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可以相信的事物，

皆是真相之一种。

诚然，一个人计算的第一个星盘必定是他自己的，我亦是如此。当我计算完毕，一个圆形结构出现。我惊奇地查看着，这是我吗？此刻在我面前的正是我个人的蓝图。最真实的自我，已写在这一基本的记录之中，既是最简单的，也是最复杂的。它就像一面镜子，将面部的感官图像变成了简单的几何图。在我看来，我脸上那些明显的特征和我所熟悉的一切都消失了；留下的是点的独特散射，象征着与天穹相对的行星。任何事物都不会老化，也不会改变，它们在穹苍中的地位是独特而永恒的。出生的时辰将这个圆划分为一个个宫，因此每个人的图表就这样呈现出独一无二的特征，如同人的指纹。

我想，我们每个人看到自己的星盘时肯定都会产生一种矛盾的心理。一方面，我们很自豪地看到天空印在我们个人的生命中，就像信封上刻有日期的邮戳，这使它与众不同。但与此同时，这又是某种形式上的太空监禁，就像罪犯在监狱中的文身编号。无法逃避。我不可能成为别人。这是多么的可怕。我们宁愿相信自己是自由的，能够根据自己的选择随时改造自我。事物之间的联系如天空般无穷和浩瀚，使我们不知所措。我宁可变得渺小一些，如此一来微小的罪恶尚可被原谅。

因此，我坚信我们应该去了解我们的监狱。

说起职业，我应该算是桥梁建筑工程师——我之前提到过吗？我在叙利亚、利比亚建造桥梁。在波兰境内靠近埃尔布隆格的地方，还有波德拉谢也分别建造了两座。叙利亚的那座桥十分奇怪：它所横跨的那条河只会在某一时期出现。水流在河床上激荡两三个月，之后便浸入了阳光普照的大地，变成了一条像雪橇一样的轨道。沙漠中的野狗会沿着河道互相追逐。

我总是能从概念到图形的转换中获得最大的乐趣。这些图形中会产生特定的图像，之后是图纸和设计。这些图像跃然纸上，呈现出富有深意的形状。当其他人不得不依靠计算尺来计算星盘时，我的代数天赋就派上了用场。有了计算机程序，如今这些都已不再需要。当人们只需点击鼠标即可解决对知识的渴求时，谁还会记得计算尺？

但也正是在那时——我生命中最美好的阶段，病痛开始折磨，使我不得不返回波兰。我在医院住了很长时间，但仍不清楚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有段时间我和一个做高速公路设计的新教徒睡了。他告诉我，也许是引用的路德的话，受苦的人能看到上帝的后背。我想知道这指的是肩膀还是臀部。既然我们连正面都无法想象，这神圣的后背到底又是什么样子？也许这意味着饱受煎熬的人有什么特殊的渠道可以见到神，可以通过走侧门，去接受神的祝福。这类人拥抱着某种真理，一种未历经苦难则无法理解的真理。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那些健康的人才是真正遭受痛苦的人。虽然这听起来很奇怪，但却显得如此合谐。

那一年里我完全无法行走。等病痛稍稍退去，我知道我不能再建造桥梁了。我也无法再远离那装着葡萄糖的冰箱。于是我换了工作，当起了老师。我在一所小学教书。我会教授孩子们许多实用的技能，比如英语、手工、地理。我总是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来吸引孩子们的注意力。希望他们记住知识不是出于对成绩不好的恐惧，而是出于真正的热情。

这给我带来了许多的快乐。孩子们总是比成人更令我喜欢，因为我自己就像一个孩子一样。这没有什么不好的。至少我知道这一点。孩子们总是那么的柔软轻盈、自由不羁、天真烂漫。他们不会进行成年人用来侵蚀自己生活的无聊闲谈。遗憾的是，人越长大，就会越屈服于理智的力量。就像布莱克所说的那样，变成天王星的公民。此后就无法再如此简单、自然地将他们引上正确的道路了。正因如此，我只喜欢年龄较小的小孩子。那些大一些的孩子，比方说十岁以上的，比成年人还要更加丑恶。那个年纪的孩子已经失去了自己的个性。当他们不可避免地进入青春期时，我看着他们逐渐僵化，变得乐于追逐他人。某些人在与这种新的生存状态进行斗争时，还会产生一些内心的挣扎，但最后他们所有人都屈服了。之后我不会再努力陪伴他们。继续的陪伴将让我经历又一次的坠落。因此，对于孩子们，通常我只教到这个年龄的临界点，最多到五年级。

