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他们看电视，看瓦茨的暴乱时，孩子们也在一起。

　　“天哪！”安德鲁低低叫了一声。荧光屏上可怕的场面一个接一个出现——烧呀、抢呀、破坏呀、耍野蛮呀，受伤的、死了的，在那隔离的、不幸而卑微的黑人贫民区木炭巷里，被激怒的黑人正和遭到围攻的警方凶猛地搏斗。它活生生展现了贫穷和不幸是多么可怕，而这一点世人过去忽略了。只是在现在这种时刻，当瓦茨大度地向电视联播节目提供这一新闻事件的详情，而且还将连续五个白天和夜晚播出这一可怕事件时，世人才记起来了。

　　“天哪！”安德鲁又叫了一声。“你能相信这种事竟发生在我们的国家里吗？”

　　他们的注意力全给电视屏幕吸引住了，直到节目快完了西莉亚才注意到布鲁斯泪流满面，抖抖颤颤地在抽泣。她走过去抱起他来，催安德鲁说，“把它关掉！”

　　但布鲁斯嚷道，“不关，爹爹！不关！”于是他们一直看到那些可怕的场面播完为止。

　　“他们在伤害人，妈咪！”布鲁斯后来抗议说。

　　仍在安慰他的西莉亚答道，“是的，布鲁斯，他们是在伤害人。这很不幸，也很不对，但这种事有时要发生。”她犹豫了一会儿，又说，“你就要明白的是，你所看到的这一类事情经常发生。”

　　后来，孩子们都上床睡觉了，安德鲁说，“这些事真叫人闷气，不过你给布鲁斯的回答是正确的。像我们这样生活在蚕茧般小天地里的人太多了。他迟早得知道蚕茧外面还有一个世界。”

　　“对，”西莉亚说。她若有所思地接着说，“我一直要和你谈谈蚕茧的问题。我想，我自己就生活在蚕茧里面。”

　　丈夫的脸上微微一笑，很快笑容就消逝了。他问道，“难道是门市产品分部的蚕茧？”

　　“和那差不离吧。我知道我现在做的一些事情中，包含着你所不赞同的事，安德鲁——比如‘促他健’和500号合剂。你并没有说多少话。你是否心里很不自在呢？”

　　“或许有一点儿。”他犹豫了一会儿，接着又说，“我为你感到骄傲，西莉亚，也为你所做的事骄傲。因此，有朝一日你回到费尔丁-罗思处方药那一边去时，我将非常高兴。我们俩都知道，那边比你门市产品这边重要得多。

　　不过话又说回来，对有些事情我也让步了。第一件，人们还将去买蛇油，不管是你还是别人做出它来，所以，谁做都毫无区别。还有一件：如果人们不去买门市产品那里的药，都去找医生，我们就要忙死了——我们对付不了。”

　　“你这不是在硬找理由吗？”西莉亚不相信地问道。“只因为是我的缘故吧？”

　　“就算是硬找理由，有什么不可以？你是我的妻子，而且我爱你。”

　　“这理由对我们俩都起作用。”她凑过去吻他。“好啦，你不必再硬找理由了，亲爱的，因为我主意已定：我干门市产品的时间够长的了，明天就去请求调动。”

　　“如果你真想调动，我希望你成功。”但安德鲁这回答是无意间作出的反应。从瓦茨摄来的电视镜头引起的沮丧情绪还停留在他心上。他还有一个严酷的个人问题，这与西莉亚或他的家庭没有关系——这问题使他痛苦不堪，而且不会、不可能离他而去。

　　“难处在于，”萨姆·霍索恩第二天对西莉亚说，“你太成功了——也可以说，你的成功大大超出别人的估计。你是下金蛋的鹅，所以才把你放在布雷联营公司独当一面。”

　　他们此刻在费尔丁-罗思总公司萨姆的办公室里——这次见面是应西莉亚的要求安排的，她刚刚提出要求：调出门市产品分部。

　　“我这里有一样东西可能你感兴趣，”萨姆说。他伸手把办公桌上的几个文件夹翻来翻去，终于抽出一个并把它打开。从办公桌另一边，西莉亚可以看见那里面是一些财务报表。

　　“这报表还没有转出去，不过董事会很快就要见到的。”萨姆指着一个数字说。“你调到布雷联营公司去的时候，那分部的总收入占费尔丁-罗思总销售量的百分之十。今年将是百分之十五，利润也相应地上去了。”萨姆合上文件夹后微微一笑。“当然，你也得力于处方药这边的销售量下降。反正你成绩辉煌，西莉亚。祝贺你！”

