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磨金龟子灵魂的人，

是在无尽的黑夜中编织凉亭。

早在采蘑菇爱好者的舞会开始两周前，我就去了“好消息”的店里。我们在仓库中堆积如山的服装里搜寻着合适的衣服。可惜对成年人来说选择的余地并不大，里面大多是童装。但这反倒让人感到欣喜，这说明孩子们还是可以成为自己想要的样子——青蛙、佐罗、蝙蝠侠、老虎。可我们还是没能找到一个有模有样的狼头面具。我打算装扮成一匹狼，面具之外的部分由我们自行解决。这一身装束就像是为我量身定制的一样，由毛皮连体服、毛绒手套做的爪子和面具组成。我可以舒舒服服地从狼嘴里看到外面的世界。

可惜鬼怪的情况则要糟糕许多，我们没能为他伟岸的身躯找到一件合适的衣服。对他来说所有的衣服都太小了。最后，好消息想出了一个简单却行之有效的办法。既然我们已经有了狼……剩下的就只差说服鬼怪了。

舞会当天一早就下了一场暴雨。正当我在观察大雨是否给我的实验豌豆造成损害时，林务员的车从我前面路过。我挥手示意他停下来。他是一个友善的年轻人，我自己偷偷地叫他狼眼，因为我敢保证他的瞳孔肯定有点问题——我总觉得它们细长到不可思议。他在这儿出现，也是因为这场暴雨。他得统计整个地区因暴雨而折断的老云杉。

“您知道红翅扁甲吗？”我直奔主题，跳过了礼貌的寒暄。

“知道，”他答道，“大概知道。”

“那您也知道它在树干里产卵？”

“很遗憾，我知道。”我能看出来，他在尽力猜想我这次提问背后的目的，“它产卵的时候会破坏宝贵的木材。您到底想问什么？”

我简明扼要地跟他说明了问题，几乎原封不动地把波罗斯的话告诉了他。从狼眼的眼神里可以看出，他把我当成了疯子。他眼睛一眯，露出了一种屈尊俯就的笑容，像是对孩子说话一般对我说：

“杜申科女士……”

“杜舍依科。”我纠正道。

“您真是个好人。所有的一切您都尽全力呵护。但您总不会觉得，因为树干里有扁甲，我们就不能砍伐树木了吧？可以给我点冷的东西喝吗？”

我体内所有的能量突然间消散殆尽。他根本没把我当回事儿，如果我是波罗斯或者“黑大衣”的话，他可能还会好好听我说，并且说出自己的理由来和我讨论。虽说他并不是不喜欢我，我甚至还能感受到他对我的同情，但对他来说我就是个老太婆，在这荒无人烟的地方生活着的一个有些疯癫的老太婆，既不中用，也不重要。

我缓缓地往屋里走去，他跟在我身后。他在露台上放松地坐了下来，畅快地喝了半升果汁。我一边看着他喝果汁，一边在心里想着，我本可以给他往里面挤上一点铃兰汁，或者把阿里给我开的安眠药磨成粉加进去。等他睡过去了，我就把他关在锅炉房里，只给他面包和水，关上他一段时间。或者相反，我也可以把他喂胖，每天量一量他手指的粗细，看他何时胖到可以烤着吃。这样他就该学得规矩了。

“现在大自然已经没有什么是自然的了。”他说道，这时我才看清这个林务员到底是什么人：公职人员。“已经太晚了。大自然的机制已经错乱了，现在要把一切都控制起来，才能避免灾难的发生。”

“扁甲会给我们造成灾难吗？”

“当然不会。我们需要用木材做楼梯、地板、家具和纸。您是怎么想的呢？因为红翅扁甲在那里繁殖，我们就要踮着脚在森林里走路吗？我们得猎杀狐狸，不然的话，它们的数量会增长到威胁其他物种的程度。几年前，野兔的数量多到田地都被它们毁了……”

“我们可以撒一些避孕药，让它们不再继续繁殖下去，而不是杀死它们啊。”

“哎呀，您知道那要花多少钱吗，而且还不怎么奏效。这个吃得少了，那个又吃得太多了。既然自然的秩序已经不复存在，那人类就得维持秩序。”

