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室的主人是个五十左右的男人，看上去实在是其貌不扬。干巴巴的面孔，稀疏的头发，左右额角明显地已经光秃，两边鬓角斑白，眉毛依稀可见，颜色暗淡，两只眼睛也是小而暗淡，看样子小时候是褐色的。身上是一套官员们常穿的西服，衬衣上系着领带，看外表要么像个会计，要么也许是哪个小企业的经理。可是写字台却有台球台那么大，上面一排五颜六色的电话，一台传真机更显示出官员位高权重。办公室就更不用说了，这么宽敞的办公室只有电影上才能见到，但那不过是导演脑子里自由驰骋的幻想，因为平头百姓中未必有人见过那么大的办公室。

    维尔丁中校的个子比中等还高，体态也匀称，可是此刻挺直身子站在巨大的写字台前却像个锡制的玩具小兵①。

    ①按安徒生童话《坚定的锡兵》中的形象制作的玩具。

    “不可理解，一个人在医院里躺下睡觉，第二天早晨怎么会出现在自己的办公室里，”主人的话音那么轻，维尔丁竭力不漏掉一个字，却又不敢走近一些，只好使劲伸长颈子。

    “是我的错，可是我们不敢派人去守卫，担心引起注意……”维尔丁开始辩解，但办公室的主人打断了他的话：

    “别嘟嘟囔囔，讲话要清楚。”

    “医院是民警系统的，经常住着一些侦探，那些人眼尖心细，什么事都爱弄个清楚明白，”维尔丁一边说一边按捺住对主人的憎恨。有这么一类人，他们一辈子什么都不干，什么责任都不负，只会发号施令。

    其实反间谍官员想错了，这样一类人是不存在的。办公室的主人一生过得像奴隶一样。爬得越高、办公室越大，身上的枷锁就越重。

    “我们在医院里找了个可靠的人，”主人默不作声使维尔丁受到鼓舞，说话也更有把握了。“目标一走我们就知道了。我派了几个人去，可是他的车里有武装警卫。”

    维尔丁隐瞒了一件事：总局那位上校夜里去找过奥加尔科夫，他们曾企图在路上拦截他，却扑了个空。

    “无谓的忙碌，”主人说道。“把这个执拗的老家伙除掉，我不愿意听到他的名字。我们什么都批评，可是我们的前人却没有碰到这种障碍。不久前我签了报销单，那么多钱可以买一支军队。您向我保证说建立了一支专业队伍，可是您却拦不住一辆只有两个人警卫的汽车。”

    “请原谅，我们不能在离莫斯科仅十公里的地方开仗。这里不是车臣。”

    “车臣稍微靠南边一点，仅此而已。我已经说了，把那个人除掉。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说过：只要人在，问题就存在……后面的话您想必知道②。就这样吧。”

    ②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即斯大林。那句话后面一句是：人不在了，问题也就没有了。这两句话在俄罗斯广为流传，据说是斯大林讲的。

    索尼亚带着豺狼把奥加尔科夫上校送到栅栏门口，一直等到他坐进“伏尔加”车，消失在树林后面。

    “伏尔加”左右摆动，行驶在乡间小路上。这时有个人站在灌木丛中，用望远镜观察汽车。

    “当然，这里下手最方便，”他放下望远镜说道。

    他的搭档“咔嚓”按了一下马表，答道：

    “怎么离开这里？一上公路就会遭到封锁。难道你想死后再拿美元？”

    乌特金中校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浏览报纸，没有任何新的发现。一个人被免了职，另一个人受到任命……免职……免职。乌特金读到一些人被免职、另一些人获得绣金肩章的报道时感到一种快意，尽管空出来的职位跟他毫不相干。一个瘸子总不会对莫斯科大剧院芭蕾舞独舞演员位置空缺这样的消息感兴趣吧。

    乌特金不喜欢自己的长官，尽管上校对人并不苛求，而且言语不多，他们两个人之间几乎从不交谈。乌特金因无事可做而苦闷不堪，他嫉妒奥加尔科夫总是忙忙碌碌，有时虽然对下属提高嗓门，但他们喜欢他。对乌特金他们说不上不喜欢，只是把他当成外人，只有当工作需要、无法避开中校时才跟他打交道。他按照铃声上班下班，诅咒自己的生活，却又下不了决心退休。后来他的生活中出现了一个女人，打破了因循守旧、毫无出路的现状，随后又闪现出神话般的一线希望。白发苍苍的老上校只消在医院里再躺上两天，让他们对已经判刑的犯人执行枪决，便万事大吉了。

    他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乌特金本来可以当上上校，成为受人尊敬、出人头地的人，往后退休金也会相应跟上来。没想到这个白头侏儒仿佛离了监狱就活不下去似的，竟然从医院里跑了出来！于是前功尽弃。乌特金对那些大人物的密谋、对他们想要达到的目的一无所知，当然根本就没有料到，万一商定的计划全部实现，他的性命就会一文不值，称起来不多不少，正好九克①。尽管乌特金跟副总理是在铮亮的高级轿车不透光的车厢里会面的，但副总理在目光短浅的中校面前已经暴露，凭这件事实已经足以对乌特金作出判决了。

