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克·马丁先看见了那个科威特小伙子，要不然小伙子在那天是死定了。马丁正驾着那辆破破烂烂、锈迹斑驳的皮卡，后面的车厢里装着他从贾赫拉郊外一个农场里买来的西瓜，这时候他看见路边卵石堆后面有一个戴着白色亚麻布茶巾的小伙子在探头探脑。他也看见了那位小青年携带着的步枪的枪尖晃了一下消失在石堆之后。

这辆微型卡车正合马丁的要求。他要的车就是现在这个模样，因为他猜测伊拉克士兵迟早（或许很早）会开始没收模样好看的轿车供他们自己使用。

他看一眼倒车镜，踩了刹车，转弯驶离了贾赫拉路。跟在他后面的是满载伊拉克常规军战士的一辆卡车。

科威特年轻人在试图用步枪的准星去瞄准疾驶而来的那辆卡车，这时候一只强有力的手捂住了他的嘴，另一只手一把拿走了他手中的枪杆。

“我认为你今天不是想死，对吧？”一个声音在他耳边说。卡车滚滚地驶了过去，射击的机会也随之失去了。那孩子为他自己的行动已经在害怕了，现在更是惊恐万状。

当那辆卡车消失之后，按在他脸上和头上的手才松开了。他挣脱身子，翻滚了一下，仰面躺在了地上，蹲在他上方的是一个满脸胡茬。模样冷酷的高个子贝督因人。

“你是谁？”他嘟哝着问。

“比一个想去杀死一名伊拉克士兵而车上还有20名同伙的人聪明一点的人。你逃脱用的车在哪里？”

“在那边。”小伙子说，他看上去约20岁，正努力想蓄起他的第一批胡须。那是一辆自行车，停放在二十码远处的几棵树旁。贝督因人叹了一口气。他放下步枪，那是一支老式的李恩菲尔德。303，显然是那孩子从一家古董商店里买来的。

他经过小伙子的身边，走向那辆皮卡。

然后驾车返回石堆后面，捡起步枪把它放在了西瓜下面。接着他行驶到自行车那里，把它举起来放在了水果上面。有几只西瓜爆裂了。

“进来。”他说。

他们行驶到舒威克港附近一个安静的地方后停下了。

“你想想你刚才在干什么？”贝督因人说。

小伙子正透过那布满蝇屎的挡风玻璃在看外面。他的眼睛含着泪水，他的嘴唇在颤抖。

“他们强奸了我的姐姐。她是阿尔阿丹医院的一名护士。他们有四个人。她彻底被毁了。”贝督因人点点头。

“这种事情以后还会有很多。”他说，“所以你要杀伊拉克人？”

“是的，尽可能多。在我死去之前。”

“问题是自己不能死。如果你愿意的话，我想训练你，要不然你一天也活不成。”

小伙子哼了一声。“贝督因人是不会打仗的。”

“听说过阿拉伯军团吗？”那孩子不作声了。“在他们之前还有法赛尔王子和阿拉伯暴动，全是贝督因人。与你一样的人还有吗？”

那小伙子实际上是一名法律系学生，入侵之前在科威特大学就读。

“我们一共有五个人，都想干同样的事。我选择了第一个去尝试。”

“记住这个地址。”贝督因人说。他报出了在雅尔穆克一条后街上的一座别墅。小伙子说错了两次，然后就说对了。马丁让他重复了二十遍。

“今晚7点钟。那时候天已经黑了。但宵禁要等10点钟才开始。要分别到达。车辆至少要停在200码开外的地方，剩下的路步行走完。每个人要间隔两分钟进入。大门和内门是开着的。”

他注视着那男孩骑上自行车走了，叹了二口气。嫩是嫩了一点，他想，但这是目前为止我所得到的全部人才。

年轻人准时抵达了。他躺在街对面一座房子的平屋顶上观察着他们。他们显得既紧张又不安，回头看看身后，冲进大门，接着又出来了。当他们全都进屋后，他又等了10分钟。没出现伊拉克安全部队。他从屋顶下来，穿过马路，从后门进了屋子。他们坐在客厅里，开着灯，未拉上窗帘。四个小伙子和一个姑娘。

他们在看客厅的门，这时候他从厨房走了进来。刚刚还不在，现在出现了。年轻人还没来得及看清他，他就关去了电灯。

“拉上窗帘。”他静静地说。那姑娘去拉上了。然后他重新开亮了电灯。

“千万不要坐在一个点着灯、敞着窗帘的房间里。”他说，“你们不想被人看见聚在一起。”

他已经把他的六处住宅分成了两组。四处供他居住，不按固定的次序从一处换到另一处居住。每次临走前他都要为自己留下细小的记号——在门缝里插进一片树叶或在台阶上放一只罐头。一旦它们消失了，他就会知道房子已有人进来过了。另两处住宅被他用来放置他从沙漠里挖出后带回来的装备。他所选择的用来会见学生的地方是他的住宅中最不重要的一处，而且以后他再也不到这个地方过夜了。

他们全是学生，只有一个人在一家银行工作。他让他们作了介绍。

“现在你们需要新的名字。”他为他们每个人起了新名字。“这些名字你们谁都不能告诉，包括父母、兄弟、姐妹、亲朋，任何人都不能告诉。无论什么时候，如使用这些名字，那就意味着消息来自于我们中的某一个人。”

“那我们怎么称呼你？”姑娘问道。她刚刚被命名为拉娜。

“贝督。”他说，“这就行了。你们——我再问一遍，知道这里的地址吗？”

被他的手指头所指的那个青年想了一想，然后掏出了一张纸条。马丁从他手里接了过来，“不准带纸条，要记住任何事情。常规军也许是愚笨的，但秘密警察就不是了。如果你遭到搜身，你怎么解释这张纸条？”

他让三个用书面记着地址的人把纸条烧掉了。

“你们对自己的城市了解多少？”

