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

这天下午，贾德大主教又召见我，而且是在一个初级眼目的护送下亲自来见我。贾德大主教完全可以自己拿起电话，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在他和我的办公室之间有内部通话线，专用一部红色电话机——但，和我一样，他也不能肯定还有谁在内线上偷听。而且，出于某些有悖常理、很复杂的原因，我相信他挺享受我们面对面的密谈。他把我视为他的造物：我是他意愿的化身。

“希望你一切都好，丽迪亚嬷嬷。”他说道，我在他对面坐了下来。

“好上加好，宜应称颂。您呢？”

“我本人身体健康，但我担心我太太病了。这让我心事重重。”

我并不惊讶。上次见面时，贾德的现任太太就像风中残烛了。“这消息真让人伤心，”我说，“会是什么病呢？”

“不太清楚。”他说。这事历来不清不楚。“是内部器官的一种隐痛。”

“您需要我们的舒缓诊所派人去看看吗？”

“大概还不需要，”他说，“很可能只是小病，甚至可能是她幻想出来的，事实证明很多女性的这类怨言都源自幻觉。”我们对视时有片刻沉默。我担心，他很快又要成为鳏夫，继而需要下一个少女新娘了。

“只要我能帮上忙的就请直说。”我说。

“谢谢你，丽迪亚嬷嬷。你太了解我了，”他微笑着说道，“但我过来找你不是为了这事。对于那位死于加拿大的珍珠女孩，我们已做出了官方表态。”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我已经有了答案，但不打算让他知道。

“加拿大官方就此事做出的结论是自杀。”他说。

“这太让我震惊了，”我应声道，“阿德丽安娜嬷嬷可以说是最忠心、最能干的……我对她相当信任。她格外有胆识。”

“我方的说法是加拿大人有所隐瞒，杀死阿德丽安娜嬷嬷的正是加拿大政府对卑鄙的‘五月天’恐怖分子的非法活动的纵容。但私下说说，我们都被蒙在鼓里。谁知道真相？甚至可能是吸毒成瘾的家伙干的，那个颓废的社会里随处可见这种无差别谋杀。事发时，萨丽嬷嬷就在附近买鸡蛋，一回去就发现了这桩惨案，她做出了很明智的决定：最好尽快返回基列。”

“非常明智。”我说。

惊惶的萨丽嬷嬷突然回国后，径直来找我，描述了阿德丽安娜是怎么死的。“她攻击我。突如其来地，就在我们准备出发去领馆前。我不知道那是为什么！她朝我扑过来，想要掐死我，我就反抗。那是自卫。”她呜咽着说完。

“突发的精神崩溃，”我说，“身在一个让人无助的陌生环境里，比如加拿大，压力是会造成那种后果的。你做得对。你别无选择。依我看，没有理由让别人知道这事，你说呢？”

“噢，谢谢您，丽迪亚嬷嬷。我很抱歉发生了这种事。”

“为阿德丽安娜的灵魂祈祷吧，之后就别再想了，”我说，“你还有别的事要告诉我吗？”

“哦，您曾让我们留意妮可宝宝的下落。经营‘寻衣猎犬’二手服装店的那对夫妇有个女儿，看年纪差不多。”

“这个推想很有意思，”我说，“你本来打算向我们汇报吗，通过领馆？而不是等回国后当面跟我说？”

“唉，我当时想的是：应该立刻把这件事通知您。阿德丽安娜嬷嬷说下结论还为时过早——她强烈反对。我们讨论过这件事。我坚持认为那是很重要的情报。”萨丽嬷嬷用自辩的口气说道。

“确实，”我说，“是很重要。但很冒险。这样的报告有可能引发没有事实依据的谣言，会带来极其严重的后果。我们有过太多虚假警报了，而且，领馆里的每个人都可能是眼目。眼目那些人会很鲁莽，他们缺乏策略。所以才需要我的指示，这总是有原因的。我的指令。珍珠女孩们不能采取未经批准的行动。”

