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辑候选人史密斯先生1-3
第六辑候选人史密斯先生(1)
“伙计们，”史密斯先生走出旅馆，来到门前的人行道上，对他的两个雇员喊道——“把那面英国米字旗挂到上面去，挂得高高的。”
然后他站在那儿，看着那两面旗帜迎风飘扬。
“比利，”他对柜台主管说，“再去搞两面旗来，把它们高高地挂到店后面的顶上。然后打个电话到城里去，打听一下做一百面这样的旗要多少钱。把酒吧那些‘美国饮料’的招牌全部撤掉，换上新的‘英国啤酒，随时供应’。撤掉黑麦威士忌，去订购些英格兰、爱尔兰的米，然后去找印刷公司，叫他们给我做一些英国酒的广告牌。”
紧接着史密斯先生又产生一个念头。
“喂，比利”他说，“打电话到城里去，订购五十张乔治国王的像来。质量要好，要彩色的。钱多钱少没什么关系”
“是，先生”比利回答道。
“嘿，比利，”史密斯先生叫道，另一念头又出现了（的确，自从史密斯先生投身政治以来，你可以看出诸如此类的念头像波浪一样朝他涌来），“再弄五十张他爹的来，就是爱尔伯特老国王的画像。”
“没问题，先生。”
“喂，我说呀，你记着，买像的时候，顺便也买几张老王后的，维多利娜老王后的，要是能买到的话。要买穿丧服的那种，要有竖琴、狮子和三叉戟图案。”
保守党会议召开后的第二天早上。乔什?史密斯已被选为候选人。现在整个镇子都被旗帜和竞选告示牌覆盖了，每天晚上大街上都有乐队在演奏，噪音、音乐和激动从早上一直持续到晚上。
即使在城里，选举时节也是够热闹的，但在城里，一到上班时间兴奋劲儿就会有所消退。而在玛丽波莎，根本就无所谓上班时间，因此那种兴奋也就始终不断地持续下去了。
史密斯先生赢得了保守党大会的支持。有些人想拥戴尼文斯，不过呼声很微弱。每个人都知道，他只是一个律师、一介书生而已，与见识广博得多的乔什?史密斯相比毫无竞争力。
结果自然是史密斯成了保守党候选人，于是镇上到处挂起了竞选宣传广告，上书“史密斯忠于大英帝国”等大字。人们纷纷戴起了徽章，史密斯先生的头像在徽章的一边，乔治国王的在另一边。史密斯旅馆隔壁那家水果店被清理好了，成了史密斯竞选委员会的办公室，整个白天加半个晚上都有人在里面抽雪茄。
镇上当然还有其他的宣传广告，上书“巴格肖——自由”、“巴格肖——繁荣”、“投玛丽波莎标准的顶梁人物一票”等。镇子北边的玛丽波莎大厦旁边是巴格肖竞选委员会的办公室，那里横街扯着一条巨大的横幅，巴格肖的一班人马在里面抽烟，不抽到头晕眼花不会罢休。
史密斯先生做了一个估算，结果表明在他的竞选办公室抽掉的雪茄的数目，几乎是在自由党的办公室抽掉的雪茄的两倍。在迄今为止的五次选举中，这是保守党第一次如此风光。
或许还得提一提，镇上另外还有周恩牧师的竞选宣传牌——有那么五六块吧——小里小气的，每块约手绢大小，上面写着“爱德华?周恩先生恳请密西纳巴县全体选民投他的票”。但你决不会注意到那些小玩意。后来周恩先生千方百计在主街横扯了一条上书“周恩——诚实”的大条幅，结果风却把它刮到湖里去了。
这次竞选实际上是史密斯和巴格肖之争，大家从一开始就心中有数了。
我真希望能把这一最伟大竟争的各阶段及其所有周折叙述出来，再现出从战幕拉开到投票结束的所有细节。不过，那可就要写上好几大卷啦。
最先的交锋，当然是谈贸易问题。玛丽波莎的两家报纸——《新闻邮报》和《时代先驱报》就此进行了激烈的论战，版面上作论据的统计数字比比皆是。然后记者采访各位候选人，发表采访记，阐明各候选人在关键问题上的信念和看法。
“史密斯先生，”《玛丽波莎新闻邮报》的记者问道，“关于拟议中的降低差额关税的做法会有何影响，我们想听一听您的高见。”
“哎呀，佩特，”史密斯先生说，“这我可说不上来。来，抽支雪茄。”
“史密斯先生，您认为降低对英国商品的按值税优惠，同时以互惠关税率引进美国货，会造成什么后果呢？”
“这是个很有趣的问题，不是吗？”史密斯先生回答说。然后他问记者：“您喝点什么？陈啤还是土酿？”
在这类简短的对话中，史密斯先生的表现表明他片刻之间已掌握了与报界周旋的全套本领。第二天报上的采访记说，虽然史密斯先生不愿明确地指出关税差异的原则与正确的财政科学相背过，但是他坚信与美国实行任何关税互惠政策都势必导致人均国民工业产值的严重下降。
“史密斯先生，”玛丽波莎的一个制造商代表团的主席问道，“要是您当选的话，在关税方面您准备采取什么措施？”
“兄弟们，”史密斯先生说，“我要把它定得他妈高高的，谁也别想再把它降下来。”
“史密斯先生，”另一个代表团的主席说，“我历来是一个自由贸易主义者——”
“那就继续当下去吧，”史密斯先生说，“我本人也是。没有比这更好的了。”
“您对帝国防务有何高见？”另一个人问道。
“啥呀？”
“帝国防务。”
“防什么呀？”
“各方面都防。”
“谁说的？”史密斯先生问道。
“所有人都在谈论这事儿。”
“渥太维的保守党兄弟们对此有什么看法？”
“他们赞成。”
“那好，我也赞成。”史密斯先生回答说。
这些短短的谈话所代表的只是这场伟大竞争的第一阶段，即辩论阶段。正是在这一阶段，《玛丽波莎新闻邮报》对很多东西进行了彻底论证，例如，玛丽波莎的猪肉价格比南加利福尼亚的橙子价格高出零点六；又如，在过去的十五年里，密西纳巴县平均每十年进口的鸡蛋量，比新奥尔良每十年进口的柠檬量增长了四点六八二。
诸如此类的数据能引发人们思考。这是无庸置疑的。
第六辑候选人史密斯先生(2)
辩论结束之后，竞选进入组织阶段，往后是公众大集会。或许你还从没见过一个县被“组织起来”是怎么回事儿吧。那景象可壮观极了。首先是巴格肖那班子人马出来游说，他们驾着轻便马车从西往东在县里四处巡行，然后又从南到北巡行一遍。无论何时他们遇到一个农夫，他0梆会到农夫家里去，在那儿吃上一顿饭。吃完之后，他们把农夫带到轻便马车边，请他喝上一杯，于是这个人的选票他们就可以稳拿了。一直要到农夫招待保守党人吃完饭之后，他这张选票才会变卦。