    ①一颗子弹的重量。

    乌特金要是了解事情的真相，他会祈祷自己的长官身体健康，但愿他长命百岁，然而此刻乌特金却扯着那张看得烂熟的报纸，用最粗野的话诅咒上校。

    有人敲了敲门，助理值日军官走进办公室。

    “中校同志，收到一份加急电话通知，”中尉说着递给乌特金一张很窄的纸条。

    乌特金看了一眼打印的文字，不禁大发雷霆：

    “中尉，您怎么啦，难道不识字不成？这上面白纸黑字，明明写的是‘致奥加尔科夫上校’。”

    “我识字，中校同志，因此我才认得‘加急’这两个字。因为上校同志外出一个小时，我才决定向您报告。”

    “监狱里能有什么急事？”乌特金不满地说，但他看见电话通知是由将军签署的，便不再做声，低头去看通知。

    “致典狱长……十八点以前来向我报到，参加为期三天的外出视察。”

    乌特金喜得头都摇晃起来，他不相信自己会如此走运，把通知又看了一遍，随后填上日期和时间，并签了字。

    “对不起，中尉，我没有一下子问清楚，说话不冷静，您做得完全正确。等上校一回来就立即向他报告。”

    “是，”中尉拿着电话通知走了出来，心想：这头山羊要当三天的家，也就是说刷墙的事不用去管，可以打打牌了，可是老爹不在又会令人烦闷，而这里的工作本来就没有多少乐趣。

    不一会奥加尔科夫回到办公室，在电话里不知跟谁吵了半天，然后把乌特金叫来，说道：

    “您已经知道了，我要外出三天。要是我回来的时候内院的墙还没有刷好，您就得拿起刷子自己动手。我们的工作挺枯燥，可也不是残废疗养院。别忘了克雷萨洛夫在单人牢房关禁闭明天十二点到期。”

    奥加尔科夫出差是古罗夫安排的。首先，他认为老上校处境危险，其次，几位侦探已经等得不耐烦了，他们决定对敌人稍稍推一把。对维尔丁应当安排户外监视。古罗夫并无重要依据，准确些说，根本就没有依据。即使是召来一批“户外监视人员”，那么这些人也得过三四天、说不定要过一个星期才能开始工作。民警机关缺少交通工具、汽油和现代通讯工具，唯一不缺的是将军。

    可是对维尔丁应当进行监视，因此古罗夫和克里亚奇科在桌上摊开莫斯科地图，标出已知的维尔丁常去的那些地址。假如他去一个已知的地方，监视的人就可以在某个地址“扔下”或“拾起”目标，而不用一路上都挂在他的尾巴上招人注意。古罗夫这边的汽车总共只有三辆。其中有两辆外国车，不宜用来执行重要任务。而且，让“户外监视人员”乘坐对方认识的汽车，由对方认识的司机开车，这不过是一厢情愿，根本行不通。因此古罗夫决定给反间谍人员的汽车安个“信号”，监视他在远距离移动的路线。

    古罗夫花了一天一夜时间处理与奥加尔科夫上校和监狱有关的事情，他必须考虑保护铁木尔·扬季耶夫的性命，因此这一天一夜他把囚室里那个眼线报告的消息暂时放在一边。吸引他们注意的那个人关押在临时隔离室，这是个厉害人物，加上又有外面的人支持，从隔离室逃跑对他来说易于反掌。他关押时用的姓名是伊万·特罗菲莫维奇·库斯托夫，对他尚未仔细进行核查，因为这得花时问。应该偷偷给他照个相，然后把照片拿给铁木尔·扬季耶夫看看。

    古罗夫感到时间紧迫，事不宜迟。核查，照相——这都得花时问。可是假如临时隔离室里关押的正是他们要找的那个人，那么他根本就不值得从他藏身的地方逃跑。准确些说，把他带走的就是把他送来的那些人，“金鱼”可以直接从他们手上溜走。应该利用自己的名望和关系采取一点紧急措施，眼下在俄罗斯谁不靠这些办事？古罗夫对别人是否相信他编造的故事并不十分在意，借口临时隔离室供水管道出了故障，有两间囚室急需抢修，终于让人把囚室腾空，把伊万·库斯托夫“临时”转移到另一间隔离室，这间隔离室就在所有莫斯科人再熟悉不过的那幢漂亮的黄色大楼的院子里，它的地址是：彼得罗夫卡38号。

