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作者大为诧异，又颇感可笑（如果他这样说不增添不悦的话），他写的那篇有关公务生活的文章--《红字》的前言竟在他周围的有识之士中激起了这般空前的狂风怒涛。确实，即使他将那幢海关大厦烧毁，再把最后一根还在冒烟的木料浸到一位据说他深痛恶绝，但深孚众望的大人物的血泊中，引起的反响可能也不至于如此激烈。对于作者来说，公众的指责，假如他认为他们言之成理，则举足轻重，关系重大，故而他恳请慨允申明，为修正和剔除可能的舛误，并对其被判所犯的罪行做出力所能及的补偿，他重新细读了那篇前言。但是，在他看来，该文的突出之处只是率直和善意的幽默，以及他在描述文中人物真实印象时的缜密精确，无甚大谬。至于敌意，或任何类别的恶意，无论属公属私，或者涉及政治与否，他全然没有此等动机。那篇文章也许可以整个儿省掉，对读者无损，对作品亦无伤大雅；不过，既然作者已经着力写了，又认为他不可能以更亲切更良好的心绪重新撰写，并就其能力而言，也无望写得更生动更真实。

有鉴于此，作者无奈一字不动把他的前言再次印出。

于塞勒姆

一八五○年三月三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