事实上，向一个农夫表明你对他一片诚心的唯一办法，就是上他家去和他一起吃一顿饭。要是你吃不下那顿饭，那他是不会把票投给你的。这是一种公认的政治测验。
不过嘛，当然如此，正当巴格肖一行开始巡行拉选票的时候，史密斯的人马从另一个方向驾到了，他们和农夫们一起吃饭，给他们递雪茄烟，把他们又全部还原成了保守党人。
你或许还会在这儿或那儿看到独立候选人爱德华?周恩的身影，他在政治车马的烟尘中从一个农庄游说到另一个农庄。对每一个农夫他都解释说，他保证自己不行贿赂，不给黑钱，不许诺职位，因此每一个农夫都热情地和他握手并且把去下一个农庄的路告诉他。
在乡村被组织好之后，接下来的阶段是举行选民集会，各候选人及其支持者与对手展开舌战。
我想在整个加拿大自治领还没有哪个地方像玛丽波莎这样，能对贸易问题——关税互惠问题——进行如此彻底的探讨，能表现出如此高涨的爱国主义激情。至少有一个月时间，人们谈论的除了这一话题没有别的。在街上甲某会叫住乙某，告诉对方他昨晚从报上得知纽约一个蛋的平均价格比玛丽波莎的高百分之一。同一天晚些时候，乙某又会拦住甲某，告诉他爱达荷州每磅猪肉的平均价格比玛丽波莎每磅牛排的平均价格便宜六厘钱（也许是贵六厘钱——他一时记不清是便宜还是贵了）。人们靠诸如此类的数据过着日子，谁记的数据最多，谁就会拔尖，被视为天然的领袖人物。
不过这些东西得到最全面彻底的探讨，当然还是在选民集会上。要想把密西纳巴县举行的所有选民集会一点一滴全记录下来，那非得有鸿篇巨著不行。不过这里或那里出现的某些雄辩有力、与众不同的演说，还是值得一提的，它们堪称经典力作。比如说，约翰?亨利?巴格肖在德肯色区中学的礼堂发表的演说便是如此。第二天《玛丽波莎时代先驱报》评论说，那篇演说会载入史册。一点儿没错——它会深深地埋在史书堆里。
凡听过巴格肖演说的人都知道，他是一个非常令人难忘的演说家。而在那天晚上，他以一个年事已高、只渴望为国家效力的人的平静与庄严发表演说，几乎超越了他自己的水平。在他的演讲快结束的时候，某个人的饰针掉到了地上，落地的声音是那么大，简直把窗玻璃都震响了。
“我现在老了，先生们，”巴格肖说，“肯定过不了多久，我不仅必须和政治告别，而且还必定去那个有去无回的地方。”巴格肖说到这里时全场一片沉寂。大家的理解是，这句话意味着他想去美国定居。
“是的，先生们，我已入垂暮之年，我希望，在我走的时候，我能尽可能少地留下憎恨。但在我走之前，我希望大家能清清楚楚地看到这一点：保守党内的恶棍多得不计其数，其数额超过了任何一个正派社区所能容忍的程度。”他继续往下说，“我对谁都没有恶意，我希望对所有的人善言以待。我要讲的是，居然有一批有理智有责任感的人把那样一个恶棍提名为保守党候选人，这令我百思不得其解。先生们，目前这场竞选容不下任何报复性的咒骂。我们不妨站得更高一点，超越那种低贱的举动。人们告诉我说，我的对手史密斯是一位沙龙老板。这一点不谈也罢。人们告诉我说他被判过盗马罪，说他是一个作伪证出了名的人，还说他是闻名密西纳巴县的最黑心的说谎大王。我们还是不谈这些吧。不要让这些东西玷污了我们的唇舌。”
“不，先生们，”巴格肖停下来喝了一口水，接着又说，“我们还是站得高一点，来谈谈国民福利的问题吧。我们最好先不考虑我们自己的局部利益，而是多从整个国家的大局着想。为此，不妨让我向大家介绍一下有关德肯色镇区的大麦价格的一些事实。”
接下来，在一片寂静之中，巴格肖读了一张价格表，它们是十六年以来十六个地方的十六种谷物的不同价格。
“不过，还是让我回过头来，”巴格肖转向了这一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问题的另一方面，一花点时间看一看密西纳巴县的沼泽干草的价格吧……”
当巴格肖坐下来的时候，人们觉得在德肯色镇区自由党稳操胜券是毫无疑问的了。
但在这一点上人们低估史密斯先生的政治天才了。史密斯第二天一听说有关情况，便马上把他那几个主要演说人召集拢来，他说：
“伙计们，他们在统一学方面占我们上风了。我们这方面还差得远哩。”
然后他转向尼文斯，说道：
“前天晚上你在这儿讲过些什么数字？”
尼文斯拿出一张纸并开始念了起来。
“慢着，”史密斯先生说，“成肉的数字是多少？”
“一千四百万元。”尼文斯回答说。
“太好了，”史密斯先生说，“就说是两千万元。那些农民，他们会赞同的。”
尼文斯做了修改。
“那么干草的价格是多少呢？”
“两块钱一吨。”
“把它提高到四块，”史密斯先生说，“我跟你说呀，”他补充道，“假如有哪个农民说这些数字不对，叫他到华盛顿去亲自查好了。可以对他们明说，要是有谁想证实你所说的数据，他可以随便到英国去查——告诉他直接去伦敦，亲自去翻册查明好了。”
自此以后，统计数字方面也就没什么麻烦了。然而，我还是得说一句，能恰如其分地运用好诸如此类的数据，那还是很能让听众折服的。在这场选举中，最擅长此道的大概要数银行家穆林斯了。一个操他这种行当的人，非得对贸易、人口和金钱方面的数据了如指掌不可，在演说中能把它们信手捡来，那效果是妙不可言的。
无疑你听过这类人物的演说，但是我怀疑你所听过的演说的效果，没有穆林斯在第四区的选民集会上所作的演说那么典型。
穆林斯本人当然对那些数据早已烂熟于心，他从不屑于把它们写在纸上，而他的演说却效果非常惊人。
“先生们，”他非常诚恳地说，“你们当中有多少人知道在过去的十年里我国的出口贸易增长到了什么程度呢？谁能说出在过去的十年里我国的进口额增长了多少个百分点呢？”然后穆林斯停顿下来，环视一下四周。谁也不知道。
“我本人……”他说道，“也说不出确切的数字——现在这个时刻说不上来——但数额肯定是相当巨大的。再比如说人口的增长，”穆林斯再次振奋起来，像天生的统计学家在估摸大概数据时一贯表现的那样，他说，“你们有多少人知道，有多少人能说出来，在过去的十年里我们的主要城市增加了多少人口？——”
