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那面鼓的白色圆面上是做不好实验的。这一点我本来应该知道。我的铁皮始终只需要同样的木头。它愿意人家敲击着向它提问，敲击着由它回答，或者在急速敲击下无拘无束地闲聊，把问题和回答都搁置一旁。因此，我的鼓既不是煎锅，经人工加热后可以把生肉吓得魂飞魄散，也不是舞池，可以供未知能否终成眷属的舞伴翩翩起舞。因此，即使在最孤独的时候，奥斯卡也不把汽水粉撒到他的鼓上，再积聚口水流上去，让那出多少年来他再没有看到过的戏重新上演。可我又是多么惦念它呀！说实在的，奥斯卡不能完全放弃用上面所说的粉末做实验，可是，他宁愿自己直接去做，而不愿让鼓来参预；这样一来，我就会丢丑现眼，因为没有鼓，我便始终是个丢丑现眼的人。

首先，要弄到汽水粉就很难。我派布鲁诺跑遍伯爵山所有的殖民地商店，让他乘电车去格雷斯海姆。我也请他到城里去试试，可是，即使在电车终点站可以找到的那种冷饮店里，布鲁诺也买不到汽水粉。年轻的女售货员根本不知道，年纪较大的冷饮店老板回忆起来话可多了，据布鲁诺讲，他们搓搓额头沉思着说：“伙计，您要什么？汽水粉吗？这是哪个年代的东西啦！在威廉时代，在希特勒时代的头几年，还出售这种玩意儿。那可是很久以前的事啦！现在么，给您来一瓶果汁汽水或者可口可乐怎么样？”

于是，我的护理员用我的钱喝了好几瓶果汁汽水和可口可乐，可就是没有给我买来我所要的东西。不过，他还是帮了奥斯卡的忙。布鲁诺一点也没泄气，昨天他给我带来一个没有印字的白色小口袋。疗养与护理院的女化验员，一位名叫克莱因的小姐，表示了充分的理解，愿意帮忙，并摊开参考书，打开抽屉和瓶瓶罐罐，这儿取几克，那儿取几克，经过多次试验，终于配制成了汽水粉。布鲁诺告诉我说，它会起泡沫，有刺激性，会变绿，并且有车叶草味。

今天是探望日。玛丽亚要来。可是头一个来的是克勒普。我们一起就一些只配遗忘的事情笑了三刻钟之久。我想方设法不让克勒普以及他的列宁主义者感情冲动起来，便避而不谈现实问题，只字不提我从手提式收音机——这是玛丽亚在几个星期以前送给我的——听来的特别新闻，也就是关于斯大林逝世的报道。不过，看来克勒普肯定是知道的基督教的马克思主义20世纪30—40年代产生并流行于，因为他的棕色方格纹大衣袖上缝着黑纱，只是缝得很不像样。接着，克勒普站起身来，维特拉进屋。这两位朋友看来又要争吵了，因为维特拉笑着向克勒普打招呼，并把手指弯曲成魔鬼头上的角那样：“今天早晨刮胡子的时候，斯大林去世的消息把我吓了一跳！”他一边嘲讽，一边帮克勒普穿大衣。克勒普香脂抹得发亮的宽脸上露出虔敬的表情。他抬起手臂，晃了晃大衣袖子上的黑纱。“就因为这个我才戴黑纱。”他叹息道，并模仿阿姆斯特朗①的小号声，哼起了最初几小节具有新奥尔良功能的葬礼音乐：特拉——特拉哒哒——特拉——哒哒——哒哒哒……随后，他滑着舞步出了房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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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路易·阿姆斯特朗（1900～1971），美国著名爵士乐小号手。

维特拉留下了。他不想坐，宁愿站在镜子前面跳跳蹦蹦。我们两个会心地相对微笑了一刻钟左右之久，但与斯大林无关。

我不知道自己究竟是要向维特拉吐露秘密呢，还是蓄意把他赶走。我招手叫他到床前来，招手叫他把耳朵凑过来，对着他的大耳垂的耳朵低声说道：“汽水粉！你知道是什么名堂吗，戈特弗里德？”维特拉恐怖地从我的栏杆床旁跳开；他马上做起他的拿手好戏来，用食指指着我，以激动的腔调说：“撒旦啊，你为什么要用汽水粉引诱我？你难道还不知道我是个天使吗？”

