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只眼中的每滴泪

都会变成永恒中的一个孩子，

在光明处女的怀抱中，

重获喜悦。

迪迦一定是一大早就过来了，我吃了药，当时正睡着。在历经这许多事后，除了这样我还能怎么睡着呢？我没有听到他敲门，我不想听到任何声音。他为什么没能再等一会儿，为什么没去敲窗户？他很着急，一定是有什么重要的事情想跟我说。

我迷茫地站在门廊上，只看到门前的垫子上放着一本《布莱克书信集》，这正是我们从捷克买来的那本。为什么他把这个留给了我？他这么做是想告诉我什么？我打开了书，漫不经心地翻了起来，但一张纸片都没有从书里掉出来，我也没注意到里面有任何信息。

那天阴沉潮湿，我走起路来很吃力。我去给自己泡了杯浓茶，直到那时我才看到，书中有一页用草做了标记。我读了一遍我们还没翻译过的内容，是布莱克写给理查德·菲利普斯信里的一段话，那段话用铅笔画了线（迪迦并不喜欢在书里做记号）：

“我曾在1807年10月13日的一篇文章《先知与真正的不列颠人》里读到过，”在这里迪迦用铅笔在旁边写着：“《黑大衣先生》”，“一位愤恨罗伯斯庇尔的外科医生设计使警察扣押了一位占星学家及其财产，将其投入监牢。能够解读星象的人，常受星象影响之苦，这不亚于那些相信牛顿学说的人，他们不去解读星象也不懂得解读星象，却因自己的推理和实验而苦恼。我们每个人都是犯错的主体，谁又能说我们不是罪犯呢？”

我用了十几秒才真正领会这段话的含义，之后我变得虚弱起来。肝脏生硬地叫喊，愈发的疼痛。

我拉开背包的拉链，往里面装上自己的物品和电脑。外面传来汽车发动机的声音，至少有两辆车。没什么好考虑的了，我拿上所有东西跑到楼下的锅炉房里。有那么一瞬间，我以为妈妈和外婆会在那儿等着我，还有我的“小姑娘们”。或许对我来说，加入她们是我最好的归宿。但是却无人在那里。

锅炉房和车库中间有一个存放水表、电线和拖把的小暗室。每个房子都应该有这么一个可以躲避迫害和战争的藏身之处。每个房子皆应如此。我穿着睡衣和拖鞋，背着背包蜷缩在里面，胳肢窝下面还夹着笔记本电脑，肚子的疼痛感加剧。

先是听到了一阵敲门声，然后是前门的吱嘎声和大厅里的脚步声。我听见他们上了楼，打开了所有的门。听见了黑大衣的声音，还有那个当时与警察局长在一起，后来又给我录口供的年轻警察。另外还有一些我不认识的人。他们四处分头寻找，喊着我的名字：“公民杜舍依科！雅妮娜女士！”就凭这一原因，我已不想回应。

他们上了楼，肯定把泥带了进来，他们一定以为看过了所有的房间。之后，其中一个人走下了楼，过了一会儿锅炉房的门被打开了。有人走了进来，仔细看了一圈，然后穿过锅炉房进了车库。当他离我只有几十厘米时，我感受到了空气的流动。我屏住了呼吸。

“亚当，你在哪儿？”我的头顶传来一个声音。

“这儿！”他就在我耳边喊道：“这里没人。”

楼上有人骂了一句脏话。

“咦——什么破地方。”锅炉房里这个人自言自语着，之后上了楼，没有关灯。

我听见他们在大厅里站着说话，商议对策。

“她肯定从这儿跑了……”

“但是她的车还在这儿。很奇怪，不是吗？她是走路离开这里的？”

这时传来了鬼怪气喘吁吁的声音，他似乎是跟着警察跑到这里来的：

“她跟我说要去什切青的朋友那儿。”

他是怎么想到什切青这么个说法的，太好笑了！

“父亲您之前怎么不告诉我？”

鬼怪没有回答。

“去什切青？她在那儿有认识的人？父亲您都知道些什么？”“黑大衣”若有所思地问。

儿子这样训斥自己，鬼怪一定很难过。

“她怎么去的那里？”他们开始热烈地讨论起来，我又听到了年轻警察的声音：

“哎，没办法，我们来晚了。她耍了我们这么久，差一点就能抓住她了。简直不敢相信，我们竟然这么多次让她在我们眼皮子底下溜走了。”

所有人都站在大厅里，我在这儿都能感觉到有人在抽烟。

“得立刻往什切青打个电话，另外查查她怎么去的那里。大巴车、火车，还是搭便车？得下一个通缉令。”“黑大衣”说道。

那个年轻警察说：

“我们还不至于动用反恐小队来找她吧？她只是一个发疯的老女人罢了，小菜一碟。”

“她很危险。”“黑大衣”说了一句。

他们走了。

“得把门封上。”

“还有下面的那个门。好了，开始行动吧。”他们互相议论着。

我突然听到鬼怪高声说：

“等她出狱，我就跟她结婚。”

“黑大衣”愤怒的声音传来：

“父亲您是在这荒无人烟的地方彻底失去理智了吗？”