后来，他们终于让我退休了。我以为这似乎为时过早了。很难理解为何如此，因为我是一位优秀的教师，我拥有非常丰富的经验，而且从来不会惹麻烦。唯有我的病，但它们也只是时不时地出现。我向教育委员会提交了我的声明、学历证明及个人申请，希望他们允许我继续从事教学工作。然而却无济于事。

我刚好赶上了一个不好的时候，碰上了改革。教育制度改革加上教学大纲修订，导致失业率大幅上涨。

之后我又在一所又一所学校寻找着工作机会。做过半天的兼职，打过小时工，甚至是以分钟来计算的工种。但是无论在哪里，我都能感到后面站着许许多多更年轻的人。我能听到他们在我的背后不耐烦地呼吸，紧紧地盯着我，踩着我的脚印。虽然这只是一份吃力不讨好、收入不高的工作。

直到搬到这儿我才找到一份教职。当我搬离城市，买了这座房子，成为邻居房产的看护人后，一位年轻的女校长从山下来到了我这儿。她说她知道我是一名教师。她用的是现在时，这给了我极大的安慰。因为我视自己的工作为一种精神状态，而不是一项项孤立的活动。她让我在学校里给低年级的孩子们代课教英语，这正是我喜欢的。于是我答应了下来，每周去给孩子们上一次英语课。这是一群七八年级的孩子，他们对学习有着极大的热情，但同时，厌倦也来得很快。

校长还想让我给孩子们上音乐课。她一定是听到了我跟孩子们一块儿唱《奇异恩典》这首歌，但这显然已超出了我的能力范围。

我只需要每周三去一趟村子里，换上干净的衣服，头发梳理整齐，化一个淡妆。我会上一些绿色的眼影，搽一些粉。然而这一切需要我花费很多的时间和耐心。我也可以把体育课也接下来，我又高又有力量，曾经从事体育运动。现在城里的房子里还保留着我的奖牌。但是由于年龄的关系，教体育课似乎已经没什么机会了。

但我必须承认，每到冬天，尤其是现在，去学校这一路对我来说十分不易。我要比平时起得更早，天还没亮就得起床熄灭炉火，扫去“武士”车上的雪。有时“武士”停在大路上，我还得在雪中跋涉许久才能抵达。这些都不是愉快的经历。冬日的清晨是用钢做的，有着钢铁的味道和锋利的边缘。一月里，每周三早上七点的世界不是为人类而创造的，至少绝对不是为了人类的舒适与愉悦。

遗憾的是，无论是迪迦还是我身边的任何一个朋友，无一人在占星术这方面能与我一样感同身受，于是我尽量少提及这些事。即便这样，他们仍认为我是一个怪人。我只在需要得到某个人的出生日期和地点时才会泄露这个秘密。例如警察局长。我为此问了普瓦斯科维什高原的几乎所有人，以及小镇上几乎一半的人。他们在给我出生日期的时候，实际上是在向我透露自己的真实姓名，给我看他们的天文图章，向我揭示他们的过去和未来。但是对于有些人，我永远都不会问他们要出生日期。

要得到别人的出生日期其实并不难。只需要一张身份证或任何一个证件，有时顺手从网上就可以查到。迪迦有机会查阅任何目录和表格。但是在这儿，我并不打算展开说。但真正关键的是出生的时间。那些文件纸张里并没有记录这些。但是只有出生的时辰，才是揭秘一个人的真正的钥匙所在。没有确切的出生时辰，星盘便毫无价值。这就相当于我们只知道事情的经过，却不知道时间和地点。

