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尼阿明神父，一个心地真诚、纯净的神父，昨天下午在他主持的那座教堂中一个僻静的副祭坛上为我施了洗。他客气地转过头去，不看我这罪恶的身体，同时将圣水洒在我的身上，一位在教堂里当杂工的老太婆，像是一朵长满铁针的上帝的蒲公英，她拉开我内裤上的皮筋，好让圣水冰到我的隐私之处。

尽管怀孕了，可我看上去还像个小姑娘，只是一对乳房变得沉重了，吊在那里，像是别人的。

穿一件带有细腰带的白色连衣裙，腿上绷着白色的连裤袜，脖子上系着蓝色的小围巾，我像是生出了翅膀，既轻盈又温柔，从教堂里飞了出来，去迎接太阳、槭树和乞丐，去迎接墓地的十字架、树枝和黑色的围墙，去迎接并不肥沃的秋天土地的气息以及火车的轰鸣。作为一个东正教会的女儿，一个温顺的信徒，我宣布停止我那些有违教规的小战争，请求敌人的原谅，一有事情，我就跑来请教维尼阿明神父，他身上总有一种非现代的、让人入迷的神性。我不愿意与任何人为敌，也不愿去责怪任何人，我自己将变得纯洁起来，即便我还会犯罪，可我如今毕竟已靠近了上帝，依靠上帝，我所有的疑虑都将迅速地消散。我今天比昨天更有信仰！明天，我的信仰将比今天还要多！

丽杜拉来了，她很嫉妒。她也想去受洗，可我不想把她介绍给维尼阿明神父，因为她还不成熟。——如今，各种诱惑有可能变得更加诱人，——维尼阿明神父叹息着对我说道。——你要和那些诱惑进行斗争！要有警惕性！——我明白！——我回答。

丽杜拉抱怨我也是白搭。

主啊！我不知道怎么向你祷告，原谅我，这不是我的错，没有人教过我，我的生活是在远离你的环境中度过的，脱离了方向，出现了灾难，所以我明白了，除了你，我没有人可以求助。我不知道，你是否真的存在，虽说，你更像是存在着的，因为我非常愿意你一定存在过。如果说你不存在，我是在向虚空祷告，那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各种各样的人，俄国人和外国人，残疾人和院士们，老太婆和年轻一些的人，从很早很早的时候起，就一直在不断地建造教堂、洗礼孩子、画圣像、唱赞歌呢？难道这一切都是白做的吗？不可能。我永远都不会相信，说这一切都是连续不断的欺骗，是突然会受到嘲笑和贬低的普遍的短见！

当然，你可以反驳我，说我在跑到你这里来之前，离你很远，曾经沉湎于各种开心事，唱歌跳舞。但这难道不好吗？难道不能唱歌跳舞吗？难道不能有过失吗？你也许会说：不能！你也许会说：你没有按照福音书上写的规矩去生活。可我并不知道福音书上都写了些什么些规矩啊。那怎么办？如今我死后就得下地狱，永远受罪？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可有多么残酷、多么不公平啊！如果有地狱，那就是说，你是不存在的！

你不过是在拿地狱吓唬我们。你说说看，我猜对了吧！但是，如果我猜错了，地狱还是有的，那么，就请你用神的意志把它取消吧，赦免有罪的人们吧，他们中的许多人已经在这里被关了很久了，请快宣布吧，别再隐藏，你干吗要隐藏了这么多个世纪呢，要知道，正是由于你的隐藏，众人才犹豫不决，才互相仇恨！快给个信号吧！

你不愿意？你认为我们不配？如果是这样的话，就请你解释一下，我们在这里的目的是什么，你为什么要把我们创造成这样的恶棍？不，如果是你把我们创造成了这样的恶棍，那么试问，干吗又来冲我们抱怨呢？我们没有过错。我们只想生活下去。

取消地狱吧，主啊，今天就取消，现在就取消！否则我就不再信仰你了！我向你发出这个请求，并不仅仅因为我在为自己担忧，而且也因为众人都上不了天堂，而且更因为我们也上不了天堂，让我们去天堂吧！……

要不，你就是认定，我是怕莱昂纳狄克？害怕他的来访？当然，我害怕！就是因为害怕，我才住到了丽杜拉这里，她也想受洗，但那仅仅是为了赶时髦，可她还不够成熟，请你相信我的话！但是，就算我害怕他，那也不是因为他可怕：我只是不想见到他，而他，恰恰相反，是个不很可怕的人，只有他的指甲有些可怕，可是就整体而言他却比从前温柔了一些，我一时慌乱，干了蠢事，我怕他，是因为我有可能支持不住，是因为，我只对你坦白，我有可能接受他的建议。这个孩子呢，如果我留下他，那么他是谁？回答我！我是否会与他分离？但是，对于我独立于各种生活之外的生命，对于除了生活我还活着这一事实，这难道不是惟一的见证吗？