说到这里他又停了下来，信不信由你，没有一个人能说得上来。
“我现在说不出具体数据来，”穆林斯说，“但我家里有这些数据，它们无疑是相当可观的。”
但是在发表竞选演说方面，候选人史密斯一度遭到了严重失败。
按原来的计划，史密斯先生的竞选纲领里列有彻底禁酒一项。但后来没过多久他们便发现这一着失策了。他们从城里请来了一个特约演说家，一个系白领带的严厉的人。此人把整个身心都投入到了他的工作上，除了他的日常开销和每次的演讲费之外，他是不计报酬的。我是说，除了那么点钱以外，他别无所求。
在自由党人在德肯色区的学校集会的同一天晚上，他在德肯色区的社交大厅发表了演说。
“先生们，”他说道，然后中间稍微停顿了一下，“这会儿我们聚在一块儿认真谈论国事的时候，你们知道我们的对手的会场里正在发生什么事吗？今天下午，有十七瓶黑麦威士忌被从城里送到了那所易于相信别人的无辜的学校，这你们知道吗？有十七瓶威士忌藏在黑板和墙壁之间，参加开会的每一个——请注意我的措辞，每一个人——都可以灌足那种可恶的东西，费用全由那个自由党候选人支付！”
演说者说到这里的时候，史密斯的支持者们在会上你看我我看你，既吃惊又气恼，致使演讲才讲完一半，会场里的听众差不多已走光了。
自此之后，彻底禁酒的条款被更改了。委员会采取了两全之策，一方面主张严格限制酒类营业执照的审批发放以促进禁酒运动；另一方面又鼓励含酒精类饮料的生产，并通过严厉的酒类贩卖法规确保此类酒饮只供给适合饮用它们的人。
最后，盛大的选举日终于来了，正如大家所知，这一了不起的日子使史密斯先生的事业达到了胜利的巅峰。关于这一点没有必要多谈，因为它已变成历史了。
反正，凡是到过玛丽波莎的人，都知道选举日是何种盛况。所有的商店，按惯常的习俗，当然都打烊了。所有的酒店，都遵照法规关门了，你要进去得走后门才行。所有的人都穿上了最好的衣服，在恣意取乐之前，他们在街上一本正经地走来走去，就像他们在七月十二日或圣帕特里克节常做的那样。选民们都在不断地观察不同的投票点，看别的人是否已投票，因为谁都不想率先投票——这是自然而然的事儿——生怕被愚弄而把票投给了不该投的候选人。
史密斯先生的大多数支持者按照他的旨意行事，他们引而不发，在开头的几个小时都不投票。在史密斯先生看来，竞选有如捕熊，先得沉住气。
“先留着你们的选票别投，伙计们，”他说，“不要太性急。等时机成熟再干，到时候再大打出手，狠狠地来它两下。”
玛丽波莎的每一个投票站都有一名选举主持人和两名监票员。那些选民在投票站内外四下窥探，我看呀，和老鼠在鼠夹边东张西望没什么两样。而一旦两个监票员把某个人弄到了投票间里，他们会把他推到一幅小帷馒后面，使他不想投也得投了。至于投票方式嘛，不用说，是采取无记名投票，因此除了选举主持人，两个监票员和当时在场的两三个人以外，谁都不知道此人投了谁一票。
正是由于这一点，开头的投票结果往往是相互抵触，矛盾百出。有时因投票站安排得乱七八糟，监票员弄不清选票到底是怎么登记的，结果也就把自由党和保守党的选票恰好统计反了。另外还常出现这样的情况，由于投票者投票时太匆忙、太漫不经心，结果监票员们不得不把选票从票箱里拿出来，仔细看看到底是选了谁。
我想大概是由于以上原因，玛丽波莎选举初期的结果才那么离谱。
第六辑候选人史密斯先生(3)
也许这也就是选票报告表明独立候选人爱德华?周恩肯定取胜的原因。当这一消息传开时，街上的人们是多么激动啊，你要是看到了当时的情况就好了。此前在自由党和保守党所举行的那些盛大的选民集会上，人们已把周恩忘得一干二净，当周恩的票数领先的消息在四点钟左右传开的时候，选民们大家都惊讶不已。并不是说他们对这一结果不乐意。相反，他们很高兴。人人都走去同周恩握手并向他祝贺，还对他说他们早就知道了，国家所需要的正是一个正直、诚实、无党派偏见的代表人物。保守党人们公开说他们已对党派厌烦了，以后要与它一刀两断；自由党人们则说他们恨透了党派政治。已有三四个人把周恩拉到一边，解释说镇里所需要的是一个光明正大、廉洁清白、没有党派色彩的邮局，这个邮局应建立在一块绝对没有党派偏见的土地上，以未受过任何党派纠葛玷污的协约为原则。其中有两三个人很乐意告诉周恩上哪儿能买到那么一块净土。他们还对他说，在邮局局长的人选问题上，他们对现任局长特里罗尼本人没有任何个人私怨，也不会说他什么不是——只是有一点除外，那就是他完全彻底地不称职。他们还说，要是周恩主张建立纯洁的行政机构，正如他曾说过的那样，那他应该首先把特里罗尼净化掉。
爱德华?周恩已开始对掌权意味着什么有点感觉了，他的行为举止中不知不觉有了某种自以为了不得的东西，这是意识到大权在握的最初表现啊。
老实说，在那半个小时的短暂的当权期内，周恩有机会稍微感觉到了大权在握的滋味。亨利?麦克吉米斯跑来找他，直截了当地提出要当联邦政府的人口普查员，理由是他经济状况很糟而且整个冬天都被风湿病折磨得快要瘸了。纳尔逊?威廉姆逊则申请码头主管之职，声称他整个冬天都因坐骨神经痛而卧床不起，除了这项工作干什么都不合适。伊拉斯莫斯?阿彻尔则问周恩是否可以把他儿子佩特安排到渥太华的某个部里任职，他给出了非常充分的理由，说他已挖空心思在别处替佩特找工作，可就是找不到。并不是说佩特不求上进，而是他生性迟钝——连他父亲都不得不承认这一点——实在是迟钝到家了，真是见他的鬼。他一碰到数字就变得没头没脑的，而不幸的是他以前从没有机会通过上学来补救一下。但要是周恩能在渥太华为他谋一个职的话，他父亲确信那一定是最适合他的。在印第安事务部、天文学研究所或加拿大新海军中，肯定有那么一两个适合他这样的小伙子的职位吧？对所有诸如此类的请求周恩都耐心解释，说他一定加以认真考虑，同时还请大家体谅，说他得先和他的同僚们研究研究，不能仅仅凭自己的心愿办事。老实说，假如说周恩有生以来对内阁部长们一度曾心怀嫉妒的话，那么此时此刻他的嫉妒之情已消失殆尽。