“了解得很多。”他们中间年纪最大的那个人，25岁的银行职员说。

“还不够。明天去买地图，城市街道地图。要像对待期末考试那样认真研究地图。要记住每一条街巷、每一个广场和公园、每一条大道和胡同、每一座主要公用大楼、每一座清真寺和院子。你们知道街道路牌正在被摘下来吗？”

他们点点头。自入侵后十五天内，科威特人从震惊中清醒过来开始形成了一种消极的抵抗。这是自发性的、没有经过协调。其中一个举动是摘去街道路牌。科威特是一个复杂的城市，去掉路牌后简直成了一个迷宫。

伊拉克巡逻兵经常迷路。对于秘密警察来说，要找到一名嫌疑犯的地址如同是一场噩梦。在一些主要的十字路口，指示街名的箭头在夜间被转得朝上，或被转了一个方向。

那天晚上作为第一天，马丁给他们讲了两个小时的基本安全知识。一定要为任何一次出行和碰面准备好一个能够站得住脚的借口。千万不能带着会遭到牵连的纸片。时刻对伊拉克士兵保持应有的尊重。不能去信任任何人。

“从现在起你就成了两个人。一个是原来的你，是大家都知道的你，是学生、是职员。他是一个有礼貌的、认真的、遵纪守法的、清清白白的人。伊拉克人不会去纠缠他，因为他不会威胁到他们。他绝对不会去侮辱他们的国家、他们的旗帜或他们的领袖。他永远不会去引起秘密警察的注意，他可以自由地活着。只是在特殊情况下，在执行一项任务时，另一个人才出现了。他将是一个训练有素的危险人物，但他仍然能活着。”

他教给他们安全知识。到一个约定的地点去会面时，提早到达，在远处停好车。走进阴影处，观察30分钟，观看周围的房子，检查屋顶上有没有探动的脑袋，有没有伏兵。要警惕士兵的皮靴在砾石上走动的声音、香烟的亮光、金属与金属的碰击声。

当他们还有时间在宵禁之前回到家里时，他打发了他们。他们感到很失望。

“那侵略者呢？我们什么时候开始去杀他们？”

“当你们知道了如何去杀他们的时候。”

“那现在我们能做什么？”

“当伊拉克人去另一个地方时他们是怎么去的？他们是徒步行军走过去吗？”

“不是，他们乘坐卡车、面包车、吉普车和偷来的轿车。”法律系学生说。

“那么是汽车就有油箱盖，”贝督说，“只要轻轻一扭就可以打开。糖块——每只油箱30块。糖能溶于汽油，传输到汽化器里，在发动机热量的作用下结成硬块，它能毁坏发动机。当心不要被抓住，要两人一组，天黑以后行动。一人望风，另一人去放糖，盖上油箱盖子。这个过程需要10秒钟时间。

“一块胶合板，4英寸乘4英寸，钉上四颗尖头钢钉。从你的衣袍领口放进去，直至它下滑到你的脚边，用脚尖把它推到停放车辆的轮胎下面。

“科威特还有老鼠，那么市里有出售鼠药的商店。要买那种含有白色士的宁成分的鼠药。去面包房买来面团，把毒药混合进去，要戴上橡胶手套，然后把手套毁掉。用厨房里的电烤箱烤制那些面包，但一定要在家里没人时才能干。”

学生们听得目瞪口呆。“我们要把面包交给伊拉克人吗？”

“不用。你们只要把面包装进篮子放在自行车上，或者放进小汽车的行李箱里即可。他们会在路障处拦住你们，偷取面包。六天以后我们仍在这里碰面。”

四天后，伊拉克的卡车开始抛锚。有些被拖走了，另有一些被抛弃了，六辆卡车和四辆吉普车。汽车技工查出了原因，但没能查出是什么时候干的以及是谁干的。轮胎开始漏气，胶合板小方块被交到了秘密警察局。愤怒的秘密警察把他们在街上随便抓来的几个科威特人打了一顿。

医院的病房开始挤满了患病的战士，症状都是肚子疼和呕吐。由于他们从自己的部队只领到极为有限的口粮，且是在路障旁和在街道旁自搭的石头小屋中过着勉强糊口的生活，因此，推测他们一直在饮用受污染的水源。

然后在达斯曼区的阿米里医院，化验室里的一名科威特化验技术员化验分析了一名伊拉克士兵的呕吐物样品。他满腹疑云地去见他的部门领导。

“他吃了鼠药，教授。可他还说三天来一直在吃面包，还有一些水果。”

那教授吃了一惊。“伊拉克军队的面包？”

“不是，他们好久没领到军粮了。他是从一个过路的科威特卖面包的孩子那里拿来的。”

“你那些样本在哪里？”

“在化验室的长凳上。我想最好还是先来向你汇报。”

“对，你做得很对。把它们销毁。你什么也没见过，明白吗？”

教授摇摇头走回自己的办公室去了。老鼠药，谁能想得出来？

8月30日，英国美杜莎委员会又碰头开会了，因为来自波顿唐的细菌学家认为他已经尽他的能力了解了伊拉克的细菌战的一些内容。

“恐怕我们了解到的情况没有多大的意义。”布赖恩特博士汇报说，“主要的原因是细菌学的研究可在任何病理学或兽医学实验室里进行，使用的是任何化验室具有的相同设备，且是不在出口许可证的管理范围之内。

“绝大多数产品是益于人类、治疗疾病的，而不是传播疾病。所以一个发展中国家想研究血吸虫病、脚气病、黄热病、霍乱、伤寒或肝炎是十分自然的事，这些都是人类的疾病。还有一个是兽医学院想研究的动物疾病领域。”

“那么当今的伊拉克究竟有没有细菌炸弹实际上是无法确定的了？”中情局的辛克莱问道。

“实际上没有办法。”布赖恩特说，“有一份记录表明在1974年，当时萨达姆·侯赛因还没有坐上御座，也就是说……”

“他当时是副总统，是第二把手。”特里·马丁说。布赖恩特的脸涨红了。

“好吧，不管怎么说，伊拉克与巴黎的梅里克斯研究院签订了一份合同，为他们建立一个微生物研究项目。这个项目的用意在于对动物的疾病作兽医学研究，看来项目是在执行这个意图。”