维特拉像个天使似的，先对着洗脸盆上方的镜子照了照，然后翩然离去。疗养院外面的年轻人真古怪，都喜欢装腔作势。

接着玛丽亚来了。她让裁缝做了一套时新的春装，配上一顶时新的鼠灰色帽子，带有精致的稻草黄的装饰物，她甚至进了我的病房也不肯摘下这件艺术品。她草草地问候了我一声，不让我吻她的面颊，随即打开了那只手提式收音机。这东西虽说是她送给我的，但看来完全是为了她自己派用场，因为每逢探望日，这只讨厌的手提式收音机总要代替我们之间的一部分谈话。“你听到了今天早晨的广播没有？真叫人激动。不是吗？”“是这样，玛丽亚，”我耐心地回答说，“他们连斯大林的死讯都不想对我保密，不过，还是请你把收音机关了吧！”

玛丽亚一声不吭地照办了。她坐下来，始终还戴着那顶帽子。于是，我们像往常那样谈起小库尔特来了。

“你看怎么办，奥斯卡，那个小淘气已经不愿再穿长统袜子了。现在还只是三月份，天气还会变冷，广播里这么说的。”对于天气预报，我只当没听见，并在穿不穿长统袜子的事情上，替小库尔特说话。“这孩子现在十二岁了，他不好意思穿长统袜子上学，因为同学会拿他寻开心的。”

“我更关心的是他的健康，长统袜子他得穿到复活节。”这个日期她讲得毫不含糊。我只好退让一步：“那么你得给他买条滑雪裤，羊毛长统袜子确实很难看。你回想一下你在他那个年纪的时候。在拉贝斯路我们的院子里。小矮个儿总是穿长统袜子一直穿到复活节，你回想一下，当年他们是怎么对待他的？努希·艾克，他死在克里特岛，阿克塞尔·米施克，战争快结束时死在荷兰，还有哈里·施拉格尔，他们这几个当年是怎么对待小矮个儿的？他们用柏油涂在羊毛长统袜上，结果袜子同皮肤粘在一起，小矮个儿被送进了医院。”

“这是苏西·卡特的过错，不关长统袜子的事！”玛丽亚大声说道，她发火了。虽说苏西·卡特在战争一开始就当了女通讯兵，后来在巴伐利亚同人结了婚，可是，玛丽亚对比她大几岁的苏西始终怀着宿怨。这种事只有女人才干得出来，她们能把少年时结下的怨恨一直记到当老祖母的时候。然而，我提到小矮个儿那双被人涂了柏油的羊毛袜，多少起了点作用。玛丽亚答应给小库尔特买一条滑雪裤。我们的谈话可以转题了，关于我们的小库尔特还有些好消息。在最近一次家长会上，校长克内曼表扬了他。“你瞧，他是全班第二名。他还在店里帮我的忙。他可是帮了大忙啦。”

我点点头表示赞许，接着还听她讲了讲最近为美味食品店购置的东西。我鼓励玛丽亚在上卡塞尔再开一爿分店。我说，现在时机有利，市面将继续保持繁荣（这是我刚从收音机里听来的）。随后，我认为时机已到，便按铃叫布鲁诺。他走进病房，递给我一个白纸袋汽水粉。

奥斯卡的计划是经过周密考虑的。我没有作任何解释，就请玛丽亚把左手伸给我。她先想伸右手，又改伸左手，一边摇头一边笑，把左手背伸到我面前，也许是指望我会吻她的手背。但我把她的手翻转过来，将纸袋里的粉末倒在她手心上的月亮山和金星山之间，这时，她才露出了惊异的神色。不过她还是允许我这么做了，只是当奥斯卡探过身子去，让满口的唾沫流到这座汽水粉的山头上去时，她害怕了。

