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勿屠戮飞蛾与蝴蝶，

因为审判即刻将至。

六月初，周末已经有人住在那些房子里了，但我仍尽职尽责，每天至少爬上山丘一次，用望远镜巡视一下这片区域。首先我肯定会仔细察看一下那些房子，它们在某种程度上也算是与人共存的生物构造，和人具有典型的共生关系。放眼望去，我不禁喜上眉梢，明显可见那些房子的共生生物归来的痕迹。他们用自己的体温、吵嚷声和思想填满了房子的空旷，用一双巧手修复了冬天留下的所有伤痕和缺陷。他们把潮湿的墙壁弄干，把窗户擦拭干净，把马桶的水箱修好。无人叨扰时，物质便会陷入沉睡，而现在那些房子就像刚从沉睡中醒来一般。塑料桌椅已经被搬到了小院里，木窗也已打开，阳光终于可以晒进屋子。周末时会有缕缕炊烟升起。教授夫妇常常出现，他们总在朋友们的簇拥下漫步田间，却从来不会走偏，踩踏到田埂上。每天午餐后他们都会散步去小圣堂再折返回来，还会在半路停下脚步，高谈阔论。有时风从他们那边吹来，带来只言片语：卡纳列托、明暗对照法、暗色调主义。

每到周五，司徒杰尼夫妇便会出现。他们一齐把长在房子周围的植物拔掉，好种上从店里买的新植物。他们行事的逻辑让人难以捉摸。为什么他们不喜欢西洋接骨木，而更愿意在那儿种上紫藤呢？他们的屋子围着高高的栅栏，为了能够看见他们，我特意踮起脚尖跟他们说，紫藤大概经受不住这里二月的严寒，但他们只是微笑着点点头，又自顾自地干了起来。他们把美丽的野玫瑰剪断，除掉了百里香丛，把屋前的石头堆成奇形怪状，再种上各种针叶树，他们说这些是：崖柏、矮松、扁柏和冷杉。在我看来，这么做毫无意义。

“灰女士”这一次要待的时间比较长。我见到她在田坡上踱步，僵硬得像一根棍子。一天夜里我带着钥匙和账单去她那里，她拿出草本茶招待我，我礼貌地把茶喝完了。算完账之后，我鼓起勇气问她：

“如果我想写回忆录，该怎么做呢？”我的语气着实困惑。

“要坐在桌前，逼自己去写，思路就出来了。不能限制自己，要把脑子里所有的东西都写出来。”

真是奇怪的建议。我不想把“所有的东西”都写出来，只想写我认为美好的、有益的东西。我以为她还会再说点儿什么，但她却沉默了，使我略感失望。

“失望了？”她像是读出了我的心思。

“对。”

“不能说出来的时候就写出来，”她说，“记住这点很有用。”她补充道，随后又沉默了。晚来风急，窗外的树随着这无声的音乐和节奏整齐划一地摇摆着，如同圆形剧场里听音乐会的观众一般。大风重重地摔了一下楼上房间的门，那声音仿佛是有人开了一枪。“灰女士”打了个寒战。

“这些声响弄得我心神不宁，好像这里的一切都有生命似的！”

“风声总是如此喧嚣，我已经习惯了。”我说道。

我问她在写什么书，她说在写一部恐怖小说。这让我很开心，一定要介绍她和“好消息”认识一下，她们就像同一个链条上的两个环，肯定会有聊不完的话题。能写出这种东西的一定是个勇敢的人。

“恶行最后总会受到惩罚吗？”我问道。

“我不在乎，没考虑过惩罚的事，我就是喜欢写恐怖的东西。可能因为我本就是一个胆小的人。对我来说这样很好。”

“您这儿是怎么了？”我指着她脖子上的颈托问道，黑夜的降临给了我勇气。

“颈椎退行性改变。”她的语气像是告诉我某个家用电器坏了一样，“肯定是我的头太沉了。头太沉，颈椎承受不了这种重量，就咔吧、咔吧地老化了。”

她笑了笑，又给我添了一些那难喝得要命的茶。

“您在这儿不觉得孤独吗？”她问道。

“偶尔吧。”

“我真佩服您。我真想像您一样那么勇敢。”

“啊，我一点也不勇敢。还好我在这儿还有点事做。”

“没有阿嘉塔我也觉得不自在。世界这么大，大得让人捉摸不透。”她看着我，用眼神审视了几秒，“阿嘉塔是我的妻子。”

