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的一切发生在1982年秋天，一个已经遥不可及、模糊不清的年代，与现在相比，完全是另一个时代，难以理解。

仅仅在三年前，瑞典政府还将同性恋列为疾病，包括尤汉·库贝里（Johan Cullberg）这样的心理学权威仍将同性恋形容成一种缺陷。同性恋男子真是幼稚的可怜虫，身心发展还停滞在肛门期，依赖母亲，无法独立自主，简直就是个悲剧。

当时，针对这个议题也有不少瑞典文书籍出版，包括沃斯壮与维德斯坦出版社的《同性恋》一书，声称立场开明，出于善意，或者“致力于为这项怪异缺陷所造成的众多问题提供公正、先进的描述”。这些书籍封底的介绍文字表明了其创作的主要目的在于“发掘预防同性恋发展的可行性”。《同性恋》一书还引用了动物学家摩根·霍尔加德（Mogens Höjgaard）关于所谓“动物世界中异常的出轨力量”的说法。

同性恋会被贴上疾病标签，部分可归咎于德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首先争取同性恋者权利的社会运动人士，像卡尔·亨瑞奇·伍瑞克（Karl Heinrich Ulrichs）、卡尔·马利亚·卡本尼（Karl Maria Kertbeny）与马格努斯·赫斯菲尔（Magnus Hirschfeld）等人。他们极力推动的论述与活动，最后却造成同性恋在社会大众眼里，从行为上的恶性负担变成一种生物性缺陷，一种自然界悲剧性的怪异现象。他们的用意本是为了反驳禁止同性恋、对同性恋者处以刑罚的法条，最后却适得其反。

他们的论点是，就算一个人的天性如何病态，那毕竟是他的天性，怎么可以因为天性而对一个人判刑呢？（直到今天，同一论点仍以不同的形式呈现。例如，同性恋者既堕落又病态，同时不道德、违反自然——即使被列举出来的特质往往互不兼容，这种论点仍然屡见不鲜。）

那是一个完全叫人无法理解的年代。我们总认为瑞典是个开明到近乎宽宏大量的国家，而且似乎一直如此。但就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全国最大的早报《今日新闻》还拒绝刊登一份讣闻：死者是男性，他最亲近的家属也是男性。

理由是这份讣闻“不值得刊登”。

一个男人哀悼另一个男人的讣闻是“不值得”刊登的。

因此，年轻不安、想要探索自己身份的同性恋者得像拉斯穆斯一样：在确定没人发现时，偷偷摸摸地溜进阿尔维卡图书馆，在标示为“医学”的书架上找寻自己存在的证据，而这证据又是何其渺小，何其卑贱。

他们蹲坐在书架前，心怦怦狂跳，想多了解自己一点，翻开书看到的却是“病态”“脱轨”“不正常”“不快乐”“堕落”“邪恶”等字眼，还有“凶残”“异常”“恶心”“惹人嫌恶”。

最后他们还不得不欣然接受这些形容，至少这能证实自己的存在，证实社会上还有其他类似的人。

在学校的生物课本里，在关于性教育知识章节的结尾处，可以找到关于性倾向异常所造成干扰与影响的注解。

注解里的小字像烈焰般燃烧着，重重弹出书页，粘在同性恋者脸上。同性恋者只能希望全班没人同时在读这一页，看见他出于羞耻而脸红，然后了解原来他是同性恋。

同性恋者也自然而然地被与暴露狂、恋童癖、进行人兽交媾的人联想在一起，或被单纯否定为青少年尚处于对自己身体与性向产生好奇并进行摸索的过渡期。

拉斯穆斯就读阳山高中时，有位音乐老师曾在全班学生面前演奏柴可夫斯基的芭蕾舞曲，然后告诉所有学生，这音乐很可悲，因为作曲家是同性恋者，最后还因此自杀身亡。他甚至是被要求自杀的。