等等，我还没有拿定主意，我求你，如果这也受你控制的话，其实一切都受你控制，你让他暂时别来，拦住他，我求你啦，让我自己来决定，请你带走我的恐惧！

祷告进行得不是很流畅，虽说我从来都不是一个爱吵闹的女人，一次也没有招惹过已婚男人，但是不能惹我生气，否则我会作出同样的回击，我甚至打过达托的耳光，当时他为了气我，和一个妓女发生了关系，尽管他还在激烈地矢口否认，似乎他俩没躺在沙发上做过那些姿势很不雅观的动作，似乎我没有亲眼看见，我已打算原谅一切，把责任都推到那个头发油腻的烂货身上，那个烂货早就从舞台侧面接近了他，盯着他的脸，说一些空洞的闲话，那些闲话的对象是显而易见的，于是，我对达托发出了警告：瞧，我是爱吃醋的！我不会放过你的！我无法忍受！——而他却摆出一副茫然无知的面容，敷衍其事，带着那副同样茫然无知的面容，他在其犯罪现场看着我，就像当初他父亲维萨里昂撞见我俩时一样，当时，我正在给他这个傻瓜熨衬衫，而他却从后面冲了过来，就像一头雪豹，一下就找到了位置！他站在那里，用他那富有乐感的嗓子唱起俄国民歌来，而且是用英文唱的，他喜欢把俄国民歌改编成英文，于是我们哈哈大笑起来，不过，这并不完全是达托：这是那个男孩瓦洛杰奇卡，个子和我一样高，却是一个很有技术的男孩，已经在负责和国外做生意，我和他一起在雅尔塔休过假，住在一个非常豪华的大饭店里，一个英国人，两个孩子的父亲，敲了537号我房间的门，提出要和我做爱，这时，他老婆正在楼下的外汇酒吧里着急呢，但我连眼皮都没有抬一下，就在这时，瓦洛杰奇卡打算去旅游，来叫我去，可是我却摆摆手拒绝了：这有什么了不起的！我是一名空姐，我到过世界各地的许多机场，到过索马里，到过马达加斯加，到过达喀尔和火地岛，我想对他的邀请啐上一口，可他却几乎没觉得惊讶，把我的话都当真了，他也曾经乘飞机路过达喀尔，这次他是请我去突尼斯：你别担心，那里的一切都和白人世界的一个样。——我在考虑是否接受邀请，虽说他的个子和我一样高，比我还小六岁，可他已经很有技术了，几乎和达托一样，只不过达托更喜欢瞎折腾，更喜欢咬上几口，逗我开心，就在这个时候，当我已来到犯罪现场，当他那个善良的屁股正在闪烁着匀称的光泽，他还带着一种军人般的顽固在百般抵赖，虽然我已经找到了证据，在请那个年轻的妖精赶快走开！——喂，您真不害臊啊，姑娘！您难道真不害臊吗？——而她呢，一点也不感到难为情，走到镜子前面去梳那油腻的头发，去化妆，还嘻嘻地笑着，就像我和达托当时那样，当格鲁吉亚的区检察长维萨里昂老爸突然闯了进来，用男低音说了一声：啊哈！——我在音乐声中熨着衣服，因为我的达托是个国际级的管风琴演奏家前文曾说他是个小提琴手。，永远在各地巡回演出，也总是揣着我的一张照片，那张照片是用一架一次成像的相机拍的，当时我在莫斯科郊区阿尔罕格尔斯科耶的一家餐馆里刚吃完饭，一副醉醺醺的样子，我不知为何把照片给他看了，他说：这人是谁？——他指着一个他不认识的男人，那个他不认识的男人的脸上有一种甜蜜的放松表情，这是男人们在这种场合都会流露出的一种神情。这关你什么屁事？我想夺回来，可他却不让：让我保存着吧，装在钱包里，等你妈来了，还可以看到——于是，就装进了钱包，我来不及抢过来，于是，那照片就乘着各种飞机走遍了半个世界，到过索马里，到过马达加斯加，到过达喀尔和火地岛，成了拉斯帕尔马斯西班牙的一个城市。世纪空难的见证人，而我却无动于衷地说：空姐。我的走路姿势，看出来了吗？——他看出来了。就这样，我和他一起逛遍了整个雅尔塔，维萨里昂老爸却出现在了门口：啊哈！——而达托却一声不吭，他是一个很严谨的人，虽说是个格鲁吉亚人，但顺便说一句，格鲁吉亚人中间也不乏严谨人士，这我自己看了出来，但只要一有点什么事情，他们就要动刀子！虽说同样，也不是所有人都这样，但那个年轻的妖精说了声“再见”，走出门去，无羞无耻的样子，我甚至感到吃惊，我想：哇，有水平！洗都不洗一下，真是无耻，音乐会上，我让达托背对着她，他似乎也没看到她，可是当我们坐上汽车，沿着鲁斯塔维里街开去，这条街很棒，商店一直开到半夜，这时，我一看：她已经坐在了我们的车里，达托仰坐在中间，在两个姑娘的中间，就像一位园丁。不，我说，达托，这样不行，可他俩却已经亲吻上了：她吻着他的嘴唇，像只虱子一样在他的裤子上乱爬。转过身来，亲爱的！他腾不出手来，但还是转过了身。我对着他的脸就是一下，他抓住我的手：你干吗？我说：你把我和什么人相提并论了？——然后，咬了一口！他甚至委屈得哭了几声，一副神经质的样子，和许多音乐家一样，可他却喜欢各种各样的怪主意：没有撕碎照片，没有嫉妒得大喊大叫，相反，他却把那张照片装进钱包，带着它周游世界，而她刚刚出门，他就开始否认一切，说什么事都没有过。什么叫什么事都没有过？！我甚至失去了知觉。而他却唱了起来：