我曾经尝试向不太能接受占星学的迪加解释，占星学在过去就相当于当今的社会生物学。这么说，他至少会稍微感兴趣一些。这样来描述和比较并不离谱。占星学家认为，天体会影响人类的性格。而社会生物学家则认为，影响我们的是神秘放射的分子体。他们之间的区别在于规模。但是无论是占星学家还是社会生物学家，他们都不知道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影响，这种影响又是以什么方式进行传播的。实际上，他们研究的是同一个课题，只不过各自应用的范围不同。两者是如此的相似，但我却如此偏爱占星学，对社会生物学则完全不感兴趣，这一点使我极为惊讶。

在一个人的星盘中，可以通过出生日期来判断死亡日期。有生就有死，这理所当然。星盘中的许多地方都能够向我们透露死亡的时间和性质。因此，需要知道如何发现这些节点并把它们互相关联起来。可以看一看土星到生命主之间的过渡相位，以及第八宫的情况。另外，也要看光的相对位置——是指太阳和月亮的光。

这相当复杂。如果不是专业人士，肯定会感到无聊。“但是一旦沉下心去观察。”我告诉迪迦，“把各种事实联系在一起，就会发现此时此地所发生的事情与天上行星的位置是如此的一致”。因此，它总能让我受到深深的触动。这种触动与对占星术的真正理解是相互依存的。所以迪迦才感受不到。

为了捍卫占星术的意义，我常常被迫使用我并不喜欢的统计数据来作为论据，而这往往是最能说服年轻人的一种方式。带着对于宗教的热情，年轻人不假思索地相信统计数据。只需要给他们一些百分比或者概率，他们就能欣然接受。因此，我会常常提到高奎林和他的“火星效应”。这一现象看似怪异，却得到了统计学的证实。高奎林用统计学的方法证实了，代表着竞技与健身的行星——火星在运动员的星盘中某个特定位置出现的概率比其他非运动员更高。迪迦对这一证据以及所有令他感到不适的理论都颇为不屑。即使我告诉了他许多已被印证的预言的实例也无济于事。比方说希特勒的例子，希姆莱的占星师威廉-沃尔夫曾经预言1944年7月20日这天对希特勒而言意味着一个极大的危险。后来我们都知道，那正是他在狼穴被暗杀的日子。之后，这位险恶的占星学家毫不犹豫地又做出了预测。他预言，希特勒将在1945年5月7日之前神秘死去。

“简直难以置信，”迪迦说，“这怎么可能？”他反问道。然而很快便忘记了这一切，他的怀疑又被重新点燃。

我尝试用别的方法说服他，向他展示这里所发生的一切与天上发生的一切是如此的一致与和谐。

“举个例子，你看看，看仔细了。1980年的夏天，木星与土星的合相落在天秤座。这是一种影响力极强的相位。木星代表着权力，而土星则代表着工人。而此时，瓦文萨的太阳正落在天秤座。你看到了吗？”

迪迦怀疑地摇摇头。

“那警察呢，在天上代表警察的是什么？”他问道。

“是冥王星，它还代表情报部门和黑手党。”

“哦，是的是的。”他不相信地重复着。但是我知道他已经努力了，也试图去相信。

“再看这个。”我一边说着，一边向他展示行星的位置。

“1953年，土星落在了天蝎座。那一年，斯大林去世，政治剧变。1952至1956年则发生了政治镇压、朝鲜战争，人类发明了氢弹。1953年是波兰经济最为艰难的一年。看，那时土星正好进入天蝎座。是不是不可思议？”

迪迦头晕目眩地坐在椅子上。

“好吧，再看这个。海王星进入天秤座，代表着局势混乱。天王星落在巨蟹座，代表着人民的反抗和殖民主义的衰落。而法国大革命爆发，一月起义发生和列宁出生时，天王星正好落入狮子座。要记住，天王星落入狮子座始终代表着革命力量。”

我看得出来，这一切已经使他感到厌倦了。没有办法能够使迪迦相信占星学。这也没关系。每当我一个人在厨房里将占星用的研究工具摆好，我总是兴奋于自己可以追踪这些令人难以置信的一致。首先我算了大脚的星盘。后来我又算了警察局长的。