　　“谢谢。”西莉亚很高兴。她本来估计数字不会小，却没料到像萨姆刚才说的那么突出。她考虑了一会儿之后对他说，“我认为门市产品的势头能保持下去，而且比尔·英格拉姆已变得非常能干了。既然如你所说，处方药那边的生意有所下降，我去了或许有点用处。”

　　“你会去的，”萨姆说。“我答应你。同时，我们还会有特殊而且有趣的事给你干。只不过请你再耐心等几个月。”

　　安德鲁神色严峻地面对着医院的院长。他们在伦纳德·斯威廷的办公室里，两人都站着，空气紧张。

　　这是星期五，已近中午时分。

　　“乔丹大夫，”圣比德医院的院长一本正经地说——他声音严厉，表情认真——“在你往下讲以前，我要提醒一声，你对说的话要绝对有把握，而且要考虑到可能产生的后果。”

　　“见鬼！”一夜的失眠使安德鲁很急躁，随时都会发作。“你以为我这点都没做到？”

　　“我想你是做到的，只是要再落实一下。”和往常一样，斯威廷说话时，他那浓密的眉毛不停地上上下下。

　　“好吧——再说一遍，伦纳德，这一次我正正式式地说。”安德鲁往下说时，谨慎地挑选着字眼，他内心痛苦，实在不愿意把话明说出来。

　　“和我共事的诺亚·汤森大夫，”安德鲁说，“此刻正在病房查房。据我个人所知，汤森大夫已受麻醉药之害，他已服药成瘾了。我认为他不能行医了，因为可能危及病人的生命。另外，也是据我个人所知，这星期里本医院有一个病人已不必要地死去，这是由于诺亚·汤森在药性发作时处理错误所致。”

　　“主耶稣呀！”一听到最后这句话，院长的脸变得煞白。现在他请求道，“安德鲁，你能不能至少不提最后这一点呢？”

　　“我不能，我也不愿意！我还要求你立即采取行动。”安德鲁又愤愤地说，“四年前我们就知道发生了什么事，那时你本该采取行动，但是你和别人宁愿闭上嘴，眼睛瞧着别处。”

　　伦纳德·斯威廷大声咆哮，“我是得采取行动了。在你讲了这些以后，从法律角度来看，我没有别的办法。至于从前的事，我可什么也不知道。”

　　“你撒谎，”安德鲁说，“我们俩都清楚这点。但这事我也算了，因为当时我和你一样糟糕，一样胆小。我所关心的是现在。”

　　院长叹了一口气。他半是自言自语地说，“我想，有朝一日这事总会露馅的。”于是他走到办公桌旁，拿起了电话筒。

　　话筒里传来了秘书呱呱的声音，斯威廷吩咐说，“给我在市中心把董事长找到。不管他在干什么，叫他的人一定要立即通知他。事情很紧急。你把这做完后，你和你那里其他人分头打电话，通知召开医务委员会议。马上就在董事会的会议室里开。”斯威廷看了一眼时钟。“现在各部门的头儿应该都在医院里。”

　　院长放下话筒，做了个无可奈何的苦相，然后他态度温和了。“今天这日子不好，安德鲁。对我们大家、对医院都不好。不过我知道你做了你认为应该做的事。”

　　安德鲁沉闷地点点头。“下一步怎么办？”

　　“几分钟后就要召开医务委员会议，到时候要请你进去。先等在这里。”

　　外边的什么地方响起了汽笛，时已中午。

　　时间。等待。等啊等。

　　安德鲁灰心丧气地在想：过去，他等啊等的，等得过了头。他等得太久了。直等到病人——一个还可以活许多年的年轻病人——死去。

　　四年零八个月以前，安德鲁就发现诺亚·汤森已服药上瘾。从那以后，他一直尽可能地看住这位比他老的内科医生——目的是保证不出医疗事故，也不要有重大的误诊。由于安德鲁显然难以一直保持近距离观察，他也就满足于没有重大治疗事故发生。

　　诺亚似乎理解并接受这位同事的关心，他经常和安德鲁商讨难以处理的病例。很明显的是，不管他是否服用麻醉药，这位老大夫的诊断术继续在起作用。

　　另一方面，汤森大夫显而易见地变得更无所顾忌地服用麻醉剂。他已不像过去那样回避安德鲁了，而受麻醉剂影响的征兆也愈来愈明显——目光呆滞、口齿不清、双手发抖——在诊所和在圣比德医院都一样。他让几十个装处方用麻醉药样品的瓶子摊得诊所里到处都是，懒得费工夫把它们放在看不见的地方。他常把手伸进瓶子去掏——偶尔安德鲁就在他身旁——仿佛瓶里装的是糖果。

