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人们要我打住：你谈的文不对题！你又拐到监狱上去了！要你谈的是劳改营！

我好像也谈到了劳改营？好吧，我且住口，以便给相反的意见留下空间。许多劳改营难友会反对我，会说这纯属无稽之谈，他们从未见到过什么灵魂魄"向上"，至于败坏，则比比皆是。

沙拉莫夫的反对意见要比别人的更坚决，也更重要（因为这一切他全写成了文字）：

"在劳改营的环境里，人永远不可能依然是人。这正是建立劳改营的目的。"

"一切人的感情--爱情、友谊、妒忌、仁爱、善良、好名、诚实--随着筋肉一起从我们身上消蚀了……我们没有了自豪感和自尊心，甚至醋意和情欲都好像是火星上的概念……唯一剩下的是愤恨--这是人的最耐久的感情。"

"我们终于懂得了真实和虚假是一对嫡亲姊妹。"

"友谊不可能在贫困和灾难中诞生。如果人们之间还产生着友谊--这说明环境还不那么困难。如果贫困和灾难使人们结合---这说明它们还没有达到极端。如果痛苦还是可以与朋友们分担的，那是因为它还不够剧烈和深刻。"

这是沙拉莫夫同意做的唯一区分：人性的向上、深化、升华，在监狱中是可能的。但是：

"……劳改营是彻头彻尾的反面学校。任何人从那里也汲取不到一点有益的或有用的东西。犯人们在那里学到的是谄媚、说谎、较小或较大的下流勾当……当他返回家里的时候，他会看到自己在劳改营期间不仅没有成长，他的趣味反而变得更加贫乏、粗劣。"

沙拉莫夫还把"多年间在别人的意志和别人的思想支配下生活"认为是劳改营对人的压迫和腐蚀的特征。但我在这个特征上面打了引号：第一是因为关于许多自由人也可以说同样的话（除了在一些琐碎事情上的活动余地，那是连犯人也享有的）。第二是因为对命运的一无所知和对命运施加影响的无能为力，在群岛上著身上养成的被迫的听天由命的性格勿宁说是使他变得高尚，使他免除了无谓的忙乱。

E?金兹布尔格也同意这样区分："监狱使人高尚，劳改营使人败坏。"

对这些该怎么样反驳呢？

在监狱里（不管是单身监禁或不是单身的），一个人独自面对着自己的痛苦。即使痛苦是一座大山，他也必须把它吞下，习惯于它、消化它、被它消化。这是道德修养的最高级形式。它永远能使每个人变得高尚。与岁月和四壁进行单枪匹马的搏斗是一番道德的磨练，是一条向上的道路（如果你攀登）。假如这些岁月你是与一个伙伴共度，你们决不会陷入一人必须为另一人的活命而死亡的境地。你们面前存在的，不是一条通向冲突的道路，而是通向互相支持和互相丰富的道路。

但是在劳改营里，这条道路似乎并不存在。面包不是切成均等的小块分发给每一个人，而是倒在一堆，由你们去抢！推倒身边的！从他们手里夺！发给的面包数量，只够平均每活下一个人，就必须有一个或两个人饿死。面包挂在松树上，去把树砍倒吧！面包埋藏在矿井里，爬进去开采出来吧！你还顾得上思考自己的痛苦吗？思考过去和未来吗？思考人类和上帝吗？你的头脑被一些琐碎的打算占领了。它们今天好像有天那么大，到明天却变得一文不值。你憎恨劳动--它是你的主要敌人。你憎恨周围的人--他们是你生与死的竞争者。紧张的嫉妒和恐慌使你精疲力竭，总担心着别人在你背后什么地方正瓜分着本来可能落在你手里的那块面包，别人在隔壁的什么地方正从大锅里捞出那个本可能落在你钵子里的土豆。

劳改营生活的安排使得嫉妒从四面八方啄食着你的灵魂，即使是最有抵抗力的灵魂。嫉妒甚至扩大到对刑期以及对释放。一九四五年我们这些"五十八条"们看着一批普通犯走出大门（斯大林大赦的结果）。我们对他们怀着什么感情？是为他们能回家而高兴？不，是嫉妒！因为释放他们而继续关押我们是不公平的。又如判了二十年的B?弗拉索夫，头十年安安静静地坐牢--因为谁不是十年？但是一九四七一四八年许多人开始获释，他嫉妒，焦躁，苦恼：怎么他偏偏得了二十年？蹲这第二个十年多么难受。（我没有问过他，可是我估计，当那些人以"二进宫"的身份一个个地回来时，他一定安定下来了吧？）但一九五五一五六年"五十八条"们大批获释，而普通犯却留在营里。这时他们的心情如何？是对连遭四十年迫害的属于这一条的苦难深重的犯人们的遇赦感到合理吗？不，是普通的嫉妒（一九六三年我收到了许多这种内容的信件）：那些"比我们刑事犯坏百倍的敌人"都被释放了，而我们还要坐牢。这是为什么？……

此外，你还永远被恐惧抓在手里：害怕连你目前赖以生存的这个可怜的水平也要失掉；失掉你目前这个还不算最苦的工作，栽进递解队伍，掉进强制隔离区。如果你比所有人都愿弱，你要挨打。换之，如果有人比你孱弱，你就会打他。这还不是精神的败坏么？老劳改犯A?鲁巴依洛把人在外界压力下的这种迅速的腐坏称作"灵魂的疥癣"。

陷进这些邪恶的感情和紧张的琐碎盘算之后，你还有什么时间，还有什么基础使自己上升？

契诃夫早在我们的劳改营出现之前就在萨哈林岛上观察到劳且指出了这种精神的败坏。他正确地写道：囚犯们的邪恶产生于他们的不自由状态、奴役、恐惧和经常的饥饿。这些邪恶是：爱说谎、狡黠、胆小、怯懦、背后说坏话、偷窃。经验告诉苦役犯人，在生存竞争中欺骗是最可靠的手段。

在我们这里，这一切不是十倍于当时吗？……现在不是该矢口否认以及为假想的什么劳改营里的"高尚化"辩护的时候，而是该描写出成百件，成千件真正的败坏的事例的时候。应该举出一些例子，说明没有人能够抗拒得了杰兹卡兹甘派工员雅什卡一语道破的劳改营哲学："你越害人，人们越尊重你。"应该告诉人们，不久前的前线士兵（克拉斯拉格，一九四二年）刚吸进一点盗贼的空气，马上贼性发作--抢劫立陶宛人，拿他nJ的食品和衣物给自己改善生活：你们这些雏儿们死了也活该！某些弗拉索夫分子冒充小偷，因为他们确信只有这样做才能在劳改营里活下去。某个文学副教授变成了贼头。通过丘尔佩涅夫的例子，应该对劳改营意识形态感染力之强大感到吃惊。丘尔佩涅夫在伐木场上坚持了七年的一般劳动，变成了一个有名的做木工。他因一条腿骨折住过医院，后来人家让他当派工员。他并不需要这个职务，剩下的两年半他当伐木工也保险过得去，因为长官对他是满器重的。但是他怎么抗拒得了这个诱惑？要知道劳改营的哲学是"人家给--你就拿！"于是丘尔佩涅夫便荣任了派工员，总共当了六个月，这是整个服刑期间最不平静、最黑暗和显提心吊胆的六个月。（在刑期早已成为过去的今天，当他谈起高大的松林的时候，脸上现出质朴的笑容。可是想起在他驱赶下丧命的身高两米的拉脱维亚人，一个到过世界各地的远洋轮船长，心里就像压着一块石头--而且何止这一个？）

