗桑特高中，不是纽约最好的高中吗？有些人还说这是全国最好的高中。你自讨苦吃，本可以上附近的高中。在那儿，你能称王称霸，成为头号人物、班级最高领袖。在这里，你只是众多分数竞争者中的一个。有了那些分数，就有了宝贵的积点，它们就能把你塞进常春藤联盟。积点是你伟大的神，不是吗？在斯特伊弗桑特高中的地下室，你们应该建一个带祭坛的内殿，安装一个霓虹灯管做的闪闪发亮的红色大字：“9”。这个你们每一门功课最渴望得到的神圣的首位数字闪啊闪啊闪。你们应该到那儿祈祷礼拜。哦，上帝，给我A，给我九十多分吧。

迈考特先生，为什么你在我的成绩单上只给了一个九十三？

我很善良。

但是我做了所有的作业，你布置的作文也全交了。

你有两篇作文交迟了。每篇扣两分。

但是，迈考特先生，为什么要扣两分呢？

那就对了。那是你的分数。

啊，迈考特先生，你为什么那么刻薄？

我只剩刻薄了。

我遵循教学辅导材料，向班上的学生投掷预先设计好的问题，用出其不意的测验和考试击打他们，用冗长而详细的考试摧毁他们。这些考试都是由收集高中教材的大学教授们炮制出来的。

学生们抵制考试，作弊，不喜欢我。因此我也不喜欢他们。我学会了作弊的游戏。哦，随意看一下你周围同学的试卷。哦，小心地为你女朋友发出摩尔斯电码般的低声咳嗽，捕获多项选择题的答案后，她就会露出甜美的微笑。如果她坐在你后面，那么在脑袋后面张开你的手掌。五个手指中张开三个表示第十五个问题，食指挠右边的太阳穴表示答案是A，其他手指代表其他答案。教室里充满着咳嗽声和身体活动的声音。我一抓到作弊者，就冲着他们的耳朵嘘道：最好就此打住，要不然你们的试卷就会被撕碎了扔进垃圾桶，你们的人生会被毁掉。我是教室的主人，一个永远不会作弊的人。哦，不，即使他们在圆月明亮的表面挥动用绿色字母写成的答案，我也不会作弊。

每天，我小心翼翼地教课，埋伏在教室前面的讲台后，用粉笔、黑板擦、红笔、教学辅导材料、考试测验的威力、威胁和控制的武器玩着当老师的游戏。我要给你父亲打电话，给你母亲打电话，向主管揭发你，要狠狠地破坏你的积点，这样的话，孩子，你就有幸去密西西比州的一所社区学院了。

一名四年级学生乔纳森用前额撞击课桌，还哀号着：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我们得遭这鸟罪呢？从幼儿园开始，我们一直在上学，都十三年了。为什么我们得知道达洛维夫人在该死的聚会上穿什么颜色的鞋？应该从莎士比亚那亳无意义的喊叫搅乱聋人天堂中学到些什么呢？究竟什么是毫无意义的喊叫？天堂什么时候变聋了？

教室里一片反抗的噪声，我却瘫痪了。他们冲着乔纳森喊：是的，是的。而乔纳森不再撞脑袋了，他问道：迈考特先生，你上高中时有这些玩意儿吗？又一声合唱：是的，是的。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告诉他们事实，说到高中教课之前自己从来没有踏足过高中呢，还是用一个谎言满足他们，说我在利默里克的天主教平信徒社团接受过严格的中等教育？

我被另一个学生拯救了，亦或被他害了。他喊道：迈考特先生，我表姐在斯塔滕岛区的麦基职高上学。她说你告诉过他们，你从来没上过高中。他们说你是个不错的老师，讲故事，聊天，从来不用这些考试折磨他们。

