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安德鲁觉得，如果他闭上眼睛，他完全可以想象自己是在孩子们的学校里开家长和老师的联席会议，或是在生产螺帽、螺栓小公司的董事会上，做着日常的决定。

　　说话声不断地流过耳边。

　　“我们为这事作个决议，好吗？”

　　“主席先生，我提议……”

　　“有人附议吗？”

　　“……附议。”

　　“……有人提议也有人附议……赞成这决议的……”

　　一片“赞成”之声。

　　“反对的呢？”

　　寂然无声。

　　“……宣布，决议通过。一致通过决议，停止诺亚·汤森大夫在医院里的一切职务……”

　　难道事情真的就这样发生了吗？这平淡无奇、一本正经、调子低沉的话带来了最大的悲剧。对一度献身于工作的人来说，这些话标志着其毕生事业突然而可悲的结束。难道找不到合适些的语言，只能用这些卑劣而伪善的话吗？

　　安德鲁发现自己泪流满面，但并不感到难为情。他知道围坐在医院董事会会议桌旁的人都在看着他，可他并不想偷偷擦掉眼泪。

　　“乔丹大夫，”医务委员会执委会主席体贴地说，“请相信我，我们其余的人和你一样深感痛苦。诺亚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我们的朋友，也是我们的同事。我们对于你所做的事很敬佩，我们深知这是不容易的。我们刚才所做的也同样地不容易，不过同样地必需做。”

　　安德鲁点点头，说不出话来。

　　这位主席是埃兹拉·古尔德大夫。他是神经病学专家和内科主任，三年前接替了诺亚·汤森的这个职位。古尔德个子矮小，说话轻声细语，但性格沉静坚强，在圣比德医院很受人尊敬。执委会的其他人是各科主任——外科、妇产科、病理科、小儿科、放射科，还有别的科室。安德鲁对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非常熟悉。他们都是通情达理、关心旁人的正人君子。尽管如此，从安德鲁看来，在做他们必需做的事情方面，他们的行动未免拖拉得太久了。

　　“主席先生，”伦纳德·斯威廷说，“我应该向执委会报告：估计到有这一决议，我准备好了一份通知以便立即发到全院——各科护士值班室，住院处，药房等等。在通知里，我已自作主张地把汤森大夫的停职说成是‘出于健康欠佳的原因’。我想这样说比具体说要来得谨慎一些。同意吗？”

　　古尔德探询地看了大家一眼，一阵低语声表示赞同。

　　“同意，”古尔德说。

　　“我还要求大家，”院长继续说，“刚才这里通过决议的详细情况，离开这屋子后尽可能不要谈论。”

　　一开始，当这些被如此匆忙召集起来的主任医生们知道会议的议题时，曾经惊愕万分。但斯威廷有条不紊地引导着会议的进程，而且在开会之前，他还匆匆和医院的董事长通了电话。董事长弗格斯·麦克奈尔是当地的老资格律师，事务所设在莫里斯城。电话是当着安德鲁的面打的。尽管只听得见这一方的话，但从听筒里传来的变了音的话声中，安德鲁确实听见董事长强调的最后一句话：“把医院保住。”

　　“我将尽力而为，”院长回答。

　　打完电话，他就走进同他办公室相邻的会议室，随手把门一关，把安德鲁一个人扔在那里。几分钟后，门又打开，安德鲁被叫了进去。

　　围坐在会议桌旁的人个个神情严肃。

　　“乔丹大夫，”主席古尔德大夫说，“我们听说你指控的性质了。请把你所知道的都告诉我们。”

　　安德鲁重述他早先对院长说的话，有时查看他自己记的要点。讲完以后有人提了几个问题，讨论了一会儿，但时间都不长。接着斯威廷拿出已故怀拉齐克的病历档案给大家传阅。他们查阅着病历，看着其中可作为罪证的两条记录，不时悲哀地摇摇头。

　　安德鲁分明有这样的印象：尽管执委会成员没估计到今天的事情是这样揭露出来的，但他们对事情本身并不感到意外。

　　下一步就是正式决议，剥夺诺亚·汤森在圣比德医院长期享有的地位。

　　现在，瘦削的小儿科主任说话了。这个新英格兰人慢条斯理地说，“我们还没有讨论的是，对那死去的年轻人将怎么办。”