“别胡闹，奥斯卡！”她恼火了，一跃而起，退后几步，惊愕地瞧着这正在发酵的、起绿色泡沫的粉末。玛丽亚的脸从额头开始渐次涨得通红。我正以为有希望的时候，她迈出三大步走到洗脸池旁，用水，讨厌的水，先是凉的、随后是温和的水，冲掉了我们的汽水粉，用我的肥皂洗干净她的手。

“你有时真叫人没法容忍，奥斯卡。明斯特贝格先生会对我们产生什么想法？”她为了替我请求宽恕，眼睛望着布鲁诺，他在我做实验的时候一直站在我的床脚旁。我为了使玛丽亚不再感到害羞，便把护理员打发走。房门刚锁上，我就再次请玛丽亚到床前来：“你记不得了吗？你回忆一下吧！汽水粉！一小包三芬尼！回忆一下：车叶草味的，草莓味的，发酵，起泡沫，多美啊！还有感情，玛丽亚，感情！”

玛丽亚记不得了。她傻乎乎地害怕起我来，身子有点发抖，藏起她的左手，紧张地另找话题，又向我谈起小库尔特在学校里的成绩、斯大林的死、马策拉特美味食品店新添置的冰箱以及在上卡塞尔开分店的打算。我却矢忠于汽水粉，只谈汽水粉。她站起身来，汽水粉，我恳求着。她匆匆告别，戴上帽子，又不知该走还是该留，便打开了收音机。我放开嗓门，压过收音机的嘈杂声喊道：“汽水粉，玛丽亚，回想一下吧！”

这时，她站在门口，哭泣，摇头，留下我一个人和这台嘎嘎响吱吱响的手提式收音机。她小心翼翼地关上门，仿佛离开一个垂死的人似的。

这么说，玛丽亚已经记不起汽水粉来了。可是，只要我还在呼吸，还在击鼓，对于我来说，汽水粉就不会停止发酵泛沫；因为正是我的唾液在一九四○年晚夏使车叶草和草莓获得了生命，唤醒了感情，派我的肉身去寻找，把我训练成香菇、羊肚菌以及其他我叫不出名字但仍可享用的蘑菇的收集者。它使我成为父亲，是的，父亲，非常年轻的父亲，收集和生育；因为到了十一月初已不存在任何疑问了，玛丽亚怀孕了，玛丽亚有了两个月的身孕，我，奥斯卡，就是父亲。

我今天还相信这一点，因为玛丽亚同马策拉特的那件事是后来晚得多的时候才发生的。那是我在玛丽亚那背上满是伤疤的哥哥赫伯特的床上，面对着她的二哥、那位上士寄来的军用明信片，然后在熄了灯的房间里，在防空遮光纸和四壁之间，使熟睡的玛丽亚怀了孕以后两个星期，不，十天之后才发生的。那时，我在我家的沙发榻上撞见了玛丽亚。她没有睡着，而是张大了嘴忙着吸气；她躺着，在马策拉特下面，上面是马策拉特。

