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蒙德·卡佛

　　于晓丹译

　　J．P．和我呆在弗兰克·马丁戒酒中心的前廊上。就像上这儿来的其他人一样，J．P．也首先是个酒鬼。不过，他还是个烟囱清扫工。这是他第一次到这儿来，他很害怕。我过去曾进来过一次。能说什么呢？我又回来了。J．P．本名叫乔·彭尼，不过他让我叫他J．P．。他三十来岁，比我年轻。也年轻不了多少，只一点点。他正给我讲他怎么就决定干了他这行，一边说，一边还做手势。但他的手老是抖。我的意思是，它们无法保持镇定。“我从没有过这种情况，”他说。他是指手发抖。我告诉他我很同情。我告诉他手抖这种情况会慢慢好起来。肯定会的。不过需要时间。

　　我们到这儿来才几天。还没有完全脱离困境。J．P．还患有这种颤抖症，我偶尔肩膀里也会有一根神经——没准不是神经，但肯定有什么东西——突然痉挛起来。有时是在我的脖侧。每次发生这事，我都嘴巴发干，只能使劲咽吐沫。我知道不久就会有什么事发生，我想阻止它。我要躲开它，这就是我要做的。只管闭上眼睛让它过去，让它去找下一个人吧。J．P．可以等一下。

　　昨天早晨我目睹了一场心脏病发作。有一个家伙，他们叫他蒂尼。这家伙又肥又壮，是圣罗莎的一名电工。他们说他在这儿呆了快两个星期了，已经过了危险期。一两天内他就可以回家，除夕之夜可以和妻子守在电视机前共度了。蒂尼打算在除夕之夜喝些热巧克力饮料，吃些饼干。昨天早晨，他出来吃早饭时精神蛮好。他学鸭子叫，表演给其他人看他怎么就能轻而易举地把鸭子招呼过来。“叭啦。叭啦。”蒂尼学了几声。他的头发湿乎乎的，沿着发迹光滑地梳向脑后。他一定是刚洗完澡。下巴也刚被剃须刀刮破了。但这又有什么?几乎所有在弗兰克·马丁中心的人脸上都有疤痕。这是常有的事。蒂尼挤进来，坐在长桌头上，开始讲他某一次酒瘾发作的事。桌边的人都笑起来，一边大口吞着鸡蛋，一边摇着头。蒂尼还想说什么，咧嘴笑了笑，又朝桌四周扫视一眼看是否引起了共鸣。当然了，我们都曾做过这么可恶、这么疯癫的事，所以我们就都大笑起来。蒂尼的盘子里是炒鸡蛋，还有些饼干和蜂蜜。我也坐在桌边，不过并不饿。我眼前放着杯咖啡。突然，蒂尼不见了。他刚还坐在椅子里，哗啦一声就摔了下去。他躺在地上，双眼紧闭，双脚嗵嗵地磕打着地板。人们惊呼弗兰克·马丁。他恰好就在那儿。几个小伙子俯身到蒂尼的身边。有一个人将手指塞进蒂尼的嘴巴，想抓住他的舌头。弗兰克·马丁大叫：“所有人都靠后站!”我发现那时候，我们一群人全都朝蒂尼探着身子，都那么看着他，无法把视线移开。“让他透透气!”弗兰克·马丁说。接着，他跑进办公室，叫了救护车。

　　今天蒂尼又在这儿了。我是说他又活过来了。今天早晨，弗兰克·马丁开旅行车去医院接的他。蒂尼回来得晚了，没能吃上鸡蛋，但他还是端了杯咖啡走进餐室，仍旧坐在桌边。厨房里有人给他烤了面包片，但蒂尼没吃。他只是捧着咖啡坐在那儿，眼睛盯着杯里面。隔一会儿，他就将杯子在眼前挪一挪。