　　“要知道该怎么办，”院长回答说，“重要的是作一次尸体剖检。开这个会以前，我和死者在堪萨斯的父亲通了电话——死者的姐姐已经在来这里的路上了——死者父亲同意作尸检。我们可不能没有他的同意。因此今天就要解剖了。”斯威廷看了病理科主任一眼，后者表示没问题。

　　“好吧，”小儿科主任仍揪住不放，“但我们跟他的亲属说什么呢？”

　　“坦白地说，”斯威廷回答，“由于牵涉到法律，这个问题挺微妙，挺有爆炸性。建议你们把事情交给古尔德大夫、交给我，交给麦克奈尔先生决定。麦克奈尔先生就要来了，他还会从法律角度来提出建议。”他又说，“或许，事情过后，我们再向执委会汇报。”

　　古尔德大夫问其他人，“这样行吗？”大家点头同意，而且，看来大家还松了一口气。

　　或许。安德鲁想：这是个极重要的字眼。或许……我们再向执委会汇报。

　　或许我们不汇报了。

　　从斯威廷和他的老板麦克奈尔所代表的医院一方来看，毫无疑问是希望一切都秘而不宣的，是希望无辜受害的年轻人怀拉齐克被火化后给遗忘掉的。在某种程度上，安德鲁想，也怪不得斯威廷或麦克奈尔。他们有他们的责任。如果这作为医疗事故的案件上了法庭，陪审团判的赔偿费或经济解决办法定下的数目将大得惊人。保险金是否能抵得过来，安德鲁不清楚也不在乎。他唯一有把握的就是：他本人决不参与掩盖行为。

　　一片嘁嘁喳喳的交头接耳声，会议主席连连敲击小木槌让大家注意。

　　“现在，”古尔德大夫说，“我们到了最棘手的一步了。”他环视在场的人。“我必须到诺亚·汤森那里去，告诉他这里作出的决定。我知道此刻他还在医院里。有谁愿意和我一块儿去吗？”

　　安德鲁说，“我和你一块儿去。”他想，这是他能做的最起码的事情。

　　他对诺亚有这点义务。

　　“谢谢你，安德鲁。”古尔德点头致谢。

　　尽管紧接下来的是可悲而喧闹的场面，但在事后平静下来思考时，安德鲁凭诺亚的镇定态度，直觉地感到诺亚·汤森在等着他们，而且见到他们去了才宽了心。

　　埃兹拉·古尔德和安德鲁从电梯里出来，踏上病人住院的这层楼面。这里右边是繁忙的走廊、一间间病室和一个护士值班室。汤森站在走廊的尽头，无所事事，似乎在查看空间。

　　他们两人走近他时，他的头动了一下，一看见他们，仿佛要缩到地板下面去似的。他转身走开，一会儿突然改变了主意。他转了回来，脸上勉强地装出微笑，把两只手腕并得紧紧地伸了过去。

　　“你们带手铐来了吗？”汤森问道。

　　古尔德一时似乎不知所措，接着说，“诺亚，我必需和你谈谈。咱们到僻静的地方去吧。”

　　“何必找僻静地方？”这回答近乎喊叫，而且看来汤森是故意提高嗓门的；一个护士和几个病人好奇地转过头来。“整个医院不是在天黑以前都会知道吗？”

　　“好吧，”古尔德平静地说。“如果你一定要这样，我们就在这里说吧。

　　我有责任告诉你，诺亚，医务委员会的执委们开了一个会。大家非常遗憾地作了个决议：停止你在医院里的职务。”“你知不知道”——汤森的声音仍然很高——“我到这医院有多久了？我为这医院干了多少事情？”

　　“我知道你来这里已有多年，而且我们大家都知道你干了许多许多事情。”古尔德不安地意识到周围听的人越来越多。“诺亚，我们能不能……”

　　“难道所有这些都起不了一点作用？”

　　“很遗憾，在发生了这种事的情况下，什么也起不了作用。”

　　“问问这里的安德鲁，我干了多少事！问呀，问他呀！”

　　“诺亚，”安德鲁说，“我给他们讲了怀拉齐克的事。很抱歉，但我必须讲。”

　　“哦，对了！怀拉齐克。”汤森的头抽筋似地点了几点，话也和缓了一些。“那可怜的年轻人。他不该这样惨。我也替怀拉齐克难过。真的。”