“狐狸……”话一出口，我就想到了在捷克边境来回游走的那只尊贵的“领事”。

“哦，对了。”他打断了我，“就拿养殖场里跑出来的那几只狐狸来说好了，您能想象它们会造成多大的危害吗？幸好其中几只已经被抓住送到另一个养殖场了。”

“不！”我痛苦地呻吟了一声，实在难以接受这件事。随即又感到一丝欣慰，毕竟它们至少体验过自由。

“它们已经没有在野外生存的能力了，杜舍依科女士。它们会死的。不会捕猎，饮食结构已经变了，肌肉也退化了。到了野外漂亮的皮毛还能有什么用？”

他看了我一眼，我观察到他虹膜中的色素分布得很不均匀。他的瞳孔完全是正常的、圆的，与我们每个人一样。

“您别太往心里去，也别再这么以天下为己任了。一切都会好的。”他从椅子上坐了起来，“好了，干活去喽。我们要把那些云杉拉走。说不定您想买点柴火过冬？现在正是时候。”

我拒绝了。他离开之后，我突然敏锐地感受到了自己沉重的身体，完全没有兴致参加任何活动，更别说去参加那群无聊的采蘑菇爱好者的舞会了。为了找蘑菇而整天在森林里游荡的人肯定是无聊透顶。

这身行头让我闷热难耐，尾巴一直拖着地，所以我必须得十分小心，避免踩到它。我开着“武士”到了鬼怪家门口，一边等他，一边欣赏着他的芍药。过了一会儿他出现了，我被惊得目瞪口呆。他穿着黑色短筒靴、白色长筒袜、可爱的花裙子，还配了一个小围裙，他在下巴上打了个蝴蝶结，把头上的小红帽系了起来。

他气鼓鼓地坐在我旁边的副驾驶位置上，去消防站的路上也一直一声不吭。他把小红帽放在膝盖上，等我们到消防站门口时才把它戴上。

“你也看到了，我一点幽默感都没有。”他说。

在参加完专门为采蘑菇爱好者举行的弥撒后，所有人径直来到了这里。这会儿大家才刚刚开始敬酒。董事长兴致勃勃地参与进来，他对自己的完美形象是如此的自信。以至于直接穿了一身西服就来了，装扮成了他“本人”。大部分参加舞会的人现在才开始在卫生间换衣服，肯定是因为不敢直接穿着那身装束去教堂。肤色不甚健康的沙沙神父也在，他穿着自己的黑色长袍，看来也只是把自己装扮成了神父。受邀而来的乡村主妇俱乐部演唱了几首民歌，然后乐队便开始演奏。说是乐队，其实只有一个人。他用电子琴灵活地切换着各种乐器的声音，就这样把所有流行歌曲惟妙惟肖地模拟了出来。

舞会大概就是这个样子。音乐声很大，现场异常喧闹，在音乐声的笼罩下难以和别人交谈，因此所有人都忙着吃沙拉、酸菜香肠炖肉和熏肉片。挂着各种蘑菇的侧廊上放着两瓶伏特加。沙沙神父吃完东西又小酌了几杯，随后便起身离席，和大家道了别。等他走了，大家才开始跳起舞来，仿佛神父在场会让他们感到尴尬。音乐声从旧消防站高高的屋顶上回荡而来，落在了每位舞者的身上。

一位穿着白色衬衫的瘦小女人在离我不远的地方直挺挺地坐着。她让我想到了鬼怪的那条母狗玛丽莎紧张颤抖的样子。之前我看见她走到微醺的董事长身边说了几句话。董事长朝她侧了一下身子，然后绷紧了脸，露出一副不耐烦的表情。他抓住了她的胳膊，想必是用了很大的力气，因为她痛得身子往后缩了一下。然后他摆了摆手，像是在赶走恼人的虫子一样，接着便消失在了成双成对跳舞的人群里。因此，我判断这个女人一定是他的妻子。她回到了桌旁，用叉子戳着酸菜香肠炖肉。装扮成小红帽的鬼怪大受欢迎，落单的我便走到她那儿自我介绍了一下。“啊，是您啊。”她愁云密布的脸上突然闪现了一丝笑容。我们努力试着聊天，但是除了音乐的吵嚷之外，还有木地板上的舞步发出的轰鸣，咚咚咚……为弄明白她在说什么，我只能认真地盯着她的嘴。我明白了她很想尽快把丈夫拉回家。众所周知，董事长是一个沉迷玩乐之人，无论对自己还是对别人，总是抱有一种危险的波兰传统式幻想。事后就不得不把他干的荒唐事给压下去。聊着聊着，我们还发现他们的小女儿曾跟我学习过英语。接下来的对话都因此而顺畅起来，我还得知他们的女儿认为我很“酷”。这样的褒奖让我很开心。