教室里一片笑声。摘去假面具的老师。老师从来没上过高中。看看他对我们的所作所为，用这些测验和考试把我们逼疯。我被永远贴上了这个标签：从来没上过高中的老师。

那么，迈考特先生，我想你得拿到在城里任教的执照。

你得拿到。

你不用拿到大学学位吗？

你得拿到。

你不用毕业高中吗？

你是说从高中毕业，从高中，从从从……

是的，是的。好啦。你不用从高中毕业，然后上大学吗？

我想你得这样。

菜鸟律师们严加盘问老师，持续了一天。消息传到了其他班级。哇呀，迈考特先生，你从来没上过高中，却在斯特伊弗桑特高中教书？很酷啊，哥们儿。

我把教学辅导材料、测验题、考试题，还有我那无所不知的老师面具扔进了垃圾桶。

我赤身裸体，重新开始，却不知道该从哪里开始。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早期，学生们戴着圆形小徽章和头巾，要求妇女、黑人、土著人和所有受压迫的少数民族获得平等权利，要求停止越南战争，拯救热带雨林和地球。黑人和鬈发的白人留着爆炸头，颜色花哨的短袖套衫和扎染衬衫成为那个时代的装束。大学生抵制上课，召开宣讲会，到处闹事，逃避征兵，飞到加拿大或者斯堪的纳维亚。高中生来到学校，满脑子还是电视新闻里的战争画面：稻田里被打成碎片的人、盘旋的直升机、被炸出坑道的迟疑不决的越南士兵。他们双手放在脑后，庆幸自己没有被再次炸回坑道去。高中生们想着美国本土人们表达愤怒的画面：游行，示威。不，我们不去。静坐，召开宣讲会，学生们倒在国民警卫队的枪下，黑人在公牛康纳的警犬前退缩。烧吧，宝贝，烧吧；黑色很美；不要相信三十岁以上的人；我有一个梦想；归根结底，你们的总统不是一个无赖。

在街上，在地铁里，我会遇到以前在麦基职高教过的学生。他们向我提到那些去了越南的男孩。去的时候，他们是英雄，可现在却被装在婴儿包里回家了。鲍勃·伯格德打电话给我，告诉我要为一个曾在我们俩的班上过课的学生举行葬礼。我没有去，因为我知道在斯塔滕岛区，这种血的牺牲会引发自豪感，会有更多来自斯塔滕岛区的男孩被装在婴儿包里，要比斯特伊弗桑特高中的人想象的多。技工和水管工得去战斗，而大学生们挥挥愤怒的拳头，在伍德斯托克的田野里私通，静坐。

在我的教室里，我没有戴圆形小徽章，保持中立。周围的吵闹声已经够多了，对于我来说，选好路、上完五个班的课就已经过了雷区。

迈考特先生，为什么我们的课就不能有点关系呢？

和什么有关？

嗯，你知道的，看看世界形势，看看正在发生的事。

总是有事情在发生。我们可以在这个教室里坐上四年，对着标题咯咯笑，变得神志不清。

迈考特先生，你就不关心那些在越南被燃烧弹烧死的婴儿吗？

我关心。我关心韩国和中国的婴儿，关心奥斯维辛和亚美尼亚的婴儿，关心爱尔兰那些被钉在克伦威尔士兵长矛上的婴儿。我对他们讲了自己在布鲁克林区纽约社区学院当兼职老师时，从班上那二十三名大部分来自加勒比海岛屿的妇女和五名男士那儿学到的东西。有一个五十五岁攻读大学学位的人，拿到学位后，就可以回到波多黎各，用余生帮助孩子。有一个学英语的希腊年轻人，希望攻读文艺复兴时期英格兰文学方向的博士学位。班上有三个年轻的非洲裔美国人，其中一个叫雷的青年抱怨自己是个黑人，所以在地铁站台上被警察刁难时，那些来自加勒比海岛屿的妇女就无法忍受了。她们对他说，如果他待在家里学习，就不会遇到麻烦了。她们的孩子是不会带着这么个故事回家的，她们要打烂他的头。雷一声不吭。你不能和来自加勒比海岛屿的女人顶嘴。