　　我很想问问他，那事发生之前，他有没有感到什么征兆。我想知道，他是否有心跳间歇，或者心跳过速。他的眼皮痉挛了吗？但我不会问什么的。况且他似乎也根本不想谈这件事。但发生在蒂尼身上的事是我永远忘不了的。老蒂尼平躺在地上，踢腾着他的脚后跟。因此，每次这种突如其来的事情在什么地方发生，我都倒吸口气，等着看我自己躺在地上，向上翻眼皮，任某个人的手指塞进我的嘴巴。

　　J．P．坐在前廊他的椅子里，两只手一直放在膝上。我抽着烟，用一只旧煤桶当烟灰缸。我听着J。P．随意地聊着。那会儿是上午十一点——离午饭还有一个半小时。我们俩都不饿。但我们还是盼着能进屋，坐到餐桌旁。没准儿我们一会儿会饿的。

　　J．P．到底在讲什么？他讲他十二岁时，在他生长的那个农庄附近，他曾掉进过一口井里。幸运的是，那是口枯井。“没准倒是不幸呢，”他说，环顾一下四周，摇了摇头。他讲到那天他在井里呆到傍晚，他爸爸才用绳子把他拽上去。J．P．在井下尿了裤子。他在井里还受了各种各样的惊吓，大叫救命，然后就是等待，然后又大叫一通。还没喊完，他的嗓子就喊哑了。但他告诉我，井底的经历给他留下了永不磨灭的印象。他曾坐在那儿，抬头观望井口。一直往上看，他能看见井口处的一圈蓝天。隔一会儿，会有一片白云飘过去。又有一群鸟飞了过去，J.P.觉得，它们翅膀的振动引发了一阵奇异的骚乱。他还听见了其它的声音。他在井里听见他头上有细微的瑟瑟声，他担心会有什么东西掉下来落到他的头发里。他想到了虫子。他听见大风从井口刮过，这声音也让他印象深刻。总之，在那口井底下，他生活的一切对他而言都迥然不同了。但是最终什么都没掉下来，那一圈蓝天也没被什么东西关上。后来他爸爸就带着绳子来了，没过多久，J．P．又回到了他一直居住的那个世界。

　　“说下去，J．P。后来呢?”我问。

　　他十八九岁的时候，中学毕了业，但没什么他愿意干一辈子的事情。有一天下午，他穿过城去会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住的房子带个壁炉。J．P．和他的朋友坐着喝啤酒聊天。他们听了几张唱片。这时门铃响了。朋友去开门。一位年轻的烟囱清扫女工提着工具站在门口。她戴了一顶高顶丝质礼帽，那样子让J．P．惊奇不已。她对J．P.的朋友说，她约好了到这儿来清扫壁炉的。那位朋友躬躬身请她进来。年轻女人并不理会他。她在炉床上铺了一块毯子，摆放上她的工具。她穿着黑裤子、黑衬衣、黑鞋、黑袜子。当然，这时候，她已经把帽子摘了。J.P．说他盯着她看都快看傻了。她干着活儿，打扫烟囱，J．P．和他朋友听着唱片，喝着啤酒。但他们都看着她，看她干的活儿。J．P．和朋友还不时互相看看，咧嘴笑笑，要不就眨眨眼睛。当年轻女人的上半身埋进烟囱里的时候，他们的眉毛都挑了起来。她长得也还不错，J．P．说。

　　她干完活儿，把工具又包进那块毯子。她从J．P．朋友的手里接过一张支票，那是他父母预先写好准备付给她的。然后她问那位朋友想不想吻吻她。“据说这能带来好运气，”她说。这句话一下子把J．P．给打动了。那位朋友转转眼珠。又做了些怪模样。而后，他吻了她的脸颊，脸可能都红了。就在这时，J．P．做出了一个决定。他放下啤酒，从沙发上站起身。那年轻女人正要出门，他朝她走了过去。

　　“我也可以吗?”J．P．对她说。

　　她打量着他。J．P．说，他都能感觉到心在咚咚地跳。后来他知道，这位年轻女人名叫罗克茜。

　　“当然，”罗克茜说，“怎么不可以？我得过一些额外的吻。”她在他的唇上好好吻了一下，然后转身离开。

　　也就在一眨眼的工夫里，J．P．跟着她来到了前廊上。他为她打开纱门，随她走下楼梯，走到车道上，她的密封式小卡车就停在那儿。这事儿他控制不了。世上任何其它事都无足轻重。他知道他碰上了一个能让他双腿发抖的人了。他能感觉到她的吻还在他唇上灼烧，等等。J．P．还不能理出头绪，他的心乱了，思绪万千。