一般而言，一个人发生事故的可能性取决于上升点、上升点的主宰星和位于上升点的行星。主宰星在第八宫代表着自然死亡。若主宰星在第一宫，则代表此人会因自己的错误而死。他很有可能是一个粗心大意的人。如果表征与第三宫相连。那么此人可能会知道他死亡的原因。如果表征与第三宫不相连，那可怜的家伙甚至完全意识不到自己已经犯下了致命错误。第二宫代表着因财富和金钱而导致的死亡。处于这个位置时，此人可能会因为抢劫而受到攻击，最后遭到杀害。第三宫则是典型的道路交通事故的代表。在第四宫往往会发生因土地和家庭原因而导致的死亡，死者以父亲居多。第五宫的死亡原因则是孩子，或者过度享乐，或运动死亡。在第六宫中，常常会因缺乏警惕和过度劳累而导致患病而死。当第八宫的主宰星位于第七宫时则代表死亡原因是自己的配偶。可能呈现为不忠所导致的决裂与绝望。如此种种。

在警察局长的星盘中，象征着生命与权力的太阳落入第八宫（死亡宫，代表着存在生命威胁），居于四正位，与天蝎座（死亡、凶杀、犯罪）第十二宫（谋杀、暗杀）中的火星（暴力、侵略）构成一个凶相位。天蝎座的主宰星是冥王星，因此这里的权力可能与警察或黑手党等组织有关。冥王星在狮子座与太阳呈合相。这些信息告诉我，警察局长是一个模棱两可、神秘莫测之人，混迹于各种阴暗、邪恶的交易中。他可以残酷无情，以职位牟取私利。除了利用在警察局中的职权，他很有可能在其他地方也拥有许多秘密而不祥的权力。

而且，他上升星座的主宰星在白羊座，白羊座是负责管理头部的，因此暴力（火星）与他的头部有着直接的关系。我还记得土星落在动物星座——白羊座、金牛座、狮子座、射手座或摩羯座时，则预示着野生动物或侵略性动物对生命的威胁。

“在但丁的《地狱》中，维吉尔曾说，占星学家将会遭受脖子极度扭曲的惩罚。”迪迦就这样给我的演讲画上了终结。

“动起来，兄弟，别给我丢人。”我对正在向我咆哮的“武士”说，随后它立即发动了。这是一种忠诚的体现。当在一起生活久了，开始彼此依靠时，就会产生这样一种友谊。我知道它已经上岁数了，行动起来越来越困难，就像我一样。我也知道自己平时忽略了它，这个冬天使它的生活更为艰难。我也一样。我在车上准备了应对突发事故所需的一切，绳索、铲子、电锯、汽油罐、一些矿泉水和一包薄脆饼干。到现在肯定已经完全受了潮。我从秋天就开始储备这些物资了。还有一个手电筒（原来在这儿！）、急救箱、备用轮胎和一个橙色的便携式冰箱。还有一罐胡椒喷雾，以防有人在路上袭击我，虽然可能性不大。

我们驶过高原，穿过草地和奇妙的荒野，朝着村庄前进。在轻柔和胆怯中，一切开始变成绿色。幼嫩的（qián）荨麻正将它们的尖儿戳向土里，脆弱而细小。很难想象，两个月后，它们将带着蓬松的绿豆荚顽强地生长，骄傲而令人生畏。在靠近道路的野地上，我可以看到雏菊微小的脸庞。我忍不住去想，它们一定正以这种方式默默地观察着来到这里的每一个人，对我们做出了严厉的评判。它们是花族的部队。

我把车停在学校外面，班上的孩子们立刻跑了过来，他们总是被贴在“武士”前门上的狼头给吸引。之后他们带着我一块儿进教室，欢快地笑着，拉着我的毛衣的袖子，叽叽喳喳个不停。

“早上好。”我用英语说。

“早上好。”孩子们回答道。

因为是周三，我们就这样开启了属于周三的仪式。遗憾的是，又有半个班的学生缺席。男孩们都被叫去参加圣餐礼的彩排。因此我不得不再讲一次上一堂课的内容。另一个班的课我则给他们讲了一些与自然相关的词汇，这意味着教室又要被我弄得一团糟了。于是，学校清洁工的责骂自然少不了。