“那么针对人类使用炭疽培养液之事该怎么解释？”美国人又问。

“噢，这是可能的。炭疽病是一种特别致命的疾病。它主要感染于牛和其他牲畜，但如果人接触或摄食了污染源，则也会感染于人。你们也许还记得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政府在赫布里底岛上试验过炭疽。它仍是一个禁区。”

“哦，有那么严重吗？他从哪里得到的呢？”

“就是这个问题，辛克莱先生。你不可能跑到声誉很好的欧洲或美国的一个实验室，说‘能给我一些高质量的炭疽培养液吗？因为我要把它用在人的身上’。不管怎样，他用不着这么说。第三世界国家到处都有病牛。有心人只要去注意疾病的发作，买上两头病牛肉就可以了。但这种事情是不会见诸于政府的公文里的。”

“这么说他能够得到可放进炸弹或炮弹里去使用的这种疾病培养液，而我们却不知道。是不是这样？”保罗·斯普鲁斯爵士问。他那支旋上了笔套的金笔停留在他的笔记本上方。

“是这样的。”布赖恩特说，“但那是坏消息。好消息是，我怀疑它在对付前进中的军队是否起作用。假设有一支部队朝你冲过来了，而你是一个极端残酷无情的人，你就要设法把他们当场阻挡住。”

“就这么回事。”辛克莱说。

“嗯，炭疽病做不到这一点。如把一系列炭疽病炸弹空投到军队的头顶上方或前方，它能够破坏土壤。在这片土地上生长起来的植物——草、水果、蔬菜，将受到感染，吃过这种草的任何牲畜和野兽都会感染发病。吃了这种动物的肉、喝了这种动物的奶、或接触了这种动物的皮的任何人也会传染上。但沙漠并不是这种孢子培养液的良好载体。我们的士兵应该是吃罐装食物、喝瓶装水的吧？”

“是的，他们已经这样了。”辛克莱说。

“那样的话，炭疽病就没多大的作为了，除非他们吸入孢子。这种疾病一定得进入人体的肺部或食管才会起作用。要当心气体的危害，我想他们不管怎样总会配带防毒面具吧？”

“是的，我们有这个计划。”辛克莱回答。

“我们也一样。”保罗爵士补充说。

“那么，我认为使用炭疽病毒意义不大。”布赖恩特说，“它不能当场挡住士兵，如同各种不同的气体，且那些确实受到感染的人可用强效抗生素治愈。你们知道，病毒是有潜伏期的。士兵们能打赢战争，然后病倒。坦言之，与其说这是一种军事武器，倒更不如说它是一种恐怖武器。现在，如果你把一小瓶浓缩炭疽病液倒入一个城市赖以生存的供水系统中，你也许能导演起一场使医院病房人满为患的灾难性流行病。但如果你想往沙漠中的士兵喷洒某种物质，我宁愿选择一种神经毒气，无色又快速。”

“所以，如果萨达姆有细菌战实验室，它会在哪里？没有迹象吗？”保罗·斯普鲁斯爵士问。

“坦率地说，我要去核查西方所有的兽医学研究所的学院。查明在过去的十年之中是否有学者或代表团访问过伊拉克。询问那些去过的人，那里是否有他们绝对不得进入的、且四周围有卫生检疫设施的禁区。如果有的话，那么就是这种实验室了。”布赖恩特说。

辛克莱和巴克斯曼在奋笔疾书。又有一项核查任务了。

“这一块没线索的话，”布赖恩特总结说，“你们可去查问移民情报部门，一名这个领域的伊拉克科学家离开祖国到西方定居。研究细菌学的专家是一些与众不同的人，通常在一个小团体里——像一个村庄，真的。我们通常知道自己国家的这类事情，即使在伊拉克那样的独裁国家也同样。如果萨达姆有这种设施，这样的科学家也许会知道它在哪里。”

“好的，我相信我们都十分感谢布赖恩特博士。”当大家起身时，保罗爵士说，“我们两国的侦探机构有更多的工作要做，对吧，辛克莱先生？我已经听说我们在波顿唐的另一位同事——莱因哈特博士将在两周之内给我们讲述有关他对毒气的推理演绎。我当然会通知你们的，先生们。谢谢你们的光临。”

那一组人静卧在沙漠里，注视着沙丘上空不知不觉出现的曙光。头天晚上当他们去贝督的家里时，年轻人不知道会在外面过夜。他们还以为又要上一次课。

他们没带上保暖的衣物，即使是8月底，沙漠的夜晚还是相当冷的。他们打着冷战，还在想象着该如何为彻夜不归向家中焦急万分的父母解释。违反宵禁被抓？那为什么不打电话？出了事……只能是出了事。

五个人之中有三个人已经在怀疑有没有选择错，但现在要缩回去已经太晚了。贝督只简单地告诉他们该是让他们见识见识实际行动的时候了，并带他们离开房子坐上了停放在两条街之外的一辆破旧的四轮驱动车辆。他们在宵禁前出城，并驶离公路到了平整、坚硬的沙漠上。自进入沙漠之后，他们没见过一个人。

他们已经朝南穿越沙漠行驶了20英里，直至遇上了他们怀疑是从他们西边的麦那基什油田通向东面的外环高速公路的一条狭窄的支线公路。他们知道，所有的油田全由伊拉克人驻守了，主要公路也全都被布上了巡逻岗。在南边的某些地方已渗入了伊拉克共和国卫队和陆军的十六个师。年轻人感到紧张了。

小组中三个人躺在贝督身旁的沙地里，注视着前方越来越亮的道路。这条路实在太窄了，相对方向驶近的车辆必须让至路边的砾石上才能互相交会。

伸在路中央的是那块带钉子的木板。是贝督用汽车带来并放置在路上的，上面盖了一块麻布片。他已经让他们把沙子撒到了麻布上，使之看上去像是被风从沙漠里吹过来的一小堆沙土。