但周恩的鸿运是短暂的。甚至在玛丽波莎的投票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已有消息流传开来，不管是真是假，说巴格肖已在县内当选。第二区的选票以排山倒海之势涌向巴格肖——他与史密斯的得票数之比是六比二——沿镇区干线的所有地区（干草饲料农场就在干线附近）据说都拥戴巴格肖。
这一消息一传到镇上，人们就让玛丽波莎太阳神骑士团乐队（其中每个成员都是自由党人）在主大街演奏开了，乐队前面到处是巨幅红旗，还有一条上书“巴格肖永远胜利”几个大字的大标语，每个字足有一英尺高。人们欢天喜地，激情澎湃，那景象真是从没见过。人们在玛丽波莎饭店门口的台阶上簇拥着巴格肖，争先恐后地和他握手，说他们为能目睹这样一个盛大的日子而自豪，说自由党是整个自治领的光荣，还说一想到所谓无党派政治他们就感到恶心。人们片刻之间，已开始在竞选办公室着手组织晚上的游行了，他们准备了幻灯和演说，还为即将在台上演说的巴格肖先生准备了一大束鲜花，届时将由四个全身穿白衣服的小姑娘（都是自由党人）把花献给他。
这时候只剩下一个小时的投票时间了，正是在这一紧要关头，史密斯先生从他的竞选办公室走了出来，要他的支持者们向镇上进军，投票去！那气势就像当年威灵顿公爵号令全军杀向滑铁卢一样。于是，选民们从竞选委员会总部办公室和分部办公室蜂拥而出，每个人的衣襟上都飘扬着蓝色的徽章。
“好好干吧，伙计们，”史密斯先生说，“投票去，不停地投，投了再投，一直投到他们赶你们走为止。”
然后他转向他的竞选助手。“比利，”他说，“打个电报到城里去，就说我已以压倒多数当选，并叫他们马上发一个同样的回电。然后给各乡村的每个投票站去个电话，捎回信说全镇都坚定不移地拥护保守党，并叫他们把同样的消息用电话回传过来。还有，去喊几个木匠来，叫他们在旅馆门口搭一个台子，叫他们把酒吧门上的绞链拆掉，让门敞开着，准备好投票一结束就开门大吉。”
正是最后的那一个小时起了决定作用。先是大海报出现在《玛丽波莎新闻邮报》社的橱窗里，上面的电报说城里报道乔什?史密斯即将当选。然后，从全县各地又传来同样的消’g。至此，选民们再也等不下去了。他们几乎所有的人都等待了一整天，谁都不想投错票。但当他们一方面看见支持史密斯的人拥进投票站投票，另一方面又听到外面有关史密斯将当选的消息的时候，他们再也没什么可犹豫的了。他们坚定不移地蜂拥而上，到五点钟宣布选举结束的时候，大家丝毫都不怀疑这个县得救了，史密斯当选为密西纳巴县的议员了。
我真希望你目睹了玛丽波莎那天晚上的盛况，那对你的心身大有好处——那万众欢腾的情景是你前所未见的，会令你心花怒放。看来整个镇子的确没有一个自由党人而且从来没有过。他们所有的人都是保守党人，多年以来都是如此。那些怀着痛苦和悲伤投了自由党二十年票的人们，那天晚上都露出了本来面貌，都直言不讳地招认自己是保守党人。他们说他们再也忍受不了那种屈辱了，因此非坦白出一切不可。道出这种真相是要做出牺牲的，但不管这种牺牲有多大，他们都准备去承受它。
就连丧事承办人戈尔戈沙?金汉姆先生都站了出来，他说这些年来他为约翰?亨利?巴格肖卖命完全是违心的。他说从一开头起他就在心里犯疑了。他说这种疑惑一直在搅扰着他。每天晚上，他本来是可以安安心心干活的，可是诸如此类的疑虑常常突然向他袭来，使得他简直没法把防腐工作继续下去。可不是吗？就在贸易互惠政策被提出来的当天晚上，他一回到家就对他太太说出了自己的疑虑，告诉她说他觉得那简直就是出卖祖国。令人感到奇怪的是，有很多很多人都说他们有过和金汉姆同样的疑虑。特里罗尼表白说，他早已对特里罗尼夫人说过那是疯狂之举。理发师杰夫?索普则说，刚谈到贸易互惠问题的那一天，他回家里吃晚饭，席间就对他太太说过那会置本国的生意于死地，会引进一种廉价的、华而不实的美国式发型，还会使对英国的真正的忠诚丧失殆尽。想想看，金汉姆夫人，特里罗尼夫人和索普夫人，她们对这一切已知道六个月并且这么长时间竟没吭一声！我想全国还有很多很多金汉姆夫人吧。这只不过再一次向我们证明妇女不适合从事政治罢了。
玛丽波莎那天晚上的游行是永远令人难以忘怀的。街上热闹无比，火炬燃烧，太阳神骑士团乐队的演奏令人陶醉（除名字外，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保守党组织了），而最叫人难忘的是滔滔不绝的演说和空前高涨的爱国激情。
人们在旅馆前面搭了一个大大的讲台，史密斯先生和他的主要助手们坐在上面，他们的身后旗帜如林。人们向史密斯先生献了一大束花，献花的是四个穿白衣服的小女孩——也就是我前面提到的那四个，因为结果表明她们其实是保守党人。
然后是发表演讲。佩帕莱法官说大家没有必要谈已取得的胜利了，因为那已成为历史，他还说由于他的官方职务所限，这儿不是他谈论自己在取得胜利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的场合，因为他所做的一切从此也已变成历史了。而尼文斯，那位律师，则说他要说的只有几句话，因为他或许做过的贡献如今已成为历史，子子孙孙们，他说，会在历史书里读到那一切，犯不着由他自己来说，因为那已成为这个国家的历史的一部分。其他人的演说也是同样的调子，大家都绝对不愿多谈这一话题（最多不超过半个小时），理由是他们所做的一切最好留待后人去研究。无疑，他们说的，不管怎么说，其中某些东西还是挺在理的啊。
史密斯先生呢，当然啰，他什么话都没说。他用不着说嘛——至少四年内不用——他是明白这一点的。
第六辑没入海草(1)
又名：海上翻船
（一个老掉牙的海洋故事）
那是一八六七年八月，我踏上“索西?萨利”号的甲板，去担任船上的二副，当时这船还停泊在格雷夫桑德的船坞里。