　　有时安德鲁不明白，汤森怎么能一边不断地服麻醉剂，一边却又似乎能行使职责。后来他这样推断：习惯难改，本能也一样。诺亚已行医这么多年了，他做的许多事——包括对别人说来很难的诊断病情——在他都轻而易举。安德鲁想，诺亚多少有点儿像一架有毛病的机器，还在凭它本身的动量运转。但问题在于：这动量能维持多久呢？

　　在圣比德医院，看来还是没有别人来分担安德鲁的忧虑。但在一九六一年——这是在安德鲁发现诺亚的事，并和伦纳德·斯威廷作了不欢而散的第一次谈话的后一年——诺亚·汤森不当内科主任，也不参加医院的医务委员会了。这些变动究竟是汤森自己的主意，还是有人悄悄建议的结果，安德鲁从来没弄清楚。而且，从那以后，汤森的社会活动减少，待在家里的时间比过去多了。在诊所里，他减轻了自己的工作量，多半把新病人推给安德鲁和一个新来他们诊所的年轻医生奥斯卡·阿伦斯。

　　安德鲁还是常替诺亚和病人担忧，但因为看来没出什么大问题，安德鲁就——眼下他才明白——只是听之任之，不采取任何措施，等着发生什么事情，同时又凭其主观愿望，以为不会发生什么事了。

　　一直到这个星期。

　　事情的高xdx潮到来时，它来得猝不及防，粉碎了安德鲁的主观愿望。

　　起初安德鲁只听到不完全、不连贯的消息。因为他怀疑并经过一番调查，很快他就能把发生的各种事按正确的顺序串起来了。

　　事情开始于星期二下午。

　　二十九岁的库尔特·怀拉齐克那天来到汤森大夫的诊所，诉说喉咙痛，恶心，老是咳嗽，还感到发烧。检查证明，他喉咙发炎，体温102华氏度，呼吸急促。经过听诊，诺亚·汤森写的病历表明：他听到受抑制的呼吸声，肺罗音，胸膜有摩擦音。汤森诊断为肺炎，叫怀拉齐克前去马上能收他住院的圣比德医院，并说当天晚一些时候，再去那里看他。

　　怀拉齐克并不是初诊病人。他到诊所来过好几次了。第一次来是在三年前。那次他也是喉咙发炎来的，当时汤森给他打了一针青霉素。

　　打针后的几天里，怀拉齐克的喉咙恢复正常，但全身出现了发痒的皮疹。

　　皮疹说明他对青霉素过敏；他再也不能用这种药了，因为将来的副作用也许很厉害，甚至危及生命。汤森大夫在病人的病历上画了红星，鲜明地记下了这一条。

　　从那以后，怀拉齐克才知道他对青霉素过敏。

　　第二次，怀拉齐克因为生了小病又到诊所来。诺亚·汤森不在，安德鲁给他看了病。看病历时，安德鲁注意到禁用青霉素这点。那一次这条用不着，因为安德鲁没有开药。

　　那一次——这是在大约一年半以前——是安德鲁最后一次看到活着的怀拉齐克。

　　怀拉齐克按诺亚·汤森的吩咐去圣比德医院后，被安置在一间已有三个病人的病房里。很快一个写病史的实习医生来给他做正常的病情检查。这是例行公事。实习医生提的一个问题是，“你是否对什么药过敏？”怀拉齐克回答，“嗯——我对青霉素过敏。”问题和回答都记在病人的医院档案上。

　　汤森大夫信守诺言，后来是到医院去看怀拉齐克的。但在去的之前，他打电话到圣比德医院，吩咐给病人用红霉素。实习医生照着做了。既然对大多数病人来讲，用青霉素治疗肺炎是正常的，那么，似乎汤森已经看到病历上的过敏禁忌，或是他记得这点——或许他既记得也看到了。

　　那天汤森到医院看怀拉齐克时，照理他会——或者说应该——看到实习医生的记录，从而再一次得到提醒：病人对青霉素过敏。

　　病人自己的背景也和后来发生的，或者说该发生而未发生的事情有关联。

　　库尔特·怀拉齐克是个温和而安分的人，既未结婚也没有好朋友。他是运输公司的职员，一个人住，从各方面来看都是个“孤独的人”。他住院后没人来探望。怀拉齐克生在美国；父母是波兰移民。母亲已去世，父亲在堪萨斯一个小城和库尔特的未婚姐姐住在一起。他们是库尔特·怀拉齐克在世界上仅有的两个亲人。但是他生病住在圣比德医院的事，他没有通知他们。