    在转移伊万·库斯托夫时随行的文件“搞乱了”，维尔丁一时找不到被他监护的那个人。中校的处境也不算很轻松。当然，反间谍机关要找到一个关押在莫斯科某个临时隔离室的人，不过是几分钟的事，只消按一下按钮就行了。麻烦在于该按的是官方的按钮。可是，反间谍机关一支特工分队的中校队长跟一个扒手有什么相干呢？这个麻烦也比较容易解决，但也得花时问。

    维尔丁给民警局管伊万扒窃案件的侦查员挂了电话。中校跟这个为日常琐事忙得焦头烂额的中尉并未见过面，只在电话里交谈过两次。侦查员自然不知道来电话的人的军衔和职务，还以为跟他通话的是个记者。听他问及从一个囚室转到另一个囚室、“报社”没法找到的那个扒手，民警顿时火了：

    “您怎么啦，闲得无聊吗？总统生了病，最高当局内部正斗得你死我活。杀人犯几乎大摇大摆地招摇过市。我的保险柜一直开着，重大案件的案卷就摆在桌上。可是您却关心一个扒手。这个案子的受害人没有好好讯问过，我已经找不到他了。您那位伊万·库斯托夫不应该转到另一间囚室，而应该干脆撵走……”

    要是维尔丁能以正式身份跟他交谈，民警侦查员准会扔下所有重大案件，没日没夜地去忙伊万·库斯托夫的事。可是中校不等他怒气冲冲地把这一大篇话讲完就放下听筒。反正过一两天伊万就能找到，眼下奥加尔科夫上校突然去了外地，应该火速解决铁木尔·扬季耶夫的问题。

    维尔丁已经拿起电话听筒，突然记起跟那位身居高位的大人物的谈话，那人曾提及有一帮职业打手，一帮只要一发信号便立即出动的杀手……这样的人当然是有的，可是他们根本不归维尔丁统辖。中校本人手下没有作战力量，可是又随时需要这样一支力量。他想到了图林和给他布置的任务：跟有战斗能力的盗匪团伙建立联系。说实在的，正是为了这个目的维尔丁才让别人招募的探子归队。这个人是他已故的上司、平庸老朽的福金上校招募的。图林当时未能完成任务，但他没有出卖任何人，表现得不卑不亢。从他的报告看来，他已经跟亚姆希科夫那帮人建立了联系。应当对这种联系进行核实，让它发挥作用，再说图林也闲得太久了，从他身上实际上没有得到回报。

    中校很走运，很快就找到了图林。维尔丁觉得这位前空降兵和未能成功的杀手对他打来电话感到高兴，不过说话仍然是寻常那种派头：“你最好滚远一点儿。”

    “格奥尔吉，你没有忘记雅科夫吧？”维尔丁问道。

    “前几天见过，他对我还不很放心，但已经有点意思了。”

    “跟他见个面，告诉他，需要两辆车，连人带车。听听他有什么要求，再跟他说得商量商量。但我们肯定要，不过人员你亲自核查一下。”

    “行，”图林淡淡地答道。“可是我不参与，年龄大了，不搞老鹰抓小鸡的游戏了。”

    “你跟他谈谈，细节咱们再商量，”维尔丁说道。“一个晚上够了吗？”

    “要是能见到，那就够了。”

    “明天九点，”维尔丁挂断电话，又拨了另一个号码。

    乌特金中校虽然已经接到电话，得到正式通知，说是赦免判处死刑的扬季耶夫的请求已被驳回，死刑犯人今天将被带走，但当囚车开来、担任押送队长的内务部队军官出示正式公文时，中校仍然禁不住感到恐惧。

    判决不在监狱里执行。人犯由囚车提取，押送人员不是警方的，而是内务部队。判了刑的犯人被带走，往后再没有人见到他了。

    乌特金手里拿着那张结实发亮的纸，用吓得一片模糊的眼睛看着它，只认出了总统的签名，看出墨水是黑的，便默默点了点头。

    “提犯人时您到场吗？”英姿勃勃的上尉问话的语气是那样平静淡漠，仿佛这是往带篷汽车上装运牲口。

    “这有必要吗？”乌特金勉强抑制住打嗝儿，问道。

    “只是个形式，中校同志，实际上您下个命令就行了，我们已经习惯，干得了。”

    乌特金把值班员叫来，作了必要的指示。值班军官敬了个礼，鄙夷地看了中校一眼，随内务部队军官一起走出办公室。

    乌特金试图把收到的公文看完，但他只看清了总统的签名。他把公文登了记收起来，在扬季耶夫的姓名下面歪歪扭扭地写了“除名”两个字，然后把一叠公文放进保险柜。

    中校试图听见厚厚的墙外嘈杂的人声或是汽车开走的声音，但监狱像往常一样保持沉默。

    “完啦，一个活人，就这样没有啦。”乌特金中校心想，随即开始翻阅放在桌上的《论据与事实》报。

    图林到他跟亚姆希科夫—利亚列克初次见面的那家餐馆去过两次，这位前空降兵跟团伙头目曾经同坐一席，但什么正事儿都没有谈过。餐馆的服务员对图林已经熟悉，对他很尊重，因为他饮酒适量，付账毫厘不差。老板身边的亲信对这个沉默寡言的新顾客并不嫉妒，他不跟他们交好，保持一定距离，对他们尊重而不谄媚。有一次队长点头指了指坐在稍远处的图林，对利亚列克说：