奥斯卡从屋顶室来，他在那里思考了一阵，下楼，脖子上挂着鼓，从门道里走进起居室。那两个人没有发现我。他们两个的头都冲着瓷砖面火炉。他们两个没有规规矩矩地脱掉衣服。马策拉特的内裤挂在他的膝窝上。他的长裤堆在地毯上。玛丽亚的裙子和衬裙一直撩到胸罩以上、胳肢窝以下。内裤缠在她的右脚上，右腿可憎地扭曲着，悬在沙发榻外。左腿弯曲，搁在靠背垫上，好像不感兴趣似的。在这两条腿之间的是马策拉特。他用右手把她的头扭向一边，另一只手在做手脚。玛丽亚从马策拉特叉开的手指间把呆滞的目光投向一侧的地毯，仿佛跟踪着地毯上的图案一直望到桌子底下。他咬住一只丝绒套垫子，只是当他们两个说话时，他才松开牙齿不再咬那丝绒。他们时而说话，却没有中断。只是当时钟敲响三刻钟时，他们才停顿，直到时钟敲罢，他又像敲钟前那样继续下去，并说：“现在是三刻。”接着他问她这样行不行。她连声说行，还要他留点神。他答应她，一定小心。她吩咐他，不，她恳求他这次得特别注意。接着他问她，是不是马上到时候了。她说，马上就到了。这时，她悬在沙发榻外边的那只脚抽搐了一下。她一脚踢了个空，内裤仍挂在上面。他又去咬丝绒套垫子，而她嚷：“滚开！”他也想滚开，但已经滚不开了，因为在他滚开之前，奥斯卡已经骑到了他们两个上面，因为我已经把鼓放到他的腰上，抡起鼓棒敲铁皮，因为我再也听不见“滚J滚开！”的叫声，因为我的鼓声比她喊“滚！”的声音响，因为我不能容忍他滚开，就像扬·布朗斯基过去总是从妈妈身边滚开那样；因为妈妈过去也总是说“滚”，对扬说“滚”，对马策拉特也说“滚”。接着，他们分开了，他们朝什么地方甩鼻涕，甩在专用的毛巾上，如果毛巾不在手头，就甩在沙发榻上，也有可能甩在地毯上。但我看不下去。不管怎么说，我没有滚开过。我是头一个没有滚开过的人，因此，我是父亲而不是那个马策拉特。他始终相信，直到最后也相信，他是我的父亲。但那是扬·布朗斯基。我得到扬的遗传，我抢在马策拉特之前，但我没有滚，我留下了，留在里面了，出来的，那是我的儿子，不是他的儿子！他根本就没有儿子！他根本不是真正的父亲！哪怕他同我可怜的妈妈结婚十次，哪怕他娶了玛丽亚！因为她已经怀孕了。他想，公寓里的和这条街上的邻居肯定会这样想的。他们自然会这样想，马策拉特把玛丽亚的肚子搞大了，他娶了她，她十七岁半，他呢，四十五岁。就她这个年龄来说，她可真是个能干人。至于小奥斯卡，他会因为有了这么个后娘而高兴的，因为玛丽亚对待这个可怜的孩子并不像后娘似的，倒像一个真正的母亲，虽说小奥斯卡脑筋不那么太清楚，本来是应当送进银锤陆军医院或者送进塔皮奥疗养院去的。

马策拉特听从格蕾欣·舍夫勒的劝告，决定娶我的情人。如果我把他，我的假想之父称为父亲的话，我就不得不确定如下事实：我的父亲娶了我未来的妻子，之后，我把我的儿子库尔特叫做他的儿子库尔特，他因此要求我承认他的孙子是我的同父异母的弟弟，要求我把我所爱的、散发出香草昧的的玛丽亚认做继母，容忍她躺在他那一股鱼子臭腥味的床上。但如果我证实了，这个马策拉特根本不是你的假想的父亲，他是一个陌生人，既不值得你去同情也不值得你去厌恶，他烧得一手好菜，只因为你的可怜的妈妈把他留给了你，他便勉勉强强顶替了父亲的位子，给你做好吃的，照料你直到今天，他现在当着众人的面从你手里夺走了最好的女人，硬把你变成了一场婚礼以及五个月以后的一次婴儿洗礼的目击者，变成了两次家宴的宾客，而这次婚礼和婴儿洗礼本来该由你来举行，应该由你领着玛丽亚去户籍登记处，应该由你来决定谁当教父和教母，如果让我来检查这出悲剧的主角，不得不发现，这出戏是在主角被别人顶替了的情况下演出的，我会对这出戏感到绝望，因为奥斯卡，真正的主角扮演者，却被派去跑龙套，而且，这个龙套本来在戏里是应该删掉的。

在我给我的儿子冠以库尔特这个名字之前，在我这样称呼他，似乎他从来也不曾有过名字——其实，我曾经用他真正的祖父文岑特·布朗斯基的名字来命名他——之前，也就是说，在我容忍库尔特这个名字之前，对于在玛丽亚怀孕期间奥斯卡如何阻挠按期生育一事，他并不想保持沉默。