“噢，我没有想到——我没动脑子。可是，无论如何，阿德丽安娜嬷嬷不该——”

“覆水难收，少说为妙。我知道你是好意。”我尽量宽慰她。

萨丽嬷嬷失声哭了起来。“是的，我真的是好意。”

通往地狱的路是用美好的意愿铺就而成的，我忍不住想这样说。但忍住了。“你说的那个女孩现在在哪里？”我问道，“她的父母被清除后，她肯定去了什么地方。”

“我不知道。也许他们不该那么快把‘寻衣猎犬’服装店炸掉。要不然我们就可以——”

“我同意。我之前就建议他们千万不要操之过急。可惜，加拿大的眼目组织里尽是些血气方刚的年轻人，而且对爆炸情有独钟。但他们怎么会知道呢？”我停顿了一下，用我最有洞察力的眼神盯牢她。“你对妮可宝宝身份的猜测，没有对任何人谈起过吧？”

“没有。只跟您说了，丽迪亚嬷嬷。还有阿德丽安娜，在她那样之前……”

“那就让我们继续保守这秘密，好吗？”我说，“没必要来一场审讯。现在，好了，我认为你需要好好休息，恢复过来。我来安排，让你在瓦尔登那座迷人的玛格瑞·凯佩度假屋里住一段日子。你很快就会焕然一新的。半小时之内就会有车送你去。如果加拿大人针对公寓里那起不幸的意外有所动作——如果他们想要审问你，甚或控告你——我们这边会搪塞过去，就说你消失了。”我并不想让萨丽嬷嬷死：我只希望她失去理智，语无伦次，实际上也是如此。玛格瑞·凯佩度假屋里的员工行事滴水不漏。

萨丽嬷嬷越发感激涕零了。“别谢我，”我说，“是我要感谢你。”

“阿德丽安娜嬷嬷不会白白牺牲的，”贾德大主教还在说，“你们的珍珠女孩为我们指明了很有利的行动方向：我们还获得了别的情报。”

我的心一紧。“我很高兴我的姑娘们有所助益。”

“一如往常，感谢你的先见之明。根据你们珍珠女孩的情报，我们突袭了那家二手服装店，因而已能确定，这些年里‘五月天’和他们在基列的秘密联系人是用什么方式传递消息的。”

“什么方式？”

“就用夜盗的手段——备有特殊装备的盗窃——我们找到了一只微点照相机，正在做测试。”

“微点？”我问，“那是什么？”

“一种老古董的科技产品，早就没人用了，但依然很好用。用微型照相机拍摄文件，把图像缩小到微粒尺寸。然后把文件打印在塑料微点上，那种微点几乎能用在任何一种材质表面。接收者只需用专门配备的阅读器就能读取，阅读器也很小，可以藏在——比方说，一支钢笔里。”

“难以置信，”我发出了感叹，“我们在阿杜瓦堂说‘钢笔意味着妒忌’不是没道理的。”

他大笑起来。“没错，”他说，“我们这些‘执笔者’可得小心点，免得挨骂。不过，‘五月天’用这种手段可谓非常聪明：现如今没多少人会觉察到这种方法。就像他们说的：如果你不去看，你就看不到。”

“很巧妙。”我说。

“那只是线索的一端——‘五月天’的那端。我刚才说了，基列这边也有一端——那些在这里接收微点情报、再把这边的消息回复过去的人。我们还无法确定是哪个人，或是哪些人。”

“我已经吩咐过阿杜瓦堂的同事们了，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我说。

“还有谁比嬷嬷们更适合这种任务呢？”他说，“你们选中哪户人家，就能登堂入室，再加上女人的第六感，你们能听到我们这些迟钝的男人根本听不出来的弦外之音。”