快三十岁的丹尼斯经常上课迟到。我威胁说要给她不及格，直到她写了一篇自传式的文章。我叫她把文章念给全班同学听。

哦，不，她不能那么做。让大家知道她有两个孩子，而孩子的父亲抛下她回到了蒙特塞拉特，从来没给她寄过一分钱，会让她很羞愧。如果我把这篇文章念给全班同学听，而不告诉他们是谁写的，她就不会介意了。她描写了自己一天的生活。很早起床，跟着简·芳达的录像带锻炼身体，同时感谢上帝赐给她新的一天。她洗个澡，叫孩子们——一个八岁，一个六岁——起床，送他们上学。然后，她跑去上大学的课程。下午，她直接到布鲁克林中心区的一家银行上班，再从那儿去她母亲家。她母亲已经把孩子们从学校接回来了。没有了母亲，丹尼斯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特别是她母亲得了那种手指在关节处弯曲的可怕疾病。丹尼斯不知道如何拼写这种疾病。她把孩子们带回家，将他们弄上床，帮他们准备好第二天要穿的衣服。做完这些后，她跪在自己的床边祈祷，抬头看着十字架，再次感谢上帝给她美好的一天。她睡着了，睡梦里想着基督受难的画面。

来自加勒比海岛屿的妇女们认为这个故事好极了。她们互相看了看，想知道是谁写的。当雷说他不相信基督的时候，她们叫他闭嘴，在地铁站台上闲逛的他知道些啥呀？她们工作、照看家庭、上学这个国家好极了，在这儿，即使你的皮肤像黑夜那样黑，也可以做你想做的事。如果他不喜欢，可以回到非洲去，要是没有警察，他能找到的话。

我对那些妇女说，她们是英雄；对波多黎各人说，他是英雄；对雷说，如果他长大，也会是英雄。他们都很迷惑地看着我，不相信我。能猜出他们脑子里都在想些什么，他们只不过做了自己应该做的事，接受教育，为什么这个老师称他们为英雄呢？

我那些斯特伊弗桑特高中的学生感到不满意。在全世界都要下地狱的时候，为什么我要对他们讲来自加勒比海岛屿的妇女、波多黎各人和希腊人的故事呢？

因为这些来自加勒比海岛屿的妇女相信教育。你们可以示威，挥舞拳头，烧毁征兵证，用你们的身体堵塞交通，但是你们最后明白了什么呢？对于来自加勒比海岛屿的女土们来说，只有一件事具有相关性，那就是教育，那就是她们所知道的。那就是我所知道的，那就是我需要知道的。

但是，我的脑海里还是存有疑惑和盲点。我得明白自己在这教室里是在干什么，否则，就得离开。如果我不得不站在那五个班的学生面前，就不能让日子这样在惯例中一点一滴地流逝：高中语法、拼写、词汇，挖掘诗歌的更深层次含义，为接下来的多项选择题提供一点琐碎的文学知识，以便向大学提供最棒和最聪明的学生。我得喜欢教学，只能从头开始，教自己喜爱的东西，让课程见鬼去吧。

玛吉出生的那一年，我对艾伯塔说了母亲曾经说过的一些话：孩子六个星期就能看见东西了。如果那是真的，我们应该带她去爱尔兰。这样，她对世界的第一印象就是忧郁的爱尔兰天空。阵雨过后，阳光穿透云层。

帕迪和玛丽·克兰西邀请我们住在他们位于舒尔河流域的卡里克农场，但报上说贝尔法斯特一片火海，是一座噩梦般的城市。我急着想见父亲，就和帕迪·克兰西、凯文·沙利文一起前往北爱尔兰。抵达当晚，我们在贝尔法斯特天主教控制下的街道散步。女人们在外面用垃圾桶的盖子砰砰砰地敲击人行道，警告男人军队巡逻兵来了。她们怀疑我们，后来认出著名的克兰西兄弟演唱组合中的帕迪。我们顺利地通过了那个地区。

第二天，帕迪和凯文待在酒店里，我去了杰拉德叔叔家。他带我到安德森镇见我父亲。父亲打开门，冲杰拉德叔叔点点头，审视着我。叔叔说：这是你的儿子。

父亲说：你是小马拉奇？

不。我是你的儿子弗兰克。

杰拉德叔叔说：你的亲生父亲都不认识你，这真令人伤心。

我的亲生父亲说：进来。坐下。你要喝杯茶吗？

他提出喝茶，却没有到小厨房泡茶的意思，直到隔壁的一名妇女过来泡了茶。杰拉德叔叔小声说：看，他连个手指头都不抬。有安德森镇的女士们伺候他，他当然不用动手了。她们每天都用汤和美味诱惑着他。