“你总是弄得一片狼藉。这里是学校，不是什么幼儿园。这些脏兮兮的石头和海藻到底是干什么的？”

她是这所学校里我唯一害怕的人。她那刺耳的、充满怨恨的谩骂能把我逼至绝境。她的这些教训使我感到疲惫不堪，心力交瘁。我勉强支撑着去了一趟邮局，又去买了一些东西。大量的面包、土豆还有其他一些蔬菜。我还买了一些坎波佐拉奶酪，寄希望于奶酪可以改善心情。有时我还会买各种杂志和报纸，但每每阅读上面的文字，总会给我带来一种难以名状的负罪感。总觉得是不是还有什么事没做完，是不是又忘记了什么，是不是在某件重要事情上没达到要求和标准而使我落后于他人。报纸很可能是对的。但是，当我们仔细观察街上的行人，就会发现许多人都遇到了这样的问题，他们的生活中也有许多未能如愿。

春的微弱气息尚未洒向这座城镇。它就像曾经的敌军一样，驻扎在城外的花园和山涧中。冬天过后，布满沙子的鹅卵石变成了湿滑的人行道。而现在在阳光下，它正扬起灰尘，弄脏刚从衣柜里拿出来的春天的鞋子。小镇的花坛弱不禁风。草坪被狗的排泄物玷污。路上的行人一个个灰头土脸，半眯着眼睛。有的在自动取款机前排起了长队，只为取出20兹罗提以购买一日的食物。有的则匆忙赶去诊所，因为他们预约了13：35就诊。还有的则前往公墓，把冬天的塑料花换成真正的春天的水仙花。

人们的忙碌与喧嚣使我动容，有时甚至是感动——我想这应该与我的疾病有关，我的抵抗力下降了。我站在倾斜的广场上，渐渐感到与路过的人们有着强烈的共融。每个男人都是我的兄弟，每个女人都是我的姐妹。我们是如此相似，都那么的脆弱、无常且易摧折。我们放心地在天穹之下游走，这对我们来说或许并不是什么好事。

春天只是短暂的插曲，在它之后，强大的死亡部队渐渐前行。它们逐渐围困了城墙。我们生活在包围之中。如果我们仔细观察每个片刻中的每个片段，可能会因恐惧而窒息。在我们的体内，崩塌无可阻挡，不久我们便会生病、死亡。我们所爱之人将离我们而去，他们留下的记忆也将在喧嚣中消散。最终一无所有。只剩下衣柜里的几件衣服和照片上的人影，不再被人所识。最珍贵的回忆终将会消逝，一切将陷入黑暗而消失。

我看到一个怀孕的女孩坐在长凳上看着报纸。突然想到，所有的无知都是如此的幸运。一个人怎么可能在知道这一切后还不会流产呢？

我的眼泪再次流淌，这使我尴尬和困扰不已。但眼泪就是止不住。我希望阿里能帮我想想办法。

“好消息”的商店位于广场旁的一条小街上，可以从停车场直接进入。要吸引潜在的二手衣购买者，这并不是什么优势。

去年深秋，我第一次去她店里，饥寒交迫。十一月的潮湿与黑暗笼罩着小镇，人们会被一切明亮和温暖所吸引。

洁净、鲜艳的地毯从入口处将顾客引入店内，直至衣架处。衣架上的衣服按颜色分类，玩着色调的游戏。店里飘着香炉气息，温度很高，很是暖和，这要归功于窗户下方那片大型工业暖气。这栋建筑物曾是残疾裁缝合作社的旧址，墙上的标记至今仍然可见。楼里拐角处有一棵大型植物，一棵巨大的栗树藤，它恣意生长着，早就长得比这栋楼原来的主人的公寓还高了。它强壮的枝条已沿着墙慢慢爬到了外墙橱窗。这座老楼现在是社会主义风格的咖啡馆、干洗店和舞会服装租赁店的混合体。建筑物的中央正是好消息的店。