“真的是您找到了我们警察局长的尸体吗？”那个女人一边问我，一边用目光搜寻着丈夫的高大身影。

我承认是我找到的。

“您不害怕吗？”

“当然害怕了。”

“您也知道，遭遇这一切的都是我丈夫的朋友，他们走得很近。我丈夫可能也在害怕，但是我不太清楚他们之间有什么利益关系。只是有一件事让我一直受到煎熬……”她犹豫了一下便沉默了。我看着她，等着她说完这句话，但她只是摇了摇头，眼里还噙着泪水。

音乐变得更加吵闹，因为他们正在演奏《嘿，猎鹰！》。所有目前还没去跳舞的人都心急火燎地离开座位，走向了舞池。我并不想让自己说话的声音高过那个单人乐队。

当她的丈夫和一个俊俏的吉卜赛女人一闪而过时，她拉起我的手，对我说：

“咱们抽根烟去吧。”

她这句话说明这里能不能抽烟对她而言根本无关紧要，所以我也不再拒绝，尽管十年前我就已经戒烟了。

我们从陷入疯狂的人群中勉强挤过，被不停地推擦着，其间也会突然有人邀请我们跳舞。兴奋的采蘑菇爱好者变成了参加酒神游行的人。当我们终于能够一身轻松地站在外面时，消防站的灯光透过窗户照在我们身上。六月的夜晚散发着湿气和茉莉花香。暖雨初歇，但天空还没有完全放晴，似乎马上又要下起雨来一样。我想起儿时也曾有这样的夜晚，突然悲从中来。我不知道自己是否想和这个情绪激动又茫然失措的女人聊天。她紧张地点燃了一支烟，深吸了一口，然后说：

“那些死尸在我脑海里挥之不去。您知道吗，他每次打猎回来后，就往厨房的桌上扔一块切好的鹿肉。他们总是把鹿切成四份。深红色的血淌满了整个桌板。之后他会把它切成小块，放到冷冻柜里。每次我走到冰箱附近，就会想到里面有切成块的动物尸体。”她又用力吸了一口烟，“冬天的时候，他会把打死的野兔挂在阳台上风干，它们就这样被挂在那里，睁着眼睛，鼻子上还有凝固的血迹。我知道，我知道是自己神经质，是我过于敏感了，应该去医院看看。”

她突然满怀期待地看着我，像是在等待我做出反驳。可我心里却想着，原来这世上还是有正常人的。

我还没来得及反应，她又开口了：

“记得小时候，有人给我讲过午夜射手的故事。您听过这个故事吗？”

我摇了摇头。

“是这儿的一个传说，可能是德国人传下来的。讲的是午夜射手在后半夜四处寻觅、猎杀坏人的故事。他的坐骑是一只黑鹳，另外还有几只狗作伴。所有人都对他心怀恐惧，到了晚上就把门窗紧闭。一天，一个本地的男孩儿，也可能是来自新鲁达市或者科沃兹克的，冲着烟囱呼喊，希望午夜射手为他猎杀点什么回来。几天后，从男孩家的烟囱里掉下了四分之一具人的尸体，后来又掉下三块，直到他们把尸体拼接完整，便进行了埋葬。此后，午夜射手再也没有出现过，而他的那几只狗则变成了苔藓。”