    “我挺欣赏这人，独来独往，眼下这种人很少见了。可是他来这里根本没事可干，对女人没兴趣，跟伙计们也不交往。我敢打赌，他是从上头来的。”

    “我管他干什么？”利亚列克答道。“刑侦局也好，联邦安全委员会也好，都跟我不相干，我是个小小的商人，按时纳税。不过他未必是警方的，果真是的话会有人事先通知我，那情况早就清楚了。”

    利亚列克表面上无动于衷，心里却禁不住感到好奇。这家伙显然有些来历，住哪儿，干什么——都不知道，对什么都没有兴趣，任何具体情况都摸不清。可是不知为什么不时上这儿来一下。

    图林进餐时总是独自一人，从来没有朋友或女人跟他在一起，对瓦里娅他已失去兴趣。

    有一天利亚列克来到餐馆，看见图林像往常一样，独自一人坐在角落的一张小桌边，便吩咐随行人员，说他马上过来，随后来到图林身边坐下。

    图林欠身起来点了点头，倒了一杯伏特加，把正宗的鲱鱼移到他面前，彬彬有礼地问道：

    “近来好吗，雅科夫·谢苗诺维奇？”

    “马马虎虎。”利亚列克点了点头，把酒喝下去，吃了点菜，问道：“你来这个酒馆有什么事？”

    “这儿只有一件事。”图林切了一块肉，笑了一笑。“看来你这儿掌勺的厨师一辈子也学不会炒菜。我得上厨房去一趟，给你做点煎牛排。”

    “你挺会关心人，”利亚列克笑了一笑。“我好像问了你一个问题。”

    “我有什么事？”图林说道。“我想要你仔细瞧瞧我，对我看习惯。眼下我还没有拿定主意，说不定有事求你。”

    “什么事，能说说吗？钱我不会给，你没有任何担保。”

    “我的头曾经有一次受过重伤，但脑髓还没有完全打出来。”图林把两个酒杯斟满，说道。“钱我有，我也许想求你借几个人。这跟你的事没关系。”

    “你以为我会不问情由借给你？”利亚列克粗野地咧着嘴笑道。“也许你是想搞一次宫廷政变？”

    “别拿我当傻瓜，雅科夫·谢苗诺维奇。我不是将军，出身也不一样。我要是需要几个人，也只用一次。”

    “好啦，”利亚列克不打算再喝，站起身来。“这种劳务是可以的，不过收费很高。”

    谈话到此结束。此前图林在洗碗碟的女工中找了一个人，不算探子，但也能提供一些情况。有一次他帮一个轻佻的姑娘摆脱了三个死乞白赖的“追求者”的纠缠，随后把她送到地铁。姑娘爱上了这位“骑士”，表示愿意以身相许，他断然拒绝，但留了个话，说是也许会给她打电话，她们厨房里有一台电话。

    当维尔丁嘱咐图林跟利亚列克再次见面，商定借两辆车、六名打手后，图林给自己的崇拜者打了个电话，请她一见利亚列克前来进餐就立即通知他。他事先已经把自己的电话号码给了那姑娘。

    这一天来临了。图林来到酒馆，看了一眼利亚列克跟几个人进餐的桌子，看见六个人总共只有两瓶伏特加，便在角落里自己的位子上坐下。服务员送菜单来时图林对她说：

    “请转告雅可夫·谢苗诺维奇，说我恭恭敬敬问候他，等他有空了请他过来一会儿。”

    服务员惊恐地朝那边看了一眼，但还是照他的要求做了。利亚列克听那姑娘把话讲完，对图林却看也没看一眼。图林明白匪徒是在有意摆架子，便作好准备等他来。等图林喝第四杯咖啡时，利亚列克走过来，重重地在椅子上坐下，厉声说道：

    “谁要找我说话，他总是自己过来，而不是像唤小孩一样叫我。”

    “请原谅，雅科夫·谢苗诺维奇，你说得一点不错。可是你那桌上有一伙人，而我的话只能在咱们两人之间说。”

    “这么说我被你缠上了！好吧，一五一十说吧。”

    化名伊万·库斯托夫被关押的杀人犯两天以后被人从彼得罗夫卡送回他熟悉的那间临时隔离室，他心里这才一块石头落地。突如其来的“出差”，去的是最危险的地方，紧靠莫斯科刑侦局，这可把伊万吓坏了。他断定维尔丁已经失去控制权，他这个杀人犯已经落入古罗夫手中。结果是一场虚惊，住惯了的囚室又亲切地迎接他归来。同囚室的三个人中只剩下两个，但这种事司空见惯，人以群分嘛。一些人上了法庭，然后去了押送站，另一些人则干脆被放了出去。

