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问过阿邦的故乡回到阿崎婆家当夜，我虽然很疲劳，但不知什么原因失眠了。黎明时分，我做了一个长长的梦，具体的梦境不能一一说清楚了，但是我记得我梦见了女儿美美。睡醒后我的心情与平时不同，简直糟透了。

美美的照片我总是贴身放着，时常拿出来看看，在梦中她的样子活灵活现，我心中不由得疑惑起来。小学三年级的她和父亲在这三周的时间里是怎样生活的？她气管爱发炎，身体弱，爱生病，是不是又发烧了？我虽然告诉丈夫阿崎婆的住址，可是恳求他千万不要来信。我连日把有采访内容的信和各种明信片寄回去，可丈夫连一个字都没寄来。虽然很正常，但又引起了我的不安，我与阿崎婆共同生活以来第一次强烈地想回东京去，而且这种想法越来越克制不住了。

如果光是想家，我还可以控制对丈夫、女儿的思念，在阿崎婆家再住二、三周的。因为我虽然听阿崎婆讲了她的生平，尽自己的能力了解了富美、阿霜和阿邦的情况，但还不够，人贩子由中太郎造和他的外甥女三千代的情形，阿崎婆儿时的朋友阿花和继代的具体情况也还没弄清。

可是，客观上我是非离开那XX村不可了，前边我写了村人容许我住在村里是有原因的，他们认为即使我不是阿崎婆的儿媳妇也可能是她的私生子或是妓女时代朋友的孩子。如果都不是的话，他们也相信我是风俗女什么的，反正不是正经女人。但是他们的信念被打破了，其原因是我去富美的故乡访问的时候，在XX村高中教社会科的老师吉田满州男到XX村来找我和阿崎婆。

这话还得从我和阿崎婆一起去大江找富美的那天说起。为了避免混乱，前边我没提起我和阿崎婆路上遇到了吉田老师的事。

那天，我和阿崎婆从XX村到崎津，在抄近道走之前，在沿海的道路上见到许多堆积在山边的圆木。我们就坐在那儿休息。这时路上走过来一位教师模样的三十岁出头的男人，他脖子上挂着一个照相机。我看见他就想起了一个主意。

那就是请他给我与阿崎婆照一张相——我不是没有相机，可这次旅行我故意没有带，因此我不能与阿崎婆合影，这可太遗憾了。如果去照相馆拍照太郑重其事了，还不知崎津有没有照相馆。于是就像是从天而降似的，路上来了一位带着照相机的。

反正人在旅途，请这个人拍一张照片也说得过去。

我小声地对阿崎婆耳语一番，她说：“那太好了，我虽在山打根拍过照，但那以后几十年也没拍过照，那青年肯为我们照吗？”说着已经开始在整理衣服了。我对那个人说：“对不起，我们没有相机，但是我们俩想合影，能不能帮我们照一张，以后付钱给你。”那人说：“当然可以啦。”他让我们坐在一起，两次按动快门，然后问我照片洗出来以后送到哪儿。

我们不愿把阿崎婆的地址告诉他，一时情急便口吃起来。那个人自我介绍说他是某高中的老师，叫吉田，又指了指路边的一户人家说，他学生就住在这里，照片洗出来就存在这里，你们来取吧。然后又补充了一句说：“这家人的院子里有基督教初传日本时代用来观潮的望楼遗址，我是研究天草历史的，这次就是来调查观潮望楼的，您如果没有急事，花五分钟时间一起去看看好吗？”因他给我们拍了照片，对他的邀请我也不好断然拒绝，我们照他所说的参观了那家院子中央的一块石头，即望楼的遗迹。这期间他拐弯抹角地问了几次我是哪来的，为什么与阿崎婆这样的老太太在一起走，云云。

他是高中老师，又是地方史的研究家，大约是看出我对他所从事的研究也有兴趣，才邀我去看那观潮望楼的吧。那时我巧妙地含糊其词地糊弄过去了，可我从富美故乡访问回来之后，阿崎婆拿出两张我和她的合影说：“上次去富美家路上给咱们拍照片的老师拿了这照片来访，还使劲打听你呢广我奇怪他怎么会找到阿崎婆家的，委婉地问了一下，原来他那天拍完照片趁我仔细察看观潮的望楼时，直接向阿崎婆探听她家住址，在我去大江的时候，他就来送照片了。”

在城市里，西服是男子的一般常服，与阶层、职业无关。在外地，特别是在天草，穿西服的仅限学校的老师和村公所的职员，所以西服是特权的象征。这个穿西服的人物——而且是天草下岛为数不多的高中教师，该学区也包括阿崎婆所在的村子，他可是公众人物又是名人，所以村里人也认得古田先生。如果先生访问那些富裕人家没什么可奇怪的，可是吉田访问的是穷苦的孤老婆子，令人感到她阿崎婆与旧日不同了。好容易对我打消疑念的村民又一次燃起了疑念。高中的老师都特意来访了，住在阿崎婆家的那个女人到底是干什么的？村里人窃窃私语着。