森林里忽然吹来一阵寒风，我打了个寒噤。狗变成苔藓的画面在我眼前挥之不去。我眨了眨眼。

“这是一个如噩梦一般的奇怪故事，对吧？”她点燃了第二根烟，我现在才发现，她的双手一直在颤抖。

我想安慰她，却不知该怎么做。此前我还从未见过处在崩溃边缘的人。我把手放在她的手臂上，轻轻抚摸她。

“您是个好人。”我说道，她看了我一眼，那眼神如同玛丽莎一般。之后她突然哭了起来，她的哭声很轻，像小女孩一般，但手臂还在颤抖。她哭了很久，也许有太多需要哭出来的事。我必须陪着她，在她的身旁看着她。除此之外她也并不需要我做什么别的事。我环抱住她，我们就这样站在一起——于是，一匹假狼和一位小妇人，站在从消防站窗户里透出来的灯光里，舞蹈的人影飞掠过我们的身体。

“我要回家了，我已经筋疲力尽。”她悲伤地说。

阵阵跺脚声从消防站里传来。人群又一次随着波兰迪斯科版的《嘿，猎鹰！》舞动。比起其他歌曲，他们可能更喜欢这首吧。我们一次又一次地听到“嘿！嘿！”的声音，如同炮弹爆炸般响亮。

“你回去吧。”我终于下定决心和她以“你”相称，这使我松了一口气，“我会等你丈夫，把他送回家的。放心吧，没问题的，反正我也要等邻居出来。你们住在哪儿？”

她说了街名，那条街在“牛心角”后面。我知道在哪儿。

“你什么都别想了。”我说道，“在浴缸里放满水，好好休息一下。”

她从包里拿出一串钥匙，犹豫地说：

“我有时候会想，自己可能根本不了解那个一起生活了这么多年的人。”她看着我，眼神里带着恐惧，使我的身体一下僵硬了。我知道她在想什么。

“不，不是他，肯定不是他。我可以肯定。”我说道。

她疑惑地看着我。我在犹豫要不要告诉她。

“以前我有两只母狗，它们很在意东西是否公平地分给了它们——食物、抚摸、关心和照顾。动物对公平的感知特别敏锐。当我有什么事做得不对的时候，当我不公正地责骂它们或没有遵守诺言的时候，它们看我的眼神，我至今仍记得。它们悲戚地看着我，好像全然不解，好像是我违反了神圣的法则。从它们那儿我学到了理所当然的、最为基本的公平与正义。”我沉默了一会儿，又补充道：“我们有世界观，而动物们有世界‘感’，知道吗？”

她又点了一根烟。

“它们后来怎么了？”

“死了。”

我把狼头面具往脸上推了推。

“它们有自己的游戏，互相骗对方玩儿。其中一只找到了之前忘在哪儿的骨头，另一只不知道怎么夺过来，便会假装路上有车开过，要去叫唤几声。这时找到骨头那只就会把骨头放下，然后冲到路上去，竟不知那其实是个假警报。”

“真的？和人一样。”

“它们在所有方面都比人更有人性。更敏锐、聪明、快乐……可人类却以为可以对动物为所欲为，把它们当作物品。我想，应该是猎人开枪打死了我的狗。”

“不会的，他们为什么要那么做？”她不安地问道。

“他们说只会猎杀那些威胁野生动物的野狗，但实际上根本不是这样。他们都直接到我们的屋檐底下来了。”

我想告诉她有关动物复仇的故事，但又想起迪迦曾警告我不要逢人就道出我的理论。这时的我们站在黑暗中，看不见彼此的脸。

“胡说八道。”她说道，“我绝不相信他们会朝狗开枪。”

“野兔、狗和猪之间真的有那么大的区别吗？”我问道，但她没有吭声。

她上了车，迅速地开走了。她的车是一辆极张扬的吉普大切诺基，我认识这辆车。我很好奇，一个娇小的女人如何应付得了这么大一辆车。之后我便回到了室内，因为雨又开始下起来。

鬼怪面带红晕的样子很是滑稽，他正和一个胖胖的克拉科夫女人跳舞，看起来心满意足。我目不转睛地看着他。他优雅地移动着，动作恰到好处，镇定自若地领着自己的舞伴。他应该是发现了我正看着他，因为他突然开始拉着舞伴魔幻般的旋转了起来。很明显他忘了自己现在的样子，这景象滑稽极了——两个女人在跳舞，一个高壮，另一个矮胖。