有意调唆犯人整犯人，可以导致劳改犯人生出多么可怕的"灵魂的疥癣"啊。一九五O年在翁日拉格，一个精神已经不正常（但照旧被押去上工）的女犯莫伊谢瓦伊代没有理会什么警戒线而跑去"找妈妈"。她被捉住，绑到门房旁边的柱子上。同时当众宣布，"因发生逃亡事件"而取消了全营的下个星期日（惯用的伎俩）。所以各个作业班下工回来都朝被绑着的女人身上吐口水。有人还动手接她："因为你，畜牲，休息B没有了！"莫伊谢瓦伊代只是傻呵呵地笑。

早在一九一八年就开始实行的民主而进步的"自我看守制"（在犯人的术语里变成了"自我警卫"）使得多少人的灵魂败坏了？要知道，把囚犯编入自我警卫队是劳改营败坏人心的主要渠道之一。你垮了台。你受了惩办。你从生活中被提溜了出来--但你是不是还不愿意落到最低层？你是不是还想手里拿着步枪高踞于什么人之上？你是不是还想高踞于你的兄弟们之上？那么给你！拿好！有人逃走你就开枪！我们还会称你为同志呢。我们将发给你红军战士的口粮。

于是他很得意。于是他像奴才一样地捏紧抢托。于是他开枪射击。于是他变得比正牌自由人警卫队员更加严厉。（哪种解释对？这个主意是出于对社会主动精神的盲目迷信？或者是以人类最低级的感情为依据的冰冷而轻蔑的计算？）

而且还不止一个自我警卫：还有自我监管，还有自我压迫--三十年代连独劳点的点长全是从犯人中指定的。还有运输主任。还有生产主任。（不然怎么办？白波运河工地上十万犯人才有三十七名契卡人员。）甚至行动特派员也从犯人中指定。"主动精神"已经发扬到顶点了：连侦讯都是自己对自己进行了！连眼线都是自己给自己安插了！

说得不错。可是我不打算在这里考察这些数不清的败坏人心的事实。这些是尽人皆知的。过去描写过，将来还会有人描写。承认有过这类事就足够了。这是总的趋向，这是规律。

把在严寒的气候中会变凉的房子一座座地历数一遍有什么意思。指出那些在严寒的气候里仍能保暖的房子不更使人惊奇吗？

沙拉莫夫说所有蹲过劳改营的人精神上都变得贫乏了。可是我只要回忆起或者遇见一个前劳改犯，便会发现一个真正的人物。

沙拉莫夫自己在别处也写道：我毕竟不会去告别人的密！我毕竟不会去当作业班长逼迫别人劳动。

这是什么原因呢，瓦尔拉姆?吉洪诺维奇句既然在劳改营里谁也躲不开这个败坏的斜坡，为什么忽然你就不会去当眼线或者作业班长？不是说真实和虚假是一对嫡亲姊妹吗？这表明你一定抓住哪一根树杈了？你一定蹬住哪一块石头了--所以才没有继续往下滑？也许愤恨毕竟不是最耐久的感情！你目前不是正用你自己的个性和诗歌否定着你自己的观点吗？

真正的宗教徒们是怎样在劳改营里保全自己的（我们已经不止一次地提到过他们）？在这本书里，我们已经提到过他们在群岛上的充满自信的行进，好像举着不可见的蜡烛举行着宗教的游行。在机枪的射击下，前面的倒下，后面的跟上去，又继续行进了。二十世纪从未见过的坚贞！这里丝毫没有故作姿态的成份，没有一句慷慨激昂的言词。就以杜霞V奇米尔大婶为例吧。一个圆脸庞、性格安详、－一不识字的老太婆。押解队向她大声吆喝：

"奇米尔！报条款！"

她和声细气地回答：

"老爷子，你干吗要问我呀？那儿不是都写着吗，我可记不全。"（五十八条的各分条给她头上安了一大把。）

"报期限！"

杜霞大婶叹了一口气，给了个文不对题的回答。她并不是为了给押解队找别扭，她实心实意地仔细想着这个问题。期限？难道期限是该世人知道的？……

"什么期限！什么时候上帝恕了我的罪，我就坐到什么时候。"

"傻婆子，你这傻婆子！"押解队当兵的笑了："给了你十五年。你全都得坐完，也许还会添点。"

但是她一共才服了两年半的刑。尽管她给哪里也没写过请求，忽然下来了一纸公文：释放！

对这样的人怎么能不羡慕？难道是环境对她们有利些？未必！谁都知道"尼姑们"全是和妓女、女贼们同关在惩戒独劳点的。然而有哪个信教的败坏了？他们八成会死掉，但没有败坏的，是吗？

有些不坚强的人正是在劳改营里皈依了宗教，从中得到力量，活到刑期满而没有败坏，这又作何解释？

还有许多分散在各处不被人注意的人，他们也经历了注定的转折而没有选错方向。还有一些人，他们终于注意到并不仅是他们这一部分人的遭遇不好，他们旁边还有遭遇更不好，更艰难的人。