    囚室里散发着一股化学药品的气味。伊万听人解释说，水管根本没有漏水，是医官（监狱里的人是这么称呼医生的）发现了一些杆菌，不知是不是结核病菌，说不定是霍乱病菌，因此进行了消毒。

    “我要给联合国写信控告！”一个绰号“狗鱼”的犯人叫道。“别说是重病，两天时间连臭虫都没法清除干净！”

    开门的钥匙咔嗒一响，一个嘶哑的嗓音不满地说道：

    “伊万·库斯托夫，出去吧。又是侦查员要你去，看样子他没法肯定你是用哪只手偷走了那个笨蛋的钱包。”

    囚室里几个人哈哈大笑，伊万则习惯地把手背在背后，对两个难友递了个眼色，说道：

    “没罪的人是很难关住的，所以他们才感到烦恼。”说着走出囚室。

    押送的还是那几个人，没有给他戴手铐。当囚犯坐进民警的越野小汽车时，满睑粉刺的年轻中士像往常一样，用脚踹了一下他的屁股。

    他们走的还是那条路，警卫人员神色漠然，谁也没有留意他们的车从院子里出来时，一辆饱经风雨的灰色“莫斯科人”车也随后开动。

    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对自己这辆老爷车了如指掌，不用第二次挂档就把离合器踏板一踩到底。坐在后排的聂斯捷伦科和克里亚奇科对车身有时产生的震颤看得很开。

    “夏伯阳，你主要注意别让车子无意中抛锚，”斯坦尼斯拉夫说。

    “别担心，这车虽然有些怪脾气，但它不会胡来，”斯维特洛夫答道。

    古罗夫驾驶“雷诺”车跟在后面，间隔很大一段距离。高速车只消几秒钟便能赶上民警的越野小汽车。

    两天前古罗夫再次去了奥加尔科夫上校的领地，跟铁木尔·扬季耶夫见了面，后者一看照片就满有把握地认出了伊万。这种辨认对检察院和法院来说毫无价值，但它使古罗夫感到振奋，这证明他已经走上坦途。

    古罗夫不知道他们把杀人犯送到哪里去，当警车停在区民警管理局的砖房门口时，他感到十分意外。

    伊万被带出汽车。克里亚奇科明白他不宜在区管理局露面，古罗夫则更加不行，因为有可能碰见熟人，便派聂斯捷论科进大楼去。楼房是民警机关，犯人由警卫押送，因此退休上校并不特别匆忙。五分钟以后他在管理局走廊上碰到了押送伊万的两个军士时，被抓的人没有跟他们在一起。聂斯捷伦科熟悉民警的工作习惯，拦住两个军士，用上司的腔调问道：

    “犯人带到哪个办公室了？”

    “哪个办公室？”一个中士耸了耸肩。“我们总是把他交给本地一位中尉。然后他亲自把他带到我们的汽车上来。”

    他们很快查清楼房还有另一个出口，管理局里谁也不认识具有所述特征的那个中尉。他们在后门通道口外面的院子里很快找到一个十岁左右的男孩。男孩说，他看见有两个叔叔，一个穿民警制服，另一个穿黑色短棉大衣，两人坐上一辆灰色“伏尔加”车开走了，这是刚才的事，根本没过多久。

    古罗夫迅速询问了两个吓坏了的军士，查明他们是第三次把伊万带到这里来，犯人每次在侦查员那儿总要呆很久，而中尉也总是亲自送他上汽车。

    古罗夫又找到负责犯人伊万·库斯托夫案件的那个年轻侦查员。小伙子开始发火了，说是第一次审讯并跟受害人当面对质以后他就再也没有见过那个扒手。可是当古罗夫把他带到副局长办公室时，小伙子一下子就泄了气。

    行将退休的中校打发走了侦查员，无可奈何地望着古罗夫。

    “我全明白，上校先生，”他压低了声音说。“我们这幢破房子被人用作过路的院子，他们提这个囚犯是为了自己的某种需要。不过每次都送回来，兴许今天也会送回来。在这件事情上我根本没有过错。”

    “嗯，您有没有过错不由我来决定。”古罗夫一反常态，一时也不知所措。“不过我要提醒您注意，拘留今天期满，可是你们的侦查员连动都没有动弹一下。”

    “不错，可是这跟发生的事情没有关系，”中校垂头丧气地答道。“但要是他前两次被送回来，那么今天也会被送回来。”

    “这倒未必，”古罗夫说着转身来到几位侦查员身边，跟斯坦尼斯拉夫一起坐进“雷诺”车。

    “这种差错真不该出，”斯坦尼斯拉夫一向直爽，此刻也直言不讳地说。“你是头头，是个天才，你想想看。他们对那个车臣人已经处理完毕，再不需要这个俄罗斯刑事犯了。”