“我们定能智取‘五月天’。”我这么说的时候，攥紧了拳头，伸出了下巴。

“我欣赏你的斗志，丽迪亚嬷嬷，”他说，“我们组成了完美的团队！”

“真理必将显现。”我说。我在颤抖，我希望那会被当作义愤填膺的表现。

“愿主明察。”他答道。

我的读者，在这样的会面后我得缓一缓。我走到施拉夫利咖啡馆，喝了杯热牛奶。再到希尔德加德图书馆，继续我和你的旅程。把我当成你的向导吧。把你自己想成迷失在幽黑森林里的漂泊者。天色还将变得更黑。

上次写到的最后一页上，我已带领你去了体育馆，我就从那儿继续。时间悄然流逝，事情陷入了一种模式。如果你睡得着，晚上就睡觉。白天就忍耐。拥抱哭泣的人，哪怕我必须要说，哭泣变得乏味了。吼叫也一样。

前几个晚上的抗争用的是音乐——几个比别人更乐观、精力更充沛的女人自告奋勇担当领唱，尝试了《我们将克服万难》和早已消失在夏令营回忆中的类似的老歌。要想起所有歌词是有点难，但至少让歌声多姿多彩了。

没有哪个守卫叫停这番尝试。然而，三天过去后，充沛的体力和精神都渐渐衰退，只有极少数人还能加入合唱，也出现了另一种低语——“请安静！”“看在上帝的分上，闭嘴吧！”——所以，女童子军的领袖们在几次令人痛心的抗议后——“我只是想帮忙”——停止并终止了歌唱。

我不是合唱者中的一员。为什么要浪费体力呢？我的心绪没有悦耳的旋律，更像是迷宫里的一只老鼠。有出路吗？出路在哪儿？为什么我在这里？这是一种测试吗？他们打算得出什么结果？

有些女人做噩梦，你肯定想象得出来。她们会呻吟，在梦中剧烈地抽搐身体，或是掩饰着尖叫打挺坐起来。这不是在评判她们，我自己也做噩梦。要我描述一个梦给你听吗？不，我不会说。事到如今，我已听过好多次这类梦的重述，因而非常明白：别人的噩梦可以多么轻易地把你搞得心力交瘁。到了万不得已的地步，只有你自己的噩梦才有意义，才最重要。

早上是警铃把人强行唤醒。有些人的手表没被强行取走——有的表被夺走了，有的并没有——她们说铃声是六点整响的。早餐是面包和水。面包简直好吃极了！有些人狼吞虎咽，但我吃得很慢，尽量吃得久一点。咀嚼和吞咽，可以打散周而复始的抽象思维。也能消磨时间。

早餐后，排队去污秽的厕所，如果你进的那间堵塞了，那就祝你好运，因为不会有人去通马桶。我的推断？为了让这种局面越来越糟，夜间巡逻的守卫们还会把各式各样的东西塞进马桶。有些爱干净的人曾试图打扫洗手间，但一旦发现那是多么徒劳无望，她们也就放弃了。放弃是新的常态，我不得不说那是有传染性的。

我有没有说过，里面没有厕纸？那怎么办？用你的手，再把弄脏的手指凑到水龙头下洗干净，水龙头有时能滴出水，有时不能。我敢肯定那也是他们故意设置的，就为了让我们喜忧无常。不管他们指派了哪个喜欢折磨小猫的白痴来干这事，我都能想象出来他随意拨弄水阀总闸时的表情，开开关关，一脸傻笑。

他们说过，不能喝那些水龙头里的水，但有些人很不明智地喝了。随之而来的是呕吐和腹泻，又给这场普天同乐平添了几分热闹。

没有纸巾。没有任何种类的毛巾。我们在自己的裙子上把手蹭干净，不管手有没有洗过。

我很抱歉把设施描述得这么详细，但你会惊讶于这些东西竟然变得如此重要——都是你认为理所应当存在的基础用品，直到把它们从你手边夺走，你才会想到它们的存在。在我的白日梦里——我们都会空想，因为被强迫着无所事事、内心愈加郁积就会导致空想，大脑必须让自己忙活起来——我常常幻见一间漂亮、洁净、雪白的洗手间。哦，还有附带的水槽，有源源不断、水量充足的纯净活水。