还有那些不顾惩戒隔离区和再次判刑的威胁而拒绝充当眼线的人呢？

你从总的方面怎么解释土壤学家格里戈里?伊万诺维奇?格里戈里耶夫的情况呢？科学家，一九四一年志愿参加了民兵。以后的情况大家都熟悉--在维亚兹马城下被俘。被俘后的岁月是在德国集中营里度过的。往后的情况不用说也明白--进了我们的。十年。我是在一个冬天在埃克巴斯图兹从事一般劳动时跟他认识的。他的一双安详的大眼睛闪着耿直的光辉，是那种决不会绕弯子的耿直。这个人从来不会在精神上向人折腰。在劳改营里的十年虽然只有两年是做本行的工作，他也没有向谁低声下气过。在整个服刑期间几乎从未收到过家里寄来的包裹。四面八方都受到劳改营哲学的灌输和劳改营败坏人心的影响，但他就是接受不了。在克麦罗夫劳改营（安吉别斯），特派员死气白赖地收买他当眼线。格里戈里耶夫十分坦率直爽地回答："我很讨厌跟你说话。想干的人多的是，何必钉着我。""畜牲，你会趴在地上来找我们！""我宁愿随便找棵树上吊。"于是他被送进惩戒营。在那儿吃了半年苦头。这还不算，他又犯了更加不可原谅的错误：上面把他派到劳改农场，要他（以土壤学家身份）当作业班长。他不干！反而卖劲地耪地和割草。还有更傻的事儿呢：在埃克巴斯图兹的采石场上，他拒绝当统计员。唯一的原因是干上这个差事就必须为苦工们虚报产量，一旦被查出来，整日醉醺醺的自由人工长就要为这个受处分（会吗？）。因此他就去凿石头了！他的骇人听闻的超出人之常情的诚实达到了这种程度：当他跟着菜班一起去加工马铃薯的时候，尽管所有的人都偷马铃薯，他却不偷。把他安排进享受特权的机修车间作业班，在水泵站看仪表。但是仅仅因为他不肯给自由人工地主任--光棍汉特列维什洗袜子，就把这个位置丢了。（作业班里的人劝他说：你管它呢，干什么活不一样？不，对他说来不是一样的！）只是为了不做亏心事，他不知多少次选择了最坏的和最苦的命运！而他真的没有做过亏心事，我可以作证。不仅如此；光明磊落的精神对他的肉体产生了奇妙的影响（现在根本没人相信，没人懂得这种影响），已非盛年（靠近五十岁）的格里戈里?伊万诺维奇的机体在劳改营里变得越来越强壮：原来的风湿性关节炎完全消失了，一场伤寒痊愈之后他变得特别健康：冬天套着一个在头部和两臂挖了窟窿的布口袋在外面走路却没有感冒！

所以这样说是否更正确：什么样的劳改营也不能败坏具有一个坚强的内核的人。他不接受那种"人生来是为幸福"的可怜的思想意识，那种派工员一棍子就能打掉的可怜的思想意识。

进劳改营之前未受过任何道德观念和精神教育的熏陶的人们在营里必定败坏。（这决不是理论上的推断。我们光辉的五十年当中养成了成百万这样的人。）

在劳改营里败坏的是那些在外面已经败坏或已经为败坏准备了条件的人。因为在外面人们也照样在败坏，有时候比劳改犯还够劲。

下命令把莫伊谢瓦伊代绑到柱子上受人辱骂的那个押解队军官不是比向她吐口水的劳改犯更要败坏吗？

顺便说一句：各个作业班的所有人员都向她吐了口水吗？或许每个作业班里只有一两个人做了这种事？我估计八成会是这样的。

塔季扬娜?法利克写道："对人们的观察使我确信了一条：如果一个人原来不是卑鄙的人，他不可能在劳改营里变成这样的人。"

如果一个人在劳改营里突然变得卑鄙，那也许并不是他在变化，只不过是他内在的卑鄙正在显露出来，而以前没有显露的必要。

M?A?沃伊琴科是这样认为的："在劳改营里不是存在决定意识，相反，你到底是变成禽兽还是继续做一个人．全依赖于你的意识和你对人性的坚定信念。"

这是一句斩钉截铁的宣言……但并不是他一个人这样想。美术家伊瓦舍失-穆萨托夫也热烈地做着同样的论证。

是的，劳改营中的败坏是大批的现象。但其原因并不仅仅在于劳改营的恐怖，还因为我们苏维埃人踏上群岛的土地的时候精神上已经解除了武装--早已为败坏准备好了条件，在外面就已经受到它的感染，就已经常常竖着耳朵听取老劳改犯介绍"在劳改营里应该怎样生活"的经验。

但即使没有劳改营，我们本来也必须知道应该怎样生活（以及怎样去死）才是。

也许，瓦尔拉姆?吉洪诺维奇，人和人之间在困苦和患难当中，甚至在达到极端的患难当中，一般还是可以产生友谊的！但不是在我们这些近几十年培养出来的干枯而卑陋的人们之间？

假如真的非败坏不可，那么奥利加?利沃夫娜?斯利奥斯贝格为什么没在林海中的道路上抛弃快要冻僵的女难友，而是和她一起留下来面对必定的死亡并救活了她？莫非这样的患难还没有达到极端？

如果真的非败坏不可，那么瓦西里?梅福季耶维奇?亚科文科这样的人是从哪儿来的？他服完了两次徒刑，刚刚获释，以自由雇员身份在沃尔库塔定居，刚能没人押解地走动并开始经营自己第一个小巢。一九四九年，在沃尔库塔开始把已释放的犯人重新抓进去，重新判刑。发生了逮捕狂！自由雇员们人心惶惶。想的是怎么样才能保住自己，怎么样才能更不显眼。但是，亚科文科在沃尔库塔劳改营里结交的朋友格罗津斯基重新被捕，侦讯期间被折磨得奄奄一息，没有人到监狱去给他送吃的。于是亚科文科就胆大包天地去给他送牢饭。狗杂种你你们要抓，就把我也划拉进去吧！

为什么这一个就没有败坏呢？

所有的幸存者不是都能记得起在劳改营里曾向他伸出过手并在最危急的时刻搭救过他的一两个人吗？

不错，劳改营的设计和目标是要使人败坏。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能揉烂每一个人。

正如自然界从不会发生只有氧化而没有还原的过程一样（甲物氧化，与此同时动物在还原），在劳改营（以及生活中一切地方）里也不是只有败坏而没有向上。两者是并存的。

在本书的下面一部，我还想介绍一下，在另一些劳改营即特种营里面自某时起逐渐形成了与众不同的"场"：败坏过程在那里受到有力的遏制，而向上过程变得对于营里的利己主义者都有了吸引力。

是的。但还有改造呢？改造的情况究竟怎么样？（"改造"--这是属于社会和国家的概念，与"向上"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世界各国，不单是我们一国，司法系统梦寐以求的都是使犯罪分子不是单纯服刑而且要改过自新，也就是说希望不要在被告席上再看到他们，特别不要因触犯同一律条再次受审。

不过我国当局从来没有期求"改造"--即不再次抓捕"五十八条"。我们已经援引过监狱学家们关于这一点的坦率言论。"五十八条"，他们是要通过劳动加以消灭的。我们活了下来，这已经是我们的自发行动。

陀思妥耶夫斯基疾呼："苦役何曾感化了任何一个人？"

俄国农民改革后的立法里也曾包含着改造的理想（契柯夫的《萨哈林岛》整个是以这种理想为出发点的）。但是它顺利地实现过吗？

雅库博维奇对这个问题想过很多，他写道：苦役监狱的恐怖制度只能"改造"那些本来没有堕落的人，但是这种人无需这种制度也不会重新犯罪。对于已经败坏了的人，这种制度只会使他更堕落，逼得他更狡黠和虚伪，尽可能在身后不留下罪迹。

