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第四章 从莫斯科到下诺夫哥罗德

从莫斯科到伊尔库次克,米歇尔·斯托戈夫将要穿越5200俄里(5523公里)的路程。当乌拉尔山与西伯利亚的东部边境之间还没有架起电报线时,信件都是由信使来传送的。从莫斯科到伊尔库次克,最快的信使也要花上十八天。但这只是个特例,尽管沙皇的这些信使们可以使用任何运输工具,横穿亚洲俄罗斯一般还是需要四至五个星期。

作为一个既不怕寒冷又不怕大雪的人,米歇尔·斯托戈夫更愿意在寒冷的冬季旅行,这时整个旅程中都可以把雪撬作为交通工具。于是在那一望无垠的白雪皑皑的草原上,各种交通工具自身的弱点都部分地得到了克服。不再需要渡河了。到处都是一片冰原,雪橇在上面轻松快速地滑行。也许忠恕儒家“仁”义的基本方法,孔子的一贯之道。《论,在这个时节,有些自然现象还是很可怕的,如:长时间不散的浓雾,极度的寒冷、历时长久的可怕的大风、被风扬起的雪粒有时能包围住整个商队,并使他们全都丧生。也有时候,由于饥饿难当,成千上万只狼一齐出现在平原上。但是冒这些险更好,因为在这寒冷的冬天,鞑靼侵略者都更愿意驻扎在城市,他们的士兵也不会到大草原上来偷盗老百姓的食物,军队进行不了任何活动,米歇尔·斯托戈夫也就更容易闯过去。但是他既无法选择天气又无法选择时间。不管什么样的条件,他都必须接受并立即出发。

这就是大致的情况,米歇尔·斯托戈夫看得很清楚,并准备好去面对。

首先,他不再以一个沙皇的信使的身份出现。甚至在整个旅程中还不能让任何人怀疑到这个身份。在一个遭到侵略的地区,到处都是间谍。一旦被认出来,他的任务也就泡汤了。所以,在交给他一大笔钱的时候(这笔钱应该够他整个旅途中的花费,并在某种程度上为他提供一定的便利),基索夫将军没有给他任何书面的命令注明:为皇帝效劳,这是一句极管用的咒语。他只是给他准备了一个“通行证”。

这个通行证上标明:尼古拉·科尔帕诺夫,批发商,家住伊尔库次克。他还允许尼古拉·科尔帕诺夫在必要的情况下,由一人或多人陪同,而且,上面还特别注明,甚至当俄罗斯政府禁止其他任何国民离开俄罗斯时,它也是有效的。

这个通行证仅仅只是允许他使用驿站马匹的一个凭证;但米歇尔·斯托戈夫只能在一定的条件下使用,即当它不会使任何人对他的身份有所怀疑时,也就是说只有当他在欧洲领土上时才能使用。因此,这种情况决定了他在西伯利亚时,也就是说当他穿越叛乱省份时,既不能在驿站里摆长官的架子,也不能想要哪匹马就是那匹马,也不能没收交通工具供自己个人使用。米歇尔·斯托戈夫不应忘记:他不再是一个信使,而是一个普通的商人尼古拉·科尔帕诺夫,要从莫斯科去伊尔库次克,所以,他必须应付一次普通的旅行中可能发生的一切情况。

人不知鬼不觉地闯过去,——或快或慢,——但一定要闯过去,这才应该是他的第一要任。

三十年以前,当一位要员出行时,他随行的至少有二百名哥萨克骑兵、二百名步兵、二十五名骑士、三百匹骆驼、四百匹马、二十五辆运货马车、两艘轻便船和两门大炮。这就是去西伯利亚旅行一次所需的物资。

而他,米歇尔·斯托戈夫,既不会有火炮,也不会有骑兵、步兵和驮东西的牲畜。在可能的情况下他可以乘车或骑马;在必须步行的时候他就得步行。

最初的从莫斯科到俄罗斯边境的1400俄里(1493公里),应该不会有什么困难。火车、驿车、汽船,各个驿站的驿马,任何人都可以使用,因此,沙皇的信使也可以使用。

于是,七月十六日的这天清晨,米歇尔·斯托戈夫去往车站乘坐第一班火车。他没有穿制服,背着一个旅行袋,上身是一件普通的俄罗斯上衣,长大衣用庄稼汉传统的腰带束在腰间,下身是一条肥大的裤子,长统靴用松紧袜带系住。他没有携带任何武器,至少在表面上是这样;但是,在他的腰间,藏着一把手枪,衣袋里还有一把集大刀与土耳其弯刀于一身的短刀,西伯利亚的猎人用这种刀可以干净利落地把熊开膛破肚,却丝毫不损害它珍贵的皮毛。

莫斯科火车站可以说是人山人海。俄罗斯的火车站是一些人们常常光顾的聚会场所,送站的人至少和坐车的人一样多。那里就好像是一个小小的消息流通中心似的。

米歇尔·斯托戈夫所乘的这列火车将停在下诺夫哥罗德。当时,连接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的铁路刚修到那里,它还应该继续延伸到俄罗斯边境。这段路程约为400俄里(426公里),火车将运行十几个小时。到达下塔夫哥罗德以后,为了尽早赶到乌拉尔山,米歇尔·斯托戈夫将根据具体情况,或是走陆路,或是乘坐伏尔加河的汽船。