即使如此，如果吉田只来过一次的话，村里人的疑念也会烟消云散，我还能在阿崎婆家呆下去！可是我从大江回来的第二天，XX高中住在附近的女学生来访，说吉田先生托她送来一千日元和二升米，并说吉田先生看到阿崎婆的生活太困难了想帮帮她，他可能从他学生口中知道我已经回村了，过了两天，吉田又来阿崎婆家访问了。因给我们照了照片，又赠给阿崎婆钱财，这次我们不能拿他当路人看待，所以见面很亲热。他对阿崎婆说他自己有家属，生活也不富裕，但是阿崎婆有难处就要对近处的学生说，他会来帮助的，又仿佛毫不在意地对我说了如下的话——我一开始就感到你不是这老太太的儿媳，上次访问她家时我也暗中打听了，你实际上是干什么的？是不是史学家、小说家来调查海外日本妓女的？我虽能力差，也是天草乡土历史学家，我能协助你，你跟我说实话吧！

吉田的善意是明显的，对他的好意我是感谢的，但是说真的，我是左右为难了。当初就因为怕阿崎婆不对自己讲真心话，所以假装一个离家出走的女人，而不愿被人当作学者或知识分子。虽说是自作自受，现在自己的伪装被另一个知识分子剥去了。

我趁阿崎婆外出解小手的空档儿，小声地一口气说：“跟你说实话吧！我是搞女性史研究的，住在阿崎婆家为听她讲海外妓女的事。你是历史学家，能理解我，现在你对我最大的帮助是远离我和阿崎婆，这是我最最迫切的希望。”

他的确是一位老练的乡土史学家，立即理解了我的意思，阿崎婆回来后我们天南地北地聊了一阵，他就告辞了。可是村里人可不能这么简单地对付过去。我不是XX村村落共同体的成员，所以我知道的仅是一些皮毛。村里流动的空气让人感到不安，人们窃窃私语说住在阿崎婆家的那个女人还认得高中的老师。她还假装阿崎婆家的儿媳妇跑到我们村里来，她有多大胆子！肯定会做有损我们村名誉的事。买东西的时候杂货铺女老板和路上的熟人表面是不失亲切，擦肩而过后笑脸就变了，都拿白眼瞧着我。

我佯装不知，可被村里人拿斜眼瞧，内心也很不舒服。我曾再三强调过，天草岛的人热爱故乡的一个表现就是抹杀海外妓女的存在，绝对不想叫别人知道。村里人对我的仇视，源于看透了我住进阿崎婆家的目的，是来打听海外妓女的秘密！如果是那样的话，不仅指望不上村里人善待我，还不知会受到什么摈斥，也不知会给阿崎婆带来什么麻烦。

这么一想，自踏上天草的土地以来，我第一次感到害怕。有这种恐怖心理，又加上做梦梦见女儿等因素，使我更加想回东京了。

这样，无论从主观上还是客观上，我都必须离开阿崎婆的家了。但走前我还想见一个人，那就是《阿崎》那一节开头提到的盖农-萨娜。在《人身买卖》那本书里，森克己是这样描写她的：“在大江村邻村的XX村里有一位盖农-萨娜，我访问她是在昭和二十五年（一九五○年），她六十岁的时候。她年轻时，由于不满意父母给她包办婚姻，离家出走了。大正九年（一九二0年）到了柬埔寨，在金边与担任县政府官僚的马赛尔-盖农结了婚。丈夫去世后昭和二年（一九二七年）回到老家，傍晚我到萨娜家访问，房子外观上和普通农家没什么区别，家里边蚊帐下有一个漂亮的卧室床，真不愧是从南洋归来的。萨娜正巧背柴回家，已经完全是农妇打扮了。她个头大，正是白人喜欢的那种女人，生性极为朴素，好像认为去过南洋是一种耻辱似的。”

据阿崎婆说，盖农-萨娜还是她的远房亲戚呢。她住的地方离阿崎婆家很近，只隔一条河。我每天从早到晚都能见到她家的屋顶。尽管如此，我大老远跑到大江、下田、二江也没去访问她。这完全是为了避嫌。村里人看见我采访她会造成我与海外妓女调查有关的印象。可是，反正我要回东京了，也没必要避嫌了，只要不使阿崎婆为难，听听盖农-萨娜讲些什么，对我来说不仅是必要的，客观上也很有意义。

过去我采访的主要是以亚洲人为对象卖身、回国时几乎身无分文的海外妓女。盖农-萨娜不是，她属于另外一类海外妓女。她与欧洲人——东南亚殖民地的法国官员正式结婚，丈夫死后继承了财产，作为XX村的有钱人过着阔绰的牛活，此外，森克己的《人身买卖》中写过她，不仅报纸、杂志，连电视台、广播电台也都来采访她，让她谈海外日本女人的事。当今无论谁，一旦被大众传媒宣传，往往就觉得自己了不起。她也自诩为天草的名人啦。如果听萨娜讲讲过去的事情，应该会了解到上层海外妓女的生活，从她的谈话中也可以捕捉她今天的意识与感触。