这是仅有的一次，拉斯穆斯在学校生活中听到“同性恋”这个字眼在生物课本的注解以外被提起。他因此知道，他的生命是可悲的，他被预期应该自杀、结束生命。

往后，拉斯穆斯会记得，被要求自杀的念头是多么可耻。

拿着手枪走来走去，手心冒汗，了解到自己必须将枪口放进嘴巴，然后扣下扳机。

其他人在隔壁房间等着听那声为他生命画上休止符的枪响，证明当他不能活下去时，至少能像个男人般死去。

拉斯穆斯看到自己被关在禁闭的房间里，独自来回踱着步。啜泣着，呜咽着，颤抖着，想要活下去——但又知道自己必须，必须将枪口放进嘴巴，然后扣下扳机。而他真正想做的，其实是活下去。

无论付出什么代价，他都想活下去！

尽管他被告知自己该死。

假如拉斯穆斯在记忆中仔细搜索，便会想起瑞典文学老师苏恩·林德瓦尔也曾朗读过奥斯卡·王尔德的一首诗。他告诉全班，王尔德写下这首诗时人正在监狱里，原因是——

然后，他沉默了，仿佛脑部缺氧，说不出话。仿佛突然意识到自己几乎要对青年学子所讲出的字眼而及时打住。

他停在那儿，脸红着，嘴巴微张着，眼神逡巡着……然后把话题转开。

那阵沉默。那阵窒息。

诗人卡琳·博耶的家人在她死后烧毁了所有可能证明她是同性恋的手稿。塞尔玛·拉格洛芙写给闺中密友苏菲·艾尔康的情书在接下来的十年内还会继续被列为机密文件。

直到20世纪80年代，报纸杂志上提及同性恋的文章仍为数甚少。这些文章的作者都不约而同地以“那些同性恋”来称呼他们，借此撇清关系，表示自己与读者是同一国的，和同性恋完全无关。对同性恋者进行访谈时，考虑到大众的观感，采访者会给他一个化名，借此证实他就像王尔德的情人——阿佛列德·道格拉斯爵士所写的诗一样：一段不敢大方报出姓名的爱情。

受访的同性恋者也只敢从背面照相，这样大家才不会认出他的脸。无名无姓的背影，一个需要化名掩护、逃避社会大众的个体。对一般人来说，同性恋是陌生的他者，是“他们”；他们与社会上的其他人隔绝，是一个帮派，是一群女性化男性组成的阴谋集团，威胁了健康、正直的瑞典社会。大家必须要通过立法保护自己，保护整个社会，以及更重要的——保护青少年免受侵害。他们就像难以抑制的毒素、传染病，出于某种不明原因，对脆弱、缺乏主见的青少年充满了吸引力。

包括威尔恒·莫贝里（Vilhelm Moberg）与图尔·尼尔曼（Ture Nerman）在内的记者与作家，常被视为民主斗士，以及对抗司法腐败战争中无畏的武士。但他们在20世纪50年代听到同性恋的反应，就像暴怒的斗犬一般。那仅仅是拉斯穆斯出生前几年的事。

20世纪50年代，一拨又一拨围剿同性恋者的运动在全国风起云涌，带头冲锋的就是《斯德哥尔摩日报》《今日新闻》《快捷报》《晚报新闻》与《工人报》等知名大报。它们以“狂轰滥炸”的方式刊登未经证实的信息八卦，如同性恋妓院、用烟头灼烧青少年的虐待狂医生、同性恋势力秘密掌控全世界等各种光怪陆离的故事情节，仿佛这些全是真人实事。