　　突然，这位老内科医生禁不住嚎啕大哭起来，叫人相当尴尬。剧烈的抽泣使他浑身抖动。抽泣声时而被不连贯的话所打断。“……第一次……犯错误……确实疏忽了……不会再发生……向你们保证……”

　　安德鲁要去扶住汤森，但古尔德比他快。他抓住汤森的胳臂，坚定地说，“诺亚，咱们离开这里吧。你身体不大好。我这就送你回家。”

　　汤森还在因抽泣而抖动，总算让人劝着往电梯走去。人们好奇的眼光一直跟着。

　　内科主任古尔德把汤森稍稍往前推一点，转身对安德鲁低声说道，“安德鲁，你留在这里。弄清楚诺亚今天看了哪些病人，检查一下他可能写下的医嘱。快些办好这事。一定不能再重复那……你懂了吧？”

　　安德鲁点点头。“懂了。”

　　他不情愿地看着他们两人离去。

　　他们走到电梯旁，汤森开始歇斯底里地尖声喊叫，想要不走。说来也叫人不信，突然，他心中什么东西似乎崩溃了，从前的他已经变成碎片，原先的形象也毁了，一切气派、风度已荡然无存。电梯的门一开，古尔德硬是把汤森匆匆推了进去。甚至在电梯门关上以后，还听得见汤森的尖叫声。随着电梯下降，声音才逐渐消逝，留下安德鲁一个人站在一片寂静之中。

　　那天晚饭后，安德鲁在家里接到古尔德打来的电话。

　　“我要见你，”内科主任说。“就在今晚。你看哪里最方便？如果你愿意，我到你府上来。”

　　“不，”安德鲁说。“咱们就在医院里见面吧。”安德鲁觉得，还没到和西莉亚谈诺亚事情的时候，尽管西莉亚和往常一样，知道有什么事不对头，但她并不刨根究底。

　　安德鲁来到圣比德时，古尔德大夫已在医院拨给他专用的小小办公室里。“请进，”他说。“请把门关上。”

　　古尔德拉开书桌的一个抽屉，取出一瓶苏格兰威士忌和两只玻璃杯。“这是违反规定的，我很少这样做。但今晚我觉得有这需要。你一起喝吗？”

　　安德鲁感激地说，“我喝，谢谢。”

　　古尔德斟了两杯酒，加上冰块，兑上水，两人就默默地喝着。

　　接着古尔德说，“我离开你以后，几乎一直和诺亚在一起。有几件事情你应该知道。第一件是——因为这将影响你们的诊所和诺亚的病人——诺亚·汤森永远不能行医了。”

　　“眼下他怎样了？”安德鲁问道。

　　“你的问题改成‘眼下他在什么地方？’我就好回答了。”古尔德将杯中的剩酒摇晃了一下。“他已经被送到纽瓦克一家幽僻的精神病医院去了。

　　据那些精神病专家判断，他将不大可能再离开那里。”

　　古尔德在叙述着下午和傍晚的经历，声音都变了。谈到某一处时，他悲哀地说，“我希望永远也不再经历类似的事情了。”

　　离开安德鲁以后，古尔德和汤森来到圣比德主要的一层楼，这时内科主任设法把还在尖叫的汤森推进一个没人在内的治疗室，把门锁好后就急忙打电话找本院的精神病医生。精神病医生到来后，两个人才把汤森制服了并给他服下镇静药。显然，汤森这种状况不宜回家。于是精神病医生又匆匆挂了几处电话，后来用救护车把汤森送进纽瓦克的那家精神病医院。古尔德和精神病医生陪着他去。

　　他们到医院时，镇静药的作用已过去，汤森变得很狂暴，不得不给他穿上拘束衣。“啊，老天，真吓人哪！”古尔德掏出手绢来擦脸。

　　此刻，情况或多或少已趋明朗：诺亚·汤森精神错乱了。

　　正如古尔德描述的，“仿佛诺亚不知怎地一直只有躯壳活着——当然，由于他服用麻醉药上瘾，已这样生活很久了。天知道他怎么能设法混过来的，反正他混了过来。忽然，今天发生的事使这躯壳碎了……而里面没有任何东西能起作用，而且，照现在这情况，一切已无可救药了。”