他们走了以后，我在这片漆黑的角落里蜷缩了许久，甚至听见他们汽车发动机的轰鸣声后，我又等了一个小时，只听得见自己的呼吸声。我不用再做梦了，我在锅炉房里，这个死人常常出现的地方，就如同在我的梦里一样。我好像听到他们的声音从车库里，从山丘深处传来，像是一个在地下的庞大游行队伍。但这其实只是风声，普瓦斯科维什高原就是这样。我像小偷一样偷偷摸摸地上了楼，迅速穿戴好准备出门。我只有两个随身小包，阿里若是看到一定会表扬我。这个房子当然还有第三个出口，得穿过木棚，我正是从那边溜走的。而这房子，就留给死人吧。我在教授夫妇家的棚子里一直等到夜幕降临。我只随身携带了最重要的东西——我的笔记本、布莱克的书、药和存着占星资料的笔记本电脑。当然，还有《星历书》，假若将来我流落荒岛，它一定能派上用场。我踏着潮湿的薄雪，离家越远，我的灵魂越轻。我在边境望着我的普瓦斯科维什高原，这让我回想起第一次看到它的场景——当时我感到欣喜与沉醉，但却没有想到有一天自己会住在这里。这世界程序的设计中最可怕的错误，就是我们不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应该以最快的速度修正这个错误。

普瓦斯科维什高原后面的山谷里，黄昏已至。我从高处看到了大城市的霓虹，那是地平线远处的莱韦诺和弗朗克斯坦因，北边则是科沃兹克。空气清新，灯光闪烁。在这儿，在山上，夜幕还未降临，西边的天空仍是橙棕色的，只是天色渐渐暗下来。我并不怕黑，一直朝着桌山方向走去，在冻住的地面和干草地上磕磕绊绊。我穿着羽绒服，戴着帽子和围巾，身体发热。但我知道只要跨过边境，这些便不再需要。捷克总是暖和一些，那边全是南坡。

就在那时，处女座在捷克那一侧的天空中亮了起来。

它越来越亮，仿佛天空阴沉的脸上露出了笑容。我可以确定自己选对了方向，正走在正确的道路上。它在天上闪耀着，我则顺利地穿越了森林，神不知鬼不觉地越过了边境。是它一路指引着我。我在捷克的田野里行走，朝着它的方向。而它也越来越低，好像在鼓励我随它往地平线走去。

它领着我走到公路上，我已经能看到纳霍德市了。我轻松愉快地沿着公路走着——现在无论发生什么，都将是应该的、美好的。虽然这座捷克城市的街道已空无一人，但我却一点都不害怕。难道在捷克还有什么可怕的吗？

当我站在书店的橱窗前时，并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虽然房顶遮挡了处女座，使我看不清晰，但它仍然和我在一起。尽管夜已深，却还有人在里面。我敲了敲门，宏扎把门打开，竟没有一丝惊讶的神情。我说需要在这儿借宿。

“好啊。”他什么都没问就让我进去了。

过了几天，波罗斯开车来接我，还带来了“好消息”为我精心准备的衣服和假发。我们看上去就像一对要去参加葬礼的老夫妻，从某种意义上讲，也确实如此——我们要去参加我的葬礼。波罗斯甚至还买了一个漂亮的花圈。虽然车是从学生那儿借来的，但他总算有车了，他自信满满，开得飞快。我们经常在停车场停下来休整——我真的感到虚弱无力。旅途确实又长又累。等我们到达目的地时，我的双脚已无法站立，波罗斯不得不把我抬进屋里。

如今，我住在比亚沃维扎原始森林边上的昆虫观测站。自从感觉身体好些之后，我就尽量每天绕一小圈散散步。但我走起路来已经开始有些困难了。况且这里也没什么需要我照看的，这片森林禁止外人进入。有时当气温升高接近零度时，雪地上就会出现慵懒的双翅目昆虫、弹尾目昆虫和痿蜂，我已经学会叫它们的名字了，还经常看见蜘蛛，我还得知，其实大多数昆虫都会冬眠。蚂蚁在深深的蚁穴中抱成一大团，一直睡到春天的来临。我希望人与人之间也能有这般信任。可能是空气和以前不同，再加上最近经历的事情，我的疾病加重。所以更多的时候，我只是坐在那里，望着窗外。

波罗斯每次来，都会在保温杯里装上一种新奇的汤。我已经没有力气再做饭了。他还会给我带来报纸，鼓励我多读，但这些东西只会让我感到厌恶。报纸总是让我们保持着焦虑的状态，让我们的情绪偏离对我们来说真正重要的东西。我为什么要屈服于它们，按它们要求的方式思考呢？我绕着屋子转圈，一次朝这个方向踩出一条小道，一次又朝着另一个方向。有时我常常认不出自己在雪地里留下的脚印，那时我便会问自己：是谁往这个方向走了？谁留下了这些足迹？我想，无法辨认自己是一个好的信号。我一直在努力完成我的研究。我自己的星盘是我的第一千个研究对象，我常对它进行钻研，试图理解它的含义。例如，我是谁？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我知道自己的死期是哪一天。

我会想念鬼怪，今年冬天他就要一个人在普瓦斯科维什高原过冬了。我会想到那条水泥小路，它能不能挨过严寒呢。大家会怎样度过又一个冬天。还有教授夫妇家地下室里的蝙蝠、鹿和狐狸。“好消息”在弗罗茨瓦夫上大学，住在我的公寓里。迪迦也在那里，两个人互相依靠，生活容易一些。我后悔没能让他相信占星术。我经常借波罗斯之手给他写信。昨天我给迪迦写了一个小故事。他会明白这个小故事的寓意的：

中世纪曾有一位修道士，他同时也是一个占星学家（那时圣奥古斯汀还没有禁止通过占星预知未来）。他通过星盘预见了自己的死亡。石头将会落在他的头上，将他砸死。从此，他便在修道士帽子里面再戴上一顶铁帽子。直到某年耶稣受难日，他把两顶帽子一起摘了下来，这主要是怕引起教堂里众人的注意，而不是出于对上帝的爱。这时候，一块小石头落到了他裸露的头颅上，但他只是受了点轻伤。然而，修道士却认定预言已成真，便打点好了自己的一切，没过一个月就死了。

迪迦，事情就是这样的。但我知道，我还有很多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