另两名学生，或者说是那个银行职员和法律系学生，正在望风。他们分别躺卧在公路两头100码处的沙丘上，观察着驶过来的车辆。他们已经被告知如来车是一辆装满士兵的大卡车或是只乘坐几个人的车子。要分别挥手示意。

刚过6点，法律系学生挥手了。他的信号表示“太多了无法对付”。贝督开始收拉在他手中握着的钓鱼线，那块木板轻轻地滑离了路面。30秒钟后，两辆满载伊军士兵的卡车平平安安地驶过去了。贝督跑到路上重新放置了木板、麻布片和沙土。

过了10分钟，银行职员挥手了。这是合适的信号。从高速公路往油田的方向开来了一辆公务轿车。

那司机没想到转了方向盘后还是没能避开那个小沙堆，于是那些钢钉扎进了他的一只前轮。这就足够了。轮胎泄气了，麻布毯裹住了轮子，小汽车剧烈晃动起来。幸好司机及时把握住了，使汽车慢慢减速停下。当轿车完全停稳时，一边的车身已经在路的下面了。

司机从前门跳了出来；两名军官也从后门下来了，是一名少校和一名少尉。他们朝司机喊着，但司机耸耸肩，愁眉苦脸地指向那只轮子。千斤顶放不进去——汽车停在一个尴尬的角度上。

贝督对他的呆若木鸡的学生们说了声“留在这里”，站起身，踏着沙子朝公路走过去了。他的右肩上搭着一条贝督国人的驼毯，遮住了他的右臂。他笑容满面地向那个少校打招呼。

“早上好，少校先生。我看见你们出了问题，也许我可以帮助。我的人在不远的地方。”

那少校想去拔手枪，接着就放松了。他瞪着眼睛点了点头。

“你好，贝督。这小子把我的汽车开到路下去了。”

“只能把它推上来，赛义德，我有许多弟兄。”

当贝督抬起手臂时，距离已经接近到了8英尺。他以特空团的方式开火了，两颗连发，停顿，两颗连发，停顿……那少校在8英尺的射距内被击中了心脏。把AK冲锋枪稍微右移一下就射中了少尉的胸骨，使他倒在了司机的身上。司机刚从泄了气的前轮旁站起身来，正好及时地用胸膛接受了第三轮射击的两颗子弹。

枪声似乎回荡在沙丘之间，但沙漠上和公路上音无人迹。他把已经吓得面如土色的三个学生从他们的藏身处招了过来。

“把尸体搬回车里去——司机在方向盘后面，军官在后座。”他吩咐两名男生。他交给那位姑娘一支短杆螺丝起子，起子的头部已被磨尖了。

“去把油箱戳三下。”

他抬头去看两个望风的。他们没发过来有情况的信号。他告诉那女孩取出她的手帕，包住一块石头、打上结并在汽油中浸一下。当三具尸体被搬回车内后，他把浸油的手帕点上了火，扔到了从油箱里喷出来的那一滩汽油上。

“快跑。”

他们已经用不着他再次嘱咐了，纷纷跑过沙丘，跑向停着四轮驱动汽车的地方。只有贝督想到了把那块木板捡起带回来。当他进入沙丘中时，油箱主体起火并烧成了一团火球，随之公务轿车消失在烈焰之中了。

他们默默地驾车行驶在去科威特市的路上。其中两个人与他一起坐在前排，另三人坐在后面。

“你们看见了吗？”贝督最后问，“你们观察了吗？”

“是的，贝督。”

“你们认为怎么样？”

“这……这么快呀！”拉娜姑娘最后说。

“我倒认为这段时间很长。”银行员工说。

“这事很快，而且很残酷。”贝督说，“你们认为我们在路上逗留了多长时间？”

“半小时吧？”

“6分钟。吓坏了吗？”

“是的，贝督。”

“好，第一次不被吓坏的只有疯子。以前有一位美国将军，叫巴顿，听说过吗？”

“没有，贝督。”

“他说他的工作不是保证他部下的士兵要为国捐躯。他的工作是确保敌军要为他们的国家战死。懂吗？”

乔治·巴顿的哲学思想没有被很好地翻译成阿拉伯语，但他们现在通过实践已明白了。

“当你们要去参加战斗时，有一道界线。过了这条界线有一个选择，是去还是不去。现在你们要做出选择，你们愿意回到你们的学习生活还是要去参加战斗。”

他们想了几分钟。还是拉娜先说话了。

“我要去参加战斗，如果你能教我的话，贝督。”

这样一来，小伙子们只得同意。

“很好。但首先我要教你们如何去打击敌人并使自己能够活下来。在我家，两天后，黎明时，宵禁已结束。把学校的教科书带来，你们全部，包括你，银行家。如果你们被拦住了，要保持自然。你们只是去上学的学生。这话是真实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仅仅是课程不同而已。现在，你们必须在这里下车，搭上不同的卡车回城里去吧。”

他们已经重新驶上沥青路面，抵达了五环高速公路。贝督指向一个停车场，卡车司机一般会在那里停车，也愿意让他们搭车。

当他们走了以后，他返回沙漠，挖出他埋在那里的无线电收发报机，又开到离掩埋地点3英里处，打开卫星天线，开始用他那台加了密的摩托罗拉收发报机向在利雅得的那座特定的房子说话了。

伏击战结束一小时后，那辆焚毁的小车被下一支巡逻队发现了。尸体被运到了最近的那家医院——阿尔阿丹医院。

在秘密警察局一名瞪着双眼的上校的监督下，作尸体解剖的那位法医病理学家发现了尸体上的枪眼——烧成碳质的肉体上的小孔。他是一个有家室的人，也有自己的女儿。他知道那个惨遭强奸的年轻的女护士。

他把白布盖在了第三具尸体上，开始摘下手套。

“恐怕他们在撞车起火时死于窒息。”他说，“愿真主仁慈。”