　　古尔德接着说，一小时以前，他去看诺亚·汤森的妻子了。

　　安德鲁吃了一惊。几天来发生了这么多事，他竟然从没想起过希尔达。

　　他问道，“她是怎样对待这件事的？”

　　古尔德考虑一会儿才回答。“说不清。她没讲多少话，也没失声痛哭。

　　我有个印象，她一直估摸着要出点事情，但又从来不知道究竟要出什么事。

　　我想，你最好明天自己去看看她。”

　　“嗯，”安德鲁说，“我要去的。”

　　古尔德犹豫着。然后他直视着安德鲁说，“还有一件你我必须商量的事情，那就是：死者怀拉齐克怎么办。”

　　“我还是现在就告诉你吧，”安德鲁坚定地说，“我根本不想参与任何掩盖行为。”

　　“那好，”古尔德表示已听见；他的声音严厉了。“我来问问你：你打算干什么？你要发表公开声明吗？说不定还要向报界发表吧？然后，在有关医疗事故的诉讼中，自愿为起诉一方充当证人？你要帮助某个追着救护车讨大笔事故诉讼费的律师，把汤森太太的钱都抢走吗？而这些钱都是诺亚积攒下来防老用的！你要我们医院负担损害赔偿金吗？这将大大超过我们所能得到的保险金，使我们破产，使我们也许不得不缩小医院范围，甚至关门，你要这样吗？”

　　安德鲁争辩说，“上面所讲的事一件也不会发生。”

　　“但可能发生。律师的厉害你总读到过不少，总该知道他们在法庭上的能耐。”

　　“那不是我操心的问题，”安德鲁坚持说。“重要的是事实。”

　　“事实对我们大家都重要，”古尔德回答。“这并不是你一个人独有的。

　　但有时，在正当理由和特殊情况下，事实也可以遮掩遮掩的。”他变了一副说服人的腔调，“现在仔细地听着，安德鲁，听我把话讲完。”

　　内科主任停了一下，把思想集中起来，然后说，“死者的姐姐怀拉齐克小姐今天下午从堪萨斯到了这里，斯威廷见到她了。斯威廷说，她是一个善良的普通女人，比她弟弟大不少，弟弟死了，她当然难过。不过姐弟俩并不非常亲密，而且这样已经好多年了。因此对她说来，丧弟之痛并不深沉。在堪萨斯家里还有一个父亲，但他患震颤性麻痹症，已是晚期，活不了多久。”

　　安德鲁说，“我不明白说这些干——”

　　“你就只管听吧！”

　　古尔德在往下讲以前又停了一会儿。“怀拉齐克的姐姐不是来找麻烦的。

　　她没有提很多问题。她甚至主动地说她弟弟的身体从来就不结实。她要将他的遗体火化，然后把骨灰带回堪萨斯。但她缺钱，斯威廷和她谈话时发现了这一点。”

　　“那么她有权得到帮助。当然这是起码的——”

　　“一点儿不错！”我们大家意见完全一致，安德鲁。不仅如此，经济上的帮助可以安排。”

　　“怎么安排？”

　　“伦纳德和弗格斯·麦克奈尔已经研究好了。今天他们忙了一个下午。

　　细节情况就别管了；你我反正都无须知道。但事实是，我们医院的保险公司——我们曾把事情真相秘密地告诉他们——很希望这件事悄悄了结。怀拉齐克原先似乎寄钱去堪萨斯，补助他父亲的医药费用。这笔钱可以继续寄下去，可能还会多给一些。怀拉齐克的丧葬费用由我们出。还可以给一笔抚恤金，数目虽不巨大，但足够他姐姐度过余生了。”

　　“如果你们不承认有责任的话，那怎么向她解释这种做法呢？假如她疑心起来呢？”

　　“我想这样做是冒风险的，”古尔德说，“不过斯威廷和麦克奈尔似乎不这么看，他们俩毕竟都是律师嘛。他们相信自己可以小心地处理好这事。

　　我还这样想，这同怀拉齐克小姐是什么样的女人有关。最重要的是：这样做不至于需要荒唐地耗资数百万才能把事情解决。”

　　“我想，”安德鲁说，“荒唐不荒唐取决于你怎么看待这问题。”