父亲抽着烟斗，但是没碰大茶杯。他忙着询问我母亲和三个弟弟的情况。啊，你的弟弟阿非来看过我。很安静的小伙子，你的弟弟阿非。啊，是的，很安静的小伙子。你在美国还好吧？履行宗教职责吗？啊，你得对你母亲好，得履行宗教职责。

我想放声大笑。上帝，这个人是在布道吗？我想说：爸爸，你没钱了吗？

不，那有什么用呢？我还不如离开，把父亲留给他的恶魔，尽管从他和烟斗、大茶杯相伴的那平静安宁的样子中，看不出恶魔会走进他的家。杰拉德叔叔说我们应该在黑夜降临贝尔法斯特之前离开我不知道该怎么和父亲说再见。和他握手吗？拥抱他吗？

我握了握他的手，因为我们之间一直这样，除了那次我因伤寒住院，他亲了我的前额之外。现在，他松开我的手，再次提醒我要做个好男孩，要听我母亲的话，要记得每日念玫瑰经。

回到叔叔家，我对叔叔说我想步行穿过新教徒控制的地区，尚吉尔路。他摇了摇头。他是个很安静的人。我说：为什么？

因为他们会知道的。

他们会知道什么？

他们会知道你是个天主教徒。

他们怎么会知道？

啊，他们会知道的。

他的妻子洛蒂也这么认为。他们有办法。

你们是说，如果一个新教徒从这条街上走过，你们就能发现他？

我们能发现。

怎么发现呢？

我叔叔笑了。啊，多年的锻炼。

我们又喝了一杯茶，里森大街上传来一阵枪声。一个女人尖声叫喊。我走到窗前，杰拉德叔叔说：啊，你的脑袋不要靠近窗户。一个小小的动作，土兵就会紧张得四处扫射。

那女人再次尖声叫喊起来。我不得不打开门，看到她怀里抱着一个孩子，另一个孩子紧紧抓着她的裙子。她正在被一名斜端着来复枪的士兵逼着向后退。她恳求他让她穿过里森大街，到她那些孩子的身边。我想帮她抱起那个紧抓着她裙子的孩子，但是当我走过去抱起孩子时，那女人从士兵身边冲了过去，冲过了大街。那名士兵揍了我一拳，用来复枪枪膛对着我的前额。进去，爱尔兰人，要不然，我把你那该死的脑袋打飞。

我叔叔和他妻子告诉我，我做了件愚蠢的事，那帮不了任何人。不管你是天主教徒还是新教徒，贝尔法斯特有一套外人永远都无法理解的处事之道。

乘坐一辆天主教徒开的出租车回酒店的路上，我还是梦想带一把复仇的火焰喷射器，轻松自在地漫步于贝尔法斯特街头。我要用它瞄准那个戴红色贝雷帽的杂种，把他烧成灰烬。我要报复英国佬八百年的暴政。哦，上帝，我会用点五〇口径的机关枪尽自己的一份力量。我的确会。可刚高唱起“罗迪·麦克考雷今天要在图姆桥上赴死”时，我想起那是我父亲的歌。于是，我决定和帕迪、凯文一起到我们住的贝尔法斯特酒店的酒吧里安静地喝上一杯啤酒。那晚睡觉前，我给艾伯塔打了电话，她将话筒交给玛吉，我在女儿的咯咯声中进入了梦乡。

妈妈飞了过来，在都柏林公寓里和我们一起待了一段时间。艾伯塔到格雷夫顿大街买东西，妈妈和我一起带着坐在婴儿车里的玛吉逛到了圣史蒂芬绿色公园。我们坐在湖边，扔面包屑喂鸭子和麻雀。妈妈说八月末来到都柏林真是令人偷快。各种各样的树叶在面前飘落，阳光在湖面上变幻着颜色，可以感受到秋天的到来。我们看着在草地上摔跤的孩子。妈妈说在这儿待上几年，看着玛吉长大，带一口爱尔兰口音，那是件令人愉快的事。她不是反感美国口音，但是听这些孩子说话，难道不是一种单纯的享受吗？她可以看着玛吉长大，在这片草地上玩耍。

我说，那一定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这时，我心里一颤。她说，有人正走在我的墓地上。我们看孩子们玩耍，再看看湖面上的阳光。她说：你不想回去，是吗？