上校咕哝了一声离开了。

在与他的志愿小组的第三次会面时，贝督驾车把他们载到了沙漠里，是在科威特市以西、贾赫拉南边的一个僻静的地方。五位年轻人像参加野餐那样坐在沙地上；注视着他们的老师从一只帆布背包里把一些奇形怪状的东西倒入他的驼毯上。他开始了逐一介绍。

“塑胶炸药。操作简便，性能稳定。”

他把像黏土那样的物质挤到了他的手中。其中有一个小伙子，他的父亲是开烟杂店的，他已经按要求带来了一些空的香烟盒子。

“这是定时笔，”贝督说，“是由雷管和定时器组成的。当你们扭动上面这个蝶形螺丝时，一只酸液瓶被打破了，酸液开始腐蚀一块铜板。这个过程需60秒。此后，水银的反应将起爆炸药。看着。”

他已经把他们的注意力全吸引过来了。他拿起一块香烟大小的塑胶高爆炸药，放进烟盒里，又把雷管插入了炸药中间。“现在，当你们这样转动蝶形螺丝后，你们要做的事情是盖上盒盖，在盒子外面扎上一条橡皮筋……这样……就把它封住了。你们只是在最后的时刻才做这一步。”

他把盒子放在了他们围坐着的圈子中央。

“然而，60秒要比你们想象的时间长得多。你们有时间走近伊军卡车、掩体……或……装甲车，放好盒子，然后走开。要行走，不要奔跑。奔跑会立即引起他人警觉。留有足够的时间转过街角。继续行走，不要奔跑，即使在你们听到爆炸声之后。”

他瞟了一眼腕上的手表，已经过去了30秒。

“贝督。”银行职员说。

“什么事？”

“那不是真的，对吗？”

“什么？”

“你刚才制作的那颗炸弹。它是假的，对吗？”

45秒。他俯身把它捡了起来。

“哦，不，它是一个真家伙。我只是要让你们知道60秒时间到底有多长。干这种事情千万不能慌乱。慌乱会要了你们的命。要时刻保持镇定。”

他用手腕灵巧地一挥，烟盒旋转着飞过了沙丘。它落在其中一个沙丘后面爆炸了。巨响震动了坐在沙地上的学习小组，风中弥漫着被爆炸掀起来的沙尘。

在海湾北部的高空，一架美国阿瓦克斯飞机的其中一只热感应器检测到了这次爆炸。飞机上的操作员向机长报告了这一情况。机长看了一眼电子屏幕：热源的亮点正在消退。

“爆炸强度？”

“我想，相当于一颗坦克炮弹吧，先生。”

“好的，记录下来。不采取行动。”

“今天你们就能学会制作这种东西。雷管和定时笔你们可放在这里携带。”贝督说。

他取出一根雪茄铝管，把雷管用棉花包上后插进了铝管，然后旋上了管套。

“塑胶炸药你们可这样携带。”

他拿出一片小肥皂的包装纸，取了大约四盎司的炸药，捏成肥皂的形状，把它包起来，又用一英寸的胶带封了口。

“香烟盒子你们自己去解决，不要哈瓦那那种大烟盒，要那种小型的切鲁茨。随身一定要带两盒切鲁茨香烟，以防被拦住搜身。如果伊军士兵要拿走你们的雪茄管、烟盒或肥皂，就让他们拿。”

他让他们在太阳底下练习，直至他们能在30秒内打开“肥皂”、倒空烟盒、准备炸弹和扎上橡皮筋。

“这种事情你们可在轿车后座、咖啡馆的洗手间或门厅里进行。晚上可在树后进行。”他告诉他们。“先要选中目标。要确信旁边没有士兵。然后转动蝶形螺丝、合上盖子、扣上像皮筋、走上去、放好炸弹，再走开。从你们转动蝶形螺丝时候起，慢慢地数到50。如果在50秒时你们仍未把炸弹脱手，那么把它尽可能扔得远一些。在大多数情况下，你们将在黑夜里干这种事，所以现在也让我们来练一练。”

他让小组成员逐一蒙上眼睛，然后观看学员们摸索着制作炸弹。快到傍晚时分，他们可以凭触摸制作了。天黑下来以前，他把背包里剩余的东西都给了他们，足够每位学员做成六块肥皂和六支定时笔。香烟店老板的儿子同意提供所有的烟盒和铝管。棉花、肥皂包装纸和牛皮筋他们自己能收集。然后他驾车送他们回城。

整个9月份，总部设在希尔顿宾馆的秘密警察局收到了一连串的报告，表明袭击伊拉克军人和军事设备的事件正在不断升级。局长沙巴维越是受挫，他的怒火就烧得越旺。

事情似乎不应该是这样的。他已经被告知，科威特人是老实人，他们不会惹麻烦，他们是按吩咐行事的。但现在的情况表明不是那么回事。

实际上科威特存在着好几个抵抗运动，大多数是各自行动、没有统一协调的。在鲁梅蒂亚的什叶派区，伊拉克士兵时而失踪。什叶派的穆斯林仇视伊拉克人是有其特殊原因的，他们的教友——伊朗的几十万什叶派教徒在两伊战争中惨遭杀戮。游荡到鲁梅蒂亚区小巷子里的伊军士兵被割断了喉咙，他们的尸体被丢进了下水道。他们永远地消失了。

在逊尼派地区，抵抗运动主要集中在伊拉克人极少光顾的清真寺里活动。情报的传递、武器的交流和计划的制定都是在那里进行的。

最有组织的抵抗是由科威特的著名人士领导的，他们既受过教育，又有财力。阿尔卡里法先生成了一名银行家，他出资金提供食物使科威特人能吃饱肚子，还有隐藏在食物下面从外面运进来的其他货物。

该组织有六个目标，其中五个是消极抵抗的形式，各有自己的部门。一个是证件部，由在内务部的抵抗成员为每一位抵抗成员伪造了完美的证件。第二个部门是情报，时刻了解伊军向总部在利雅得的联军方向调防的情报，尤其是伊军的兵力、武器、海岸要塞和导弹布置情报。第三个部门是行政后勤，水电供应、消防和医疗。以后在被彻底击败时，伊军打开了原油阀门，开始向海洋排放石油时，科威特的石油工程师准确无误地告诉美国的战斗轰炸机应该打击哪些阀门以便切断油流。