“好消息”——是的，我这么称呼她。从我看到她的第一眼，这个属于女孩的名字就难以抗拒地出现在了我的脑海里。难以抗拒——这是一个美好而有力量的词；用这个词时，我们不需要过多的解释。

“我想买一件保暖的外套。”我害羞地说道，那个女孩机灵地看着我，黑眼睛里闪着光芒。

她兴奋地点了点头。

因此我立刻接了话：

“要那种保暖又防雨的。跟别的衣服不一样的，不要那种灰色或黑色，在衣帽间里很容易被误拿。最好有很多口袋，可以装钥匙袋、狗狗零食、手机、文件。这样我就不用带包，可以解放双手了。”

当我提出这些要求时，我意识到自己正以这种方式将自己交到她手中。

“我觉得我这儿有您需要的。”“好消息”答道，把我带到了一个狭长的房间。

在这个房间的最里面放着一个圆形的衣架，上面挂着许多大衣。她不假思索地拿出了一件漂亮的深红色羽绒外套。

“这件怎么样？”窗明几净，反射在她的眼睛里，散发着明艳、美丽的光芒。

是的，这件外套十分合身。此时的我像是一只动物，一只被重新赐予皮毛的动物。在口袋里，我发现了一个小贝壳。我把它当作这件衣服的前任主人留给我的小礼物。带着她的祝福：“愿它能为您服务。”

我还在这家店里买了两副手套。当我在装满帽子的篮子里搜寻时，我注意到里面有一只大黑猫。在紧挨着的另外一个装围巾的筐里还有一只一模一样的，只是更大一些。我在心里默默地给这两只猫分别取了名字——“帽子”和“围巾”，尽管后来我总是很难分辨它们。“好消息”的黑猫。

这位可爱的小店员散发着一种满族人似的美（她头上还戴着一顶仿皮草帽子），她给我倒了一杯茶，将椅子拉到电暖器旁，好让我暖暖身子。

我们的友谊就是这样开始的。

有这么些人，只要一看见他们，就会不自觉的嗓子紧，眼噙感动的泪水。他们似乎对我们曾经的纯真有着更多的记忆，好似他们是自然界的怪胎，尚未完全被坠落击败。也许他们是使者，是仆人，找到了流落民间、忘记自己出身的王子，当他们向王子展示他曾经在故国穿的长袍后，才使他记起要回家。

“好消息”也饱受病痛折磨。一种离奇古怪的病。她没有头发，也没有眉毛和睫毛，从来没有过，出生时就是这样。一定是因为基因或占星术。我当然认为这是受了占星术的影响。哦，是的，我后来的确查看了她的星盘：在第十二宫一侧靠近上升点附近的火星遭到损坏，并在第六宫与土星对冲（这样的火星也会导致秘密活动和不明动机的产生）。

于是她用眉笔画了弯弯的眉形，在眼睑上画上细小的线条，看起来就像是睫毛。画面很完美。她总是戴着头巾和帽子，偶尔也戴假发或是在头上缠绕一条围巾。夏天的时候，我惊讶地发现她的手臂上完全没有我们所有人都拥有的那些或深或浅的汗毛。

我时常在想，为什么一类人总能吸引我，而另一类却不会。我的想法是，我们的身体总是在追求一种完美、和谐的形态。而我们也总是在他人身上找寻着符合这一完美标准的特质。进化的最终目标更多的是基于美学而不是人的适应性。进化实际上是不断追求美，从而达到每种形态最完美的形式。

直到看到这个女孩时，我才意识到我们的体毛有多丑陋——那额头中间的眉毛、睫毛，头顶、腋窝和腹股沟的残茬。这些奇怪的瑕疵于我们又有何用？我想，在天堂里，我们一定没有毛发。赤裸而光滑。