我是一个高大英俊的小伙子，长得方正有力，皮肤呈青铜色——得之于日月之光（有些部位甚至因星辰的作用成了古铜色），一脸的诚实、聪慧和过人才智，而且脸上还流露出纯朴、谦逊和基督精神。
一踏上甲板，看见我的水手模样映照在桅杆旁的一个沥青桶里，我不由产生一种胜利的感觉。过了一会儿，我又注意到我的模样倒映在一桶污水里，这时我简直没法抑制内心的满足感了。
“欢迎加盟，布洛哈德先生，”比尔吉船长大声喊道，他走出罗盘室，从船尾栏杆伸过手来和我握手。
我发现站在我面前的是一个有模有样的水手打扮的人物，他年纪在三十到六十之间，脸干干净净地刮过，不过留着大大的络腮胡、厚重的山羊胡和两撇浓密的八字胡，他体格强壮有力，臀部发达高耸，穿着一条宽大的细帆布裤子——裤子是那么宽大，在臀部处写下一部英国海军史想必版面也足够了。
站在他身边的是大副和三副，他们俩个子不高、言语不多，在他们看船长的眼神中我看出某种类似忧郁的表情。
船处在启程前夕。她的甲板上是一派让水手感到特别亲切的忙乱和欢快景象。水手们正在忙碌着，有的在钉桅杆，有的正从旁边吊斜桅，有的在给甲板两侧的排水孔上光漆，有的在升降口往下倒热沥青。
比尔吉船长以其粗犷的水手方式不断地用扩音器对水手们喊话：
“喂，省着点，别把吃奶的力都用掉了，先生们，请记着，我们还有的是时间。别老在太阳底下晒着。把那边的缆绳拉过来，小心点，琼斯，我担心那对你来说高了一点。喷，喷，威廉斯，别把沥青闹得满身都是，那样子怎么见人？”
我斜靠在主帆的斜桁上，我在想——是的，亲爱的读者，在想我的母亲。我希望至少凭这一点你以后会想到我。无论何时有什么不太顺心，我都会倚靠在什么东西上面想念我的母亲。要是情况变得更糟，那我就会用一条腿站立着并想念一下我的父亲。然后我就可以面对任何麻烦了。
我是不是还想念另一个人，一个比母亲更年轻比父亲更美丽的人呢？没错，我是在想这么个人儿。“坚强点，亲爱的。”当她把头依偎在我的油布工装上，同时带着少女的痛苦向后踢脚跟的时候，我曾经这样对她喃喃耳语：“过五年航海就结束了，然后再过三年我就会回到你身边，到那时我就有足够的钱买一张二手渔网并在岸上定居下来了。”
在我想心事的同时，船上的准备工作完毕了。所有桅杆都已到位，所有的船帆都钉了起来，拿斧的水手正在砍搭在船和码头之间的木板。
“都准备好了吗？”船长大声问道。
“好了，准备好了，先生。”
“那就起锚吧，派个人拿钥匙下去打开酒吧。”
打开酒吧！这是启航前的最后仪式，也是一个伤心的仪式。在航海中我不知已见过它多少次了：一小群被迫背井离乡的男人马上就要启程了，他们带着伤心的神情站立着，在等那个带钥匙的人打开酒吧——他们呆立在那儿，像被某种奇怪的魔力摄住了似的。
第二天早晨，和风在船尾吹送，我们的船嗡隆嗡隆地绕过英国的海角，不久便沿英吉利海峡南下了。
我觉得，对那些从没亲眼目睹过的人来说，没有比英吉利海峡更壮观的了。它是全世界的海上通衢。世界各国的船只都在这里南北穿梭，有荷兰的，有英格兰的，有委内瑞拉的，甚至还有美国的。
中国平底大帆船来来往往。战舰、摩托艇、冰山和木筏子随处可见。要是我再补充一点，读者便可想见海峡的恢宏气象了：厚厚的浓雾笼罩海面，简直把整个海峡都给蒙住了。
现在我们已在海上航行了三天。我开始时那种晕船的感觉渐渐消失了，而且对父亲也想得少些了。
第三天早上，比尔吉船长下到我的舱房来。
“布洛哈德先生，”他说，“我得提醒你，要加倍小心。”
“发生了什么事？”我问道。
“大副和三副都从船上掉到海里去了。”他很不自在地说，同时避开我的眼睛。
我装出心安理得的样子，说：“没关系，先生。”可我内心却禁不住犯疑，总觉得大副、三副在同一个晚上落水有点蹊跷。
无疑其中准有某种奥秘。
两天后的早上，船长又带着上次那种躲躲闪闪的、不自在的神情出现在餐桌边。
“又有什么不对劲的事吗，先生？”我问道。
“是的，”他回答说。他一边强装镇定，一边用手指把一个煎蛋捏来捏去，他神经质地捏得那么用力，几乎把蛋捏成了两半——“很抱歉告诉你，我们的水手长又没了。”
“水手长！”我惊叫道。
“是的，”比尔吉船长说，显得平静了一些，“他摔到海里去了。这事儿我也有点责任。事情发生在今天早晨。当时我叫他探身子去察看一座冰山，我用双臂抱着他，结果，老实告诉你，纯属偶然——我让他掉进了海里。”
“比尔吉船长，”我问道，“你采取了什么措施救他吗？”
“至今没有，”他不自在地回答说。
我目光直直地看着他，但什么也没说。
十天过去了。
谜团越来越大。星期四那天，据报告右舷当班的两名水手不见了。星期五那天，助理木匠失踪了。星期六晚上又发生了一件怪事，它虽然是小事，却为我了解船上正在发生的事提供了线索。
当时大概是子夜，我刚好在掌舵轮。我看见船长抓着服务生的腿把他横扛在肩上，摸着黑向船尾走来。服务生是一个开朗的小个儿小伙子。他欢快的性格已使我喜欢上他。于是我饶有兴趣地观察着，看船长要对他干些什么。到达船尾之后，比尔古船长戒备地朝四周张望了一会儿，然后就把那小伙子丢进了海里。那小伙子的头在波涛的磷光中浮沉了一会儿。船长朝他砸过去一只靴子，深深地叹了一口气，然后就下到船舱里去了。
谜底就在这里！是船长把水手们扔下海去的。第二天早晨，我们又像往常一样在早餐桌边见了面。
“可怜的小威廉掉到海里去了。”船长一边说，一边抓起一块船上的熏肉，开始用牙齿撕咬，好像真有意要吃它似的。
“船长，”我非常激动地说，一边用餐刀狠狠地戳一条面包，简直要把面包戳烂了——“是你把那孩子扔下海的！”
“是我，”比尔古船长说，他突然变得镇定了，“他们都是我扔下海的，我还准备把其他人也扔下去。听着，布洛哈德，你年轻有力、雄心勃勃而且值得信任。我想和你交个知心朋友。”
现在完全的平静笼罩了我们。他走向一个柜子，在里面翻了一阵子，抽出一张退了色的黄色羊皮纸，然后把它摊在桌上。那是一张地图或海图。它的中心有一个圆圈，圆圈中央有一个小点和字母T。图纸的一端标着字母N，与它相对的另一端标有字母S。