在市区各处活动的社区团结委员会与蛰居在公寓里的西方人保持着经常的联系，保护他们躲过伊军拖网式的搜查。

一套卫星电话系统被用一辆吉普车的假油箱从沙特偷运进来了。这不像马丁那台收发报机那样加了密，但通过经常保持移动的方式，也可避开伊拉克的检测从而与利雅得保持着必要的联系。一位年长的无线电收发报业余爱好者在整个被占期间坚持工作，把七千条信息发送给了在美国科罗拉多的另一名无线电收发报业余爱好者。这些信息又被转发给了国务院。

积极抵抗也是有的，主要是在第一天从国防部大楼里逃出来的一位科威特上校的领导之下。他有一个儿子叫福阿德，所以他的代号就成了阿布福阿德，即福阿德之父。

萨达姆·侯赛因最终放弃了在科威特组成一个傀儡政府，而任命了阿里·哈桑·马吉德为科威特省省长。

抵抗运动并不是在搞儿戏。地下游击队的行动是小规模的，但也是残酷的。秘密警察的反应是设立两个审讯中心，一个在卡塔哈马体育中心，另一个在喀迪西亚体育场。秘密警察头子奥马尔·卡蒂布在巴格达郊外阿布格雷布监狱所使用的手段被搬到这里来广泛地应用了。在科威特解放之前，500个科威特人在那里死去了，其中250人是被枪决的，许多人是在经历了长时间的刑讯折磨之后死去的。

反间谍局局长哈桑·拉曼尼坐在希尔顿宾馆他的书桌前，看阅着由他的现场人员发来的报告。他是9月15日从巴格达过来作短期视察的。这些报告读起来使人很不愉快。

袭击伊军在边远的哨所、警卫室、卡车和路障的恶性事件在持续增加着。这主要是秘密警察的问题——镇压当地的抵抗由他们负责。而且可以预见，根据拉曼尼的观点，毫无人性的卡蒂布正在使用高压手段。

拉曼尼不喜欢采用刑讯和拷打，对此，他的对手秘密警察局却津津乐道。他宁愿喜欢依靠耐心的侦察、推理和智谋，即使他不得不承认这些年使总统稳坐宝座的诀窍无非是在伊拉克实施恐怖统治。他还不得不承认，根据他所受的教育，那位出身于底格里特小镇的邪恶的疯子已经吓着了他。

他已经尝试过去说服他的总统让他去负责科威特的内部情报工作，但得到的答复是一声坚定的“不”。这是一个原则问题，外交部长塔里克·阿齐兹已经向他解释过了。他，拉曼尼负责保护国家免受外国的间谍和破坏活动。总统不会承认科威特是外国，它是伊拉克的第十九个省。所以维持科威特的治安工作应由奥马尔。卡蒂布负责。

那天上午，当他在希尔顿宾馆翻阅着那些报告时，拉曼尼松了一口气，因为这不是他的任务。这是一个噩梦，且如他所预见的那样，萨达姆·侯赛因一直在出错牌。

拿西方人质作为阻止进攻的盾牌正被证明是一场灾难，完全起到了相反的作用。他已经错过了挥师南下夺取沙特油田，从而把法赫德国王逼到谈判桌上来的机会，而现在美国人正在潮水般地涌进海湾。

所有同化科威特的企图正在遭到失败。一个月之内，或许更短，在北线国境上有了其美国盾牌的沙特阿拉伯就会变成坚不可摧。

他相信，萨达姆·侯赛因既不能不失面子地撤出科威特，也不能在遭到进攻时不丢更大的面子而留在那里。然而总统周围的气氛仍是充满了信心，似乎他确信会出现某种奇迹。那人到底在期盼什么呢？拉曼尼感到纳闷。难道真主本人会从天上降临去把他的敌人打退吗？

拉曼尼从书桌旁起身走到窗边。他喜欢在考虑问题时踱步，这有助于他的脑细胞更加活跃。他低头去看窗外，下面曾经是波光粼粼的游艇港池现在成了垃圾箱。

他的办公桌上的报告中的某件事情使他有点不安。他回转身重新翻了一遍报告。是的，是有点离奇。袭击伊军事件有些是用手枪和步枪干的；另有一些用的是工业梯恩梯制成的炸弹。但还有其他，还有一些经常发生的事件清楚地表明使用的是塑胶炸药。科威特从来不曾有过塑胶炸药，更不用说高爆塑胶炸药了。因此，是谁在使用？又是从哪里得到的？

然后还有无线电监听报告，说有一台加密的收发报机一直在沙漠中到处漫游着，在不同的时间向空中播发，是持续10至15分钟的经找频的乱七八糟的通话，然后就沉寂了，且总是在不同的坐标方位。

然后还有一些报告是关于一个奇怪的贝督因人，他似乎是在随意游荡，出没无常，且在他的身后总会留下一连串的袭击、破坏事件。两名受伤的士兵在伤重死去之前报告说看见了那个人，长得个子高高的，头上戴着一条红白格子的茶巾，下垂的一头拉过来遮住了脸面。

两名在严刑逼供之下的科威特人也吐露了这个来无影去无踪的贝督因人的传说，但他们声称并没有实际见过他。沙巴维手下的秘密警察正试图让他们增加痛苦，以逼迫他们说见过那个人。当然，他们为减轻皮肉痛苦会编造出任何新的发现。

哈桑·拉曼尼越是想着这件事，就越是确信在他的手头上已经有了一个从国外渗透进来的特务，且这件事肯定是在他的工作范围之内。他发觉他很难相信有任何知道塑胶炸药和加密收发报机的贝督国人——假如他是一个真正的贝督因人的话。那个人也许受过一些放置炸弹的训练，似乎他还在亲自执行许多袭击行动。