来吧，玛路霞，带来一只鸭。

我们来吃鸭，我们来睡觉。

住口！我说，瓦洛杰奇卡，你首先要赢得下流的权利！关于骂人话我也会说出同样的意思来，我以前从不说骂人话，总是尽量避免，认为那是没有教养的表现，可克休莎却解释说，当一个字眼重新获得它的原始意义，就具有了某种优势：这就叫爽！从来不说骂人话的只有教师阶层，他们根本不懂什么叫“爽”。是的，我的克休莎在这里没有说错，至于她为什么要骂法国人，却是一个天大的秘密，不久前她又去了美国，她对我说道：那儿更糟，一个完全没有文化的民族，和我们一样，只不过要富裕一些，他们还很为他们的真诚而骄傲。他们说，我们是真诚的，我们的真诚超过任何人，我们也没有各种各样的情结，但是，她说，他们中间有太多真诚的傻瓜了，这简直像是一种流行病。如果相信她的话，那么，飞回巴黎之后，她甚至连呼吸都觉得更畅快些了，美国人，她说道，一个叫人讨厌的民族。瞧他们那趣味！……在巴黎，她说，隔着两里路就能认出他们来。在博物馆里，他们就像猴子似的，戴着耳机走来走去。戴着什么样的耳机啊？我不喜欢她的话，越听越不喜欢！你去排排队，我说，跑到药店去买些药棉，我说，你愿意为一双靴子花掉两百卢布吗？——她生气了。她说，我从来不排队，没有橘子我也能活下去：就吃奶酪！这回轮到我了，我也生出一股怨气来：克休莎，你别碰美国人！一个迟钝的民族是登不上月球的。虽说，另一方面，那耳机又是怎么回事啊？这是一种习俗，她说，你去博物馆，拿上一个导游录音机，那录音机就会唠叨个不停，而你就戴着耳机听。就这样，她解释道，那些美国人就一个跟着一个，从一幅画走向另一幅画，就像发条玩具一样，头上还戴着耳机。他们皱着眉头，一脸的傻相。那个机械导游对他们发出口令：向前一步！他们就向前迈一步。请走近画作！他们就走近画作……退后！请退后两步！他们就后退……现在去另一个展厅。三号展厅。他们就走向三号展厅，放过了他们还什么都没看的二号展厅，因为给他们下达了直接去三号展厅的命令。瞧，这不都是些白痴吗？我为那些人感到生气，我说，在这里，除了进步，我没有看到任何可耻的东西，我自己也会戴上那种耳机，幸好，我在中学时就记住了英语，我甚至能用英语唱一段民歌：