　　他为她打开密封小卡车的后门，帮她把东西放了进去。“谢谢，”她对他说。这时他终于开了口——他希望能再见到她。她愿意什么时候和他去看场电影吗？他还发现了他愿意一辈子从事的工作。他想干她这一行。他要当一名烟囱清扫工。但那时他没对她说。

　　J．P．说，她把两只手搭在屁股上上下打量他。然后她从卡车前座上找出了一张名片。她交给了他。她说，“今晚十点以后拨这个号码。我们可以聊聊。现在我得走了。”她戴上了高顶帽，又摘了下来。她又看了看J.P．。她一定很喜欢她所看到的，因为这一次她笑了。他告诉她，她嘴角有一小块黑。她随后坐进卡车，嘟嘟嘟摁了摁喇叭，开走了。

　　“后来呢?”我说，“别停在这儿啊，J．P．。”

　　我很感兴趣。不过，即使他接下去是讲他怎么会有一天决定去玩扔马蹄铁的游戏，我也会听下去的。

　　昨天晚上下了雨。这会儿云在山谷中堆起来，衬着背后的山势。J．P．清了清嗓子，凝望着山坡和云。他揪揪下巴，然后接着刚才的话头讲了下去。

　　罗克茜开始与他外出约会。他逐渐说服了她，让他跟着她一起干活儿。但罗克茜正与她父亲和哥哥搭伙干呢，他们的工作量也很合适。他们不需要人手了。况且，这个名叫J．P．的小伙子是谁？J.P.什么?留神，他们提醒她。

　　因此，J．P．就和她一块儿看了几部电影。跳了几场舞。但他们的求爱期主要还是在他们一起打扫烟囱中度过的。J．P．说，不知不觉地，他们就在谈婚论嫁了。不久，他们就办了，他们结了婚。J．P．的新岳丈把他当成纯粹的合伙人接纳了他。罗克茜有了孩子。她不再当烟囱清扫工了。无论如何，她不再干那活儿了。不久，她又生了个孩子。J.P.那时二十五六岁。他买了房子。他说他生活得很幸福。“我那时对一切都十分满意，”他说，“我有了我想要的一切。我有了我爱的老婆、孩子，我做着我愿意一辈子都做的事。”但不知怎么搞的——谁知道我们怎么就做了这事？——他开始酗酒了。他喝了很长一段时间啤酒，而且只喝啤酒。无论什么样的啤酒——这无关紧要。他说他能一天喝二十四小时的啤酒。晚上看电视的时候也喝。当然，他偶尔也沾点儿烈性的。但只是在他们进城的时候——这不是常事——要不就是家里来了客人。后来，他也不明白为什么，就把啤酒换成了杜松子酒。吃完晚饭，坐到电视机前，他喝的杜松子酒越来越多。他手中总端着杯杜松子酒。他说，他真的很喜欢那味道。下班以后，他开始在途中逗留，喝些酒，回家以后还接着喝。后来，他开始不吃晚饭了。晚饭时，他根本不露面，要不就露一下面，却什么都不想吃。他已经在酒馆里吃了一肚子点心。有时，他进了门，毫无缘由地把午饭桶从起居室这头扔到那头。罗克茜一冲他喊，他就转身又出了门。他把他的饮酒时间提前到了午后，这个时候他本应该还在上班。他告诉我，他后来上午也要喝几杯了。刷牙前也得喝上一口。然后再喝咖啡。他上班时，午饭桶里总要带一暖瓶伏特加。

　　J．P．不说话了，他沉默着。后来怎么了？我还听着呢。听他讲讲起码能让我放松。让我从我的境遇中摆脱出来。过了片刻，我说，“怎么啦？接着说啊，J．P．。”他揪着下巴。但很快，他就又开始讲起来。