要去抓捕在市里和沙漠里游荡着的每一个贝督因人是不可能的——那是秘密警察的任务，但他们会伸着手到处乱摸乱抓，到头来还是一场空。

对拉曼尼来说，这个问题有三个解决方案：在他以后的袭击行动时当场抓住那人——但那只能是碰巧抓住，而且很可能永远不会发生；抓住他的一个同谋，然后跟踪到他的老巢；或者在他在沙漠里发报时把他人赃俱获。

拉曼尼决定采用第三个方案。他将从伊拉克抽调他的最佳的无线电监控小组，把他们布置于不同的地点，努力确定发报源头。他还需要一架军用直升机备用，以及一支立即可开拔的特种部队小分队。他一回到巴格达就要抓这件事。

那一天在科威特，哈桑·拉曼尼并不是惟一的对那位贝督因人感兴趣的人。在离希尔顿宾馆几英里的一座郊外别墅里，一位留有大胡子的年轻英俊的科威特陆军上校正身着棉布袍子坐在一把椅子上听一位朋友给他讲述一段有趣的事情。

“在交通灯前我正坐在我的汽车里，没有特别去观察什么事情。这时候我注意到十字路口对面有一辆伊军卡车，它停在那里，驾驶室旁边围着一队士兵在吃东西和抽烟。然后有一个年轻人，是我们的同胞，从一家咖啡馆里走出来，手里抓着一只小盒子那样的东西。它真的很小，我也没去想过它，直至我看见他把它扔进了卡车下面。接着他就转过街角消失了。绿灯亮了，可我仍然留在那里没动。

“在5秒钟之内，那辆军车解体了。我的意思是汽车四分五裂了。周围的士兵都倒在了地上，他们的双腿均不见了。我还从来不曾见过这种小盒子有那么大的破坏力。我告诉你，我调转车头赶在秘密警察到来之前离开了那里。”

“塑胶炸弹。”陆军上校沉思着说，“那肯定是贝督因人手下的一个人干的。那家伙到底是谁？我倒想见见他。”

“妙就妙在我认出了那个小伙子。”

“什么？”年轻的上校俯身向前，他的脸兴奋得放出光来。

“我到这里来并不是仅仅把你已经听说过的事情向你重复的。我告诉你，我认出了放炸弹的那个人。阿布福阿德，几年来我一直在他父亲的店里买香烟。”

三天后在伦敦，当莱因哈特博士向英国美计莎委员会报到时，他看上去一脸倦容。即使他已经在波顿后卸去了他原先的所有工作，但他从第一次会议带回的资料以及此后不断增加的补充材料已经把他忙得焦头烂额了。

“调查研究工作可能是不完整的，”他汇报说，“但已经发现了一些比较综合性的情况。

“首先，我们知道萨达姆·侯赛因先生具有大量生产毒气的能力，我估计年产量可达1000吨以上。

“两伊战争期间，一些遭受毒气攻击的伊朗士兵在我们英国进行了治疗，我当时对他们做过伤势检查。即使在那个时候，我们已能辨明光气和芥子毒气。

“更坏的消息是，我丝毫也不怀疑伊拉克现在大量拥有两种更为致命的毒气，即德国发明的两种神经毒气，叫沙林和塔本。如果这些毒气在两伊战争中使用了的话——我认为是使用了，那么对于在英国医院接受治疗的那些受害者的问题就很清楚了。他们是死定了。”

“这些……哪……毒剂有多厉害，莱因哈特博士？”保罗·斯普鲁斯爵士问道。

“保罗爵士，你有妻子吗？”

大都市的官员吃了一惊。

“哦，是的，事实上我是结了婚的。”

“那么，斯普鲁斯夫人是否使用过带有喷雾器的香水？”

“是的，我相信我见过她喷洒香水。”

“你是否注意到从喷雾器喷出来的雾状香水有多么精细？液体的微滴有多么微小？”

“是的，确实是这样，心里记挂着香水的价格，对此我感到很高兴。”

这是一个很好的玩笑。不管怎样，保罗爵士喜欢这样。

“你的皮肤上沾上沙林或塔本的两颗微滴，你就死定了。”来自波顿后的化学家说。没人在微笑了。

“伊拉克寻求神经毒气可追溯到1976年。那年他们接触了英国的ICI公司，解释说他们想建一座杀虫剂工厂，以生产消除四害的药品。但由于他们所要求的材料使ICI公司回绝了他们。伊拉克人出示的规格表明那是防腐反应器容器、管道和泵浦，这使儿深信其真正的最终目标不是化学杀虫剂而是神经毒气。这笔生意被拒绝了。”

“感谢上帝。”保罗爵士说，并做了笔记。

“但不是人人都拒绝他们。”这位前维也纳的难民继续介绍。“其借口总是说伊拉克需要生产除草剂和除虫剂，这种产品当然含有毒气。”

“他们不能真的生产这些农药吗？”巴克斯曼问。

“没门。”莱因哈特说，“对一位专业化学师来说，关键在于数量和类型。1981年，他们让一家德国公司为他们建起了一个布局很特殊的。非同寻常的实验室。它的目的是生产五氯化磷，这是生产有机磷的基本化工原料，而有机磷是神经毒气的其中一种配料。正常的大学科研实验室不需要去操作这种骇人听闻的毒质。参加项目的化学工程师肯定知道这一点。

“对出口许可证的进一步核查显示了硫二甘醇的订单。这种物质与盐酸混合后可生产出芥子毒气。硫二甘醇在少量的情况下，也可用于圆珠笔油墨的原料。”

“他们买了多少？”辛克莱问。

“500吨。”

“能做许多圆珠笔呢！”巴克斯曼咕哝着说。

“那是1983年初。”莱因哈特说，“到夏季时他们的萨马拉毒气工厂投产了，生产双氯乙基硫，即芥子气。在12月份他们开始使用到伊朗人身上。

“在伊朗人的第一次进攻浪潮中，伊拉克人使用了黄雨、双氯乙基硫和塔本的混合剂。到1985年，他们把混合剂改进为由氰化物、芥子气、塔本和沙林所组成，致使伊朗步兵的死亡率达到了百分之六十。”