我们开始发臭，这是必然的。不仅要忍受厕所里的煎熬，我们还一直穿着职业套装睡觉，没有内衣可以更换。我们中的有些人已绝经了，但另一些人没有，所以，凝血也混杂在汗味、泪水、屎尿和呕吐物的气味中。连呼吸都让人恶心。

他们是在让我们退化为动物——被圈养的动物——退回到我们的动物本性。他们是在提醒我们记住那种本性。我们要把自己认定为次等人类。

每一天剩下的时间就像一朵有毒的花慢慢绽开，一瓣接着一瓣，慢得难以忍受。有时候我们会再次被铐上，也有时候不会，排成一列走出去，走进露天看台狭窄的座椅间，在刺眼的阳光下坐好，只有一次——真是太幸福了——是坐在凉爽的细雨里。那天晚上，我们全都散发出湿衣服的潮臭味，自身的气味倒是弱了点。

一个又一个小时过去，我们眼看着货车开来，卸下车厢里的女人，空车离去。新来的女人们发出同样的哭号声，守卫们也喊出同样的吼叫声。在剧烈挣扎中建立的暴政是多么乏味啊。永远是一个套路。

午餐还是三明治，但有一天——下雨的那天——是一些胡萝卜条。

“没有一顿是营养均衡的。”安妮塔说。大多数日子里，我们都设法坐在一起，睡觉时也离得很近。在这之前，我俩没有私交，顶多只是同行的同事，但仅仅和之前认识的人在一起就能让我有所慰藉；一个能映现我之前的成就、我之前的人生的人。你可以说，我们之间有纽带。

“你以前真他妈是个好法官。”第三天，她在我耳边轻声说道。

“谢谢你。你也是。”我也轻声回复。以前，这个时态让人心寒。

对于我们这个分区里的其他人，我所知甚少。有时候会知道她们的名字。她们所在律所的名字。有些律所专门处理家庭法律事务——离婚案、抚养权之类的——如果说现在女人就是敌人，那我可以理解为什么她们会成为被针对的对象；但在地产、诉讼、房地产法或公司法领域从业也没有任何庇护作用。必需条件只是一种致命的组合：一纸法律专业文凭和一个子宫。

下午被选定为处刑的时间段。同样的列队，走到体育场中央，被判处死刑的女人们都被蒙住了眼睛。随着时间推移，我注意到了更多细节：有些人几乎走不动路，有些人看似已失去知觉。她们经历了什么？为什么选定她们去死？

总是那个穿黑色制服的男人在麦克风里念出规劝的口号：上帝必胜！

接着就是射击，倒下，瘫软的尸体。随后就是清场。有一辆卡车是装尸体的。她们会被埋葬吗？会被火化吗？或是那样做都太麻烦了？也许只会把她们倒进垃圾场，留给乌鸦。

第四天出现了变化：开枪的人里面有三个女人。她们没有穿职业套装，而是换上了浴袍似的棕色长袍，下巴抵着围脖。那引起了我们的注意。

“恶魔！”我轻声对安妮塔说道。

“她们怎么可以这样？”她也轻声回我。

第五天，执行枪决的人里面有六个穿棕色长袍的女人。还有一场骚动，那六人之一没有瞄准蒙住眼睛的死刑犯，而是调转枪口，射中了一个穿黑制服的男人。她立刻被乱枪射中，倒在地上。看台上的人都倒吸一口冷气。

原来，我心想，是有一条出路的。

白天，新来的女人加入我们这个律师和法官的群体。但群体规模还是老样子，因为每天晚上都有些人会被带走。她们都是单独被两个守卫架走的。我们不知道她们被带去哪里，也不知道为什么。没有人回来。