　　情况就这样维持到怀拉齐克住院的第二天。

　　次日晚上八点钟左右，汤森大夫又来看他。在这一点上，安德鲁又和这事有间接的关系。

　　近来，诺亚·汤森到医院来查房的钟点很古怪。事后安德鲁和别人推想，他这样做也许是避免白天遇上共事的医生，要不就是由于麻醉药的作用使他迷迷糊糊。那天晚上恰巧安德鲁也在医院里，他是从家里被叫来处理紧急情况的。安德鲁正要离去时，汤森来到医院，他们交谈了几句。

　　安德鲁从诺亚·汤森的举止和言谈中，马上觉察到这位老医生正处于麻醉药的影响之下，看来这药还刚服下不久。安德鲁犹豫了一下，但既然长时间以来已习惯于这种情况，他就认为不会发生事故，因此也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后来，安德鲁为这一疏忽苦苦地责备自己。

　　安德鲁驱车离去后，汤森乘电梯到了病房，查看了好几个病人。年轻的怀拉齐克是其中的最后一个。

　　当时汤森脑子里想些什么可只能猜测了。只知道怀拉齐克那时的情况虽不紧急，但病情稍稍重了一些，体温升高，呼吸困难。看来，汤森在迷迷糊糊的状况下，很可能认定早先开的药没见效，应该换一种药。于是他写下新的医嘱，离开怀拉齐克，亲自把医嘱送到护士值班室去。

　　新医嘱是每隔六小时注射六十万单位青霉素，肌内注射，立即打第一针。

　　由于一个老护士生病没来，值夜班的只是一个新来的年轻护士。她当时也很忙，既在汤森大夫的医嘱上看不出什么异样，她就立即去执行。她先前没看过，当时也没去查看病人病历表上记的东西；因此她不知道此人因过敏而禁用青霉素。

　　护士来到时，怀拉齐克本人既在发烧又昏昏欲睡，没有问给他注射的是什么，护士也没有主动给他讲。注射完毕，护士就离开了怀拉齐克的病房。

　　以后发生的事一部分得靠推测，另一部分则根据同病房一位病人提供的情况。

　　根据已知的青霉素反应，怀拉齐克打针后不一会儿就会感到异常恐惧，浑身发痒，皮肤变得火红。紧接着很快他就会因过敏反应而惊厥，脸、眼、嘴、舌和喉迅速肿胀变形，同时发出窒息、喘气以及从胸腔发出的其他临死前的异常声音。最为严重的是喉咙肿胀，这就堵住了空气进入肺部的通道，不能呼吸，紧接着——在痛苦和恐惧之后，总算老天开恩——是失去知觉，然后是死亡。全过程只有五分钟或可能稍长一些。

　　如果采取抢救措施，那就需要注射大量的肾上腺素并立即切开气管——在颈部把气管切开——使空气进入肺部。但并没有及时叫人，等医护人员赶到时已经太晚了。

　　看到邻床病人翻滚挣扎、听到他窒息的声音，房间里的另一个病人赶紧按铃把护士叫回来。但等她赶来时，未得到任何抢救的库尔特·怀拉齐克已经一命呜呼了。

　　护士马上大喊住院医生的名字。她也喊汤森大夫，指望他还在医院里。

　　他果然还在，而且比住院医生先到。

　　汤森接手后，他那些所作所为的原因又只能凭猜测了。

　　最可能的情况是，尽管他还处于迷迷糊糊的状态，却也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凭意志的力量，他理清了思路，开始其本来可以成功的掩盖手法——

　　只要后来安德鲁不插手的话。他当时一定清楚，护士并不知道病人对青霉素过敏。同时，只要特别走运，可据以定罪的两件事——早先病历表上关于过敏的记载和他让打的青霉素——人们或许不会去联系起来。因此，如果他能把死亡说成是出于自然原因，也许就不会有人去注意真正的死因。还有一点是汤森不会不注意的：库尔特·怀拉齐克没有好朋友，看来不会有人来刨根究底地询问死因。

　　“可怜的小伙子！”汤森对护士说。“他的心脏受不住了。我本来就担心可能出事。你知道，他有心脏病。”

　　“是的，大夫。”年轻的护士顿时放了心，因为她没有为任何事受到责备。汤森是给人印象很深的有经验的权威，他说的话护士毫不怀疑，住院医生也是一样毫不怀疑。他被叫来以后，看到有人在现场处理；既然无需他帮忙，他也就去干别的事了。

　　汤森叹了口气，对护士说，“死了个病人后，我们得做一些事情。年轻的女士，你我两人一起来干吧。”