关于我们的劳改营能够说什么呢？监狱学（Gefangniskunde）理论家们一向认为，监禁不应把犯人导致完全的绝望，应当留给他希望和出路。而读者已经看到我们的劳改营专门和正是要把犯人搞到完全绝望的地步。

契柯夫说得对："内省--这才是改过自新所真正需要的东西。"但是我国劳改营的主办者最害怕的正是内省。集体工棚、作业班、劳动集体的任务正是要驱散和打乱这种危险的自我反省。

在我们的劳改营里能有什么改造！只有毁坏：灌输窃贼道德，灌输劳改营的残酷风习，使它成为生活的一般规则（用监狱学家的语言说，它是"犯罪发生地"，也就是犯罪的学校）。

皮萨列夫在结束漫长的刑期时（一九六三年）写道："特别令人难过的是，你离开这儿的时候已经是一个不可治愈的精神残废，你的健康也被营养不足和每时每刻的教唆不可挽救地毁坏了。人们在这里彻头彻尾地败坏。假设这个人在进法院以前是温文尔雅的，现在必定是桀骜不驯。如果一个人连续七年被叫做猪，他最后必定像猪一样哼哼……只有入狱的头一年是对犯罪的惩罚；以后各年只会使他变得凶狠，只能使他渐渐适应环境而已。法律规定的漫长刑期和残忍手段所惩罚的主要是犯人的家属，而不是罪犯本人。"

下面是另一封信："还没有见过什么，还没有做出什么，就要离开生活，而且除了终生日夜盼望你回来的妈妈仍像你幼年时那样为你操心以外，世界上大概再没人关心你，这是痛苦的，可怕的。"

以下是进行过不少思考的亚历山大?库兹米奇?区一九六三年写下的一段话：

"他们把我的死刑改判为二十年苦役，但是说老实话，我并不认为这是对我的恩典……我用自己的皮肉和筋骨体验过现在时兴称为错误的那个东西--它们丝毫不亚于迈丹尼克和奥斯威辛"。你要人怎样区分污秽与真理？杀人犯与教育者？法律与违法？刽子手与爱国者？--如果他正在步步高升，由中尉变成中校，这乱糟糟的一团，你要我这个蹲了十八年监牢刚出来的人怎么弄清？……我羡慕你们这些头脑灵活的有学问的人。你们用不着长久思索就能决定该怎么行动，该怎么适应，而我对这些，说实话，根本不感兴趣。"

说得实在好呀！"我不感兴趣"。难道能说怀着这种心情出狱的人是败坏了？但另一方面他是不是按国家的含意"被改造过来了"？当然不是。对于国家说来这个人简直是毁了。

国家期望（？）的那种"改造"在劳改营里永远实现不了。劳改营的"毕业生"学到的只是虚伪--假装改造好了。还学会冷言冷语地挖苦国家的号召，国家的法律，国家的诺言。

要是一个人没有什么可以改造的呢？要是他压根不是罪犯呢？如果他被捕的原因是向上帝祷告，或是发表了独立的见解，或是当过战俘，或是受老子的株连，或者不过是摊派上的，在这种情况下劳改营能给予他什么？

萨哈林监狱督察官对契柯夫说："如果一百个苦役犯人当中最后能出来十五至二十个正派人，应当感激的与其说是我们采用的感化措施，不如说是俄国的法院，因为它们把这么多良善可靠的分子送来眼苦役。"

如果我们把无辜入狱者的数字提高到总数的百分之八十，这也可以当做是对群岛的论断。但同时也不要忘记，在我们的劳改营里人们变坏的系数也大大提高了。

如果谈的不是为成百万不合意的人准备的绞肉机，不是狠心地把本国人民抛进去的污水坑，而是认真的改造体制，那么这里就会发生一个最复杂的问题：怎么可以按照一个统一的刑法典判给千篇一律、彼此雷同的刑罚呢？因为外表上平等的刑罚对于不同的人，即较有道德的和较败坏的，较细腻的和较粗糙的，有教养的和没有教养的，实际上是完全不平等的刑罚（参见陀思妥耶夫斯基《死屋手记》的多处内容）。

英国思想界懂得了这个道理，他们现在正谈论着（不知道实际做了多少），刑罚应当不仅与犯罪行为相适应，而且也要适应于每一个罪犯的个性。

例如，全面丧失外部自由对于一个有着丰富的内心世界的人比对于一个不成熟的、主要在肉体方面活着的人容易忍受。后者"更多地需要外界的印象，本能更强烈地促使他争取出狱"（雅库博维奇）。对于前者，连单身监禁也感到较轻松，特别是如果有书看。（啊，我们当中有的人多么渴望以这样监禁代替劳改营！身体受到拘束，但是它却为理智和灵魂打开了多么宽阔的境界！尼古拉?莫罗佐夫在入狱之前没有显示过什么特别的素质，最叫人奇怪的是，出狱以后也没有显示出什么特殊才能，可是坐牢时的冥想却使他有可能想象出原子的行星式结构、带不同电荷的原子核与电子--比雷瑟福早十年！但是没人给我们纸笔和书籍，自己仅有的一点也被他们没收了去。）反之，后者对于单独监禁也许连一年也受不了。他简直会像蜡烛一样熔化在里面，他会奄奄待毙。他需要同伴，不论什么人都行。而对于前者来说，不愉快的交往比孤独还难受。另一方面，劳改营（尽管饭给得很少）对于后者比对于前者要轻松得多。四百人一间的工棚，所有人都在叫嚣、胡闹、打扑克、玩骨牌、狂笑、打鼾，在这些噪声之上，还有专以白痴为对象的广播喇叭一刻也不停地发出刺耳的尖叫。（我蹲过的几个劳改营没有安装广播喇叭，这算是对它们的处罚！--我们却因此而得救！）所以说强迫犯人从事过度的体力劳动、强迫犯人成天挤在侮辱人格的闹哄哄的人堆里的劳改营体制正是比监狱更有效的消灭知识阶层的方式。被这个体制虐杀得最快、最彻底的正是知识阶层。

即使关于古拉格群岛的一切主要方面都写到了、读到了和懂得了，但关于我国的自由的真面目是不是有人能洞悉呢？人们是否知道这个几十年来肚子里装着群岛的国家是什么样子？

我身体里曾有一个男人拳头大小的肿瘤。它把我的肚子撑高、变形，妨碍我吃饭和睡觉，我无时无刻不感觉到它（尽管它还不到我体积的百分之零点五，而群岛却占全国面积的百分之百！）。但是它的可怕之处倒不在于它压迫附近的内脏并使它们移位，最可怕的是它分泌出毒素，感染整个身体。

我们的国家也是如此，群岛的毒素逐渐感染了它的全身。天晓得它何年何月才能把这些毒素排除。

我们能不能、敢不敢拒我们过去的（其实和今天也离得不远的）生活环境里的全部卑污描写出来？如果不透彻地揭示这种卑污，写出来的东西必定是谎言。据此我认为三十年代、四十年代、五十年代我国根本就没有文学。因为没有全部的真实就不是文学。今天，人们正采用时髦的手法--暗示、插话、补白、影射--揭示着这种卑污，但结果又得到谎言。