她告诉我，她出生在科沃兹克附近村子里的一户大家庭。她的父亲常年酗酒，很早就去世了。母亲也得了重病并患有抑郁症，后来因使用药物过度，在医院终了一生。“好消息”努力地生活。她通过了高中毕业考试，却因没钱而没能上大学，更重要的是她得照顾自己的兄弟姐妹。她想自己去挣学费，但却找不到工作。最终，这家二手连锁店的老板雇用了她，只是薪水少得尚难以维持生计，更不要说学费了，因此大学离她越来越远。店里没什么客人的时候，她会读读书。我知道她喜欢什么书，因为她把它们放在架子上，还借给了她的顾客。那是一些阴暗的恐怖故事，哥特式小说，充满褶皱的封面上是蝙蝠的图案。讲述的是断手的变态和尚杀人，棺材被墓地的洪水淹没之类的故事。阅读这些东西使她相信，我们并没有生活在世界上最糟糕的地方。是这些书教会了她乐观。

当我听完“好消息”的故事，脑子里开始不断浮现以“你为什么不……”开头的问题，接着是“在我们看来”这种情况下应该怎么办的具体描述。当我咬到舌头时，那句不切实际的“为什么不？”几乎就要从双唇蹦出。

这就是那些多姿多彩的杂志正专注的事业。有那么一段时间，我也曾想成为他们：告诉人们是哪个地方出了错，是哪里弄糟了，什么地方没考虑周全。最后使我们产生自我约束，开始看不起自己。

所以我什么都没说。曾经的人生经历不应是辩论的话题。听完别人的故事，也应该以同样的方式回馈对方。所以我也向“好消息”倾诉了我的人生，并邀请她到我家去见我的“小姑娘们”。这就是我们初识的故事。

为了帮助她，我去找了乡政府。但他们告诉我，对于“好消息”这类人国家无法提供任何支持，什么形式的补助都没有。那位女性公职人员建议我去银行贷款。这种贷款可以在毕业工作后再进行偿还。

也有那种免费的计算机、裁缝和插花培训班。遗憾的是，这些培训只针对失业人员。因此，如果要去参加，“好消息”必须得辞去这份工作。

我也去了银行，拿到了一沓需要填写的表格。但是申请贷款有一个重要的必备条件——“好消息”首先必须被一所大学录取。我知道她最终定一定会实现自己的目标。

坐在“好消息”的店里感觉很好。这是小镇上最舒适的地方。带着孩子的母亲会在这里聚集，老太太们在老年食堂吃过午餐后会从这里经过。停车场的保安和蔬菜市场里卖冷冻食品的女售货员也会到这儿来。来到店里的每一个人都能喝上一杯热饮。也可以说“好消息”在这里经营着一家咖啡馆。

今天我得等她，直到她关上这个庇护所的大门。之后我们会和迪迦一起去捷克那家卖布莱克作品的书店。这会儿好消息正把一些头巾叠放整齐。她话不多，就算说话，声音也非常轻，必须非常仔细地听。还有最后几个顾客仍在一个个衣架上寻找着能买到便宜东西的机会。我在椅子上伸展开来，幸福地闭上了眼睛。

“您是否听说过居住在附近高原上的狐狸？毛发蓬松的白狐狸。”

我冻坏了。“我家附近？”我睁开眼睛，看到的是带着贵宾犬的那位先生。

“那个名字很可笑的有钱人好像把一些狐狸从他的农场里放了出来。”他站在我面前，胳膊上挂着几条裤子。他的贵宾犬看着我，脸上洋溢着属于狗的笑容。显然，它认识我。

“福南特沙克？”我问道。

“对，就是他。”这位老先生确认了一下，随即转向“好消息”，“您能给我找一条腰围80厘米的裤子吗？”

“找不到福南特沙克。他失踪了，无迹可寻，如同大海捞针，”那位老先生继续说道，“他可能和他的情妇一起逃到哪个温暖的国家。他那么有钱，能藏得很隐蔽。大概是牵扯进了什么勒索诈骗案了吧。”

一个在挂衣杆上翻来覆去一直寻找着耐克和彪马运动服的光头年轻人说道：“不是什么诈骗案，是黑手党。”他说话的时候几乎没有张开嘴。

“他们以他的农场作为掩护，从俄罗斯非法进口皮毛。肯定没给俄罗斯的黑手党分钱，于是害怕得跑路了。”