“博士，我们是否把议题集中于神经毒气？”辛克莱提议。“看起来那是真正致命的物质。”

“好的。”莱因哈特博士说，“从1984年起，他们采购的化工品是氯氧化磷，那是生产塔本毒气和两种沙林毒气——三甲基亚硝酸盐及氟化钾的重要的基础化工品。对于这三种化学品，他们试图向一家荷兰公司订购250吨。这些杀虫剂的数量足以杀死中东地区的每一颗树和每一株草。与ICI一样，荷兰人也拒绝了他们，但那时候他们还是买到了两种不受限制的化学品：生产培本的二甲胺和生产沙林的异丙醇。”

“如果这些原料在欧洲是不受限制的，那为什么不能用来做杀虫剂？”保罗爵士问道。

“因为数量问题，”莱因哈特博士回答，“还有化学品的制造和加工设备，以及工厂的布局。内行的化学工程师知道购买这些东西只能是为了生产毒气。”

“博士，你是否知道在过去的几年里主要供货商是谁吗？”保罗爵士问。

“哦，是的。开始的时候有一些苏联和东德的产品，还有一些表明来自八个国家，绝大多数为未受限制的小量化学品。但百分之八十的工厂、布局、机器、专用加工设备、化学品和技术来自于西德。”

“实际上，”辛克莱拖长声音说，“多年来我们一直在向波恩抗议。他们总是不加理会。博士，你能不能在我们给你的照片上指认这些毒气工厂？”

“当然能。有些毒气工厂在照片上直接就能看得出来。还有些需用放大镜去分辨。”

化学博士把五张航拍的大照片摊在了桌子上。

“我不懂这些阿拉伯名字，但这些编号为你们说明了这些照片，对不对？”

“是的。你只要指认那些建筑物就行了。”辛克莱说。

“这里，整个十七栋楼的建筑群……这里，这座单独的大工厂——你们看见那个空气洗涤装置了吗？还有这里，这个……和这个八座楼房的整个建筑群……以及这一个。”

辛克莱细看着从他的公文箱里取出来的一份清单。他严肃地点点头。

“如同我们所想。喀姆、法鲁贾赫、希拉赫、萨尔曼帕克和萨马拉。博士，非常感谢你。我们在美国的科学家与你的猜测完全相同。它们将成为我们空袭的第一批目标。”

会议解散后，辛克莱、西蒙·巴克斯曼和特里·马丁一起走向皮卡迪里广场去理查克斯咖啡馆喝咖啡。

“我不知道你们英国人是怎么想的，”辛克莱一边搅拌着他那杯用蒸气加压煮出来的咖啡一边说，“但从我们的角度来说最可怕的是毒气威胁。施瓦茨科普夫上将已对此确信无疑。他称之为噩梦方案：大面积毒气进攻，向我们的部队喷洒毒雨。我们的士兵在开始地面战时，要戴上防毒面具和穿上防护服，从头到脚。令人欣慰的是，毒气一旦暴露在空中后，其毒性不能长久维持。毒气触及沙漠后就失效了。特里，你好像不太相信。”

“这种毒气雨雾，”马丁说，“萨达姆如何发射？”

辛克莱耸耸肩。“大炮发射吧，我想。他就是这么对付伊朗人的。”

“你们不去炸毁他的大炮吗？大炮只有30公里的射程。肯定是安放在外面沙漠里的某个地方。”

“当然了，”美国人说，“不管其如何隐蔽和如何伪装，我们的技术能够找到那里的每一门大炮和每一辆坦克。”

“那么如果他的大炮都被炸毁了，萨达姆还有什么方法施放毒雨呢？”

“战斗轰炸机吧，我猜。”

“但你们开始地面战时也已经把它们摧毁了呀！”马丁指出。“萨达姆没剩下任何会飞的东西了。”

“好吧，那么飞毛腿导弹——不管什么，那是他要尝试的。而我们将把它们一一予以消灭。对不起，朋友们，我要走了。”

“你有什么想法，特里？”中情局特工辛克莱走了之后巴克斯曼问道。

特里·马丁叹了一口气。“唉，我也不知道。这些事情只有萨达姆和他的作战计划员知道。他们不会低估美国的空中力量。西蒙，你们把萨达姆在过去的六个月里的演讲给我好吗？阿拉伯语——一定要阿拉伯语的。”

“好的，我想可以吧。在切尔特南的政府通讯总局里有的，要不，英国广播公司的阿拉伯语部也有。要录音带还是要文稿？”

“如果可能，还是要录音带。”

此后的三天里，特里·马丁一直在听来自巴格达的那个带有喉音的高谈阔论演说的声音。他把磁带倒过来、放过去，反复听了几遍，总是抹不去心里的这种担忧，即深陷在麻烦之中的这位伊拉克暴君一直在碟蝶不休地做出错误的估计。要么是他不知道或没认识到他的麻烦程度，要么是他知道敌人所不知道的某些事情。

萨达姆·侯赛因于9月21日在革命指挥委员会作了一次新的演讲，或者说是一项声明，其中使用了他自己的特别词汇。在声明中他宣称伊拉克从科威特撤军是没有一丝一毫的可能性的，且任何企图驱逐伊拉克的尝试都会导致“一切战役之母”。

是那么翻译的。媒体喜欢这话，它成了引人注意的词语。

马丁博士研究了一番讲话录音，然后打电话给西蒙·巴克斯曼。

“我一直在研究底格里斯河上游地区的方言呢。”他说。

“哦，老天，你有这个兴致呀？”巴克斯曼回答。

“问题是，他使用的短语：‘一切战役之母’。”

“是呀，这话怎么啦？”

“那个被翻译成‘战役’的词。在他的家乡，它还有‘伤亡’或‘浴血’的意思。”

线路的另一头一阵沉默。“别担心这个。”

但尽管如此，特里·马丁还是在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