　　事情之一就是填写死亡证明书，诺亚填的死因是“肺炎继发急性心力衰竭”。

　　星期四上午，安德鲁偶然听说库尔特·怀拉齐克去世的消息。

　　走过诊所接待室时——这接待室由他、汤森和阿伦斯共用——他听到接替离职的维奥莱特·帕森斯的接待护士佩吉在打电话，说是“汤森大夫的病人昨晚死了。”过了一会儿，安德鲁碰到汤森，同情地说，“听说你失去一位病人。”

　　长者点点头。“挺惨的。是个年轻的小伙子；有一次你替我给他看的病。

　　叫怀拉齐克。他肺炎很厉害，心脏又弱。他心力衰竭而死。我本来就担心可能这样。”

　　安德鲁或许不会再想这事的；一个病人死了，当然很遗憾，但这种事并不少见。可汤森的态度有点尴尬，使安德鲁隐隐感到不安。大约一小时以后，汤森离开诊所了。安德鲁的不安促使他抽出怀拉齐克的病历档案查看。对，安德鲁现在记起病人的模样了，而且在查看时他注意到两点。一是有青霉素过敏的标记，这点看来并不重要。另一点是病历上没提到有心脏病，这倒有些蹊跷。

　　安德鲁这时还是不太在意，只是感到奇怪，他决定当天到医院去的时候，谨慎地打听一下怀拉齐克死的情况。

　　那天下午，他来到圣比德医院的病历档案室。在怀拉齐克死后，他的病历以及其他文件都从病房转到那里了。

　　安德鲁先看病历上的最后一条——由汤森大夫记下的死亡原因——然后依次往前看。几乎马上映入他眼帘的，就是汤森亲笔写的医嘱——注射六十万单位青霉素，这对安德鲁说来简直是晴天霹雳。同样使他希望破灭的是：

　　护士已作了此针已打的标记。而根据顺序来看，打这一针的时间就在怀拉齐克死亡前一会儿。

　　安德鲁看着病历上的其他部分——包括实习医生记下的青霉素过敏以及早先用红霉素的医嘱——看得他茫然不知所措。当他把病历还给档案室的保管人员时，他的手在发抖，他的心怦怦直跳。

　　两个问题猛地跳了出来。怎么办？再到哪里去呢？

　　安德鲁到太平间去看怀拉齐克的尸体。

　　死者的脸部表情平静，眼睛是闭上的。除了皮肤略带青紫色（这也可以由其他原因引起），没有任何露出马脚的过敏反应性惊厥的痕迹。这时，安德鲁已确信：正是这种反应使这年轻人白白死掉。

　　他问陪伴他的太平间管理人员，“有没有吩咐做尸体剖检？”

　　“没有，先生。”这人又说，“死者有个姐姐应该从堪萨斯来。她来了以后尸体就火化。”

　　安德鲁的思想一片混乱。想起他早先在院长跟前的那番经历，他还是拿不定主意下一步该怎么办。显然必须做点什么，但做啥呢？他是否该提醒说，得做尸体剖检呢？有一点安德鲁是有把握的：剖检会证明决非心脏病致死。

　　但即使不剖检，病人病历上的记载就是定罪的确证。

　　现在已是傍晚，医院里大多数管事的人都回家了，除了等到第二天再说，别无选择余地。

　　整个夜晚，西莉亚睡在他身旁，一点儿也不知道丈夫的心事。各种行动步骤在他脑中翻来覆去，使他睡不着。他应该到医院里去把他所知道的都告诉同事们吗？如果他找医院外的有关当局谈，是不是更能确保公正处理呢？

　　他该不该先找诺亚·汤森，听听诺亚的解释呢？不过安德鲁接着就意识到这样做没有用，因为诺亚的品德明显地变了，比表面看得见的变化甚至更严重——这是多年以来服用麻醉药的恶果。

　　安德鲁一度了解、尊敬、有时深爱过的诺亚本是正直、高尚的人。他对伦理、医德非常重视，因此，他决不宽恕他自己或旁人由于疏忽而犯下可怕的医疗错误，后来巧辞掩饰，就像他最近表现的那样。从前的诺亚·汤森会勇敢地站出来，承认错误，并承担一切后果，不管这后果多么严重。不行，两人私下相见不解决任何问题。

　　安德鲁最难受的是一种若有所失的感觉和深沉的悲哀。

　　最后，疲惫不堪的安德鲁下了决心，只把他所知道的情况告诉院内的人。

　　如果需要采取对外的其他行动，这决心得由医院其他的人来下。第二天上午，他在诊所里从容地把他所知道的情况写成详细的总结。然后，他在午前不久来到圣比德医院与院长面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