　　J．P．和罗克茜开始真发生争斗了。我是说真的动手。J．P．说，有一次，她一拳打到他脸上，打断了他的鼻骨。“看这儿，”他说，“就这儿。”他让我看他鼻梁上的一道印。“鼻骨断了。”他随后也回敬了她，把她的肩膀扭脱了臼。还有一次，他打豁了她的嘴唇。他们当着孩子的面大打出手。情况越来越糟。但他还照旧酗酒。他戒不了。没什么能让他断了这毛病，即使罗克茜的父亲和哥哥吓唬他要把他揍扁。他们对罗克茜说，她应该带着孩子走。但罗克茜说这是她的事儿。是她把自己卷进去的，她就要解决这个问题。

　　此刻，J．P．又真的沉默了。他躬着肩缩在椅子里。他望着一辆车从我们眼前朝山那边开去。

　　我说，“我想听下面的事，J．P．。你最好接着讲讲吧。”

　　“我也不清楚了，”他说，耸耸肩。

　　“没关系的，”我说。我的意思是他讲讲没什么关系。“讲吧，J．P．。”

　　J．P．说，她想出的一个试图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找了个男朋友。J．P.不知道她怎么还会有时间照管家和孩子。

　　我望着他，有些吃惊。他是个成人了。“如果你想那么做，”我说，“你就会有时间的。你总能挤出时间的。”

　　J．P．摇摇头。“也许是这样的吧，”他说。

　　总之，他发现了这件事——发现了罗克茜的男朋友——他发了疯。他把罗克茜的结婚戒指从她手上掳下来，又用金属刀把戒指一割几段。好，真了不起。他们来来回回打了几个回合。第二天早晨，他在上班的路上，因为酒后开车被拘留了。他的汽车驾驶证被没收了。他再也不能开着卡车外出干活儿了。他说，另外，一星期以前，他还从房顶上摔下来过，摔断了大拇指。他说，什么时候摔断脖子只是个时间问题。

　　他现在进了弗兰克·马丁戒酒中心，要戒酒，还要考虑如何让他的生活回到正轨上去。他到这儿来不是被迫的，和我一样。我们没被锁起来。我们随时都可以离开。但他们建议我们最少呆上一星期，两星期或一个月，用他们的话说是他们的“强烈建议”。

　　我刚才说过，这是我第二次进弗兰克·马丁中心了。我正要填一张预付一周疗程的支票时，弗兰克·马丁说：“节假日总是很糟。这次你是不是应该考虑多住些日子。考虑住几个星期。你能住几个星期吗？总之，想想看。你不必马上就做决定，”他说。他在支票上摁了手印，我签了我的名字。然后我送我的女朋友到前门，说了再见。“再见，”她说，趔趔趄趄走出门楣，走到走廊上。那时已是大下午了。天正下着雨。我离开门走到窗户前，拉开窗帘，目送她驾车离去。她开的是我的车。她醉了。但我也醉了，我无能为力。我找到一张靠近暖气炉的大椅子坐下。看电视的几个小伙子抬眼望了望，随即就又转过头去专注于他们正看的节目。我坐在那儿，偶尔抬起头看看屏幕上发生的事情。

　　傍晚的时候，前门砰地开了，J．P．被两名大汉架了进来一一后来我知道那是他岳丈和内兄。他们拖着J．P．穿过房间。那位老点的给他登了记，然后递给弗兰克·马丁一张支票。这两位伙计又帮着J·P．上了楼。我猜他们是把他弄上了床。过了不久，老头和小伙子就走下楼，朝前门走去。他们好像恨不得立刻离开这里，连做做样子也不肯，就像是急不可待地要摆脱这一切。我不是指责他们。见鬼，不是。我不知道如果我是他们我会怎么做。

　　过了一天半，J．P．和我在前廊上遇见。我们握了握手，谈论了一会儿天气。J．P．有了抖的毛病。我们坐下，把双脚架放到栏杆上。我们朝后靠在椅子里，就好像我们只是出来放松放松，就好像我们准备聊聊我们的捕鸟猎犬。就是在这个时候，J．P．讲起了他的故事。