在这样一个偏执的年代，人们从报纸杂志上可以看见下列标题：

“同性恋者在摇头派对中纵欲狂欢”——《晚报新闻》

“同性恋者黑名单公布，持续肃清可疑首脑”——《晚报新闻》

“警方针对同性恋者进行大扫荡，逮捕14人”——《今日新闻》

“46名男性涉嫌诱奸幼童已遭起诉，警方针对同性恋者持续进行整肃”——《晚报新闻》

“450个男孩因同性恋行为受侦讯”——《快捷报》

“1000名青少年自同性恋帮派魔掌中获救”——《晚报新闻》

拉斯穆斯和他的同龄人就在这股仇恨与迫害的阴影下出生，在各自的家乡成长。

一个与现代迥然不同的年代，社会对陌生的他者全然一无所知。

那是一个偷偷摸摸，充满藏匿、谎言与保密的时代。

当时的西德法律还保留着将同性恋者视为罪犯的第175号条例——纳粹时期，男同性恋是非法行为，他们被关进集中营，佩戴粉红色三角形标志，在所有入营的犯人中地位最低下。传言指出，曾有同性恋囚犯互相杀戮，试图获得犹太人的黄星标志，借此提升自己在集中营囚犯中的地位。

这虽只是20年前的事，却展现了一个全然不同的时代。当时的性解放运动还太不成熟、不成气候，还太柔弱、急切，几乎未经周详考虑。

后来发生的变化就像是从屋檐落下的水滴，即使地面上的积雪仍厚实不可破，屋顶上的冰雪却已经开始融化。

例如，首相帕尔梅在1970年回复来自奥勒布鲁的索伦·科普菲尔的来信时写道：“我们不能因为某些人的性倾向与其他人不同，就从道德观点上责难他们……在性生活领域里，学校必须明确与任何类似种族歧视的趋势保持距离。”

在斯德哥尔摩，受到美国男同志解放运动启发，同性恋者曾数次庆祝同性恋解放纪念日。全国性平等与平反协会（RFSL）由更具攻击性与战斗力的成员接管之后，抗议活动正式点燃战火。在最初数年间，只有少数几个人集合起来，一同穿越斯德哥尔摩市中心，高喊着“看看我们在这里游行，请告诉我们你是谁”与“我们是愤怒的同性恋者，我们不是好欺负的”等口号。

拉斯穆斯于1982年来到斯德哥尔摩，那年，解放日庆祝活动已扩大为8月底一整个星期的游行活动，由星期六的街头游行与星期日早上在大教堂的讲道为活动画下句号。星期日的讲道吸引了大批人，甚至连斯德哥尔摩大主教拉许·卡尔森也参与了。

超过一千人参加了游行。这是不折不扣的重大成就。

一千名勇敢的男性与女性。

街道两旁挤满围观的人群，许多人带着些许好奇、有趣的眼神瞧着经过的游行行列，眼神有点像在动物园观赏珍禽异兽。其他人则在远处羞怯地偷瞧着，心热切地跳着，梦想着自己以后也有勇气加入。

请告诉我们，你是谁。

在斯德哥尔摩活出自己的性向很困难。

在卡尔斯塔或阿尔维卡这种小城市，几乎是不可能。

在科彭这种鸟不拉屎的鬼地方？门儿都没有。

如果真有人有这种念头，保证会被人笑翻。老天！你不是在做梦吧！

就这样，许多人从乡村小镇迁徙到大城市的人海中。大城市里，遇见志同道合者的机会显著提高。

大家从各地挤到首都来。

仿佛朝圣般，寻求慰藉。

仿佛找寻泉水的鹿。

大家先后来到这里，只为凝聚在一起，成为群体，不再孤单。

切断与出生地的关系，和家人及自己的过去分道扬镳，只求在斯德哥尔摩展开更自由、更真实的新生活。

仿佛族长亚伯拉罕切断与家园的联结，抛下一切，只为跟随那位应许他新生的、陌生的神。

来到城里的人们背后总有一段曲折，背负着充满隔阂、孤独与谎言的经历。那是一种永难痊愈的伤口。伤口始终无法愈合，每触碰一次，就撕裂一次。

必须走上一段远路，方能找到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