“这是什么？”我问道。
“你猜不出来吗？”比尔古船长说道，“这是一个荒岛的地图。”
“啊！”我突然灵机一动，答道，“N表示北方， S表示南方。”
“布洛哈德，”船长说着用力敲了一下桌子，致使餐桌上的一条面包蹦跳了三四次，“你说对了。我原来还没想到这点哩。”
“字母T代表什么呢？”我问道。
“代表财宝，埋藏在那里的财宝，”船长说，他把地图翻过来读背面的说明，“T点表示埋财宝的确切地点，财宝共计五十万西班牙金币，用一口褐色皮衣箱埋在沙子里。”
“那宝岛在哪里呢？”我欣喜若狂地问道。
“我也不知道，”船长说，“我准备沿各纬度线来回寻找，不找到决不罢休。”
“在找的同时该做些什么呢？”
“与此同时，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减少水手的人数，人越少各人分到的钱就越多。没错，就这么着，”他表现得那么直率坦白，让我一下子爱上了他，尽管他有不少缺点，“您愿和我一起干吗？我们要把他们全都扔到海里去，留厨师到最后，然后把财宝全挖出来，那我们下半辈子就什么都不用愁了。”
读者朋友，假如我答应了他，那你会责骂我吗？我当时是那么年轻、热心、雄心勃勃，充满了美好的希望和孩子似的热情。
“比尔吉船长，”我握住他的手，说，“我听从您的吩咐。”
“好，”他说，“现在你到水手舱去，看看那些家伙在想些什么。”
我于是去了水手舱——船前部的一间陈设朴素的舱房，里面铺着一块粗糙的地毯，摆着几把简陋的扶手椅、几张书桌、一个造型简单的痰盂和几张带蓝绿相间的屏风的小钢床。现在是星期天早晨，水手们大多是穿着睡衣坐在那儿。
第六辑没入海草(2)
我一进去他们就站了起来并向我致意。
“先生，”副水手长汤普金斯说，“我认为我有责任告诉您，水手们有极大的不满情绪。”
有几个水手点了点头。
“大伙儿对老是有水手掉进海里很不满，”他继续说，因无法抑制的激动而提高了声调，“这绝对是荒唐的，先生，要是您不在意的话，我就实话告诉您，大伙儿很是反感。”
“汤普金斯，”我严厉地说，“你必须明白，我的身份不允许我听到如此大逆不道的话。”
我返回到船长那儿。“我觉得水手们想谋反。”我说。
“好，”比尔吉船长一边说，一边摩拳擦掌，“那会叫他们多数人丧命的，当然，”他沉思着补充说，一边从尾舱宽大的老式舷窗望出去，看着南大西洋汹涌的波涛，“我估计海盗随时可能来袭，那会干掉他们不少的。不过，”——他按一下铃把服务生召了来——“请叫汤普金斯先生来一下。”
“汤普金斯，”副水手长一进来，船长就说，“请你站到柜子上面，把头伸出尾舷窗看看，然后告诉我你对天气状况的高见。”
“好的，好的，先生。”那个头脑简单的水手回答说。我和船长默默地会心一笑，交换了一下眼色。
汤普金斯站到柜子上，把头和肩膀伸出了舷窗。
我们每人抓起他的一条腿往外一推。我们听见了他坠入海中的声音。
“汤普金斯好办，”比尔吉船长说，“对不起，我得把他的死记入航海日志。”
“没错，”他紧接着继续说，“要是他们叛乱，那可就帮大忙了。我猜他们会的，迟早的事儿。这通常都会发生的。不过在我们与海盗遭遇之前，我得暂停行动，以免挑起叛乱。同时呢，布洛哈德先生，”他说着站了起来，“要是你能每个星期再丢那么一两个下去，我会万分感激的。”
三天之后我们绕过了好望角，进入了海水如墨的印度洋。我们现在的航线呈“之”字形，而天气又是那么好，我们在一平如镜的海面上以疯狂的速度蜿蜒而行。
第四天一艘海盗船出现了。读者朋友，我不知道你是否曾见过海盗船。即使最勇敢的人见了它都会心寒。它整个儿是漆成黑色的，一面黑旗挂在桅杆尖上，大大小小的帆也是黑色的，在甲板上肩并肩操练的海盗们也是一色的黑衣。只有船首赫然写着“海盗船”三个白色大字。它一出现我们的水手显然就被吓住了。那种架势连狗看了都会害怕的。
两艘船靠到了一起。然后，两条船被用捆麻袋的绳子牢牢地绑在了一起，一块跳板在中间架了起来。一会儿，海盗成群地拥上了我们的甲板，他们眼睛狂转，咬牙切齿，还在磨指甲哩。
接着战斗开始了，战斗持续了两个小时——包括中途休战吃午饭的十五分钟。那场景真是可怕。海盗与我们的水手扭打在一起，互相从后面踢屁股，互相打对方耳光，而且有很多人完完全全地火了，千方百计的想咬对方一口。我看见一个大块头的年轻海盗舞动着一块打了结的毛巾，在我们的人中间横冲直闯，直到比尔吉船长冲过去，用一块香蕉狠打他的嘴巴，他才败下来。
在两个钟头过去的时候，经双方同意，战斗以双方平手宣告结束。双方的比分是六十一分半比六十二分。
两艘船被解开了，在双方全体水手的三声欢呼声中，它们又各自开始了自己的航行。
“这下好了，”船长在一旁对我说，“现在我们看看有多少人累坏了，刚好可以不费事儿地扔下海去。”
他下到船舱里去了。几分钟之后他又上来了，脸色死白。“布洛哈德，”他说，“船在下沉。有一个海盗（当然，纯属偶然，我不怪任何人）在船的一边踢了一个洞。我们来听听那个洞的水声。”
我们把耳朵贴在船壁上。听声音是有水涌进船来。
水手们奉命用抽水泵抽水，干得那么疯狂——只有在即将沉没的船中面临灭顶之灾的人才能理解这种狂劲。
下午六点，进水孔涌进的水已达半英寸高，入夜时分水位已达四分之三英寸，而到天亮的时候，经过一夜不懈的苦干，水位已到八分之七英寸。
第二天中午水位已升到了十六分之十五英寸，而到第二天入夜时分积水已达三十二分之三十一英寸高。这情况令人绝望。假如以这种速度增加，谁都不知道几天后水位会升至多高。
那天晚上船长把我叫到了他的舱房。他面前放着一本印满数学表格的书，地上则到处丢着大张大张的写满普通分数的纸。
“船是肯定要沉的，”他说，“事实上，布洛哈德，她正在下沉。我可以证明这一点。也许要拖上六个月或几年，但要是她继续这样下去的话，她是必沉无疑的。除了弃船别无选择。”
那天晚上，当水手们忙着抽水的时候，船长和我趁着深深的黑暗造了一个筏子。