这虽不是本书的任务，但我们不妨试试简明扼要地把自由生活中的某些特征列举在下面。这些特征都是因为与群岛为邻而形成的，或者是与它的格调一致的。

1．永恒的恐惧。读者已经注意到，群岛人员大扩充的年份并不止于一九三五、三七、四九年。逮捕一直进行着，正如没有一分钟不在死人、不在生孩子一样，没有一分钟不在抓人。有时候它逼近某人身边，有时候又离他较远。有时候人以自己没什么危险的想法欺骗自己，有时候他主动去充当刽子手从而减轻了危险。但是这个国家的任何一个成年公民，从集体农庄庄员到中央政治局委员，永远知道，一句话不谨慎，一个行动不谨慎，都会使他落进无底深渊，一去不返。

就和在群岛上每个杂役脚底下都有一个一般劳动的深渊（和阴曹地府）一样，我国每个居民脚底下都是群岛的深渊（和阴曹地府）。看表面，我们的国家似乎比它的群岛大得多，但是整个国家连同它的居民都像幻影似地悬在群岛的血盆大口的上面。

恐惧--并不一概是对逮捕的恐惧。还有一些中间阶段：清洗、审查、填表（常规的表格和特别的表格）、解雇、吊销户口、驱逐或者流放声登记表设计得如此周密详细、追根究底，以致一半以上的居民都发觉自己是有"碴儿"的，无时无刻不在为填表期限快到而犯愁。一旦编造了一个假自传，以后就要努力不要把自己搞糊涂。但危险依然可能突然降临。卡德镇的弗拉索夫的儿子伊戈尔一直填写他父亲已故。他用这办法考进了军事学校。有一天他被叫了去，要他在三天内交出他父亲的死亡证明材料。瞧你怎么交吧！

加在一起的各种恐惧使人们正确地认识到自己的微渺和毫无权利！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娜塔莎?阿尼奇科娃听说她的爱人（未登过记的丈夫）在奥廖尔被捕入狱。她赶到那里去。监狱门前的大广场上挤满了马车。车上坐着穿桦皮鞋和大棉袄的农村妇女，手里拎着监狱当局不肯转交的牢饭。阿尼奇科娃把头伸向阴森的监狱大墙上挖开的小窗户。"你来干什么？"里面的人严厉地问。听她讲了原委，里面的人对她说："莫斯科来的同志，我劝你今天就离开这儿，因为夜晚就会有人来找你！"这类事外国人是听不懂的：契卡人员为什么不就事论事地回答问题，反而给了这么一个人家并没有征求的忠告？他有什么权力要求一个自由的公民立即离开本地？究竟是什么人会来找她？？为什么事？--但是哪一个苏联公民能假装说他不懂这个意思或者说这不像真事？听了这句劝告以后，你反正不敢在一个陌生的城市里留下来！

曼德尔施塔姆说得很好，她指出我们的生活被监狱渗透得这样深，以至于像"抓"、"关"、"蹲"、"放"这一些多意的单词即使没有上下文我们也只会按一方面的含意去理解！

无忧无虑的感觉与我国公民向来是无线的！

2.依附性。如果改换居住地点、离开变得对自己危险的地方以便摆脱恐惧和使自己松一口气都很容易做到的话，人们的行为可能会比较大胆，甚至可能敢于冒点风险。但是在漫长的几十年内我们一直被下面这些规定卡得死死的：任何一个有工作的人不能按自己的意愿离职。还有，人人都被户籍制度栓在一定的地点。还有，你也被住房挂着，这房子既不能卖，也不能交换，也不能租赁。由于这些原因，你在自己的居住地点或工作单位进行抗议，那就是一种发疯的大胆妄为。

3．隐秘性和互不信任。这两种习性取代了我国旧时的（二十年代还没有消失殆尽的）开诚相见与殷勤好客。这两种习性是每个家庭、每个个人的天然保护伞。特别是因为谁也不能自己另找工作，离开本地，因为每件细小的事情都在被人偷看、偷听。苏联人的隐秘习性并不是多余的，而是必不可少的，尽管外国人有时会觉得是超人的。前沙皇军官K?Y全仗着结婚时没有把自己的历史告诉妻子才保住了性命，连一次也没有被抓过。他的兄弟11?y被捕了，被捕者的妻子利用逮捕时她没有和丈夫住在一个城市这个条件，向她自己的父亲和姐妹隐瞒了丈夫被捕的事，以免他们说出去。她宁愿对他们以及所有的人说（并且长期装成）是她丈夫抛弃了她！这是三十年后的今天才说破的一个家庭秘密。而哪一个城市居民的家庭没有秘密？

一九四九年大学生B?H的中学女同学的父亲被捕。在这种情况下所有的人都赶紧躲得远远的，这被认为是很自然的，可是B?H偏偏没有躲开，他公开对这女孩子表示同情并尽力帮助她。这姑娘被他这种异乎寻常的举动惊呆了，她拒绝了B?H的帮助和关心，她撒谎说她不相信她父亲的诚实，说她父亲一定是一辈子向全家隐瞒着自己的罪行。（只是到了赫鲁晓夫时代才谈开：这女孩子当时断定B?H或者是告密者，或者是专门搜罗不满分子的某个反苏组织的成员。）

这种普遍的互不信任把奴役制度的万人坑挖得越来越深。谁一开口大胆而公开地说点什么--大家忙不迭地躲得老远："这准是故意挑动！"这样一来，任何一声冲口而出的真诚的抗议都注定会遭到孤立和疏远的对待。

4．普遍的闭塞。我们互相隐瞒，互不相信，从而自己促成绝对的封闭性、绝对的情报虚假性在我们当中生根。这是以往发生的一切事情--包括成百万人的逮捕以及对这些逮捕的群众性支持--的最根本的原因。我们彼此间互不通消息，既不叫苦，又不呻吟，从别人嘴里什么也打听不出来，只好完全听从报纸和官方演说家们的摆布。他们每天都要塞给我们一点什么刺激情绪的东西，如像五千公里之外的某处发生的火车翻车事故（暗害分子造成的）的照片之类。可是我们应当知道的事，例如我们的楼道里今天发生了什么事，我们却没处去打听清楚。

如果你对周围的生活一无所知，你怎么可能成为一个公民？只有当你自己掉进陷阱之后才会知道真相，可是晚了。

5．告密制度。它发达到了使人无法理解的程度。几十万名行动人员在他们公开的办公室里，在机关大楼的普通房间里，在供秘密接头用的民宅里，不惜纸张和他们无用的时间，孜孜不倦地收买眼线，召他们来汇报。眼线的数量远远超过收集情报的需要。连明知没用的、不适合的、肯定不会同意干的--如死于劳改营的浸礼会长老尼基金之妻这样的女教徒---他们也要去收买，照样叫她站在他们面前受好几小时的审问。一时把她抓进监狱，一时通知厂子里派她干最吃亏的活儿。收买面撒得这样宽的目的之一很明显的是：要使每一个黎民百姓都能亲自闻到告密渠道的气息；要做到在每一群人里、每一个办公室里、每一所住宅里都有一名眼线或者使所有人都担心身旁有眼线。