　　内科主任不耐烦地作了个手势。“请你记清楚：这件事中没有妻子可牵连，也没有子女将来的教育问题需要考虑——只有个快死的老人，还有个中年妇女，而这妇女将得到合理的照顾。”古尔德停住了，忽然问道，“你在想什么？”因为听到最后一句话时，安德鲁笑了。

　　“一个玩世不恭的想法。如果诺亚手里反正要死一个病人，他不可能挑一个比这位更合适的人了。”

　　古尔德耸耸肩。“生活里总是有各种机遇。这次恰巧被我们碰上了。怎么样？”

　　“什么怎么样？”

　　“哦，是问你发表不发表公开声明？举不举行记者招待会？”

　　安德鲁着恼地说，“当然不。我从来没想过要那样。你知道得非常清楚。”

　　“那么你还要干什么呢？你把你所知道的提请医院注意，这事你做得很对。何况你和这事毫无牵连。任何解决办法都不会影响到你。又不要求你撒谎，而且，即使由于任何原因，这件事张扬开了，引起官方对你的询问，你也自然可以讲清事实。”

　　“假定这是我的态度，”安德鲁问道，“你们的态度如何呢？你们会告诉怀拉齐克小姐她弟弟死亡的真正原因吗？”

　　“不会，”古尔德简洁地回答。接着他又说，“所以说我们有几个人在这件事中牵涉得比你深。这可能是我们该当如此的原因。”

　　在随后的沉默中安德鲁想：古尔德刚才的话虽然婉转但很明确，那是承认四年以前安德鲁的做法是对的，是别人错了。当时安德鲁曾想把诺亚·汤森服用麻醉剂上瘾一事摊出来，但被回绝了。安德鲁现在有把握：伦纳德·斯威廷一定把他们俩的谈话告诉了别人。

　　毫无疑问，认错只会有这么一次；这类事情绝对不会见之于文字。但至少，安德鲁劝慰自己，总算吸取了一点教训——这包括他自己、斯威廷、古尔德还有另一些人。可惜他们吸取得太晚了，既帮助不了汤森，也没能让怀拉齐克免于一死。

　　安德鲁问自己说，那么从现在起，他向何处去呢？回答似乎是：哪儿也不去。

　　古尔德刚才讲的话，总的说来很有道理。没有要安德鲁撒谎也是事实；虽然从要求他不去声张这一点看，他是参与了掩盖行为。而从另一方面看，还有什么人可告诉的呢？告诉了又有什么好处呢？不管发生什么事，库尔特·怀拉齐克不会重返人间，而诺亚·汤森已不得不被悲惨地撤离医疗岗位，再也不会危及任何人的生命了。

　　“好吧，”安德鲁对内科主任说，“我不再有任何行动了。”

　　“谢谢你，”古尔德表示了谢意。他看看表。“这一天真长呀，我该回家了。”

　　第二天下午，安德鲁去看望希尔达·汤森。

　　汤森六十三，希尔达比他小四岁。以她这样的年龄来说，她还是风韵犹存的。她身材保养得很好；脸上皮肤不松弛；头发虽全部灰白，却剪得短短的，样式很时新。今天她穿得很潇洒，上身是蓝绸外衣，配着白亚麻布的便裤。脖子上戴有细细的金项链。

　　安德鲁原以为她会显出紧张不安或是哭过的迹象，但什么也看不出来。

　　汤森夫妇在莫里斯城希尔大街上的住宅，是一幢小巧而舒适的两层楼房。离埃尔姆路和富兰克林路路口的诊所不远，在天气好的日子，诺亚·汤森往往走着去。家里没有仆人，希尔达自己开了门，把安德鲁领到起居室里。

　　室内的家具都是淡棕色和米色的，从室内可以眺望花园。

　　两人就座以后，希尔达干巴巴地问，“你要来点什么吗，安德鲁？要酒还是要茶？”

　　他摇摇头。“谢谢，不用了。”接着他说，“希尔达，我不知道该说什么，除了说——我非常非常难过。”

　　她点点头，仿佛这话不出她所料，接着问道，“你是不是害怕？害怕到这里来见我？”

　　“有一点儿，”他承认。

　　“我猜是这样。其实没有必要。也不要吃惊和奇怪，就因为我现在没像那些易动感情的女人一样哭泣呀，扭绞双手呀，或做一些其他显示出悲哀的事情。”

　　他不知怎么回答才好，只简单地应了声，“嗯。”