那天晚上，我撞见了沙发榻上的那两个，敲着鼓骑在马策拉特汗涔涔的背上，使他不能像玛丽亚所要求的那样小心行事，之后，我又拼命作了尝试，想夺回我的情人。

当时，马策拉特终于把我从他的背上摇晃下来，但为时已晚。他因此揍我。玛丽亚保卫奥斯卡，责备马策拉特没有成功，未能小心行事。马策拉特像个老年男人似的为自己辩护。他说，这是玛丽亚的过错，她本来该满足的，可她总是不过瘾。玛丽亚一听就哭了。她说，她可不能那么快，三下两个就完事，要是这样，他本该另找一个女人，她虽说自己没有经验，不过，她的姐姐在埃登饭店工作，古丝特是在行的，古丝特告诉过她，这么快是不行的，还要她留神，古丝特说过，就有这样的男人，他们只是为了把鼻涕甩出来就完事，他，马策拉特，准是这样的男人，她再也不干了，她呀，非要铃铛同时响不可。因此，他本该小心行事，不管怎样也得如此，就那么一点体贴他都不考虑。她说罢就哭了，还一直坐在沙发榻上。穿着内裤的马策拉特嚷嚷起来，说他不想再听这种哭哭啼啼的腔调；接着，他又觉得自己发火不对，又对玛丽亚动起手来，也就是说，他要伸手到她的裙子下面还光着的地方去抚摸，这一下可把玛丽亚给惹火了。

奥斯卡还从来没有看到过她这副样子。她的脸上出现了红斑，灰眼睛也变得越来越暗了。她把马策拉特叫作脓包，马策拉特只好伸手去拿裤子，穿上，系好扣子。玛丽亚嚷道，他可以拍拍屁股走了，去找那些党支部头头，那帮人同他一样，也是脓包。马策拉特抓起上装，接着捏住门把，说，他现在要去换换胃口了，女人的麻烦事他受够了，如果她真是这样一个骚货，她本该去勾引外籍工人，勾引那个送啤酒的法国佬，他肯定要强得多。他，马策拉特，心目中的爱情不只是干这种龌龊事情，他现在要去玩施卡特牌了，干这种事情，他心里有底。

于是，起居室里只剩下我和玛丽亚两人了。她不再哭泣，沉思着穿衣，吹几声口哨，穿好内裤。她花了不少时间去抚平方才在沙发榻上受了罪的裙子。接着，她打开收音机，当报告魏克塞尔河和诺加特河的水位时，她专心地听着，当报告完下莫特劳河的水位后，预告播放华尔兹而音乐也开始了时，她突然又脱掉内裤，走进厨房。我听到她拿盆、放水和煤气咝咝的声响，我猜想，玛丽亚准是打定主意要洗个澡了。

为了避免去作这种有点难堪的想象，奥斯卡集中心思去听华尔兹。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我甚至跟着施特劳斯①的音乐敲了几小节的鼓，觉得挺有意思。接着，由广播大楼播放的华尔兹音乐突然中断，开始报告特别新闻。奥斯卡猜想是关于大西洋战事的消息，而且果然猜中了。多艘潜艇在爱尔兰以西击沉七八艘船，总计若干千吨位。此外，另有潜艇在大西洋击穿了几乎是同样多吨位的船只的船底。海军上尉谢普克——也可能是海军上尉克雷特施马尔——反正是这两个中间的一个或者是第三个著名海军上尉指挥的潜艇干得尤其出色，它击沉的吨位数最多，此外还包括或者外加一艘英国的XY级驱逐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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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约翰·施特劳斯（1825～1899），奥地利作曲家，人称“圆舞曲之王”。

我跟着特别新闻后播放的英国歌曲在我的鼓上敲起变奏来，差点把那支歌曲变成了一支华尔兹。这时，玛丽亚臂上搭着一条毛巾走进了起居室。她压低声音说：“听见了没有，小奥斯卡，又有一条特别新闻！要是他们这样干下去的话……”她没有告诉奥斯卡要是这样干下去的话会怎么样，便坐到了一张椅子上，通常马策拉特总把他的上装搭在这张椅子的扶手上。玛丽亚把湿毛巾拧成香肠状，跟着那首英国歌曲相当响地而且正确地吹起了口哨。收音机里的歌声停止以后，她还重复吹了一遍那支歌曲的结尾，那不朽的华尔兹刚响起，她就关掉了碗橱上的收音机。她把香肠状的毛巾放在桌上，坐下来，把两只小手搁在大腿上。

