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我一生只写一本书，那就是这本书。过去与现在总是交织在一起，难解难分。写完《夜》后，我的其他作品全都带有这本书的深刻印记，不管是关于圣经的，还是关于犹太法典的，或是关于哈西迪教义的。如果人们没有读过我的第一本书，就很难理解我的其他书。

我为什么要写这本书呢？

我为什么要写这本书？为了不至于发疯？或恰好相反，为了理解疯狂的本质，为了理解历史和人类意识中突然迸发出的狰狞可怖的疯狂？

还是为了留下一份文字遗产，一份记忆，以防历史重演？

或者仅仅是想保留一份苦难的记录？我在少年时代亲历了那场苦难，此前，我对死亡和罪恶的全部理解仅限于文学作品的描述。

有人说我就是为写这本书才活下来的，我不能肯定。我甚至不知道自己是怎样活下来的，那时我体质羸弱，胆战心惊，也几乎没刻意做什么事来救助我自己。难道是奇迹吗？当然不是。如果上苍能为我展示奇迹，为什么不为更有价值的人展示奇迹呢？这仅是一种机遇而已。但是，既然活了下来，我就得活得有意义。难道是为了悍卫这种意义，我才将原本无意义的人生经历诉诸笔端吗？

我扪心自问，不得不承认，我不知道，不知道当初写这本书有什么目的。我只知道，假如没有这份记录，我作为作家的一生，或者我的整个一生，就会与现在大相径庭。敌人若能把罪恶从人类的记忆中全部抹去，他们就取得了最后的胜利。作为见证人，我坚信自己有责任有义务不让他们得逞。

近些年来，许多文献重见天日，这些证据表明，纳粹刚一掌控德国的政权，就要建立一个不给犹太人生存余地的社会。在他们行将灭亡前，纳粹改变了目标：他们决定留下一个毁坏殆尽的世界，在那里，犹太人似乎从来不曾存在过。这就是为什么在俄罗斯、乌克兰和立陶宛，冲锋队到处实施“最终解决方案”，他们调转机枪，戕杀了上百万犹太人，男女老少一个不留，抛尸在巨大的万人坑中，那些坑是受害者临死前刚刚挖成的。一些小分队把尸体从坑里拖出去烧掉。于是，有史以来，犹太人第一次遭到两次戕杀，并且被剥夺了埋尸的墓地。

显而易见，希特勒及其帮凶们发动的战争不仅是针对犹太人的，也是针对犹太宗教、犹太文化和犹太传统的，甚至是针对犹太记忆的。

我坚信这段历史迟早会受到公正的审判，我必须出面作证。我知道自己有许多话要说，却苦于找不到恰当的字眼。我痛苦地意识到自己的能力不逮，语言成了一种障碍，我只能望洋兴叹，显然需要发明一种新的语言。但是，怎样才能让受到敌人亵渎和曲解的语言恢复活力并加以改造？饥饿——焦渴——恐惧——押送——大挑——焚烧——烟囱，这些词都有自身的意思，但在那个时代，它们全都另有所指。我用母语写作——那时我的母语濒临灭绝——我写一句停一停，一遍一遍地重来。我常常想起另一个词，另一种意象，另一种无声的哭泣，但仍然觉得词不达意。那是什么东西？它在冥冥中潜行，因为害怕被篡改、被亵渎而隐藏在黑暗中。词典上的词汇空泛苍白，没有活力。我们坐在封闭的牲口车里，不知去什么地方，怎样描述那次最后的行程？或者，在疯狂的、阴森森的天地间，人性与非人性全都颠倒，组织严密、颇有教养、身穿制服的人一过来就大开杀戒，天真的幼童和疲弱的老人全都走向死亡，这又该怎样描述？在烈焰蒸腾的夜晚，无数亲人一夜之间被强行分离，整个家庭、整个社区支离破碎，那是怎样一幅惨景？一个窈窕妩媚、举止得当、金发赪颜、面带微笑的犹太小女孩，与母亲一起到达目的地，当夜就被处决，谁能相信这是事实？每当想起这些，人们怎能不惶然悚然、肝肠欲断？

凭心而论，那时的目击者都认为，至今依然认为，别人不会相信他们的见证，因为那样的事件发生在人类最黑暗的地带。只有到过奥斯维辛的人，身临其境的人，才知道事情的本真面目，别人则永远不会知道。