这个话题使我感到不安，我开始害怕起来。

“您的贵宾犬是公狗还是母狗？”我礼貌地问那位老先生，不顾一切地试图将谈话转移到更为光明一些的轨道上。“我的玛克西克？当然是公狗，还是单身汉呢。”他笑着说。但是他显然对本地的八卦更感兴趣，他转向光头男人继续说道：

“他非常富有，在科沃兹克郊外的主干道上有一家旅馆。还经营着超市、狐狸农场、屠宰场、肉类加工厂和一个马场。但是，能有多少在他妻子名下呢？！”

“这是给您的腰围八十的裤子。”我说着，递给他一条漂亮的灰色长裤。

他仔细检查了一下，戴上眼镜看了看洗衣标签。

“太好了，我喜欢，这条我要了。您知道吗？我喜欢修身、贴身的款式。能显出身材。”

“是吧，人与人之间总是有很大不同。我总喜欢买宽大的衣服。给我一种自由的感觉。”我说。

迪迦带来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本地的周刊《科沃兹克之境》愿意在其诗歌专栏刊登迪迦翻译的布莱克作品。迪迦既兴奋又紧张。我们沿着空空荡荡的的高速公路向边境驶去。

“我想先译他的书信，然后再回到诗歌。但是，如果他们只要诗歌……天哪，那我给他们什么呢？先给他们什么好呢？”

说实话，我已无法专注于布莱克了。我看到我们已越过边境上那些贫瘠的村舍，进入捷克境内了。这里的路要好得多。这时，迪迦的车停了下来。

“迪迦，那些狐狸是真的吗？”“好消息”从后座问他，“它们从福南特沙克的农场里逃出来了，所以在这片森林里游荡吧？”

迪迦肯定了她的说法。

“这事就发生在几天前。一开始，警察以为他在失踪之前把所有动物都转卖给了他人。看来这个人把它们都放了。很奇怪，不是吗？”

“警察在找福南特沙克吗？”我问道。

迪迦回答说，至今没有人来警察局报失踪，因此警方没有理由去找他。他的妻子也没有出面，孩子们也没有。也许他只是想给自己放个假。他的妻子说这也不是第一次发生这样的事了。此前他曾消失了一个星期，之后竟然从多米尼加共和国打电话回来。只要银行没来追债，就没有什么理由可惊慌。

“只要不与银行产生什么纠葛，人就是自由的，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迪迦带着说教的语气，试图让我们也相信这一点。我认为他完全可以成为一个出色的警局新闻发言人。

迪迦还说，关于警察局长裤腰带里的那笔钱，警方已经有了线索。这笔钱应该是贿赂的赃款。警方已经掌握证据，可以证实警察局长那天确是从福南特沙克那儿回来。这些显而易见的事情，警方却花了那么长的时间。

“还有另一件事，”他最后说，“用来杀害警察局长的凶器上有动物的血迹。”

我们在书店关门前的最后一刻赶到了那里。留着银色头发的宏扎将迪迦订购的两本书递给了他。我看到迪迦的脸颊上泛起了红润。他笑容满面地看着“好消息”和我，然后举起双臂，似乎想是要给宏扎一个巨大的拥抱。这两本书是70年代的旧版，上面带有详细的注释，是不可多得的珍品。之后，我们兴高采烈地回了家，没有人再提起那些阴邪的事情。

迪迦把《书信选集》借给了我几日。回到家后，我立即点燃炉子，给自己泡了浓茶，开始阅读起来。其中的一段话格外吸引我，于是我迅速在一个纸袋上将其译写了下来。

布莱克写道：“我相信我的身体状况良好。但它有着许多独特之处，除我之外无任何人知晓。年轻的时候，身体有许多地方会提醒我病痛的来临。之后的第二天，甚至是之后的两三天，我会被如胃痛一般的病痛折磨。弗朗西斯·培根爵士会说，在山区生活需要体育锻炼。弗朗西斯-培根爵士是个骗子。没有哪种锻炼能将一个人变成另一个人，一分一毫都不可能。这样的锻炼是狂妄自大，是愚蠢无知。”

这段话使我深受触动。我读了又读，无法停止。也许这就像是作者所希望的那样：“我读到的一切都沉入了我的梦里，这一整夜，我所梦见的都是错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