我眨了眨眼。我还从未听过一个女人称呼另一个女人为“妻子”，但我喜欢这个称呼。

“惊到您了，对吧？”

“我也可以有个妻子之类的。”我想了想，然后笃定地说，“有人一起生活总是更好的，相依为命总好过孤身一人。”

她没有再回话，和她聊天很困难。最后我请她借我几本她自己的作品读，最恐怖的那类。她答应我会让阿嘉塔带过来。夜幕降临，但她却没有开灯。当我们二人都已沉浸在黑暗之中，我便跟她道了个别，然后回了家。

现在好了，房子都有自己的主人们在照看。我可以走得更远，越来越远，这种远足我仍称之为“散步”。我像孤独的母狼一样拓宽着自己的领地。把那些屋子和小路抛在脑后，我感到如释重负。我走进森林，在里面闲庭信步。森林里越来越静谧，变成了广阔的深幽之境，可以让人舒舒服服地躲在里面。思绪开始游荡。我也不再掩盖自己最恼人的毛病——哭泣。在这儿泪水可以恣意流淌、冲洗眼睛、改善视力。可能正因如此，我才能比那些眼睛干涩的人看见更多的东西。

首先我注意到鹿不见了——它们消失了。也可能是因为草太高，挡住了它们漂亮的红棕色脊背？但这也说明鹿开始繁殖了。

也是那天，我第一次偶遇了一位“少女”和一只长着漂亮斑点的小山羊。我还在森林里看见了一个人，虽说离得很近，他却没有看到我。他背着那种七十年代的绿色登山包，所以我猜想他一定与我年纪相仿。说实话，他看起来——很老，是个秃头，脸上的灰白胡茬剃得很短，肯定是用从果蔬市场买来的便宜的电动剃须刀剃的。他的屁股把褪色严重的肥大牛仔裤撑得很不美观。

那个人沿着森林边缘移动，小心翼翼地看着脚下。一定是因此，他才能和我走得那么近却看不见我。砍倒的云杉树干堆积出了一个十字路口，走到那儿的时候他拿下了背包，把它靠在了树旁，然后自己走进了森林。望远镜里只能看见不太清晰的摇晃画面，所以我只能猜测他在那里做什么。他弯下腰在枯枝落叶里翻腾。可以想见，他是采蘑菇的，只不过现在采蘑菇还为时过早。我盯着他看了一个小时左右，他终于坐在了草地上，边吃三明治边在本子上写着什么。他双手垫在头下面，望着天，在地上躺了大约半个小时，然后拿起背包，消失在一丛绿色之中。

我从学校给迪迦打电话，告诉他有个陌生人在森林里转来转去。还把大家在“好消息”店里说的话告诉了他。据他们说，警察局长卷入了森林边境转移恐怖分子的活动中。在这附近还抓到了几个嫌疑人呢。但迪迦对这些流言蜚语持怀疑态度。

我无法让他相信，在森林里四处徘徊的这个人很有可能是在试图抹去遗留下的证据。说不定他们在那儿藏了武器？

“我不想让你担心，但是调查可能会被搁置，因为没找到任何新的线索。”

“怎么会？周围动物的足印呢？是鹿把他推到井里的。”

迪迦沉默了一会儿，问道：

“为什么你跟所有人都说了那些动物的事？就算是这样，也不会有人相信你，还会把你当作……当作……”他顿住了。

“怪人，对吧？”我帮他说了出来。

“对啊。你干吗那么多嘴？你自己也知道那是不可能的。”迪迦说道。我想了想，觉得确实得把这件事跟大家解释清楚。

我感到十分愤怒，但上课铃响了，我赶紧说：

“我没有选择，只能告诉大家他们该往哪个方向思考。就算我不这么做，也会有别人这么做。”

那天夜里我辗转反侧，因为意识到有个陌生人在离家这么近的地方转悠。同时，调查可能会结束这个消息也令我产生疲惫和不安。怎么能这样说“搁置”就“搁置”呢？不调查完所有的可能性？那些足印呢？他们注意到那些足印了吗？毕竟是有人死了，怎么就能“搁置”呢？