　　外面很冷，但还不至于冷得不行。天有些阴。弗兰克·马丁走出来抽完他的雪茄。他穿了件毛衣，扣子全系着。弗兰克·马丁又矮又结实。他有一头灰色鬈发，脑袋很小。他的脑袋简直太小了，几乎撑不住整个身体。弗兰克·马丁把雪茄放进嘴里，两只胳膊交叉着抱在胸前站在那儿。他用嘴巴转着雪茄，望着远处的山谷。他站在那儿像名职业拳手，似乎成竹在胸。

　　J．P．又沉寂下来。我是说，他的呼吸几乎都停止了。我把烟扔进煤桶，仔细瞧了瞧J．P．，他又往椅子里面陷了陷。还竖起了衣领。见鬼，这是怎么了？我大惑不解。弗兰克·马丁放下胳膊，吸了一口烟。他让烟雾从嘴里喷出来。然后他对着山峦翘了翘下巴，说道：“杰克·伦敦曾在山谷的那一面有一大块地。就是你们正望着的那座青山的后面。但是酒精要了他的命。把这当成你们的教训吧。他比我们任何人都出色。但他也没能对付得了酒这东西。”弗兰克·马丁看了看他那段抽剩的雪茄。烟已经熄灭了。他把它扔进了煤桶。“你们如果想在这儿读点儿什么，就读他那本《荒野的呼唤》。我说的这本书你们知道吗？如果你们想读，屋里就有。讲的是这么一种动物，一半是狗，一半是狼。这本书是最好的训诫，”他说，然后猛地把裤子往上提了提，把毛衣往下掖了掖。“我进去了，”他说，“午饭见。”

　　“他一在边儿上，我就觉着自己像个害虫，”J．P．说，“他让我觉着自己像个害虫。”J．P．摇摇头。然后他说，“杰克·伦敦。多棒的名字！我希望我也能给自己起这么个名字，换掉别人给我的这个。”

　　我第一次来这儿，是我妻子把我带来的。那会儿我们还在一起，还试图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她把我带到这儿，呆了一两个小时，私下里和弗兰克·马丁谈了话。然后她走了。第二天上午，弗兰克·马丁把我叫到一边儿说，“我们可以帮助你，如果你想要别人帮助，也想听我们的话。”但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能帮助我。有一半的我需要帮助。但还有另一半。

　　这次呢，是我的女友开车送我来的。她开的是我的车。她冒着暴雨把我们开到这儿。一路上我们喝着香槟。她把车停在车道上时，我们两人都醉了。她想把我搁下，掉转头，再开回家。她还有事情要做。她必须做的一件事就是第二天上班。她是个秘书。她在一家电子器件公司有一份不错的差事。她还有那么个青春期的多嘴儿子。我让她在城里先找个住处过夜，然后再开车回家。我不知道她是否找到了住处。自打那天她把我领上前门的台阶，领我走进弗兰克·马丁的办公室，说了声“猜猜是谁来了”之后，我就再没见到她。

　　但我并不生她的气。首先，我老婆叫我走之后，她说我可以和她一起住时，她并不知道她让自己卷进的这件事是什么。我觉得对不起她。我觉得对不起她的原因是，圣诞前一天，她的巴氏试验[①]结果出来了，消息不令人愉快。她还得再去看医生，而且必须尽快。这种消息足以成为我们俩开始酗酒的原因。因此我们所做的就是让自己一醉方休。圣诞那天，我们还醉醺醺的。她不想做饭，我们只好到外面饭馆去吃。我们俩和她那个多嘴的毛头儿子都打开了一些礼物，然后就去了她公寓附近的那个牛排馆。我不饿，要了份汤和一个热面包。我就着汤喝了一瓶葡萄酒。她也喝了一些。然后我们就开始喝上了“红玛丽混合酒”[②]。后来几天我也什么都没吃，只吃了些咸豆。但我喝了好多波旁威士忌。而后我对她说，“心肝儿，我想我最好收拾行李吧。我最好还是回弗兰克·马丁那儿去。”

