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怪小说在中国蔚为大观，查《中国神怪小说通史》《古代志怪小说鉴赏辞典》《历代志怪大观》等相关著作，并稽阅历代志怪传奇叙录与通论，归纳起来，洋洋洒洒近千部之多；从两汉至清代，脉络清晰、源流分明，资料齐全可观，已形成了完整系统的中国志怪小说学。如此宏富如潮的著述，自然深刻影响到了明治维新前处处效仿、学习大天朝的日本。故此，日本亦有为数不少的志怪作品，以读本小说、笔记、舞台剧等形式问世。其中有一部分纯然以汉语文言文形式编著的小说，因其建构独特、寄寓清奇，颇为风行一时，惹人注目。受中国悠久宏渊的文化影响，朝鲜半岛、琉球、越南也都曾出现过此类汉文小说。汉字文化圈与儒家文化圈的双重身份，令这些作品无论在文体模式、人物塑造还是思想意蕴上，都以既有的中国小说做范本，并竭力向之靠拢。因此，它们不仅在比较文学范畴中，更在古典小说的广义范畴内具有宝贵的价值与非凡的意义。集抒情述志、称道鬼神于一身的汉文志怪小说集《夜窗鬼谈》与《东齐谐》，更是其中的佼佼者。

《夜窗鬼谈》与《东齐谐》其实是同一部书的上下册，其作者是日本明治时期著名汉学家、诗人、画家石川鸿斋。石川鸿斋本名英，字君华，号鸿斋，通称英助，别称雪泥居士，1833年生于三河国豊桥一个商人家庭。其少年时师事著名儒学者大田晴轩、西冈翠园，十八岁离乡游学，遍历日本各地；1858年返乡开办私塾，讲经述史。此后移居横滨，潜心著书立言，并一度在增上寺佛学校任汉文教师，又至中国考察拜师，与清朝公使人员诗咏唱和，往来密切。这一点从《东齐谐·比翼冢》一篇中，石川自述陪同清国大使游览饮宴等事即可管窥其豹。

石川鸿斋实乃广闻博识、通才多艺的饱学之士，汉学修养与诗歌、绘画造诣都极高。他一生著述等身，作品涵盖面颇广。1918年，当他以八十五岁高龄去世时，身后留下诸多皇皇巨著，主要有《日本外史纂论》十二卷、《文法详解》一册、《新撰日本字典》二册、《画法详论》三册、《诗法详论》二册、《书法详论》二册、《精注唐宋八大家文读本》十六册、《三体诗讲义》三卷、《日本八大家文读本》八卷、《点注五代史》八册、《点注十八史略》七册、《史记评林辑补》二十五册、《夜窗鬼谈》二卷、《花神谭》一册、《芝山一笑》一册、《鸿斋文钞》三册等等，共计五十余种，其中《夜窗鬼谈》与《花神谭》是他仿效中国志怪小说（特别是《聊斋志异》）所创作的带有浓郁日本本土“风味”的志怪作品。书成后风行一时，多次加印。

《夜窗鬼谈》由于篇目的写作时间有所间隔，上册发行五年后，下册才写毕印行，故而下册改称《东齐谐》，取袁枚《新齐谐》（即《子不语》）之气象，但在首页首行题写“东齐谐，一名夜窗鬼谈”字样。两部书分别刊印于明治22年（1889）9月、明治27年（1894）7月，皆由东阳堂印刷发行，配多幅精美石印插图。

因为刻意效仿、借鉴《聊斋志异》与《新齐谐》，且文笔、内涵确确实实颇得两部名著的神韵，所以《夜窗鬼谈》与《东齐谐》被誉为日本的《聊斋志异》与《子不语》，成为后来大行其道的怪谈作品的重要取材母源。譬如小泉八云、柳田国男、田中贡太郎等人，都或多或少地从中汲取过养分，并间接扩大了《夜窗鬼谈》的文学影响力。

尽管两书互为姊妹篇，但从“戏编”和“戏著”的署名方式上，能看出两者还是存在不少差别的。戏编的《夜窗鬼谈》多为石川以收集的前人著作和民间掌故为坯胎，剪裁、润色、编改、加工，二次发挥而成。而戏著的《东齐谐》则大多系石川原创的神鬼故事，也有些是利用既成的传统怪谈改编为诙谑笑话，博人一笑。中日两国的大学者，皆有著书立说之余，将一部分精力用于游戏笔墨的传统，石川亦然。《夜窗鬼谈》既是他调整心情、娱乐耳目的练笔结果，又是他用来“为童蒙缀字之一助”，为汉文学习者提供教材的实用范本。所以编著小说虽属“小道”，但他在此上头也倾注了大量心血。