我可以提出一个自己的粗浅的估计。每四、五名城市居民中必定有一个人一生中至少曾有一次接到过当情报员的建议。也可能超过这个比率。最近期间，我曾在几批前囚犯以及在几批从未坐过监牢的人们当中进行过抽查：我问他们之中有谁、在什么时候、怎么样被收买过？结果发现同我围在一张桌子边的人全都接到过这样的建议。

曼德尔施塔姆找到了一个正确的结论：除了削弱人们之间的联系这个目的之外，另外还有一个目的。凡是被收买过的人由于害怕被社会揭露，必定非常关心现政权的持续稳定。

隐秘性向全体人民伸出了冰冷的触须。它潜入到同事之间，老朋友之间，同学之间，士兵之间，邻居之间，正在成长的少年之间--甚至潜入到内务人民委员部接待室里的送牢饭的妻子们之间。

6．背叛成为生存方式。由于多年不断地为自己和自己的家属担惊受怕，人们开始向恐惧纳贡称臣了。人们发现风险最小的生存方式就是经常地背叛。

最轻微然而也是最普遍的背叛行为就是不直接做任何坏事，但是：对在你身旁遭灭顶之灾的人视而不见，不予帮助，扭开脸，缩成一团。你的邻居、同事甚至你的密友被捕，你一声不吭，装做连看也没有看见的样子（你决不能失去你今天的工作啊！）。在全体大会上宣布了昨天消失的那个人是人民不共戴天的敌人。你虽然跟他在同一张办公桌上趴了二十年，现在却必须以自己高尚的沉默（有时候还得用谴责性的发言！）表明你与他的罪行是多么水火不相容。（为了你心爱的家庭，为了你亲近的人们，你必须做出这个牺牲！你有什么权利不考虑他们！）但是被抓走的人还留下了妻子、母亲、孩子。或许至少该给他们一点帮助吧？不能，不能，太危险：这可是敌人的妻子、敌人的母亲、敌人的孩子（而你自己的孩子还得上好几年学呢）啊！

帕尔钦斯基工程师被捕后，他的妻子尼娜在写给克鲁泡特金的信里说："我现在已经身无分文。谁也不肯帮忙，所有的人都避开，都害怕。我现在总算看到了朋友是怎么回事。只有很少几个例外。"

窝藏敌人的人同样是敌人！帮助敌人的人同样是敌人！与敌人保持友谊的人也是敌人。这家凶毛里的电话变成了哑巴。他们再也收不到信。人家在街上不认识他们，不伸手，不点头。更不用说邀请他们去做客。也没人借钱给他们。生活在一座热热闹闹的大城市里，他们感到是生活在沙漠上。

而这正是斯大林所需要的！他，这个小鞋匠，正在胡子下面窃笑呢？

谢尔盖?瓦维洛夫院士在自己伟大的哥哥被镇压以后当上了科学院的奴才院长。（这也是那位胡子诙谐家为戏弄他而想出来的点子，同时也是对人心的检验。）苏维埃伯爵A?H?托尔斯泰不但避免去看望他被捕的兄弟的家属，而且连钱也不敢给他们。列昂尼德?列昂诺夫禁止他的妻子萨巴什尼科娃去看望她被捕的娘家兄弟C?M?萨巴什尼科夫的家属。

被法西斯法庭开释的波波夫和塔涅夫在苏联国土上以"企图谋害季米特洛夫同志"的罪名被各判十五年徒刑（并在克拉斯拉格服刑）的时候，传奇般的季米特洛夫，这位莱比锡法庭上的吼狮，竟置这两个老朋友于不顾，没有营救，甚至还出卖了他们。

被捕者家属的处境是大家熟知的。卡卢加市的B?H?卡维尚回忆说：父亲被捕后，所有的人见了我们就跑开，好像躲避麻风病人一样。我不得不退学--因为同学们都做得路（新一代的背叛者在成长！新一代的刽子手在成长！）。妈妈被工作单位解雇了。我们只好靠乞讨生活。

民警把一位领着几个小孩子的母亲带到火车站以便把他们送去流放。他们是一九三七年被捕的某人的家属。经过候车室的时候，其中一个小男孩（八岁左右）忽然不见了。民警想尽办法也没有找到。于是就把这个缺了一个小男孩的人家送去流放了。原来这孩子钻进裹着红布的支着斯大林半身塑像的高高的支架里去了。他在里面一直坐到危险过去。事后他走回家。家的门上贴了封条。他去找邻居和熟人。去找爸爸妈妈的朋友。不但没有一家肯收留这个孩子，而且连一个晚上也不让住！他只好自己去投奔孤儿院……当代的人们！同胞们！你们认出了自己的嘴脸吗？

但上面这一切仅仅是背叛行为的最矮的一层台阶--摆脱关系。此外还有多少层诱人的台阶啊？曾有多少人沿着它一级级地走下去啊？那些解雇了卡维尚的母亲的人们不是摆脱了关系吗？不是为迫害他们也出了一份力吗？那些听从行动人员的电话把尼基金娜派去干粗活以便逼迫她当眼线的人们呢？还有那些忙不迭地抹掉昨天被捕的作家的名字的编辑们呢？

布柳赫尔可以说是那个时代的象征：他曾像猫头鹰一样坐在法庭主席团里审判过图哈切夫斯基（不过后者也可能做出同样的事）。图哈切夫斯基被枪毙，布柳赫尔自己的脑袋也搬了家。赫赫有名的医学教授维诺格拉多夫和舍列舍夫斯基也是一样。我们记得他们在一九五二年怎样成了恶毒毁谤的牺牲品，但是他们自己在一九三六年也曾在对他们的同事普列特涅夫和列文的同样恶毒的毁谤上签过名。（伟大的君主在安排情节和摆布人们的灵魂方面进行着反复的演习。）

人们生活在背叛"场"里--他们拿出最有力的论据为背叛辩解。一九三七年一对夫妇预料会双双被捕--因为妻子是从波兰来的。他们俩人商定了个办法：不等人家来抓，丈夫先去告发妻子！这样一来，女的被抓，男的却在内务人民委员部眼里"摆脱了干系"，得以留下。也是在那光辉灿烂的一年，革命前的政治苦役犯阿道夫?多布罗沃利斯基临去监狱之前嘱咐自己唯一的爱女伊莎贝拉说："我们把一生都贡献给了苏维埃政权--一你可不能让别人利用了你的委屈心理呀！你一定要加入共青团！"法院判决并没有禁止多布罗沃利斯基通信，可是共青团要求他女儿不写信。女儿遵照父亲临别嘱咐的精神，脱离了和父亲的关系。