来吧，玛露霞，带来一只鸭……

瞧，他要她带一只鹅给他，鹅，您明白吗，是一只鹅主人公错将英语中的“鸭”当成了“鹅”。！“我们来吃”，就是要吃掉这只鹅，然后——那个英国人瞪大眼睛，绷紧浑身的肌肉，他不理解幽默，他眨着眼，彬彬有礼地微笑着，一点幽默感也没有，不过，我说，许多问题都取决于同伴：如果同伴不坏事，民歌有时甚至能成为一部高度艺术性的作品，它来自于民间生活的深处，因为，我根据自己的亲身体验确知，民间生活是一个矛盾的现象，一个难以穷尽的现象。民间生活中有一些好的方面，它们使我走向爱国主义（我是一个爱国主义者），但是，其中当然也有一些完全失败的东西。比如，犹太人就说我们脑袋迟钝，说世上再也没有比我们更迟钝的民族了。你们得了吧！我们这个民族是不太机灵，尤其是在乡下，那里的生活甚至低于贫困线，但从另一方面来看，如果他们生活得好一些，能够吃上柑橘、核桃和肉，那结果又会怎样呢？伊万诺维奇两兄弟（他俩是记者）曾经对我解释，人民即便是愚蠢的，他们仍然是天赋智慧永不枯竭的宝库，但一旦他们不再喝酒，生活脱离了贫困，他们就会立即丧失智慧，同样也会丧失其他的美德，因为，灵魂只有在节制中才能保持纯洁！不错，我对他们说，比如说我，就没有低级的物质欲望，而此刻，在受了洗之后，我更会举起双手赞同道：这是一个注重心灵的民族！而克休莎关于美国人的那些话是白说的，美国人也是一个很好的民族，不过我们要更好一些！我这样说，是以一名东正教会女儿的身份，而不是作为一个叛教者，当我跪下来祷告，看着那些圣像，却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才好。梅尔兹里亚科夫悄悄地对我说：祷告！祷告！我说：我祷告着呢。而我自己却只在搅动教堂里的空气。但是，当神父维涅季克特出现在我的道路上，我便渐渐地分辨出了美丽，感觉到并不肥沃的秋天大地的气息，落叶飘向那秋天的大地，脚下是一张即将织就的黄色地毯，你走在那张地毯上，已经不属于你自己了，心里充满欢乐，耳畔传来歌声，似乎，他们关闭了外省通向首都的入口，在举办一次永不停止的奥运会，事情还会变得更好，因为，我能凭借自己的生活经历这样说，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他们就会变坏，不愿在抢购一番之后再回去，尤其是那些怀有各种企图的人，那些还没有彻底堕落的人，首都把他们弄得糊里糊涂，使他们腐化了。要进入莫斯科，你得弄张签证，然后你就去吧，否则的话就待在家里，哪儿也别急着去，要不，你就会在夜里做梦，有时还会在梦里喊起来，到莫斯科只有一夜的路程，而且，我还要举出这样一个事实：开向那里的火车都装得满满的，没有空座位，就像在地铁里一样，旅客们就睡在行李架上，而返回时，一节普通车厢里往往几乎只有我一个人。与此同时，我们那座城里的人口却没有减少。我结过两次婚，也就是说，是在二十三岁之前，两次结婚都是犯傻，但是问题并不在这里：我去莫斯科是为了逛逛那里的剧院和餐馆，让心灵休息休息，我越来越频繁地去探望一些人，认识的人也多了起来，更主要的是，我的亲爷爷就住在莫斯科，他有一套两居室！一个人独住！！！——真是一个罕见的现象！这不，他的妻子，也就是我的奶奶，已经死了，可我还得在那最最穷困的外省小城里消磨时光！当然，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有一位住在莫斯科的亲爷爷，他是一位老斯达汉诺夫工作者“斯达汉诺夫运动”中的先进工作者，这一运动是苏联为提高劳动生产率、更好地利用技术设备自1935年起开展的一场革新者和先进生产者的群众运动，运动以其发起者、顿巴斯矿工斯达汉诺夫（1905/06—1977）的姓氏命名。，身体不好，需要照顾，不过他的儿子，也就是我那位不走正道的老爸，却发了疯，离开了莫斯科，永久地陷在我们那个古老的城市里，成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渣滓。我感觉他从前犯过罪，可根据一个不成文的协议，家里从来不谈论这件事，老爸并非偶然地成了独眼龙，也就是说，的确只有一只眼睛，另一只眼是假眼，那只假眼很小，装得很不成功，就为了他那只假眼，我在学校里从一年级开始就遭人嘲笑，但是，爷爷却一直理智地对此避而不谈，现在，母亲在信中写道：他躺在病床上，心肌梗塞了一大块，也许马上就会死，我哪里知道？我住在丽杜拉这里，虽然我讨厌住在丽杜拉这里，他妈的！我的母亲使了些心计，过去，由于年少无知，我戴着红领巾跑来跑去，对父亲的过去一直不了解，而当父亲的过去以一种直接的方式突然出现在我面前的时候，我想道，他就是这样对我进行教育的，在我有了过失或成绩不好的时候他就是这样惩罚我的，就应该这样，我没能马上搞清楚，我也许很久也搞不清楚，我两眼一抹黑，母亲在上班，什么都不知道，可有一天她 回来得不是时候，于是她透过飘动的窗帘看到了一切，她立即跑到警察局去报案，于是我想：瞧，现在他俩肯定要相互杀死对方的，结果他们大吵了一场！据说，父亲当过红木木匠，家里有这么一个传说，可是我却从来没见过他手里拿过一块红木。