这支舞结束后宣布了最佳装扮奖的投票结果。获胜者是来自特兰西瓦尼亚的一对夫妇，他们打扮成了鹅膏菌，他们的奖品是一本蘑菇图册。我们是第二名，得到了一个蘑菇形的蛋糕。本来我们要以小红帽和大灰狼的形象在所有人面前一起跳支舞，但后来大家完全忘了这回事。直到这时我才刚喝完今天的第一杯伏特加，玩性的冲动这才显现，哪怕他们再演奏一曲《嘿，猎鹰！》也好啊。但是鬼怪已经想回家了。他担心玛丽莎，因为它从来都没有独自在家里待过这么长时间，毕竟大脚的棚子给它留下了心理创伤。我告诉他我得送董事长回家。大多数男人也许都会留下来陪我一起完成这个艰巨的任务，但鬼怪不会。他找到了一个跟他一样想提前离开舞会的人，甚至可能就是那个俊俏的吉卜赛女郎，然后便不怎么绅士地离开了。但也无妨，反正我已经习惯了一个人去应付各种困难的事情。

凌晨，我又做了那个梦。我走到楼下的锅炉房，发现我的母亲和外婆又出现在了那里。她们俩都穿着夏天的花裙子，手里都拿着包，像是正要去教堂，但却迷了路。当我责备她们时，她们就开始躲避我的目光。

“你们在这儿干吗，妈妈？”我生气地问，“你们怎么能来这儿呢？”

她们站在柴火堆和炉子中间，虽然裙子上的花纹已经褪色，但看起来还是相当优雅。

“你们走吧！”我冲她们喊道，可是声音却突然梗在了喉咙里。因为我听到车库那边传来了嘈杂的脚步声和窃窃私语的声音。

我转过身朝向那个方向，看到那里有很多人：有男人、女人和孩子，他们穿着灰灰的，已经褪色的奇怪节日服装。他们的眼神同样闪躲，透着恐惧，且不知所措。他们从某处蜂拥而至，挤在门口，不确定自己能否进入。他们窃窃私语，鞋底在锅炉房和车库的石头地面上发出嘈杂的摩擦声。人群的涌动将前几排不断推至前方，我被深深的恐惧包围了。

我悄悄伸手去抓背后的门把手，试图不让他们注意到我，然后从那里溜了出去。我颤抖着双手，花了很长时间才闩上锅炉房的门。

醒来时，那场梦带给我的恐惧丝毫没有消失。我感到不知所措，想着这时候最好还是上鬼怪那儿去。太阳尚未完全升起，我应该没睡多久。一层薄雾升腾于万物之上，正要凝结成霜。

鬼怪迷迷糊糊地给我开了门。可能他没好好洗漱，因为脸颊上还有我前一天用口红给他画的红晕。

“出什么事了吗？”他问道。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进来。”他喃喃道，“昨晚怎么样？”

“挺好的，一切正常。”我的回答十分简洁，因为我知道鬼怪喜欢简洁的问题和简洁的答案。

我坐了下来，他则去准备咖啡。他花了很长时间来清洗咖啡机，之后又用量杯倒水。我印象中，当时他一直在说话。他的这种亢奋状态十分奇怪。西弗彦托派乌克，竟然会说个不停。

“我一直想知道你抽屉里放了什么。”我说道。

“看吧。”他打开抽屉给我看，“看吧，都是必要的东西。”

“就像我在‘武士’里放的那些东西一样。”

只需用手指轻轻一拉，抽屉就一声不响地打开了。厨具在一个个精致的灰色隔层里摆放得整整齐齐。擀面杖、鸡蛋搅拌器、小型电动牛奶搅拌器、冰激凌勺。还有一些我不熟悉的厨具——几个长勺、铲子和奇怪的钩子。每一件都像是用来做复杂手术的外科手术工具。看得出来，它们的主人格外地在意——因为它们都经过抛光，并且被整齐地摆放在合适的地方。