从石川鸿斋整体著作所涉及的范畴，我们可以看出，其治学与写作背景明显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尽管以儒学家的身份纵谈玄幻，书写基调不可能完全脱离儒家裨益世风的要求，但他强调鬼神之理非世人可知，采取存而不究的态度，既不肯定，亦不否定，在此框架下自行怀抱，熔炼阐释，闯出了一条别具一格的文路。编撰《夜窗鬼谈》时，他已年过半百，如非对中国志怪传统有着浓厚兴趣和深刻研究，绝难以白发苍颜之龄而致力“怪力乱神”之事。多年游历中国的经历、长期苦读汉文典籍的用功，让他拥有了极高的汉学素养与汉文写作功底，所以《夜窗鬼谈》无论写人写景、叙事叙情，皆能做到构思巧妙、造句凝练、用笔明雅，同时在故事情节上亦有设想空灵、宛转动人之长，堪称日本汉文文学史上思想性、艺术性俱佳的杰作。

与《聊斋》相仿，《夜窗鬼谈》里的故事大致可分为“谈鬼论神”“日本民间传说”“动物幻化成精”“冥界仙境之想象”等类型；因作者身处明治维新的大变革时代，亦有少数篇章直接与西方近代科学对接，谈论天文、地质、物理等。这些篇章的素材来源，既有友人转述的生活记录、遨游天下博闻而得的奇妙轶事，又有乡野传说与寺社宗教画故事，更有不少取自前人书籍的材料，经吸收转化，收为己用。其“用传奇法而以志怪”“去旧套，创新意，弃陈腐，演妙案”，借花妖鬼狐、奇人豪侠之事审视种种世态人情，有的歌颂男女间真挚爱情，有的揭露文人作风虚妄华而不实，有的昭示天道循环的至理，怪异诡谲、奇趣盎然，极富感染力与表现力，在明治时代脍炙人口，大放异彩。

不过因为作者本身社会地位较高，所以和纪晓岚一样，都缺乏蒲松龄那种寄托怀才不遇与“孤愤”情绪的积极抨击精神，谈虚无胜于言时事，作品讽刺性大为淡化。石川承袭纪晓岚笔记体写作之精神，一方面“昼长无事，追录见闻……时拈笔墨，姑以消遣岁月”，将自我的见闻、学识托付书中；另一方面又“大旨期不乖于风教”，以儒家思想作为文学底色，强调德行修养、因果报应，旨在教育感化、警示世人，将自身的道德情操、创作旨归赋予斯作，“街谈巷议，或有益于劝惩”，最终起到因势利导、挽救世道人心的作用。

需要提及的是，两书中大部分篇目的末尾皆有作者案语，或有题为“宠仙子曰”的评语，见解新鲜独特，起到了较好的弥补原文、旁证详考的作用。但“宠仙子”到底是谁，目前由于中日两国都资料匮乏，已无从确认。有学者推测“宠仙子”即石川鸿斋本人，但观其评述口吻，往往对石川之作持批判态度，有时甚至对篇中主旨加以否定、对神鬼之说讽刺质疑，相悖之处恐难言系石川自谴。是以“宠仙子”的真实身份，有相当概率应非作者本人。

作为一部颇能“追踪晋宋，不在唐人后乘”的经典志怪小说，《夜窗鬼谈》却从未在中国大陆地区印行过，殊为遗憾。因此编者本着“拂明珠之尘，生宝玉之光”的信念，决意将之钩沉抉隐，以飨识者。此次校订出版，编者选择以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所藏《夜窗鬼谈》与《东齐谐》为底本，逐字逐句认真核校。该馆本刻版清晰、句读明确，且无他本漏字、错字之谬，是经综合比较考量后的最佳底本。鉴于作品系用文言文撰写，同时引征博杂，当代读者理解较为不易，故对较古奥词语及各类典故予以必要注释。凡异体字、错刻字、讹脱字等，一律径改于正文中，不再另出校记。不当谬误之处，敬请诸位方家不吝指正。

王新禧

2017年12月序于福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