在谁也没有注意到的情况下我们砍下了所有的桅杆，把它们砍成合适的长度，十字交叉叠在一起，然后用靴带捆牢。
我们急匆匆地往筏子上搬了一箱罐头食品和一箱酒，还带了一个六分仪、一个气量计、一个自行车打气筒和其他一些科学仪器。然后，利用船自身的摇晃，我们把筏子放到了海里，自己则沿一根绳子下到了筏子上。在热带之夜的漆黑掩护下，我们划离了那艘注定沉没的船。
破晓的天光发现我们如同印度洋上的一个小斑点。我们看起来只有一个“?”大。
早上，在穿好衣服并精心刮了脸之后，我们打开食品箱准备吃喝。
接着我们的可怕处境显露出来了。
船长从罐头箱子里把那些蓝色的方形牛排罐头一个接一个拿了出来。我们共拿出来五十二个。我们焦急地查看着，直到拿出最后一个罐头脸都是绷着的。我们心里只有一个念头。罐头全拿出来了，船长在筏子上站了起来，用狂野的目光瞪着天空。
“罐头起子！”他尖叫道，“天啦，罐头起子上哪去了？”他仆倒在筏子上。
与此同时，我用颤抖的双手打开了装酒的箱子。里面装着一瓶瓶的陈啤酒，每一瓶的瓶口都封有特别的锡箔。我把它们一瓶接一瓶拿了出来。总共有五十二瓶。拿出最后一瓶酒后，我发现箱子里什么也没有。我喊叫起来——“起子！起子！噢，老天爷开恩吧！开罐头的起子在哪儿了！”
我仆倒在船长身上。
醒来时我们发现自己仍然只是大洋上的一个小斑点。我们甚至觉得比先前更渺小了。
头顶是热带钢光闪亮的天空。阴沉、铅黑的海水从四面八方拍打着筏子。我们身边则是乱七八糟的液牛肉罐头和陈啤酒。我们在接下来的几天所受的折磨简直无法形容。我们徒劳地用拳头砸那些罐头。我甚至甘冒使罐头盒遭受永久性损伤的风险，疯狂地拿起罐头往筏子上狠砸。我们用脚跺它们，用牙齿咬它们，还狠狠地诅咒它们。我们用手猛扯啤酒瓶盖，把它们往罐头上敲砸，根本不管会不会砸烂瓶子和浪费酒了。
全是白费劲。
接下来的一天又一天，我们问在筏子上。肚子被饥饿折磨得够呛，另外我们还没有书读，没有烟抽，甚至连聊天的话题都没有。
第十天船长打破了沉默。
“准备好抓闭，布洛哈德，”他说，“非这样不行了。”
“是呀，”我烦闷地说，“我们一天比一天瘦了。”
于是，面对同类相食的可怕前景，我们开始抓阔。
我准备了两根闭签，把它们伸到船长面前。他抽到了长签。
“这是什么意思，”他问道，在希望和绝望之间不住地颤抖，“我赢了吧？”
“不，比尔吉，”我凄凉地回答说，“你输了。”
不过我没有必要为接下来的日子多费笔墨了——那是些在筏子上慵懒地做梦的寂静而漫长的日子，在这段时间里我慢慢地恢复了体力——此前我已被贫乏与饥饿折磨得筋疲力尽。读者朋友，那可是一段非常深沉寂静的日子，每次缅怀那个使这段日子变成如此模样的勇敢的人，我都禁不住要流一两滴眼泪。
自那以后的第十五天，我被筏子撞岸的震动从沉沉的睡梦中惊醒了。我也许吃得太开心了，根本没注意到已接近陆地。
我面前是一个岛屿，它圆圆的形状和低矮的沙岸让我马上认出了它。
“宝岛，”我叫喊道，“我的英勇终于得到了回报！”
我急匆匆地冲到岛的中央。映入我眼帘的是一番什么景象呢？沙子里挖了一个巨大的坑，一个空空的衣箱躺在坑边，一块从船上取下来的厚木板插在沙子里，上面写着这样一些字：“索西?萨莉号，1867年11月。”有这种事！这么说那些恶棍把船修好了，而且他们一定从我们一时疏忽而留在舱房桌子上的地图得知了宝岛，于是就开船找了过来，把可怜的比尔吉和我本来可以稳拿的财宝洗劫一空了！
由于对人类的忘恩负义感到恶心，我在沙子上瘫坐下来。
这个岛于是成了我的家。
我挣扎着艰难地活了下来，以沙子和碎石果腹，以仙人掌之类植物为衣，一年又一年过去。吃沙子和泥土渐渐损害了我健壮的体格。我病倒了。我死了。我埋葬了自己。
但愿其他写海洋故事的人也能写得如此精彩。
第六辑一个超级灵魂的伤心事(1)
又名：玛丽?玛什纳夫回忆录
（由机器译自俄语原文）
你常看自己映在镜子里的脸吗？
我可常常这样。
有时候我一连几个小时站着，凝视自己镜中的脸，对它惊奇不已。有时我把镜子颠倒过来，目不转睛地盯着它。我苦思冥想那张脸意味着什么。看来它在用褐色大眼睛回望我，好像它认识我而且想和我说话似的。
我为什么要出生呢？
我不知道。
我每天对我的脸问一千次，但是得不到答案。
有时候别人——我的女仆尼特尼兹卡，或男仆贾卡勃——经过我的房间，看见我在对自己的脸说话，他们认为我是个蠢姑娘。
可我并不蠢。
有时候我扑到沙发上，把头埋在靠垫里。即使这时候，我还是找不到自己出生的理由。
我现在十七岁了。
我能不能活到七十七呢？啊！
我少说点能不能活过六十七，或活到六十七呢？噢！
要是我能活到这些岁数，那我能活到八十七吗？
我不知道。
我经常在夜间惊醒，眼神狂乱，为自己能不能活到八十七而迷惘。
接着的一天
今天出去散步时我碰到一朵花。它长在河岸边的草地里。
它正站在长长的花梗上做梦。
我知道它的名字。它叫楚普夫斯卡娅。我爱美丽的名字。
我弯下身子，对它说话。我问它我的心是否懂得爱。它说它想我是懂的。
回家的路上我碰到一棵洋葱。
它躺在路上。
有人踩在它的茎上。把它踩烂了。它一定够痛苦的。我把它放进了我的胸口。整个晚上它都躺在我的枕边。
另一天
我的心在渴望爱！可我怎么谁也爱不上呢？
我试过了，可是办不到。我的父亲——伊凡?伊凡诺维奇——他块头那么大，人又那么好，可是我没法爱她；我的母亲，卡图莎?卡图莎维奇，她也同样块头大，可我没法爱她；还有我的哥哥，狄米特里?狄米特里维奇，我也没法爱他。
还有阿利克西斯?阿利克索维奇！
我没法爱上他。可我将和他结婚。我们已订了婚期。是在从今天起一个月后。一个月。三十天。为什么我没法爱上他呢？他又高又壮。他是个士兵。他在沙皇尼古拉?罗曼诺夫的卫队服役，可是我没法爱他。
第六辑一个超级灵魂的伤心事(2)
接着又一天
瞧他们是怎样囚禁我的！干这些好事的是我的父亲伊凡?伊凡诺维奇，还有我的母亲（我这会儿忘了她的名字），还有其他所有的人。
我没法呼吸。
他们不允许我。