“这是什么？”我拿起一个宽金属镊子。

“那是小钳子，用来夹掉粘在擀面杖上的保鲜膜。”他边说边往杯子里倒咖啡。

接着他拿了一个小搅拌器，把牛奶打成奶泡，之后把奶泡倒在咖啡上。他从抽屉里拿出一套模具和装可可的小罐子，犹豫了一下该用哪个模具，最后他选择了那个心形的，随后把可可洒在了上面。就这样，我得到了一杯奶泡上带着棕色可可心形拉花的咖啡。他咧嘴笑了一下。

那天，我又想起了他的抽屉。只要往那里面看上一眼就能让我完全平静下来。其实我也想成为那些实用工具中的一个。

周一大家获悉了董事长死亡的消息。周日晚间，几个去消防站打扫的女人发现了他。其中一人似乎因受到惊吓而进了医院。

致警察局：

我知道，警察没回复公民的来信（非匿名信）一定是有什么重要的原因。我不想去讨论这些原因，只是想谈一谈我上一封信中所提到过的那件事。我不希望警察或其他任何人像我一样如此的被无视。被政府机关无视的公民

在某种程度上也被剥夺了存在的意义。然而我们必须清楚一点，没有权利的公民不代表丧失了自己的义务。

在此谨告知，本人已设法获得了死者福南特沙克的出生日期（可惜没有出生时间，这使得我算出的星盘不够准确），并发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地方，能够证明我之前提出的假设。

从他的星盘来看，在其死去之时，其火星正过境落入处女座。根据传统占星术中的最佳解释，这代表着与毛皮动物有关。同时其太阳位于双鱼座，这代表着身体最薄弱的部位，比如腿部的骨骼。如此看来，受害者之死正如其星盘所预示的那样。因此，若警方能考虑占星学家的建议，将会使很多人免遭不幸。行星的位置清楚地告诉了我们，这起残忍谋杀案的凶手是毛皮动物，很有可能就是狐狸。野生狐狸或从养殖场跑出来的狐狸（或是两伙狐狸串通一气）用某种方法把受害者引入了一个人们在多年前设下的圈套里。这种叫作“断头台”的圈套格外残忍，受害者落入圈套之后会被悬挂在空中。

这一发现可以让我们得出一个结论。请看一看，所有受害者的土星都在什么位置？他们的土星都落入了动物星座。而董事长先生的土星更是在金牛座上，这预示了动物造成的窒息死亡……

我还希望随函附上一份剪报。这则新闻报道了奥波莱地区曾出现的一种至今未能确认身份的动物，它用爪子攻击其他动物的胸部，把它们杀死。最近我在电视上看到一个用手机录制的视频，视频里能清晰地看到一只小老虎。所有这些都发生在奥波莱附近，也就是说离我们不远。它们可能是动物园里的动物。洪水过后它们得以幸存并重获自由。无论如何，此案都值得仔细调查。尤其是我已经注意到，附近的居民开始慢慢陷入病态的恐惧，甚至是恐慌之中……

正当我写这封信的时候，听见有人怯生生地敲门。原来是女作家“灰女士”。

“杜舍依科女士，”她站在门槛外面说，“咱们这儿出什么事了？您听说了吗？”

“您别站在门口啊，那儿有穿堂风。您进来吧。”

她穿着一件快要拖到地面的针织开衫，踩着碎步进来，径直坐在了椅子的边上。

“咱们以后可怎么办啊？”她激动地问。

“您怕动物把我们也杀了？”

她哼了一声。

“我不相信您的那个理论，太荒谬了。”

“我认为您作为一个作家是有想象力和判断力的，能够客观地对待那些乍一看不可能的事。您应该知道，我们能够想到的一切，其实都是某种真理。”最后我引用了这句布莱克的话，多少还是触动了她。

“杜舍依科女士，如果不是脚踏实地，我便绝不下笔。”她打着官腔对我说，然后压低声音补充道，“我无法想象。您说，是甲虫使他窒息的？”

我正忙着泡茶，是红茶。这次要让她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茶。

“对啊，”我说，“他整个人都在虫子堆里，它们爬进了他的嘴里，进到了肺里、胃里、耳朵里。有几个女人说，他浑身都爬满了甲虫。虽非亲眼所见，但我完全可以想象出到处都是红翅扁甲的场景。”

她凝视着我，但我读不懂她的眼神。

我把咖啡递给了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