当时有过多少这类的脱离关系的声明啊！-一或是当众宣布，或是在报刊上声明："我，某某，决定自某年某月某日起脱离与变为苏维埃人民敌人的父母的一切关系。"用这个东西可以买到一条命。

没有在那时候生活过的人对这一点几乎是没法理解，没法原谅的。在通常的人类社会里，一个人可以一次也不掉进这种抉择的铁钳而活完他的六十年。他自己确信自己的行为端正，在他坟头上致告别词的人也确信这一点。一个人可以直到离开人世也不知道人会掉进怎样的罪恶的深井。

大片的灵魂疥癣并不是顷刻间就布满了整个社会。整个二十年代以及三十年代的初期，我国许多人还保持着他们的灵魂和原先那个社会的观念：扶危济困，为受难者仗义执言。直到一九三三年，尼古拉?瓦维洛夫和迈斯特依然公开地为全苏植物栽培科研所全体入狱者奔走营救。败坏也得有一个最起码的必要期限，在这个期限到来之前，伟大的机关还是对付不了人民的。这个期限的长短也决定于那些还没有衰老的执拗分子的年龄。对于俄国，这个过程用了二十年。一九四九年，大逮捕席卷了波罗的海各国，他们的败坏过程总共才开始了五六年；时间太短，所以那里受当局迫害的家庭尚能得到各方面的支援。（不过有一个附带的因素加强了波罗的海沿岸人民的反抗：社会迫害是以民族压迫的形式出现的，人们在这种情况下的反抗总是比较坚定的。）

当从群岛的角度评价一九三七年时，我们没有给它戴上荣耀的王冠。但是谈到那一年的狱外社会，我们不得不把这项锈蚀斑驳的背叛行为的王冠奉献给它。可以承认正是这一年摧毁了我国狱外社会的灵魂并使它遭到普遍的败坏。

但即使这样，那一年也还不是我国社会的末日！（正如我们今天见到的，总的说本日从未到来过--俄罗斯的不绝如缕的生命的细丝活到了、拖到了最美好的时光--一九五六年。而到了今天它更不至于死灭了。）反抗没有外露，没有给普遍堕落的时代涂上光彩，但是它的不可见的温暖的血管一直在跳动、跳动、跳动。

在这个可怕的时期，当珍贵的照片、珍贵的信件和日记在担惊受怕的独居中被烧毁的时候，当家庭柜橱里的每一张发了黄的纸片都突然变成冒着死亡的火苗的羊齿草叶，自己争先恐后地飞进炉膛的时候，需要多大的勇气才能在好几千个夜晚不去烧掉，而是保存着被判刑的（如弗洛连斯基）或被公开批判的（如哲学家费多罗夫）人物的档案！利季娅?楚科夫斯卡娅的中篇小说《索菲姐?彼得罗夫娜》在当时看起来一定是一桩多么触目惊心的地下反苏活动的罪证啊！伊西多尔。格利金却把它保存了下来。他在被围困的列宁格勒感到死亡临近的时候，挣扎着穿过全城，把手稿送到了他姐姐那里。

每一个和当局对抗的行动都要求具有和这个行动不成比例的勇气。在亚历山大二世时代私存炸药比在斯大林时代收养一个人民敌人留下的孤儿所担的风险还小。然而有多少这样的孩子被人收养，被人救活。（让这些孩子们自己说出来吧！）暗地里帮助受难者的家属的事情也是有过的。当一个被捕者的妻子排在无希望的连等三天三夜的队里的时候，有人去把她换下来，让她能暖和暖和，睡一睡。也曾有人心里扑腾扑腾地跳着跑去警告别人，告诉他在他家里没下了埋伏，叫他千万不要回家。也还有人给逃亡者提供了栖身所，尽管他自己那一夜通宵没有合眼。

我们已经提到过那些有胆量对处决"工业党"不投赞成票的人。但也有人是为了替一些不引人注目的默默无闻的同事辩护而走进了群岛。子如其父：前面提到过的那个罗然斯基的儿子伊万，因为替他的同事科佩列夫辩护，也遭到了迫害。M?M?迈斯涅尔在列宁格勒儿童出版社的党员大会上挺身而起为"儿童文学中的暗害分子们"辩护，马上就被开除和逮捕。他这样做的时候明知道会有什么后果。在一个军邮检查所（梁赞，一九四一）里当检查员的年轻姑娘暗地撕掉了一封她并不认识的前线士兵写的犯禁的信件。但是别人注意到她把一封信撕掉塞进纸篓。他们把纸片对起来--于是这个姑娘就进了监狱。为一个遥远的陌生人而牺牲了自己！（因为我在梁赞呆过，所以才知道这件事。没人知道的同类事件还有多少？……）

现在把当时的逮捕说成是抽彩（爱伦堡语）倒是很便当的说法。不错，抽彩是不假。但有的彩票的号码是"圈定"的。当时确曾普遍地撒大网，确曾按任务数字完成捕人量，但是他们即刻要抓的是那些敢说一个"不"字的人。结果这仍形成了灵魂的淘汰，而不是简单的抽彩。勇敢分子们被置于刀斧之下，送上了群岛，而一片唯唯诺诺的自由人的社会景象则没有受到丝毫扰动。凡是较纯洁、较优秀的，在我们这个社会里呆不住；而这个社会失去了这些人就变得越来越腐烂。这些人的悄然离去完全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而这却意味着人民灵魂的死亡。

7．败坏。在多年的恐惧和叛卖的环境里活过来的人们只是在外表上、肉体上活下来了。而内里的东西全都在发烂。

所以才会有成百万人同意当眼线。如果说一九五三年以前的三十五年之内，在群岛上服过刑的算上死去的一共有四五千万人（这是很谨慎的估计。这只是古拉格在同一时期的人口数字的三倍至四倍。要知道，战争期间群岛上的死亡率每天通常达到百分少一）。那么其中至少有三分之一的案子或者至少有五分之一的案子是根据什么人的告发并且曾有什么人提供了证明材料的！所有这些人，所有这些使用墨汁的谋杀者今天仍然生活在我们中间。其中有的人造成他们邻人的被捕是由于恐惧--这仅仅是台阶的第一级。另一些人是为谋取物质上的好处。还有一些人，当时是最年轻的，而现在是快拿退休金的人了，他们是怀着兴奋鼓舞的心情进行叛卖的，是受思想意识的促使；有时候甚至是公开在叛卖；要知道，当时认为揭发敌人是对本阶级的光荣贡献！所有这些人今人都在我们中间，大多数活得很得意，我们还欣喜地把他们称为"我们普通的苏维埃人。"