住在这儿以来，我第一次关紧了门窗，屋子里一下就积聚了难闻的味道，使我无法入眠。当时已是六月初，夜晚已经暖和了起来，味道很难散去。我觉得自己仿佛被关在锅炉房里。我努力地听着屋子周围的脚步声，仔细分析着树木的簌簌声。树枝的每一次咔嚓声都能使我心中一惊。夜晚把最轻柔的声音都扩大了，把它们变成了响声、轰隆声、叫喊声。我可能被吓着了。自从在这儿居住，这还是第一次。

第二天早晨，我见到了昨天那个背着背包的人，他站在我的屋前。我先是被吓得一愣，然后赶紧伸手拿辣椒喷雾。

“您好。不好意思，打扰了。”他低声说，他的男中音让空气振动了起来，“我想买点儿鲜牛奶。”

“刚挤出来的那种？”我惊讶地说，“我没有鲜牛奶，只有‘小青蛙’那种，行吗？”

他有些失望。

白天的他看起来很讨人喜欢，我也不必使用我的辣椒喷雾了。他穿着一件过去人们常穿的那种白色亚麻立领衬衫。离近了看，他也根本不是秃头。他的后脑勺还剩下一丁点儿头发，扎成了一个细细的小辫子，让人想起脏鞋带。

“您自己烤面包吗？”

“不，”我惊讶地答道，“也是从下面的商店里买的。”

“哦，好吧，那就这样吧。”

我已经往厨房走了，却又转过身来跟他说：

“我昨天看见您了。您在森林里睡的？”

“对，我在森林里睡的。可以在这儿坐会儿吗？我骨头有点儿疼。”

他看起来有些心不在焉。衬衣后背已经被草色染绿了，也许是从睡袋里掉出来了。我低声咯咯地笑了一下。

“您要喝咖啡吗？”

他猛地摆了摆手。

“我不喝咖啡。”

显然他不怎么聪明，倘若聪明的话，自然会知道我指的不是他在饮食方面的好恶。

“那您吃蛋糕吧。”我指向桌子，前不久我和迪迦刚把桌子搬到外面。桌上放着我前天烤的大黄蛋糕，我已经吃得差不多了。

“那我能用一下卫生间吗？”他说话的口吻像是在与我讨价还价。

“当然。”我把他带进屋里。

他边喝咖啡边吃着蛋糕。他叫——鲍雷斯-施耐德，但他说自己名字时的发音很可笑，拖着长音——“波……罗……斯”，以后他在我这儿就叫这个名字了。他说话带着一点东部口音，之后交谈更是证明了这一点，他来自比亚韦斯托克。

“我是昆虫学家。”他满嘴含着蛋糕说道，“我在研究一种甲虫，一种濒危罕见的漂亮甲虫。您知道自己其实是住在红翅扁甲在欧洲最南部的栖息地吗？”

我从未意识到这件事，但说实话我很高兴，这就好像我们这儿来了一个新的家庭成员似的。

“那它长什么样？”我问道。

波罗斯把手伸进一个破旧的帆布袋里，小心翼翼地拿出了一个小塑料盒，放到我面前：

“就是这样。”

透明小盒里有一只死掉的金龟子，我把它称作金龟子。个头不大，棕色外壳，平平无奇。我偶尔会看到很漂亮的金龟子。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这一只都不算特别。

“为什么是死的？”我问道。

“请别把我当成那种杀死昆虫之后再把它们做成标本的业余爱好者。我找到它的时候，它已经死了。”

我把波罗斯从上到下扫视了一遍，想看看他有什么毛病。

他在粗壮的枯木中间翻找，有的枯木是自然腐烂的，有的是被砍倒的，他在那里找扁甲幼虫，计下它们的数量。清点完幼虫后，他把清点结果记录在一本名为《〈欧盟栖息地指导手册〉附件二和附件四中所列的腐生甲虫种类在科沃兹克县森林中的分布及其保护意见——计划书》的册子上。我格外仔细地读了一遍这个册子的标题，这已然让我放弃了对其中内容的进一步探究。

他告诉我，国家林业局根本没有意识到《指导手册》中的第十二条要求成员国制定严格的政策来保护栖息繁殖地，使其免遭破坏。昆虫在树木上产卵，之后孵化出幼虫。可他们允许树木被运出森林，这样一来幼虫就会被运到锯木厂和木材厂。它们就这样毫无痕迹地死去，无人问津。这一过程里好像谁都没有错。

“这个森林里每一棵粗壮的树上都满是扁甲幼虫。”他说，“砍伐森林时，一部分树枝会被烧掉。他们把满是幼虫的树枝扔到火里。”