    “那么他们把伊万送来送去只是因为铁木尔还呆在死囚牢房里么？”

    “我不知道！可是我敢肯定：今天是最后一次。伊万再不会回这里了。人家再不需要他了。”

    要是因为朋友敢于当面对你讲真话而突然对他表示憎恨的话，那么古罗夫此刻正是怀有这种感情。古罗夫劝自己说，斯坦尼斯拉夫讲出的想法是合理的，他没有错，他们在离终点仅一步之遥时摔了跟头。古罗夫一再说服自己：一个人只要不认输就尚未失败，必须找到一种不寻常的解决办法，但他迄今尚未找到。

    餐馆的办公室能容纳十——十二个人，餐桌上相应地也就摆了这么多餐具。可是就座的仅三个人。最里面的一端通常是最尊贵的客人或筵席主持人的座位，此刻坐的却是伊万。他按照时尚没有刮脸，下巴上的短髭蓄了大约一星期，这种短髭在轰动一时的美国电视片和俄国电视制片人列昂尼德·帕尔菲奥诺夫的电视片中那些专横的人物脸上可以见到。杀人凶手身穿白色衬衣，没有系领带，外面罩一件格子上衣。

    “主人公”左边是维尔丁中校，穿着他通常穿的西装便眼，右边是个三十岁左右的小伙子，胖胖的脸上略带讥讽的笑意，他从桌边稍稍退后一点，跷起二郎腿坐着，膝盖上放着一个记事本，手里玩弄着一支铅笔。

    伊万面前放着一盘烤乳猪。杀人凶手根本就不喜欢这个场面，但却像着了迷似的不时看一眼油光闪亮的乳猪背，有时还咽下一点口水。装鱼子酱的高脚盘，蒙着水汽的酒瓶，还有其他菜肴，都是丰盛的筵席上必不可少的，不必细述。

    “切吧，伊万，这是对你的勇气的奖赏，”维尔丁说道。

    “免费的甜食是没有的，长官。”伊万拿起餐刀，用指头试了试锋刃。“你先跟我说说，这回筵席算在谁的账上。要是我得为它付出我这张皮，那我是不同意的。上一次咱们谈过，说是咱们聚在一起，我把已经过去的事情讲一讲。可是根本没有谈过什么庆功宴。”

    “不喜欢乳猪，那就吃点鱼子酱吧，”维尔丁笑了一笑。

    “那么审讯完毕，等我醉醺醺地回到简易床板上时，那里已经准备好绞索了吧？”伊万问道。

    杀人凶手对维尔丁的打算预言得如此准确，中校不禁吃了一惊。但他顶住了犯人的眼神，而且恼羞成怒，这种恼怒倒使他的答话显得格外可信。

    “你来莫斯科时要是身披布袋、脚穿树皮鞋的话，那么你的脚上到今天还会有包脚布的印子。你自己打算等朋友睡熟了把他的裤子偷走，就以为别人也会这样。你当我是个小孩子？我让你喝酒，我就不会编些话让你对付管囚室的人么？等办完事我再给你一瓶酒和两百美元。回去的路上你让民警去买点伏特加，告诉他们这钱是朋友请律师转给你的，侦查员那人不错，好说话。你们喝够了回去，再招待值班员一番。你以为你是被关在伊夫堡①，这种事是头一遭吗？值班警官领你的圣餐，他的副手也喝上一顿，而从他们那里回你们那个狗窝就像在囚室里上马桶一样近。你怎么啦，跟同囚室的人谈过，听说过一些什么吗？你在他们眼里不过是个偶然进来、呆几天就走的公子哥儿。他们心想：这家伙真行，连酒都能弄进来……”

    ①法国著名古堡，在马赛港南面的海岛上，历史上为关押政治犯的地方。法国作家大仲马的名着《基度山伯爵》中的主人公邓蒂斯曾关押在那里，伊夫堡因此而闻名于世。

    维尔丁不作声了，给自己斟了一杯酒，舀了一勺鱼子酱，随后把酒喝下去，吃了起来。

    “你不想吃喝，随你的便，我让人给你端茶来。”

    拿记事本的小伙子匆匆划拉了几个字，说道：

    “伙计，说实在的，这个小小的酒宴是我的主意。我想让你们轻松一下，各人从不同角度描述一下事情的经过，让我能进入角色，有些切身感受。”

    “可是我不喝酒，见你妈的鬼！”伊万发火了。他开始相信他能摆脱这件事活下来，惯常的平静消失了，杀人凶手开始发抖。

    “最浪荡的淫妇也曾经是纯洁的姑娘，”邻座那一位讲起哲理来。“四十年没喝酒，今天喝一顿不就万事大吉么。”

    伊万满心疑虑，心神不安，他知道克格勃人员是不可信的，再说这一切太令人称心如意了，就像是一场儿戏。

    “怎么，你这家伙决定代替我去法庭谈谈吗？”伊万镇静下来，用嘲弄的眼神看了那人一眼。“你断定法庭跟教堂一样会宽恕罪过吗？”