　　她试图对她儿子解释，说她要离开一阵，他只能自己弄饭吃了。但我们刚要出门，那个多嘴的孩子就冲我们尖叫起来。他大叫道：“你们这些该死的东西！我希望你们永远别回来。我希望你们把自己弄死算啦!”能想象这么个孩子吗！

　　我们出城之前，我让她在外卖酒店前停了停，我买了瓶香槟。我们又在另一个地方站了一下，买了塑料酒杯。然后又买了一桶炸鸡。我们冒着滂沱暴雨，一边喝着酒，一边听音乐，朝弗兰克．马丁戒酒中心驶去。她开着车。我负责收音机和斟酒。我们想弄成个小宴会。但我们也很伤心。虽然买了这些炸鸡，却一块也没吃。

　　我想她一定已经顺利地回到了家。如果她没有，我想我会听到点儿什么的。但她还没给我打电话，我也没给她打。没准这会儿她自己也有了什么消息。也许，她也还什么都没听说。没准这一切都是个错误。没准是别的什么人的试验结果。但她拿着我的车，她房里还有我的东西。我知道我们还会再见面的。

　　在这儿，他们叮叮当当摇那种老式的农场铁铃叫人去吃饭。J．P．和我从椅子上站起来，走进屋。反正走廊上也已经太冷，呆不住了。我们说话时都能看见嘴里呼出来的气。

　　除夕的早上，我试着给我妻子打了个电话。没人接。算了吧。但就说不算了，我又能怎么样呢？几星期前，我们最后一次通电话，我们都冲着对方大喊大叫。我给她起了几个绰号。“脑子有病！”她说，把电话扣回了原处。

　　但我现在想和她谈谈。我的那些东西，总得做个处理吧。我还有东西在她那里。

　　这儿有个小伙子经常旅行。他去欧洲和其它地方。他反正是这么说的。有业务，他说。他还说他已经控制了酗酒，他根本不明白他为什么要呆在弗兰克·马丁这里。但他不记得是怎么进来的了。他觉得这很可笑，他笑他的记性。“谁都可能有记忆中断的时候，”他说。“这证明不了任何问题。”他不是个酒鬼——他这么对我们说，我们都听着。“这可是个严重的指控，”他说，“那么说能毁了一个好人的前程。”他说，如果他坚持只喝威士忌加水，没加冰块，他就决不会出现记忆中断的。都是他们放在你杯里的冰造成的。“你在埃及认识谁？”他问我。“我在那儿可有几个人物能用用。”

　　除夕的晚饭，弗兰克·马丁准备了牛排和烤土豆。我的胃口又恢复了，吃光了盘子里的东西，还能再吃一点儿。我瞧瞧蒂尼的盘子。见鬼，他几乎什么也没碰。他的牛排还端坐在那儿。蒂尼已不再是那个老蒂尼了。这可怜的家伙原来还打算今晚在家过呢。他原来打算穿上睡衣和拖鞋，握着老婆的手坐在电视机前。现在他害怕离开这儿。我能理解。一次心脏病发作就意味着你得准备有第二次。他一直静静地呆着，不跟人交谈。我问他我能不能吃他那块牛排，他就把盘子推给了我。

　　有些人还没睡，围坐在电视机前，看着时代广场[③]，这时弗兰克·马丁走了进来，给我们看他的蛋糕。他端着它绕了一圈，拿给每个人过一眼。我知道那不是他做的。那不过是面包房的蛋糕。但它总还是蛋糕啊。是个白白的大蛋糕。上面还写着一行粉字。它说：新年快乐——一年一度。