灵魂中的毒瘤也在暗暗地发展，它恰恰损害着灵魂中掌管报答恩情的那个部位。费多尔?佩列古德对米沙?伊万诺夫有衣食之恩；伊万诺夫没有工作，佩列古德把他安置在唐波夫铁路车辆修理厂并且教会他手艺。他没地方住，佩列古德让他搬进自己家，待他如亲人。到头来这个米哈伊尔?德米特里耶维奇?伊万诺夫向内务人民委员部打了个报告，说费多尔?佩列古德在家里的饭桌上吹捧德国技术。（费多尔?佩列古德这个人可不简单。他是机修工、马达工、无线电工、电工、修表反、镜片工、铸造工、模型工、细木工，有二十来种专业。在劳改营里他开设了一间精密机械作坊；他失掉了一条腿以后自己给自己做了一条义肢。）佩列古德被捕，连他的十四岁的女儿也一道被抓。这全是伊万诺夫干的好事！他出庭作证的时候脸上发黑。这说明正在腐烂的灵魂有时候也会透露到脸上来的。但很快他就离开了工厂，开始公开地在国家安全部门工作。后来因为缺乏办事能力而被下放到消防队。

在道德败坏的社会里以怨报德是司空见惯、普遍流动的习性，几乎没人觉得奇怪。育种学家B?C?马尔金被捕以后，农艺学家A?A?索洛维约夫稳稳当当地把他培育出来的小麦品种"泰加49"窃为己有。佛教文化研究所被摧毁（全体主要研究人员被捕），它的领导人谢尔巴茨基院士死去以后，谢尔巴茨基的学生卡利亚诺夫去看望老师的遗孀，说服师母把死者的藏书和手槁全部交给他--"否则不会有好结果：佛教文化研究所原来是个间谍中心。他把老师的著作弄到手以后，用自己的名字发表了其中一部分（还包括沃斯特里科夫的一篇文章），从而出了名。

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许多学术界的盛名也是建立在鲜血和白骨之上的。学生的忘恩负义像一条花斑的带子贯穿于我国三四十年代的科学和技术，这有一个可以理解的原因：当时的科学技术正从真正的科学家和工程师的手里转入乳臭未干、贪得无厌的新提拔的工农干部手里。

所有这些夺来的论文和偷来的发明现在-一追究和列举是办不到的了。可是占用被捕者的住宅呢？可是趁火打劫来的东西呢？这种野蛮风习在战争时期不是成了普遍现象吗：如果谁遭了大难，或是房子被炸、被烧，或是疏散到后方，幸免于难的邻居，普通的苏维埃人，都要在这个时刻竭力从受害者身上捞点好处。

败坏的形式多种多样，不是我们在这一章里能介绍得完的。我们的社会生活总括起来说，就是卖友求荣者受提拔，庸碌无能之辈得胜利，优秀而正直的人成为任人宰割的鱼肉。从三十年代到五十年代，在全国范围内，谁能向我指出高尚的人把卑鄙的无理取闹者打倒、搞垮、赶走的一桩事实？我肯定这样的事例是不可能发生的，正像不可能有哪一道瀑布能例外地从下朝上流一样。要知道高尚的人不会去找国家安全部门，而卑鄙的人则随时可以利用这个机关。国家安全部门既然对待尼古拉?瓦维洛夫这样的人都没有讲客气，还会对什么人讲客气？所以怎么会有瀑布倒流的事呢？

下贱者对高资者的轻而易举的胜利在人群拥挤的首都里翻滚着恶臭污浊的黑浪。但是它在遥远的北方，在诚实的北极风暴下面，在三十年代脍炙人口的神话一般的北极考察站里--那本应是杰克?伦敦的目光炯炯的巨人们在一起抽象征和平的烟斗的地方--也照样散发着臭气。多马什内岛（北地岛）上的北极站里一共有三个人：非党员站长亚历山大?帕夫洛维奇?巴比奇，他是一个享有荣誉地位的老北极探险家；干粗活的工人叶廖明，他是唯一党员，也是该站的党支书（！）；共青团员（也是团小组长！）气象员戈里亚琴科，此人野心勃勃，一心想摘掉站长，以便取而代之。戈里亚琴科偷翻站长的私人物品，偷窃文件，进行恐吓。按照杰克?伦敦的解决办法，就该是两个男人一齐动手把这个混蛋塞到冰层下面了事。但不是这样--而是向北海航道总局帕帕宁发了一封电报，提出有必要调换一名工作人员。党支书叶廖明在这封电报上签了字，但马上就向共青团员表示了忏悔并且和他联名给帕帕宁发了一封内容相反的党团组织系统的电报。帕帕宁的决定是：鉴于集体已经发生分裂，立即撤回大陆。派出破冰船"萨得阔"号去接他们。共青团员分秒必争地在"萨得阔"号上向船政委提供了材料--巴比奇当即被捕（主要罪名：想要把"萨得阔"号破冰船……交给德国人，--说的就是他们现在乘坐的这条船！……），靠岸以后，把他直接送进了羁押室。（如果我们想象船政委是一个正直而有头脑的人，他把巴比奇找来，听取另一方的陈述，结果会如何？但是，这就等于在一个可能的敌人面前暴露揭发材料的秘密！这么一来戈里亚琴科就可能通过帕帕宁把船政委也弄进监狱。系统的功能是天衣无缝的！）

当然，在不是从小就在少先队和共青团支部里教育出来的个别人身上，灵魂还是完好无损的。在西伯利亚的一个火车站上，一个健壮的兵士看到一列运囚犯的火车，忽然跑去买了几包纸烟，跟押解队说好话，请他们转交给囚犯。（在本书其他地方我们也描写了一些类似的场面。）但这个士兵八成不是执勤的，而是回家探亲的，本单位的团小组长不在身边。在部队里他可不敢这样放肆，不然没他的好果子吃。说不定在这种情况下当地的军事纠察机关也会把他叫去盘问。

8．说假话成为生存方式。然而，被恐惧慑服了也罢，被私欲和嫉妒侵蚀了也罢，人们反正不会这么快地就变蠢了。他们的灵魂浑浊了，但理智还相当清晰。他们不能相信世上的天才忽然全集中到一个前额低扁的人的脑袋瓜子里去了。当他们在广播、电影、报纸上听到、看到、读到自己时，也没法相信自己那种愚昧呆痴的形象。倒没什么人强迫他们直言不讳地做出回答，但也决不会允许他们保持沉默！他们必须表态。那么，除了说假话还能说什么？他们必须发了疯似地拍巴掌，好在也没有人要求他们真心。

如果我们读到高教工作人员致斯大林同志的这样一封信：

"我们将不断提高革命警惕性，协助由忠实的列宁

主义者、斯大林式的人民委员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叶

若天领导的我国光荣的侦察机构从我国高等学校以及全

国把托洛茨基-布哈林集团的以及其他的反革命败类清

除干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