人们最终会明白真相吗？

人们通常会帮助弱者，救死扶伤，保护幼儿，尊重老人的智慧，那些男男女女们能明白曾经发生过的事情吗？他们能否理解在那个可恶的天地里，手握生杀予夺大权的人曾经怎样蹂躏弱者，怎样杀戮儿童、病人和老人？

有过这种人生经历的人，不论多么艰难，都无法缄口不语，一有机会就会说出真相。

所以我韬诲隐忍，我相信沉默是金，沉默可以掩盖言辞，并超越言辞。我一直认为，撒满骨灰的勃肯诺田野比有关勃肯诺的任何材料都有分量。虽然我做了种种尝试，想要讲出难以言传的事情，却依然不够理想。

我用意第绪语写出了《但世界沉默不语》的手稿，然后把它译成法文和英文。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信奉天主教的法国大作家佛朗索瓦·默里亚克，坚持不懈为此书的出版四处奔波，但是，不论在法国还是美国，每个大出版商都把稿件退了回来。这又是为什么？经过一个月又一个月的信函往来、电话交谈和登门高谈，他终于成功了，此书得以出版。

虽然我做了大量删节，意第绪文的原稿依然太长。子夜出版社规模很小，但声望颇佳，杰罗姆·林登是该社传奇式的领导，他担任了本书法文版的编辑，他又对法文译稿大加删节。我接受了他的决定，因为担心有些东西过于冗长，惟有素材才是最重要的。我更担心自己讲得太多而不是太少。

举个例子，在意第绪文版中，本书的开头是几段悲观的沉思：

太初有信——却很幼稚——有信任——却是徒然——有憧憬——却很危险。

我们相信上帝，信任人，在我们的想象中，人人都被付予了舍金纳的神圣火花，我们的眼睛和心灵都能看见上帝的形象的光影。

这就是我们苦难的本源，如果不是原因的话。

在意第绪文原稿中，有些段落谈到了我父亲和犹太人的解放。为什么新译本不包含这些？或许，这些段落太私人化了，只与个人有关，它们应当消融在字里行间。但是：

我记得那个夜晚，我一生中最令人惶然悚然的夜晚。

“……埃利扎，儿子，过来……我要跟你说点事……只跟你一个人说……来，别离开我，埃利扎……”

在极度悲伤的时刻，我听见了他的声音，也明白了他的意思，但没有动。

叫我到他身旁，那是他在极度痛苦中的最后愿望，那时，灵魂正从他破碎的躯体中挣扎出壳——而我却没有让他如愿。

我害怕。

害怕挨打。所以，我对他的呼唤充耳不闻。

我没有冒着丧命的危险跑到他身旁，抓住他的手安慰他，告诉他我没有抛弃他。我就在他身旁，感受到了他的痛苦，但我没有这样做，我依然躺在床板上，请求上帝别让父亲喊我的名字，不要呼喊。我怕极了，怕党卫军大发雷霆。

实际上，父亲已经丧失了意识。

但是，他那揪心扯肺的声音穿透了岑寂，依然在召唤我，仅仅召唤我一个人。

“怎么搞的！”党卫军突然发起火来，使劲打父亲的头，“安静点儿，老家伙，安静点儿！”

父亲已经感受不到棍棒的打击了，我却感受到了。但是，我没有任何反应，听任党卫军殴打父亲，我感到他就在死亡的魔掌下。更糟糕的是，我很生气，因为他的呻吟和呼唤激怒了党卫军。

“埃利扎！埃利扎！来，别离开我……”

他的声音那么远，又那么近，但我一动都没动。

我绝不会宽恕自己。

我永远不会宽恕把我推向绝境的世界，它把我变成一个冷漠的陌生人，唤醒了我内心深处最卑劣、最原始的本能。

我的名字是他的遗愿。我却没有对那声呼唤做出回答。

在意第绪文版中，本书的结尾部分没有采用镜像式的手法，而是对现状做了忧郁的反思：

迄今为止，布申瓦尔德集中营关闭不到十年，我却发现世人遗忘得极快。今天，德国是个主权国家，德国军队复活了。伊尔斯·鲍什——布申瓦尔德那个臭名昭彰的施虐狂，已被允许生儿育女了，过上了舒适的日子……战争罪犯们在汉堡和幕尼黑的大街上信步徜徉。过去被抹煞了，无声无嗅地泯灭了。

今天，德国和法国，甚至美国，都有一些反犹太主义者，他们对世人说，六百万犹太人惨遭杀戮的“故事”只不过是一场骗局，许多人不了解真相，很可能信以为真，不是今天就是明天，要么就是后天……