　　“我根本不要他妈的什么蛋糕，”那位常去欧洲和其它地方的小伙子说道。“香槟在哪儿?”他说完又笑起来。

　　我们都走进餐室。弗兰克·马丁切着蛋糕。我坐在J．P．的旁边。他吃了两块，喝了一听司乐。我只吃了一块，另一块用餐巾纸包了起来，留着过会儿再吃。

　　J．P．点上一支烟——他的手现在不抖了——他告诉我他妻子早上会来，新年的头一天。

　　“这太棒了，”我说。我点点头。我舔去手指上的糖霜。“这是好消息，J.P。”

　　“我到时给你介绍，”他说。

　　“我等着，”我说。

　　我们道了晚安。我们互祝了新年快乐。我用餐巾纸擦了擦手指。我们握了握手。

　　我走到电话旁，投进一毛钱硬币，给我妻子挂了个由她付费的电话。但这次还是没人接。我想给我的女朋友打，正拨着号码时，又发现我其实并不想同她说什么。她可能正在家里看着我正看的电视节日。总之，我不想同她说什么。我希望她没事。但如果她真有什么事，我也不想知道。

　　早饭过后，我和J．P.端着咖啡来到走廊上。天空清澄，但很冷，得穿毛衣和夹克。

　　“她问我该不该带孩子来，”J．P．说，“我让她还是把孩子留在家里吧。你能想象吗？我的天，我不想让孩子们到这儿来。”

　　我们还拿那只煤桶当烟灰缸。我们眺望着山谷那边杰克·伦敦曾经住过的地方。我们还在喝咖啡的时候，一辆小车驶下了公路，朝这边驶来。

　　“是她！”J.P.说。他把杯子放到椅子旁边，站起身走下阶梯。

　　我瞧见那女人停了车，将车刹住。我瞧见J．P．打开了车门。我看见她走了出来，我看见他们拥抱在一起。我将目光移开，而后又移回去。J．P．拉着她的胳膊，走上了阶梯。这个女人曾经打断过一个男人的鼻骨。她已经有了两个孩子，有不少烦恼，但她爱这个拉着她胳膊的男人。我从椅子上站起身。

　　“这是我的朋友，”J．P．对他妻子说。“嘿，这是罗克茜。”

　　罗克茜握住我的手。她是个高个子漂亮女人，戴了顶编织帽。她穿着外套，厚毛衣，宽松裤。我想起J．P．对我说过的那个男朋友，那把金属刀。我没见到什么婚戒。我想，它已经碎成几段，沦落何处了。她的手很宽大，手指关节突出。这是个在必要时刻可以攥拳头的女人。

　　“我听说过你，”我说，“J．P．给我讲了你们是怎么碰上的。J．P．说，和烟囱有关。”

　　“是的，烟囱，”她说，“可能还有好多事他没告诉你，”她说，“我敢打赌他没把一切都告诉你，”她说着就笑了。然后——她再也不能多等了——把胳膊滑向J．P．，搂住他，在他的颊上吻起来。他们开始朝门走去。“见到你很高兴，”她说，“嘿，他跟你说过吗，他是这行里最棒的清扫工？”

　　“行啦，罗克茜，”J．P．说。他的手已放在门把上了。

　　“他跟我说，他一切都是从你那儿学来的，”我说。

　　“嗯，这差不多也是真的，”她说，又笑起来。但她似乎在想什么别的事。J．P．转动了门把。罗克茜把手放在他手上。“乔，我们进城吃午饭去吧？我能带你到什么地方去吗？”

　　J.P.清了清嗓子。他说；“还没到一星期呢。”他将手从门把上抽出来，托住下巴。“我想他们是希望我一刻也不离开这儿。我们可以在这儿喝点儿咖啡，”他说。

　　“好吧，”她说。她的目光又投向我。“我很高兴乔交了个朋友。见到你很高兴，”她说。

　　他们就要进屋。我知道我这么做很傻，但我还是做了。“罗克茜，”我说。他们在门道那儿站住，看着我。“我需要点儿运气，”我说，“不开玩笑。吻一下我就行。”

　　J.P.低下了头。门已经开了，可他的手仍握着门把，还把门把儿转来转去。但我一直看着她。罗克茜笑了。“我已经不再是清扫工了，”她说，“好多年了。乔没告诉你吗？不过，当然，我会吻你的，没问题。”