第六天晚上，安妮塔也被偷偷地带走了。一切发生得悄无声息。有时候，被带走的人会大喊大叫地反抗，但安妮塔没有，我只能羞愧地说：她被清除的时候，我睡着了。清晨的警铃响起时我醒过来，她已经不在了。

“我为你的朋友感到难过。”站在人满为患的厕所前排队时，有个善良的人在我耳边低语。

“我也很难过。”我轻声回了一句。但我已经为了几乎必将到来的事硬下心肠了。难过，我对自己说，什么都解决不了。多年以后——这么多年啊——我已证实了这话是何其正确。

第七天晚上，轮到我了。安妮塔被带出去时没有发出响动——那种沉默本身就带有丧气的效果，好像一个人可以在无人注意，甚至悄无声息的情况下就彻底消失——但那不代表我也该走得安安静静。

我是被踢醒的，一只靴子踹在屁股上。“闭嘴，起来。”发话的是常常咆哮的那些人之一。我还没完全清醒过来，就被硬拽起来拖着走。到处都有轻声低语，有个声音说“不”，另一个声音说“操”，还有个声音说“上帝保佑”，还有个声音说“保重”。

“我可以自己走！”我说道，但没什么用，那些手依然扣紧我的上臂，一边一只。就是这样吗，我心想：他们要枪毙我了。但不对，我纠正自己：那是下午的事。白痴，我又反驳自己：枪毙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执行，更何况枪毙不是唯一的死法。

整个过程里我都很镇定，看起来似乎难以置信，而实际上我也不信：我并不是很镇定，而是像个死人般寂定。只要我想着自己已经死了，未来会怎样都无所谓，一切对我来说就容易多了。

他们拽着我走过了几条长廊，然后走出后门，上了一辆车。这次不是厢式货车，而是一辆沃尔沃。后座的坐垫很软，但很皮实，空调的出风俨如天堂里的清风。不幸的是，这样新鲜的空气反而提醒我想起自身积存数日的臭味。无论如何，这种奢侈让我很享受，尽管我依然被扣在两个守卫之间，两人都很壮。谁都没有说话。我只是一个要转运的包裹。

车子停在一间警察局的门外。其实那已经不再是警察局了：招牌上的字被涂掉了，前门上多了一个图案：带着双翼的一只眼睛。我当时还不知道那就是眼目组织的标志。

我们走上前门的台阶，我的两位同伴大步流星，我走得踉踉跄跄。我的双脚很疼：我突然意识到它们很久没走动了，也猛然发现我的鞋子在雨淋、日晒、践踏了各种东西后是多么脏、多么破。

我们沿着走廊走。门后传来男人低沉的声音；和我身边的两人同样装扮的男人们匆匆走过，他们的眼光炯炯有神，他们的言语声轻快短促。那些制服、徽章、闪闪发亮的胸针让人觉得脊骨僵硬。这儿可没有懒散的家伙！

我们拐弯，进了一个房间。屋子里有一张大桌子，桌边坐着一个有点像圣诞老人的男人：胖乎乎，白胡子，玫瑰色的脸颊，樱桃红的鼻子。他冲着我笑。“你可以坐下来。”他说。

“谢谢。”我答道。说得好像我有选择似的：那两位旅伴把我塞进一把椅子，再用塑胶带把我捆在椅子上，绕着两只胳膊捆。接着，他们走出了房间，轻轻地关上门。我总觉得他们是倒退着走出去的，好像在古代宫廷里面对神一般的国王那样，但我看不到身后的情形。

“我该介绍一下自己，”他说，“我是‘雅各之子’的贾德大主教。”那是我们第一次见面。

“我估计你知道我是谁。”我答。

“说得没错，”他说，笑得更殷勤了，“对于你遭受的种种不便，我致以歉意。”