我跟阿崎婆说我想见萨娜后，她的反应并不很积极，穿上她磨破的草鞋，就把我带到盖农-萨娜家。她家外观自然是农舍的模样，从院子里进屋，外间屋有一个巨大的白色冰箱，还有外国制的摇椅和一块漂亮的外国地毯。在阿崎婆家呆久了的我，见了这些，感觉十分刺目。

阿崎婆叫了门，过一会儿，从里边走出来一个大个子、圆脸、模样周正的老太太——这张脸确实像是不止见过一次了，但不知是在哪儿见过。她迈着四方步从里边出来，左手拿一只外国烟袋，右手点燃一根香烟，一边走一边抽，她无言地将站在外屋的阿崎和我上下打量了一番，然后说：“找我有事吗？”

阿崎婆的态度谦卑，口吃地介绍说：“这是我的一位亲戚，这半个月以来一直住在我家，说是想见见你。”我照例寒暄一番，说承蒙她关照一类的话，还补充说：“这次我到阿崎婆家来，听她讲外国见闻很有意思，也想听您介绍一下外国。”萨娜吐着烟圈问：“录音吗？还是一般的采访呢？”

一瞬之间，我简直不懂她的话，又问了一句才知道她说的是录音还是采访，这话从她嘴里说出来，大大出乎我的预料。我说：“我既不是电视台的，又不是杂志社的，只不过是阿崎婆的亲戚。因为我感兴趣，才想请您谈谈在外国的事儿。”尽管我恭敬地再一次提出请求，萨娜像是遇到麻烦似地说：“今天我神经痛。”明明白白地拒绝了。

硬叫她讲，既不符合礼貌，也会引起她的警戒。我也就默认了。但我还不死心，想再约一个时间。我说：“那么，明后天等您身体好点的时候我再来拜访。”可萨娜冷冷地说：“我这种神经痛不好治，五天十天也好不了。再说，关于去外国的事儿，和阿崎不一样，我没什么有趣的话头儿。”

话虽说得绕弯子，但她已明明白白地让我得知她和阿崎婆不是一类人，像我这种人再次来找她是给她找麻烦。阿崎婆认为我可怜，从旁插嘴为我说话，我感到她的态度和话语过分小心。萨娜的傲慢——蔑视阿崎婆和我的态度，直到我们恭敬地告别之前丝毫没有改变。

想听益农-萨娜讲她在外国生活经历的打算，是彻底地告吹了。那天晚上，我一边抚着跳到我身上来的猫，一边琢磨，萨娜为什么要拒绝我呢？

新闻界的记者开着新式的汽车，带着电视摄像机、录音机采访她的时候，她肯谈在东南亚的生活，为什么单单拒绝我的请求呢？在我提出请求时，萨娜问我是录音还是采访，如果我是记者，手里拿着录音机，采访结果登在报章杂志上的话，她会答应我的请求，把我让进里屋的。

萨娜拒绝我的原因，一定是因为我是阿崎婆的亲戚，虽然不能肯定地这么说——萨娜当初出国的时候也许是做海外妓女出去的，但她与有资历的欧洲人结婚了，丈夫活着时，她过着安逸的生活，死后也有遗产，在去外国的日本女人里面她是发迹了的典型，而阿崎婆和她正相反，一直生活在海外妓女的底层，到了晚年还过着最最悲惨的生活。

萨娜的头脑里自然存在着身份地位的意识，这也是人之常情。设想一下，一个至今还抽外国烟的阔人和一个到处拣人家烟头儿的穷人之间，怎么会有共同语言呢？对萨娜来说，阿崎婆这种落魄的海外妓女自称熟人前来套近乎，伤了她的自尊心。要光阿崎婆一个人倒也算了，还有一个谎称亲戚的来历不明的女伴，要听她讲海外经历，就更有损她的自尊。为此，她认为我和阿崎婆身份比她低，板着脸连里屋也不让进，拒绝了我们的来访。

我倒不在乎自己的类似后悔的不快之感，我更担心的是让阿崎婆扫了面子。除了这点心理负担外，我认为对盖农-萨娜的访问形式上是失败了，但实际上取得了大的成功。因为我采访她的目的是想了解上层的海外妓女的生活与意识，对于她的生活虽一无所获，但对她现在的意识至少还亲身感受了。

在见到了盖农-萨娜并遭到冷遇之后，我才认识到阿崎婆为人的伟大。阿崎婆肯收留我在她家住三个星期，也不问我的来历，不管我是不是离家出走的女人，要是萨娜能这么做吗？第二天早上，我告诉她我要回东京时，我更加感到她为人的伟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