但是，他俩却没有相互杀死对方，他俩一直好好地活到了今天，而爷爷，——爷爷怎么啦？——依然是一个亮点。不过，心肌却梗塞了一大块。当母亲决定来这里，打算移民去以色列，还想在我的不幸上面瞎搅和，她说，我们的父亲路已经走到头了，那只假眼上次给弄丢了，新的还没买到。至少，不能排除老爸坐过牢的可能性，原因是什么我却不知道，也许，只是有人想让他坐牢，他就赶紧溜走了，跑到那个偏僻的地方，在那个地方，由于他这个独眼的败类，我从一年级起就受到嘲笑，常被弄得号啕大哭，当时，我的个头罕见地高大，满脸傻相，梳着两个小辫，常常歪斜着脸露出胆怯的笑容。我非常害羞，害羞到极点，在女澡堂里都不好意思脱衣服，在内心里始终是这个样子，只有莫斯科才将她那都市的光芒洒在了我的身上，而我也深深地爱上了莫斯科！

我离不开莫斯科，就像是染上了毒瘾。我对你们说：我常在夜里出来闲逛，吓着了我的丈夫，尤其是第二个丈夫，在城里他甚至也很有名气，因为他是一个足球运动员。我，就像大家所说的那样，背叛了他，当时他因肺炎住进了医院，我倒是很乐意不背叛他，可是他自己却在我身上点燃了那种烈火，我克制自己，克制自己，但还是坐立不安：我梦见的不再是莫斯科，而尽是鸡巴，一堆一堆的，就像是粗杆蘑菇，我常常大汗淋漓地醒来，太可怕了！糟糕的事情并不在于背叛，而在于背叛得并不成功，我选择的对象来自另一个运动队。那个对象，自然要自我吹嘘一番，把这件事告诉给所有人。我们那个城市不大，大部分房子都是用木头建造的，还有一个带有一双小翅膀的古老城徽。我们家那位运动员听到了城里的流言。我被狠狠地揍了一顿，我居然没有残废，这真是一个奇迹！简直是一个奇迹！虽说我的鼻梁上留下了一个伤疤，就像是一个来自足球界的问候。

伤疤倒没什么，还能添加些韵味，可冷嘲热讽我却忍受不了，于是就跑到莫斯科，跪倒在爷爷的脚下：你让我来照看你吧！态度严厉的爷爷，担心我会变坏。我以父母的健康起誓，如果我骗了老人，那也完全不是蓄谋已久的。就是到了今天也还是弄不明白：究竟是谁骗了谁？因为，爷爷当然可以不在会上说他病了，他是个老人，他们又不能拴根绳子把他拽到那里去，结果，似乎是他在保护我，——这还是已故的奶奶说过的意义双关的话。唉，上帝保佑他，在我和克休莎躺下并相互拥抱着的时候，我无意中问道：喂，纽约怎么样？那些摩天大楼让人心里很压抑吧？——不，她回答，一点也不。恰恰相反，风景很美。——这么说，我心里想，你就一直在撒谎，不过我想不明白，她为什么要这样。而爷爷却光着脚板走过了芬兰湾，他老是说：你就不烦吗？你那些小情人把电话都给打烂了！——他是我的秘书，负责接电话，总是用一种老式的说法：线路通了！——卡洛斯，那位拉丁美洲的大使打来电话。爷爷对他说道：线路通了！——莱昂纳狄克有时也会拨个电话，等着我，满怀着爱情和疲惫，而爷爷却说道：线路通了！——他管理着我的电话事务，但有些唠叨，也不理解多元论，现在他就要死了，也许已经死了。