我并不天真，认为一本薄薄的小书就能改变历史的进程，唤醒世人的良心。

书已经不像从前那样有影响力了。

今天缄口不语的人明天依然会缄口不语。

读者有权力问，老译本已经流传了四十五年，为什么还要搞一个新译本？如果不是因为信念，不是因为旧译本不够好，我为什么要等待如此之久，才用一个更优秀、更贴近原作的译本替代旧译本？

我想这样回答，早先我是一个无名无嗅、初出茅庐的作者，我的英语不大好。当英国出版商告诉我他找了一个翻译后，我已经求之不得。后来我读了那个译本，感觉也不错，但之后再也没有读过。自那以后，我的许多作品都由妻子玛莉昂担任翻译，她了解我的声音，比别人译得更好。我很幸运，当法拉、斯特劳斯和吉罗斯请她准备一个新译书时，她欣然接受了。我相信读者会欣赏她的译作。实际上，正是由于她孜孜不倦的编辑和加工，我才能够改正和修订许多重要的细节。

于是，我重读了多年前的旧作。我很高兴没等多久新译本就出来了，但我还是颇感困惑，我的文字贴切吗？我谈到了我在集中营度过的第一个夜晚。在带有倒刺的铁丝网里，我看见了活生生的现实。一个“资深”囚徒劝告父亲和我不要说出自己的实际年龄，我父亲应当把自己说得年轻一点儿，我要把自己说得年长一点儿。接下来是“大挑”，人们在冷漠无情的天穹下，排着队朝远处的黑烟囱走去，一些婴孩儿被扔进燃烧的沟渠里……我没有说他们是被活生生扔进去的，我只是那样想。但我还是说服自己：不，他们死了，不然的话，我肯定会发疯。但是，同伴们都看见了婴儿，他们被扔进火里时还活着。历史学家们，尤其是台尔佛德·泰勒证实了这一点。看来，我没有精神失常。

在结束这篇导言前，我认为有一个问题很重要，我强烈地感受到，书与人一样，各有各的命运，有些书使人悲伤，有些书给人快乐，有些则二者兼而有之。

我刚才提到，四十七年前，《夜》的出版在法国屡受挫折。此书虽然好评如潮，销售情况却差强人意。它的题材让人毛骨悚然，引不起人们的兴趣。如果某个拉比在布道时偶尔提起这本书，人们就会抱怨“让孩子们承载犹太人过去的悲剧”没有意义。

后来，情况大变。人们接受了这本书，其程度大大出乎我的预料。今天，美国的中学生们和大学生们，还有其他人，都把这本书当作教科书来读。

怎样解释这种现象呢？首先，公众的态度有了重大转变，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那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或在战争中出生的人对所谓“大屠杀”很漠然很冷淡。现在的情况却大不一样。

以前，几乎没有哪个出版商敢于出版这类题材的书籍。

今天，大部分图书目录都有这种书。学术界的情况也同样如此。以前，几乎没有什么学校开设有关这类内容的课程。今天，许多学校都开了这类课程。说来奇怪，现在这种课居然大受欢迎。奥斯维辛的题材成了主流文化的组成部分。电影、戏剧、小说、国际会议和展览会层出不穷，国家官员们全都出席有关的纪念活动。自从华盛顿的美国大屠杀纪念博物馆于1993年开馆以来，它已经接待了两千二百多万观众，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例子。

或许，公众知道幸存者的数量与日俱减，愿意聆听幸存者们讲述即将逝去的往事。当然了，说到底，这一切都涉及到对往昔的追忆，涉及到它们的本源、重要性和影响。

显而易见，对于愿意提供证据的幸存者来说，为死者和生者提供历史见证是一种责任。他没有权力剥夺后代人对过去的回忆，它属于我们的集体记忆。忘记过去不仅是危险的，也是有害的，忘记死去的人无异于对他们的二次戕杀。

有时人们会问我听没听说过“奥斯维辛应答祈祷”，我回答说，我不仅没有听说过，甚至不知道这样一场重大的悲剧竟然有应答祈祷。我只知道责任需要“回应”。每当我们提及那个罪恶与黑暗的时代——它是那么近，又是那么遥远——“责任”才是关键词。

目击者必须挺身而出做见证人，为了今天的年轻人，为了明天即将出生的孩子，他不想让自己的过去成为他们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