“那没什么。”我板着面孔说道。

和以强权控制你的人开玩笑是很愚蠢的。他们不喜欢那样；他们会认为你不认同他们无所不能的权力。我现在有自己的权力了，我也不鼓励我的下属们轻浮无礼。但那时候的我没在意。我是后来才有长进的。

他的笑容消失了。“你还活着，你为此感恩吗？”

“嗯，是的。”我说。

“上帝给了你女人的身体，你为此感恩吗？”

“我想是吧，”我说，“我从没想过这一点。”

“我不能肯定你足够感恩。”他说。

“什么叫足够感恩？”我说。

“足够感恩，因而与我们合作。”他说。

我有没有提及他戴椭圆形的半框小眼镜？他现在把眼镜摘下来了，仔细端详。没有了眼镜，他的眼睛就没那么亮了。

“你说‘合作’是什么意思？”我说。

“答案只有是或否。”

“我学的是律师，”我说，“现在是个法官。我不签署空白合约。”

“你不是法官，”他说，“不再是了。”他按下了对讲机上的一个按钮，说道：“感恩牢。”然后，他对我说：“让我们期待你将学会更加感恩。我会为此祈祷的。”

就是这样，我眼看着自己进了感恩牢。那是警察局里改建过的单人牢房，大小约四步乘四步。有床板，但没有床垫。房间里还有只桶，我一眼就认定是装人类食物残渣的，因为里面还有些残余，更何况气味也能佐证。房间里以前是有一盏灯的，但现在没了：现在只有一个灯座，而且不通电。（我当然是用手指插进去试过了。换了你也会这样做。）光线只能透过长方形小槽，从外面的走廊漫射进来，用不了多久，万年不变的三明治也会从槽里塞进来。在黑暗中进食，这就是给我的安排。

我在昏暗中摸索了一圈，摸到了床板，坐了下来。我可以的，我心想。我能挺过去。

我想的没错，但也仅此而已。在没有旁人的环境里，神智会多么迅速地垮掉，那会让你震惊的。孤零零的一个人不算一个完整的人：我们存在于与他人的联系之中。我是一个人：我冒着变成非人的危险。

我在感恩牢里待了一段时间。我不知道有多久。每隔一会儿，就会有只眼睛在用于察看的滑门那边看看我。每隔一会儿，附近就会传来一声刺耳的尖叫或一连串尖叫：酷刑正在进行。有时候会有一阵绵延不断的呻吟；有时候是一连串哼哼不断的喘息，听起来像性事，或许就是。没有权利的人就是那么诱人。

我无法知道这些声音是真实发生的，或仅仅是放送的录音，只为让我的神经崩溃，以此消磨我的决心。不管我的决心是什么，那样过了几天后，我就不再肯定了。我的决心不再清晰。

我在幽暗的牢房里不知待了多久，但等我被带出牢房后，根据指甲的长度来判断，实际上可能没过太久。无论如何，当你被单独关在黑暗里，时间就会变得不一样了。变得更长。你也不知道你什么时候是睡着的，什么时候是醒着的。

有虫子吗？有，有一些昆虫。它们不咬我，所以我认为应该是蟑螂。我可以感觉到它们细小的腿脚爬过我的脸，很轻柔，试探性地，好像我的皮肤是一层薄冰。我没有拍死它们。过了一阵子后，任何一种接触都是你乐于接受的。

有一天，假设是白天，三个男人突然闯进我的牢房，用一盏明晃晃的灯照进我不停眨巴、快被晃瞎的眼睛，他们把我推到地板上，目标精准地踢了一顿，还有别的动作。我发出的声响是我所熟悉的：我听见附近传来过同样的声音。我不想多说细节，只想说明一点：那些别的动作和电击枪有关。