每一次我企图自杀他们都阻止我。
昨晚我又试了一回。
我放了一小瓶硫酸在我床边的桌子上。
它没有要我的命。
他们还阻止我跳河自杀。
嗨！
我不知道是为什么。我徒劳地问空气和树木为什么我不该自溺。它们给不出任何理由。
可是我渴望自由，自由如那些小鸟，如它们中最小的那一只。
我注视在风中摇曳的树叶们，我想成为一片树叶。
可他们所想的只是迫使我吃！
昨天我吃了一只香蕉！呸！
接着的一天
今天散步的时候我碰到一棵卷心菜。
它躺在树篱的一角。残忍的男孩们用石头把它赶到了那里。
我把它捡起来的时候它已经死了。
它旁边是一个蛋。
它也死了。啊，我哭得多么伤心——
今天早上
我的心跳得多厉害！一个男人走了过去。他走了过去，真的走了过去。
我从窗户看见他从园门边走过，去了河边那片草地，我心爱的楚普夫斯卡娅花就长在那里！
他显得多英俊啊！没有阿利克西斯?阿利克索维奇那么高，啊，不！而是又矮又宽又圆——形状就像上个星期死去的那棵美丽的卷心菜。
他穿一件天鹅绒夹克衫，手拿一张野营折叠凳，背上背着一个画框，嘴上则叼着一个弯弯的长柄烟斗，他的脸不像阿利克西斯的那么红那么粗，而是又细腻又美丽，还挂着一丝像照在宝石打磨粉上的月光似的微笑。
我爱上他了吗？我说不清。还没有吧。爱是一株柔弱的植物。你不能强迫它生长。
他经过的时候，我俯身出窗并向他投去一个玫瑰花蕾。
但是他没有看见。
接着我又向他投去一块肥皂和一把牙刷。可我没有打中他，于是他往前走了。
另一天
爱情已进入我的生活。它充满了我的生活。我再一次见到了他。我和他说了话。他在河边坐在折叠凳上。他坐在凳上，真是漂亮极了：他显得那么强壮，而他坐着的凳子是那么脆弱。
他面前放着那个画架，他正在作画哩。我对他说了话。
现在我知道他的名字了。
他名叫——写他的名字时我的心跳得多厉害啊——不，我不能写出来，我要悄悄把它说出来——他叫奥托?丁克尔斯皮尔。
难道这名字还不美吗？啊！
他正在画布上作画——美丽的色彩，有红色、金色和白色，它们一条一条的，向四面八方涂开，那么辉煌，还发着乳白色的光哩。
我惊奇地看着它。
我本能地对他开了口。“你在画什么呀？”我问道，“画的是圣婴吗？”
“不，”他说，“是一头奶牛！”
然后我再看了看，我可以看出那是一头奶牛。
我直视着他的眼睛。
“这将成为我们之间的秘密，”我说，“不要告诉任何别的人。”
我知道我爱上了他。
一个星期之后
每天早晨我都去河岸边的草地看奥托。
他坐在那儿作画，我则坐在一旁和他谈话，两只手握在膝盖边。我告诉他我所想的一切、所读的一切、所知道的一切、所感觉到的一切和感觉不到的一切。
他带着走神的表情听我说话，这说明他正在沉思，我已学会去爱这种神情，有时候他好像几乎就没在听。
我们之间的心灵交流是奇妙的。
我们互相激发对方的思想。
奥托是我的主人。我是他的弟子。
昨天我问他黑格尔或史莱格尔或威格尔是否道出了人牛的真谛。
他说他不知道！我的奥托！
第六辑一个超级灵魂的伤心事(3)
今天
奥托碰了我！他碰了我！
对此的回忆令我多么激动！
我在河岸站在他旁边，我们谈话的时候，我的遮阳小花伞的把儿触碰了他的马夹最下面的扣子。
这好像一团火似的令我燃烧！
明天我要带奥托去见我父亲。
但今晚除了回想奥托触碰了我，我没有其他任何心思。
接着的一天
奥托触了父亲！他为十个卢布触了他。我父亲大发雷霆。我不知道那意味着什么。
我刚把奥托带到了我们家，他和我父亲伊凡诺维奇谈了话。晚上他俩坐到了一起。可现在我父亲发怒了。他说奥托想找他借钱
他为什么要发怒呢？
从此奥托被禁止来我们家，我只能到草地去见他了。
两天之后
今天奥托问我要信物。
我把我的帽针之一给他。可他说不行。他从我的腰带上取走了那个钻石扣。
我琢磨他的意思。
他的意思是，我对他的价值就像钻石对世俗之人的价值一样。
今天早上
昨天奥托问我要另一件信物。我从我袋里掏出一个金卢布，说应该把它分成两半，还说我们俩应每人半边。
但奥托说不行。我揣摩他的意思。把金币破开会破坏我们的爱情。
他要为我们俩珍藏它，它将永远像我们的爱情一样毫无破损。
这难道不是一个很美妙的想法吗？
奥托是那么思想深邃。他的思想包罗一切。
今天他问我是否还有另一个金卢布。
接着的一天
今天我拿给了奥托另一个金卢布。
看到它的时候他双眼闪烁着爱意。
作为回应他给了我一个铜戈比。我们的爱将像黄金一样纯粹，像黄铜一样坚硬。
这难道不美吗？
后来。
我真害怕阿利克西斯?阿利克索维奇会回来。
我害怕他要是回来的话奥托会杀了他。奥托是那么沉静，我不敢去想他要是被惹恼了会发生什么事。
接着的一天
我对奥托说了阿利克西斯的事。我告诉他阿利克西斯是个士兵，在沙皇的卫队里服役，还说了我已被许配给他的事。开头奥托不愿听我说。他生怕他的愤怒会胜过他的自制力。他开始叠他的折叠凳了。
然后我告诉他阿利克西斯一时间还回不来，于是他才变得平静一些。
我乞求他看在我的份上不要杀死阿利克西斯。他对我许下了诺言。
另一天
我的父亲，伊凡?伊凡诺维奇收到了阿利克西斯的来信。他十四天之后回来。他回来的第二天我要和他结婚。
与此同时，我还有十四天可以爱奥托。
我的爱美满无缺。它使我想去死。昨天晚上我再一次试图自杀。既然我已经体会到美满的爱情，我为什么还要活下去呢？我把一盒子弹放在我床边。我醒过来时安然无恙。它们没有要我的命。但我明白这意味着什么。它意味着奥托要和我一起死。我必须告诉奥托。
后来。
今天我告诉奥托我们必须自杀，还告诉他既然我们的爱是如此美满，那我们就没有权力活下去。
开始他显得很不自在。
他建议说我应该先自杀，而他该在我的坟边饿死。
但我不能接受他的这种牺牲。
我转而提议由我帮他在海边上吊。
他要好好想一想。要是他不上吊，他就要开枪自杀。我已把我父亲的左轮手枪带给了他。接枪的时候他是那么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