我俩躺着，说着话，关于科克捷别利的回忆涌向我们，就像海浪一样。我们在边防军的电筒光下夜泳，我们泡在水中，仰面躺着，双手拍打着大海，当我们从水里走上岸的时候，却被拦住了，被当成了土耳其间谍，只有克休莎懂得间谍工作，她阻止了那几个小当兵的，解释说：我们可不是穆斯林女人呀！怎么，没看出来吗？——那几个小当兵的按亮电筒，格格地笑着：你们是演员吧？两个人都这么高！有名气吗？——克休莎立即接过话头说：有名呀！——当兵的格格笑着，我们却吃起西瓜来，通红通红的西瓜，我俩坐在遮阳伞下，她在读一本法国小说，她从小就学会了多种语言，在我们身后，有一群男人走来走去：我俩看不起他们，我俩彼此相爱，这没的说。尤罗奇卡。费奥多罗夫说我是文化的敌人，他是瞎掰，他这话是瞎掰的，因为，他的肚子里是一片空地，而在我的这个地方，香柠檬树正在沙沙作响，涓涓细流在潺潺流动，还有一些红鳍的鱼，——可在他的这个地方，却是一片空地，一片焦土，关于文化——他是瞎掰。我读了很多书，我记得一切，甚至连克休莎都感到惊奇：从哪儿知道的？当然，也不是没有由头的，因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无法洗去那个城徽为一双小翅膀的古老城市的味道，无论我怎么洗，无论我用了什么样的香波和香水，我闻闻自己——还是一股腐臭味：家里的臭肥皂味和霉味。不，尤罗奇卡，你不懂！——你还记得吗，我说，克休莎，我俩根据相互观察而发现了一个伟大的规律？还记得吗？怎么会不记得呢，她说，我的小太阳，一个伟大而又公正的规律，不过并不适用于每一个人。我俩哭了，相互拥抱，我们不需要任何人。后来，我谈起了莱昂纳狄克，谈到了我们的协议，她从小就认识莱昂纳狄克，她叫他瓦洛佳叔叔，因为他是她父母的朋友，她几乎从四岁起就和安东契克一起玩过家家的游戏，因此，——她就叫他瓦洛佳叔叔。而我，我说道，当时差点儿没死了，在我们那条街道上，一辆翻斗汽车陷到泥里去了。开来几辆拖拉机拖那汽车，拖呀拖呀，而我们这些孩子们在看热闹，突然，绳子绷断了，就像吉他上的弦，呼啦一声，击中了我旁边的一个小男孩，正打在太阳穴上，他当时就倒了下去，而我就在他旁边，这不，就在离他半步远的地方蹲着，同样兴致勃勃地看着他们怎样拖车，连驾驶室都陷到泥里去了，看你们还怎么拖呢。这时我一看：那男孩躺在那里，就要死了，而你们，我说，却躲在马林树丛里互相干傻事，而你们的父母却在炎热的日子里神情庄重地在松树下面散步，讨论着世界问题，戴着帆布草帽，身穿夏天的服装，谈论着历史时刻、报上的文章和明天的形势，还一边不住地点着头，而他们那些漂亮的夫人们却在稍远些的地方走着小碎步，唧唧喳喳地谈着穿戴，不过，男人们也不在谈论报纸，可能是在谈女人。谈什么的都有，克休莎说道，不一定只谈女人，虽说也会谈到女人的，因为瓦洛佳叔叔一直是个寻花问柳的人，我的爸爸也不是圣人，虽说他很有天赋。那个男孩怎么样了？——死了，我说，很快就死了。他被埋了。后来，他的妈妈说：没什么。我再生一个。——后来果然又生了一个，但起初她还是哭了，十分悲伤，手里捧着孩子，不放手，从棺材里往回夺，不放那孩子走，大喊大叫，后来，她果然生了一个孩子，又是男孩，这个孩子和前头那个孩子长得一模一样，他剃着光头，后脑勺是瓦灰色的，就像鸽子的毛色一样，而我——就在旁边，蹲在那里。