我当时在想，每一次不公平的死亡都应被公之于众，即使是昆虫之死也是如此。无人问津的死亡将变成更大的丑闻。因此我欣赏波罗斯正在做的事。是的，他说服了我，让我完全站在了他的一边。

其实我本来就打算去散步，但我想让散步变得既有趣又有实际意义。于是我和波罗斯一起去了森林里。他使粗壮的树木在我眼前揭开了自己的神秘面纱，普普通通的树干整个变成生物的王国，里面有走廊、房间、通道，它们在那里产下珍贵的虫卵。幼虫可能没那么漂亮，但它们的信任令我动容——把自己的生命托付给了树木，却没想到这些屹立不动的硕大生物实际上是如此脆弱，而它们的生死则完全取决于人类的意愿。我难以想象幼虫在火中死去的样子。波罗斯拿起枯枝，把另一些罕见和不那么罕见的物种指给我看：隐士甲虫，红毛窃蠹——谁能想到它会待在这脱落的树皮下面。还有金绿步行虫——啊，原来它叫这个名字；我见过它那么多次，但对我来说，它一直都是亮晶晶的无名氏。漂亮的阎魔虫就像是一滴水银。欧洲大锹形虫，多么有趣的名字。真应该用昆虫、鸟和其他动物的名字给孩子取名：纹锹甲·科瓦尔斯基、果蝇·诺瓦克、乌鸦·杜舍依科。这仅是我记住的其中几个名字。波罗斯挥手施法，比画了几个神秘的符号，不知名的昆虫、幼虫和一堆虫卵就突然出现了。我问他哪些虫子是有用的，没想到这个问题竟让波罗斯大发雷霆。

“在大自然的领域，没有‘有用的生物’和‘无用的生物’之说。这只是人类对物种进行的一种极不明智的分类。”

日落西山，暮色降临。因为他没有睡觉的地方，我便邀请他到家里过夜……我为他把休息室的床铺好，后来我们又坐了一会儿。我把鬼怪来做客时剩下的半瓶利口酒拿了出来。波罗斯先是给我讲了许多国家林业局干的肮脏勾当和他们滥用职权的行径，后来他也放松了一些。我难以理解，为什么他对这个叫国家林业局的机构有着如此情绪化的态度。这个机构唯一能让我联想到的就是护林员“狼眼”。这么叫他，是因为他有着细长的瞳孔。他也是一个正派的人。

波罗斯就这样在我这儿待了好几天。他每晚都说，第二天他的学生或那些抗议国家林业局行动的志愿者会来接他，但第二天要么他们的车坏了，要么他们必须得赶去处理要务，要么半路被留在华沙了。有一次他甚至说他们弄丢了装证件的包，如此种种。我已经开始害怕波罗斯会像扁甲的幼虫一样在我家里孵化，到时就只有国家林业局的人能把他从这儿熏走了。虽然我知道他尽量不给我添麻烦，甚至还给我帮忙，比如他特别努力地仔细打扫了卫生间。

他的背包里有一个小型“实验室”，那是一个装着试管和小瓶子的盒子。据他说，瓶子里是某些化学合成的物质，极接近天然昆虫的信息素。他和他的学生用这些强效化学药剂做实验，在必要的情况下吸引昆虫，诱使它们在别处繁衍。

“你要是在树上抹一小块，雌甲虫就会蜂拥而至，在那里产卵。周围整片地区的雌甲虫都会跑到那棵树那儿，它们在几公里外就能闻到。只要几滴就够了。”

“为什么人不会这样散发气味？”我问道。

“谁跟你说，人不会散发气味了？”

“我什么都感觉不到。”

“你可能不知道你感受到了，亲爱的，你仍沉浸在人类的骄傲中，坚信着自己的自由意志。”

波罗斯的存在，让我回忆起和别人共同居住的状态。这是多么的尴尬啊。还会大大地分散注意力，让你偏离自己的想法。另一个人甚至不用做什么惹人生气的事，仅仅是在那儿待着，就能把你激怒。每当清晨他出门去森林里的时候，我就会为美好的孤独而祈祷。我想不明白，有的人怎么能在不大的空间里共同生活几十年？同床共枕，冲着彼此呼气，在睡梦中不经意地碰到对方。这种事也不是没在我身上发生过，我曾经和一个天主教徒同床共枕，到头来却什么好事也没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