　　希尔达·汤森像没听见似的接着说，“事实上，那些事我都做过了，做得那么频繁，那么长久，现在那些事都已远远抛在后面了。多年来我流了多少眼泪，泪泉都干涸了。我总在想，当我眼看着诺亚毁掉他自己时，我的这颗心就在破碎。只是当我不能使他明白，甚至不能使他听听我的话时，我才渐渐认为我已经没有心了，里面只剩下一块石头。我说的这些有道理吗？”

　　“我认为有道理，”安德鲁一边说一边在想：我们每个人是多么不了解别人的痛苦呀！多年来希尔达·汤森一定生活在一堵墙后面，这是一堵忠实地为诺亚打掩护的墙，过去安德鲁从来不知道也从没怀疑到有这堵墙。他也记起古尔德头天晚上说的话。“她没讲多少话……我有个印象，她一直估摸着要出点事情，但又从来不知道究竟要出什么事。”

　　“你过去知道诺亚服用麻醉剂的事，”希尔达说，“对吗？”

　　“对。”

　　她的语气有点责怪的意思。“你是医生，怎么不采取任何措施呢？”

　　“我四年前在医院里试过。”

　　“那里没有人肯听你的话吗？”

　　“差不多是那样吧。”

　　“你当时可不可以使把劲儿再试试呢？”

　　“可以的，”他说。“现在回头看，我想当时是可以的。”

　　她叹了一口气。“或许你使了劲也不会成功。”突然她换了话题。“今天上午我看诺亚去了，不如说试图去看看他。他在发狂。他不认得我。他谁也不认得了。”

　　“希尔达，”安德鲁轻柔地说，“有什么我可以帮你做的吗？任何事情都行。”

　　她不理会这个问题。“西莉亚对于发生的事有没有一点内疚？”

　　这问题使他吃惊。“我还没告诉她。今晚我要谈的。至于内疚嘛——”

　　“她应该内疚！”这几个字是用狂怒的语气说出来的。希尔达用同样语气继续说，“西莉亚是那贪婪、残忍、牟取暴利、极力推销产品的制药行业中的一份子。他们什么都干得出来，只要能卖出他们的药，只要医生的处方上开他们的药，只要人们服用他们的药，哪怕这些药人家根本不需要。他们什么都干得出来！”

　　安德鲁平静地说，“没有医药公司强迫诺亚服用那种药。”

　　“也许不是直接地。”希尔达的声音高了。“但正因为各公司用麻醉剂把医生们包围起来，所以诺亚和别人才服用麻醉剂！他们使麻醉剂泛滥成灾！

　　让卑劣的、‘真不错啊’的滥肆吹嘘的广告在医生必读的医学杂志上占了一页又一页；用雪片般飞来的邮件、免费旅游、酒宴款待——这一切都为了使医生们想着麻醉剂，总是想着麻醉剂，多多地想着麻醉剂！所有的医药公司，家家都一样，用免费的麻醉药样品将医生们淹没，他们告诉医生，他可以要任何一种麻醉药，要多少给多少，只需开口就行！毫无限制，从来不提任何问题！你知道这些的，安德鲁。”她停了一下。“我要问你件事。”

　　他告诉她，“只要我能回答，一定回答。”

　　“许许多多推销员——新药推销员——到诊所里来。诺亚一直会见这些人。你不认为他们中的一些人，说不定他们所有的人，都知道他吃了多少麻醉药吗？都已清楚他是个服用麻醉药上瘾的人吗？”

　　安德鲁在回想。他想起诺亚的诊室里，大量杂乱无章的各种厂家包装的药品。“嗯，”他回答说。“嗯，我认为他们很可能知道。”

　　“但这也拦不住他们，拦住了吗？混帐东西！他们还是照送不误。诺亚要什么，他们就给什么。帮诺亚毁掉他自己。这就是你妻子干的肮脏而腐败的行业，安德鲁，我恨它！”

　　“你刚才说的有道理，希尔达，”他承认说。“也许很有道理。而且尽管你说的并不是事情的全貌，我希望你能知道这一点：我理解你的心情。”

　　“你理解？”希尔达·汤森的声音既侮慢又痛苦。“那你什么时候对西莉亚谈谈。说不定她会考虑改行。”

　　随后，仿佛一股被抑制的力量终于解放了出来，她把头埋在两只手里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