——翻斗车被拖了出来，还是一直陷在那里？——我俩笑了起来，似乎我们不曾分手，似乎她并不是一个法国人，不曾开着粉红色的汽车到处吓唬人。你和瓦洛佳大叔的事情怎么样了？她问道，他是要和你结婚还是在开玩笑？我要开他的玩笑！但我却抱怨起来：他在拖时间，借口要注意名声。我记得，她说道，他和一个外科大夫，一个儿科教授，想起来要试养一对双胞胎姐妹。两个脑袋，两个脖子，脖子上围着围巾，两颗心脏，四个奶头，接下来，只有一个肚脐眼，一个完整的身子：大家都走过来，舔着嘴唇，两个女孩九岁，她们被保护起来，雇了一个保姆来照看她们。要是她俩能活下来就好了，教授很难过，可她俩没活下来，的确：姐妹俩死了，没能活到合适的年纪。我当然记得这件事，哪怕这只是一个笑话，我问莱昂纳狄克：你干吗老是写这些东西呢？我读过，我说，还在中学时就读过，我还看过那些电影，它们让我难受！——这时，我们就要开始吵架了……喂，怎么样了？——克休莎问道。——你使他这位拉撒路又复活了吗？还是那镶着白毛的东西老挂在那里，一直拖到膝盖？——唉呀，我说，克休莎，你真恶毒！——去他的吧！——她说道。——他叫人讨厌！——他叫人讨厌，热奈也叫人讨厌，克休莎，你觉得每个人都讨厌，可是我却认为，每个人都有他美的地方！比如我的卡洛斯，趁他那位长鼻子老婆在国内给衣服镶花边，他却在这里风流起来，我俩就睡在桌子上，就躺在那些办公用具中间，他说：您是一位罕见的女士，伊林娜，您的双腿能摆出字母Y的形状。——可是突然，他又被召了回去。怎么回事？一个委员会夺了权！——我知道，——克休莎说，—— 一伙没有人性的强盗！甚至把神父都给关了起来！——谁关的？——委员会呗！别耍小聪明了，小太阳，嫁给阿尔卡沙吧！——出嫁！他的确忠于我，像匹马似的，他老婆又能忍受一切，那女人简直让我感到吃惊，可是我又能从他那里得到什么呢？忧愁。——唉，小太阳，到处都有忧愁啊！……——那热奈呢？仍然是个社会主义者吗？——那有什么？——她说，——要知道，我也是一个女社会主义者呀！——克休莎，你饶了我吧，——我说，——你……你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可她没有笑，她是当真的，她对钱的态度也是很当真的，她用大头针钉起她那些法郎，就像是在固定甲虫标本，我发现：一切并不都那样简单，我俩相拥着躺在这里，我想，这也许是最后一次了，等她下一次再来，就会完全变样，会拒绝我，可是，是谁让我明白了什么是田园生活？是谁？这一切都是在那个科克捷别利开始的，在黑海，在东克里米亚，不过我永远也不会忘记，她曾跪在我的面前，在夜泳之后用毛巾仔细地擦拭我的身体，我会保持这个记忆，永不放弃，即便有那么一位小黄雀尼娜，她甚至不知道女人的尿究竟是从什么部位撒出来的，因为她曾经向我提出过这样一个问题，尽管她已经三十多岁了！——她怎么敢骂我！——不过我还是按下了怒气：我是一个基督徒，很早就接近了宗教。我以为，戴上十字架是为了获得一种满足，可结果证明：我错了。那个十字架沐浴过圣水，瓦列里昂神父也宣布，我是一个受难者。