    “你自己是病人就断定别人全都有病吗？我在法庭受怎么讲就怎么讲，根本就没事儿。首先，我是吸毒的，马上要判五年。主要的是你爆炸公共汽车时我不在莫斯科。要是你想知道的话，我甚至不在俄罗斯。”他从口袋里掏出护照。“你可以看看，出境签证，入境签证，一切都无可挑剔。在赫尔辛基能找到的证人足有一个混合乐队那么多，你那辆公共汽车在莫斯科炸得翻跟头时，我跟那些人正在那里喝伏特加、注射麻醉剂。我在法庭上说了什么呢？”小伙子看了看自己的鼻尖，脸神变得完全痴呆了。“那是我的幻觉。我在电影里见过这种爆炸……我甚至能闻到炸药的气味。”

    “行了，亚历山大，随便什么人都会被你弄出精神病来。”维尔丁又给自己斟了一杯。伊万把自己的杯子往前移了一下。

    “斟吧，长官。既然全俄罗斯的人都喝伏特加，我想我喝两杯也死不了。”他像喝水似的一饮而尽，又像个内行一样呼出一口气，随即解释说：“我见过人家就是这么喝的，一生中见过很多次，不过就像呆在舞台底下给演员提台词的人一样，自己总没有上过台。”

    他们这才开始像常人一样吃喝。酒过三巡，伊万的脸色变得绯红，话音加快，动作也变得无拘无束了。

    “你悠着点儿，伊万，”维尔丁说，“否则，你没有喝惯，当心晕晕乎乎的连‘妈妈’都叫不出来了。”

    “那有什么稀罕！”伊万把一块烤猪肉皮咬得咯吱作响。“我塞给他背囊的那个车臣人判处枪毙，这件事闹得天翻地覆。可是在车臣杀了多少人，谁也搞不清楚。公共汽车炸翻了，五个人炸飞了，其中有两个小孩。于是所有的人都怒气冲天！可是五条人命算什么，不就等于在格罗兹尼直接袭击一间地下室么！那两个记者不是也被杀了么！他们叫什么？”

    “霍洛多夫和利斯季耶夫，”维尔丁说道。

    “就是呀！莫斯科人举着十字架和圣像游行，电视机几乎都要炸开了。得了吧！随便什么人都值得去惋惜！只要他在电视上讲讲话、在报纸上写写文章，那他就高人一等不成？我为什么同意干这事儿？我是个吸血鬼么？我不比许多人更差。已经过了好多年了，可是他们还闹不清是谁下令毁灭格罗兹尼！这些人吃得脑满肠肥，信口雌黄，对谁都不放在眼里，对什么都满不在乎。而且一个劲地喋喋不休，说他们在追求什么真理。让他们自己照照镜子，事实真相就会暴露无遗了。老年人领不到糊口的钱，他们自己则损失数十亿的财富，就像硬币从破口袋里漏掉一样，而且谁都不承认自己有罪过！我在莫斯科炸了一辆公共汽车，几乎所有的人都吓得尿裤子！可是同一辆汽车要是在布琼诺夫斯克拆成小块，他们会召集一个委员会，来研究该给谁多分一点儿。”

    “我自己根本不会想到搞什么爆炸。而且我有生以来除点燃火柴以外什么都没有点燃过。炸药在哪儿能弄到，我也根本不知道。暗中怂恿我的那些人并不是卫生技术员，他们要什么有什么。他们说，你把这个包儿塞在一个车臣人的脚下，对他说包里有一堆破烂，里面装的是钱，用于神圣的事业，说完你就赶紧溜走。而且叫那车臣小伙子一定要赶紧下车，说那包包自会有人来拿。等汽车一爆炸，我们就抓住那车臣人。可是那人在车臣属于名门望族，法庭里十有八九会判他死刑，这就会引起一场风波。一开始我还不同意，可是后来谈到给美元，我就开始动心了。我心里寻思：杀人的事总在发生，只是方式不同，这些人死得没有一点价值。可是这件事我捞到的油水却很可观。至于良心嘛，我已经说过，房子漏水是从屋顶上漏的。要修房子让他们先盖屋顶，台阶离屋顶远着哪。”

    维尔丁不时点头表示赞同，他的搭档则装出记笔记的样子。

    “亚历山大，都听清楚了吗？”维尔丁问道。

    “是的，好像都清楚了。”小伙子收起铅笔，把记事本装进口袋。“我去那儿给他们发表这么一篇演说，他们听了准会发抖。我是不是再补充两句，说某某人在竞选时许过什么愿，今天我们又得到什么呢？”

    “这好像不合适吧？”维尔丁表示怀疑，说道。

    “说吧，说吧，”伊万擦了擦油腻腻的嘴唇。“你这伙计神态失常，爱怎么说就怎么说。让人家多听听也不妨事。”