　　她走了过来。她抓着我的肩膀——我是个大块头——把她的吻种在了我的唇上。“怎么样？”她说。

　　“很好，”我说。

　　“没什么，”她说。她仍然抓着我的肩膀。她凝视着我的眼睛。“祝你好运，”她说，然后松开了我。

　　“呆会儿见，伙计，”J．P．说。他将门大开，他们走了进去。

　　我坐在前门的阶梯上，点着了一支烟。我观察着我的手，随即吹灭了火柴。我的手有些抖。今天早晨就开始了。早晨我又想喝酒了。这叫人沮丧，但我没对J．P．讲。我尽量想些旁的事情，不去想它。

　　我现在就在想扫烟囱的事儿——我从J．P．那儿听来的一切——这时候，不知为什么，我突然想到我和妻子曾住过的一套房子。那房子没有烟囱，因此，我不知道是什么让我现在想起了它。但我记起了那房子，记起我们刚在那儿住了几星期，有天早晨听见外面有响声。那是星期天早晨，卧室里仍然很暗。但从卧室窗户透进来一丝微弱的光。我凝神静听。我能听见什么东西正刮着房子侧墙。我跳下床去查看。

　　“我的天！”我妻子叫道，从床上坐起来，将脸上的头发甩开。接着她笑起来。“是文图里尼先生，”她说，“我忘了告诉你了。他说他今天要来刷房子。要早点儿。赶天热之前。我把这事儿全忘了，”她说，还笑着。“亲爱的，回床上来吧。就是他。”

　　“等等，”我说。我将窗帘推开。屋外，那老头穿着白色连裤工作服正站在他的梯子旁边。我和老头互相打量了一下对方。他是房主，好吧——这个穿连裤工作服的老头儿。但他的工作服穿在他身上太大了。他也需要刮刮胡子了。他还戴了顶棒球帽以掩饰他的秃顶。真他妈该死，我想，如果他不是这么个怪老头儿。一股幸福的热浪涌过我的周身，我庆幸自己不是他——我是我，我和老婆在卧室里。

　　他突然用大拇指指了指太阳，又假装抹了抹前额。他想让我知道他没有那么多时间。他突然又咧嘴笑起来。那时我才发现我还光着身子呢。我低头看了看自己，又看看他，耸耸肩。他指望我什么样？

　　我妻子笑了。“好啦，”她说，“快进被窝里来吧。马上。立刻。快回床上来。”

　　我将窗帘放下来，却仍在窗边站着。我能看见那老伙计对自己点点头，似乎在说，“去吧，小伙子，上床去吧。我理解。”他用力拉了拉帽檐，准备开始他的工作。他提起桶，往梯子上爬去。

　　我靠坐在身后的阶梯上，将一条腿搭在另一条腿上。没准今天下午，我会再给妻子打个电话的。然后再打电话看看我的女友怎么样了。但我不想让她那个多嘴儿子听电话。如果我打了，我希望他正好出去了，随便做什么他在家不做的事。我试图回忆我是否看过杰克·伦敦的什么书。我想不起来了。但我上中学时，曾读过他的一篇短篇小说，题目叫《生火》。那里面的小伙子在育空[④]冻僵了。想想看——如果他不能生起火来，他真就可能冻死。有了火，他就可以烤干袜子，烤干其它东西，还能暖和他自己。

　　他生着了火，但又出了意外。一团雪块正好掉在火上。火灭了。那时，天越来越冷。夜色降临了。

　　我从口袋里拿了些零钱出来。我要先给妻子打。如果她在，我就祝她新年快乐。但也仅此而已。我不会生出什么事端。我不会抬高嗓门。即使她挑起什么事，我也不会。她会问我从哪儿打的电话，我也只能告诉她。我不会表什么新年决心。这没什么玩笑好开。我跟她通完话，就给我的女友挂电话。也没准我会先给她打。我只是希望我别在电话上碰到她那个孩子。“你好，心肝儿，”她一来接我就这么说。“是我。”

　　（2007.6.25.修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