关于第一个丈夫，我要这样说：我如果在大街上遇到他，我会认不出他来的，他已经在我的记忆中完全消失了，你们会问我：你和他一起生活了多久？——我会回答：也许一个月，最多两个月，如果按护照上的记录，那就是两年！可如今在大街上我会认不出他来的。这不是因为我高傲，或者是做样子，而就是因为忘了，一起生活了两年，两年，却忘掉了一切，忘得干干净净，甚至连他在哪里工作我都给忘了……不过，第二个丈夫我倒是记得：是个足球运动员！我被狠狠地揍了一顿，由于我被迫做出的不忠举动，因为事情已经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当时他因腿伤住进了医院，有一次，我看见两只看门狗耳朵贴着耳朵，不禁一阵激动，当时就下定了决心：我受够啦！现在，一切却都并非那样！衰老的风吹打着我的脸，两个乳房向不同的方向挺着，就像是母羊的奶子。唉，愚蠢的妈妈啊，我该到哪儿去呀？有谁需要我呢？不，这还不是结局。衰老的风直接吹打在我的脸上。

爷爷，我说道，你干吗要厚颜无耻地赤脚走在芬兰湾的水面上呢？请你告诉我，你要去哪里？你好像不是想去赫尔辛基买卖破烂吧？据说，芬兰人可机灵着呢！爷爷，别在芬兰湾上走了，别在夜里吓我！不行，爷爷回答，他骄傲地行走在芬兰湾上，旁若无人，不，我这不是要去赫尔辛基，不是要去旧货市场，要去说谎、耍滑头，我这把年纪已经太大了，我什么也不需要，我在呼吸新鲜的空气！——小心，我说道，他们会向你这位老斯达汉诺夫工作者开枪的，你会沉到海底去的！——是时候了，他回答，我该在芬兰湾上溜达溜达了，他们要是开枪，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我就沉到海底去呗。——瞧，克休莎，我说道，一场马戏：爷爷在芬兰湾上散步，——可她却紧靠着我，轻轻地抽泣起来。她的发型是最新的样式，我想，我也要去做一个和她一样的发型，我忍不住：我有些嫉妒，虽说，我想，从另一方面看，又有什么可嫉妒的呢，一个人撑得难受，一个人饿得难受，——这两人又有什么区别呢！

但是，她若是任性起来，就没救了！你们看，她说道，我又不是一个穆斯林女人，虽说我有鞑靼血统，和我们大家全都一个样，都是有罪的人！就这样，我和她站在月光甬道里，站在黑海岸边齐膝深的海水里，我俩手拉着手，莫斯科的名人，国际影星，两个漂亮的姑娘，而那几个小当兵的边防军却在检查我们，他们的裤子由于这一罕见的场面而鼓了起来。克休莎注意到了，她立即恶作剧地尖声叫道：喂，小伙子们，把你们的枪放下来，把军装的扣子解开，我们来一起游吧，而带有乌克兰口音的他们却齐声回答：我们在执行任务！——把你们的任务扔开一小会儿吧，克休莎说道，我们最好还是来游泳吧，交个朋友！——边防军们看了看四周，说道：我们没有游泳的权利，就在岸边坐坐吧，抽枝烟。好吧，我们走上岸来。夜空布满了星辰，四周全是礁石，海浪发出一阵阵涛声。大自然让人陶醉。小伙子们忍不住了，他们扔下沉重的自动步枪，领我们上了礁石，把我们放倒在那里，从土耳其游来的间谍已经被抛到了脑后。国境上的门锁被打开了。然后，我们又坐了一会儿，抽了枝烟。大兵们整了整军服，扛起武器。我们像朋友一样分了手。他们继续去守卫国境，而我们则又回到了大海，——扑通一声！——我们在月光甬道中畅泳。——你是怎么想的，——我问道，——他们有病吗？——你说什么呀！他们干净得很！——她撩起一道水花。——他们都是手淫者！

第二天早晨，她表达了这样一个意见：小太阳，你那件泳衣太糟了，非常俗气！换一件！她说得倒好：换一件。我为这件单吊带的泳衣花了……可她却说：换一件！她不喜欢俗气，她把她那件给了我：拿去，试一试！我从克休莎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虽说她并不总是对的，她对莱昂纳狄克的指责就不对。喂，她说道，你说说，你和他在一起怎么样？不，她又皱起眉头，你别说了！我感到迷惑不解的是，为什么说他是个老家伙呢？他完全不是个老家伙，他相当的彬彬有礼，善于照顾人，能适时地为你递上雨衣，挪开椅子，当然，他在因为他的名声而遭罪，但他却像个少年那样坠入了情网：他往我家里送玫瑰，爷爷整天闻着那些鲜花。——你和他在一起不感到讨厌吗？——我开诚布公地回答：一点也不！——她像一个法国女人那样看着我，说道：你们真是些怪人。——我们是指谁？她什么话也没说，沉默着，在我的眼中变了一个样，她刚刚回来，刚刚离开她那位口腔科专家，还没来得及做做客，自由自在地放浪一下，突然又准备离开了。她买了一些黑鱼子酱做礼物，对一些法西斯组织骂了几句。当然，他们杀死卡洛斯是不对的，他们中断外交关系、中断他那个地下室舞会也是不对的，虽说，他们在钉死大门的时候当然会如释重负地叹息一声：他也太疯了！他也太自由了！不过他不愿穿美国牛仔服，从来不穿。他和克休莎一样，不喜欢美国，他说那是一个糟糕透顶的民族，不过，对我来说反正都一样：糟糕透顶就糟糕透顶呗，委员会就委员会呗！我开诚布公地回答她，实心实意，毫不隐瞒：亲爱的克休莎，一点也不！他是一个伟大的人，我说。是一只恐龙！而他写的东西，我说道，不是我们所能评价的，他从国家的角度出发，比我们看得更远，而我们只能在这里渺小地游动。是啊，我说道，他的面前有着另一种地平线，和我们的不一样。而她却看着我，摇晃着脑袋：你们真是些怪人！怪人！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