不，我没有被强奸。我猜想，对于那种目的而言，我未免是年老色衰了。也可能，他们是在炫耀自己有崇高的道德准则，但我对此非常怀疑。

这样的电击和踢打又重复了两轮。三是一个神奇的数字。

我哭了吗？是的：泪水从我两只看得见的眼睛里流淌出来，我那双泪湿的人类的眼睛。但我还有第三只眼，在前额的正中央。我可以感觉到它：它是冷的，像块石头。它不会流泪：它看。就在它后面，有个人在思考：我要让你们恶有恶报。我不在乎要用多久，也不在乎那期间我不得不忍辱负重，但我会办到的。

后来，过了不知多久，也没有预警，我的感恩牢门咣当一声打开了，光线涌了进来，两个穿黑制服的男人把我拖了出去。没有言语。我——那时的我俨然是个走不了路的废人，甚至比之前还难闻——被他们拖着或拉着，经过来时的走廊，从我进来的前门出去，然后进了一辆有空调的厢式货车。

接下来我所知道的就是我身在酒店里了——是的，酒店！不是那种豪华的大酒店，更像是连锁的假日旅店，假如你对这个店名有印象的话，但我认为你是不会知道的。昔日的品牌都去哪儿了？随风而逝。或者说，随着漆刷和清拆队而消失不复，因为就在我被拖进酒店大堂时，头顶上就有工人在把以前的字迹全部涂覆掉。

大堂里没有浅笑吟吟的前台服务员欢迎我。只有一个男人，手持一份名单。他和押送我的两个守卫交谈起来，我被推进电梯，然后是铺着地毯的走廊，地毯已开始泄露某些迹象：没有清洁女工了。一扇房门用房卡打开时，我乱成一团的脑子在想的是：再过一两个月，他们就会面临严重的霉菌问题了。

“祝你住得愉快。”我的守卫之一说。我相信他不是在说反话。

“三天休整假，”守卫之二说，“需要什么的话，打电话给前台。”

房门锁上了。小桌上的托盘里有一杯橙汁和一只香蕉，一碗蔬菜沙拉，还配了一块水煮三文鱼！有床单的床！好几条毛巾，好歹还是白的！淋浴！最不可思议的是，还有一只漂亮的白瓷马桶！我跪跌在地，口中念念有词，是的，诚心诚意的祷告，但我不能告诉你是向谁或什么祈祷的。

吃完所有食物后——食物让我喜出望外，根本不在乎它们会不会被下毒——我花了几小时洗澡。只淋浴一次是不够的：积攒了那么多层污垢，我必须把它们洗干净。我检查了结痂的擦伤、黄紫的淤青。我瘦了：我能看到自己的肋骨，它们竟然在用快餐当午饭的几十年后又再次浮现了。从事法律的这些年里，我的身体一直都仅仅是工具，推动我从一个成就到下一个成就，但现在，我对这具身体重新产生了别样的柔情。我的脚指甲竟是这样的粉红色！我手上的血管竟是这样错综交织！但在浴室镜子里，我不能确凿地认出自己的脸。那个人是谁？五官都好像模糊了。

然后，我睡了很久。一醒来就发现桌上摆好了另一餐美味，俄罗斯酸奶牛肉配芦笋，甜品是加野莓酱的蜜桃冰淇淋，还有，哦太好了！一杯咖啡！我很想来杯马提尼，但我猜，在这个新时代里，女人的菜单上是不会有酒了。

发臭的旧衣服已经被看不见的手取走了：看样子，我就得穿着酒店的白色毛巾浴袍过下去了。

我依然处在神志混乱的状态。我就像一把扔在地板上的拼图碎片。但到了第三天早上，或下午，我醒来时的状态好多了，有了连贯的意识。我好像又能思考了；我好像可以去想我这个词了。

不仅如此，还有一套干净的新衣服已经为我准备好了，好像是在认可我的想法。那不能说是连帽斗篷，也不能说是棕色粗麻布做的，但也差不多。我之前见过这种衣服，在体育馆里，女枪手穿的。我感到了一阵寒意。

我穿上了这套衣服。我还能怎么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