回哪儿？

纽约。

你怎么知道的？

我不用打开盖子，就知道罐子里装了什么。

谢尔波恩酒店的行李搬运工说，帮我们照看靠在外面栏杆上的玛吉的婴儿车根本就不是什么麻烦事。而我们坐在大堂里，妈妈一杯雪利酒，我一杯啤酒。妈妈的腿上还有一瓶玛吉喝的奶。旁边那张桌子上的两名妇女说玛吉很讨人喜爱，真的很讨人喜爱。哦，真漂亮。她长得不是和妈妈几乎一模一样吗？啊，不，妈妈说，我是她的奶奶。

那两名妇女和妈妈一样喝雪利酒，但三个男人喝的是啤酒。从他们的花呢帽、红色脸庞和深红色的手，可以看出他们是农民。一个戴着暗绿色帽子的男人冲着我母亲喊道：这小孩是个可爱的孩子，夫人，你本人也不是那么糟糕。

妈妈笑了，冲着他回了句话：啊，那当然了。你也不是那么糟糕。

天哪，夫人，如果你再老一点，我就跟你私奔了。

大堂里的人都笑了。妈妈将头往后一仰，也笑了。从她那闪闪发亮的眼睛中，可以看出她正在享受自己的生活。她笑着，直到玛吉哭了起来。媽妈妈说得给孩子换尿布了，我们得走了。那个戴着暗绿色帽子的男人摆出一副恳求的样子。啊，别走，夫人。你的未来是要和我一起过的。我是个有钱的鳏夫，我有一个农场。

金钱不是万能的，妈妈说。

但是，我有一辆拖拉机，夫人。我们可以一起开。那适合你吗？

那让我心动，妈妈说，但是我还是个已婚妇女。等我穿上寡妇的丧服时，你会是第一个知道消息的人。

很公平，夫人。你到爱尔兰西南海岸，一个叫凯里的壮观的地方，我就住在左边第三座房子里。

我听说过那个地方，妈妈说，因为绵羊而出名。

还有强健的公羊，夫人，强健。

你的话总是很多，对不对？

和我一起去凯里吧，夫人，我们可以一言不发地在山里散步。

艾伯塔已经在公寓里做炖羊肉了。当凯文·沙利文和作家本·凯利到来的时候，炖羊肉正好够大家吃。我们喝着葡萄酒唱着歌，世界上没有一首歌是本不知道的。妈妈讲了我们在谢尔波恩酒店遇到的事。上帝在上，她说，那个男人很有交际手腕。要不是玛吉要换尿布、擦屁股，我已经在前往凯里的路上了。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妈妈已经六十多岁了。因为常年抽烟而患上的肺气肿使她喘不上气来，因此她害怕离开自己的公寓，可在屋子里待的时间越长，就越严重。她暂时周末到布鲁克林区来照看玛吉，但当她不能再爬地铁台阶的时候，就再也没来过了。我说她不想见自己的孙女。

我想去看她，可是我再也走不动了。

你为什么不减肥呢？

一个老年妇女减肥是很难的。话又说回来，为什么我应该减肥？

你难道就不想过一种不用整天坐在公寓里看着窗外的生活吗？

我有自己的生活，不是吗？那有什么用呢？我只是想一个人待着。

病情有时候突然发作，让她喘不过气来。有一次她到旧金山看迈克尔，他不得不马上将她送到医院。我们说她总是在放假期间——圣诞节、新年前夜、复活节生病，这是在毁我们的生活。她耸耸肩，大笑着说：你们真可怜。

不论身体状况如何，不论如何气喘吁吁，她总要爬上山到百老汇宾果游戏厅去，直到一天晚上摔了一跤，把髖关节摔碎了。手术后，她被送到北部的康复疗养院，然后和我一起待在洛克威半岛顶端微风岬的一栋夏日别墅里。每天早上，她都很晚起床，醒来后，弯腰驼背地坐在床边，凝视着窗户外面的那堵墙。过了一会儿，她拖着脚慢吞吞地走到厨房吃早饭。我斥责她吃了太多的面包和黄油才会变得像房子那么胖时，她冲着我吼道：看在上帝的分上，让我一个人待会儿吧。面包和黄油是我仅有的安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