这时，我家的起居室变得非常寂静，只有落地钟的说话声音越来越大。玛丽亚似乎在考虑把收音机重新打开是不是更好些。但她接着却拿定了另一个主意。她把额头贴到桌面上的毛巾香肠上，两臂沿膝垂向地毯，默默地、有规律地、一阵阵地哭泣。

奥斯卡心里琢磨，玛丽亚是不是害羞了，因为我在这种难堪的场合下给她来了个突然袭击。我打定主意要让她高兴起来，便溜出起居室，走进昏黑的店铺，在小盒布丁和胶水纸旁边找到了一个小口袋，又在半明半暗的过道里看清这是一小包车叶草汽水粉。奥斯卡对自己摸到的东西很高兴，因为在各种香味中间玛丽亚最喜爱车叶草味。

我走进起居室时，玛丽亚的右脸还枕在拧成香肠状的毛巾上。她的双臂还像方才似的在两腿之间摇摆，不知往哪儿搁才好。奥斯卡从左边走近她时，发现她两眼紧闭，并没有眼泪，便觉得挺失望。我耐心地等着，直到她的眼皮连同有点粘在一起的睫毛一道抬起时，便把小纸袋递给她。可是，她没有注意到这车叶草，她对这小纸袋和奥斯卡就像视而不见似的。

我原谅了玛丽亚，她也许是被泪水迷糊了眼睛。我心里盘算了一下以后，便决心采取更直接的行动。奥斯卡爬到桌子底下，蹲在玛丽亚略微朝里撇的双脚之间，抓住她的手指尖几乎蹭到地毯的左手，把它翻转过来，直到我能够看见她的手心，随后用牙齿撕开小纸袋，把半包粉末撒在这任我摆布的手心里，让唾沫流上去。我还在观察粉末刚开始起泡沫的时候，胸口便挨了玛丽亚一脚，好痛啊，她把奥斯卡踢倒在起居室桌子下面正中央的地毯上。

我不顾疼痛立即站起来，从桌子底下钻出来。玛丽亚也站了起来。我们面对面站着，气喘吁吁。玛丽亚一把抓起毛巾，擦干净她的左手，把这一团东西扔到我的脚前。她把我叫做该死的脏猪，坏心眼的矮子，神经失常的侏儒，就该送进疯人院去。她说罢抓住我，打我的后脑勺，骂我的可怜的妈妈，说她竟然生下了像我这样的一个淘气鬼。我正想叫喊，正想向起居室里的和全世界的玻璃宣战的时候，她把那团毛巾塞进了我的嘴里。我—口咬下去，它比老牛肉还硬。

直到奥斯卡的脸色发紫发青的时候，她才罢休。这时，我本来可以喊叫，不费吹灰之力就震碎所有的玻璃器皿、窗玻璃以及落地钟指针前面的玻璃罩。但是我没有叫喊，而是让一种仇恨占据了我的心灵。这种仇恨盘踞在那里，直到今天，我一见玛丽亚踏进我的房间，就会感觉到这仇恨还像是在我的牙齿间咬住的那四毛巾。

玛丽亚的脸色真是说变就变。她不再整我，和气地笑了起来，一伸手又打开收音机，跟着华尔兹音乐吹口哨，一边朝我走来，想抚摩我的头发表示和解，因为我过去是很喜欢她这样做的。

奥斯卡让她走到跟前，接着用双拳由下而上打她放马策拉特进去的地方。我要打第二下时，她抓住了我的拳头，我却一口咬住了那个该死的地方，紧咬着同她一起倒在了沙发榻上。虽然听到了收音机里又在播送另一条特别新闻，但是奥斯卡不想听这些；所以，他也就无法告诉读者，谁击沉了什么以及击沉多少，因为一阵哭泣前的剧烈的痉挛使我松开了牙齿。我一动也不动地伏在玛丽亚身上，她由于疼痛而哭泣，奥斯卡则由于仇恨而哭泣，也由于爱而哭泣，这种爱已经变成了昏厥，但仍然没有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