    “伊万，你也喝得差不多了，还得换换衣服。”维尔丁说。

    “唔，全身臭气熏天，真叫人恶心！”伊万站起身来。“你们什么时候把我从牢里弄出来？我被人转到彼得罗夫卡的囚室时已经跟我这年轻的生命完全诀别了。”

    “诀别得太早了，”维尔丁微微一笑。“你还要活很久很久。”他口里说着，心里却在想，摄像要是顺利的话，这家伙连傍晚都活不到。“你先到业务办公室去等着，我找人谈一谈，摸清外面的形势，说不定你不用再回囚室了，我跟你把账结一结。”

    维尔丁想亲眼看一看真上的恐怖分子在电视上露面的情景，再给老板打个电话，然后再彻底解决伊万的问题。

    古罗夫请聂斯捷伦科也坐到“雷诺”车里，全组人聚在一起，剩下的事是要决定具体该怎么办。决定应该由古罗夫来作，可是他不知该怎么作。聂斯捷伦科手上揉着一张宣传法西斯主义的小报，报纸头版上用黑体字印着一段醒目的题词：“政府在车臣进行和平谈判，同时却在莫斯科枪毙一个未能证实有罪的车臣人。”退休侦查员不想让上校看到这张讨厌的小报，但古罗夫已经看过了，而且在进行分析判断时也考虑了这张小报的用意。

    他身边的几个人都是同事和战友，他们一心想帮自己的头头一把，可是他们在场却无意中使得他心情更加沉重。不管他们是否这样想，他们的沉默却让他明显地感到他们在期待着有个结果。

    古罗夫此时却产生了一种完全不合时宜的想象：他仿佛觉得自己像个魔术师，手拿一顶空长筒礼帽站在舞台上。公众在等待，他们相信魔术大师马上就会从礼帽里掏出一只活蹦乱跳的鸽子。只有他古罗夫上校知道：礼帽里面空空如也。

    天生的才干和数十年练就的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顽强精神使古罗夫振作起来，他注视着聂斯捷伦科，说道：

    “好吧，伙计，眼下一切取决于咱们两个了。从各方面来判断，今天是最后一天。假如是这样，那么昨天维尔丁完成了某种为今天彻底作好准备的行动。而昨天对这个败类进行监视的是退休上校兼现役侦探华连廷·聂斯捷伦科。你讲讲昨天维尔丁到过哪些地方，干了些什么事，我听听，咱们一块儿想一想。”

    聂斯捷伦科机械地把报纸揉成一团，塞进口袋，又看了斯坦尼斯拉夫·克里亚奇科一眼，似乎是在向他求援。斯坦尼斯拉夫没有像惯常那样做出可笑的神情，而是紧握双拳，脸绷得青筋鼓了起来。

    “大伙儿知道，我只能坐在车里监视目标，有时不得不‘丢失’目标，这种间断一共有……”聂斯捷伦科从口袋里掏出记事本，瞥了一眼便收起来不再看它，继续说道：“三次。在卢比扬广场我让他溜走了十二分钟，他绕过广场时走内侧，在左边，我走外侧，在右边，他的车驶往花园街方向，在那儿向右拐，我猜到了，更准确地说是他车上的‘小甲虫’①帮了我的忙，我再见到他时已经到了库尔斯克车站。”

    ①俄罗斯警方隐语，指监听器。

    聂斯捷伦科又讲了目标两次离开观察视线的情况，勾画出他在莫斯科市内的整个路线，指明他在哪些地方停车、下车以及离开了多长时问。维尔丁去过前国家计委大楼，他自己的办事处，列宁格勒市场，别戈瓦正街的一家咖啡馆或小餐馆，还有两家商店，一家在特维尔街，另一家在波利扬卡。从商店出来时手里拿着纸包。从他自己的办事处出来时拿着一个黑皮包。十九点零八分维尔丁回到家里，二十点聂斯捷伦科把监视任务交给斯坦尼斯拉夫。

    克里亚奇科点点头表示同意，说道：

    “八点以前他没有出来，随后公家的‘伏尔加’车开来，把他送到办事处，我在那里把维尔丁交给了库拉根手下的伙计。”

    古罗夫给库拉根挂了电话，也不问好，径直问道：

    “我亲爱的现在在哪儿？”

    “在吃午饭，”反间谍官员答道。

    “具体在什么地方？”

    “待会儿你再来电话，让我查清楚。”

    “我们具体在找什么，斯坦尼斯拉夫？”古罗夫放下听筒，问道。

    “我什么都不找，我在等你从怀里掏出那只兔子来。”克里亚奇科把脸转向一边。

    “斯坦尼斯拉夫，我跟你甚至想的都一样！”古罗夫突然兴高采烈，心里不知怎么产生出必然成功的坚强信心。他用完全不合乎他本性的语言总结了一句：

    “就算我不得好死，可是我们马上要狠狠揍他们一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