于是,米歇尔·斯托戈夫直躺在他的座位上,就像一个神气十足的有产者,生意用不着他太操心,所以想方设法用睡觉来打发时间。

但是,由于他的车厢里并不只有他一个人,因此他睡觉时保持着警惕,两只耳朵倾听着周围的动静。

确实,关于吉尔吉斯部落的叛乱和鞑靼人的侵略,并不是没有走露一点风声的。这些偶然成为他的旅伴的乘客都正在谈论此事,但都小心翼翼的。

这些旅客,以及车上其他的大部分乘客,都是一些商人,他们要去下诺夫哥罗德参加那里著名的商品交易会。这里当然各色人等都有,犹太人、土耳其人、哥萨克人、俄罗斯人、格鲁吉亚人、卡尔梅克人,还有其他的,但几乎所有人讲的都是俄语。

于是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讨论乌拉尔山以东发生的严重事件有什么利弊,这些商人似乎担心俄罗斯政府会采取一些限制性措施,尤其是在边界邻近省份,——商业一定会因这些措施而受到损害。

必须指出,这些自私自利的人完全是从他们的利益受到威胁的角度来看待这场战争,即对叛乱的镇压和反抗侵略的斗争的。只要有一个身穿制服的普通士兵在场,——谁都知道制服在俄罗斯是何等重要,——就一定足以堵住这些商人的嘴。但是,在米歇尔·斯托戈夫所处的这个车厢里,没有任何迹象可使人怀疑这里有一个军人,而沙皇的信使,由于必须隐姓埋名,所以是不会暴露自己的身分的。

因此他只是静静地听着。

“据可靠消息,商队的茶叶正在涨价,”从他的羔皮软帽和棕色的已经磨损的宽褶长袍就可认出,说话的是一个波斯人。

“哦!茶叶用不着担心会降价,”一个阴沉着脸的犹太老头回答道,“下诺夫哥罗德市场上的茶叶可以很容易地从西边运来,可是很不幸,布哈拉的地毯就不同了!”

“什么!这么说您在等着布哈拉发来的货罗?”波斯人问道。

“不是布哈拉,而是撒马尔坎德发来的货,而那里只能是更危险,从基瓦到中国边境都被那些可汗们煽动起叛乱来了,怎么还能指望那里发货来呢!”

“好!”波斯人回答说,“如果地毯到不了,那么汇票也到不了了,我想!”

“可是利润呢,以色列上帝啊!”犹太小老头叫了起来,“您把利润不当一回事吗?”

“您说得对,”另一个旅客说,“中亚的货物很有可能在市场上缺货,撒马尔坎德的地毯、东方的羊毛、油脂和披肩也一样。”

“嘿!您可得当心,我的老兄!”一位俄国旅客带着一副挖苦人的样子回答道,“要是您把披肩和您的油脂混在一起,您会把披肩弄得一塌糊涂的!”

“您觉得很好笑吧!”那个商人不太喜欢这种玩笑,带着讽刺的口气回敬道。

“哎!人们捶胸顿足,寻死觅活,这有什么用呢?什么用都没有!事情是什么样还是什么样,货物也如此!”

“看得出来您不是做生意的!”小个子犹太人说。

“确实不是,可敬的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什么都不卖,什么啤酒花、鸭绒、蜂蜜、蜡、大麻籽、咸肉、鱼子酱、木材、羊毛、饰带、大麻、亚麻、摩洛哥皮、皮货!……”

“可是您买不买呢?”正在那位旅客罗列商品名称时,波斯人打断他的话问道。

“尽量少买,而且仅仅只是为了我的个人消费,”那位旅客边递眼色边答道。

“这是个爱开玩笑的人!”犹太人对波斯人说道。

“或者是个间谍!”波斯人压低声音答道,“我们可得当心着点儿,该说的说,不该说的别说!现在警察局可不手软,谁也不知道和我们一起坐车的是些什么人!”

在车厢的另一个角落,大家对商品谈得少一点,而对鞑靼人的侵略,以及侵略的后果,则谈得多一点。

“西伯利亚的马匹都要被没收了,”一个旅客说,“中亚各省之间的交通将会非常困难!”

“中等部落的吉尔吉斯人已经与鞑靼人同流合污了,”他的邻座向他问道,“这是真的吗?”

“是有人这么说,”那个旅客压低声音回答,“可是在这个国家,谁敢肯定地说他知道什么事呢!”

“我听说已有队伍在边境集结了。冬河的哥萨克人已在伏尔加河上集合,他们将被派去抗击反叛的吉尔吉斯人。”

“如果吉尔吉斯人顺额尔齐斯河而下,那么去伊尔库次克的路就不保险了!”邻座答道,“而且昨天,我想发一份电报去克拉斯诺亚尔斯克,但没有发过去。很可能不久以后鞑靼人的特遣队会将东西伯利亚孤立起来!”

“总之,老兄,”第一个发言者又说道,“这些商人为他们的生意或交易担心是有道理的。马匹被没收以后,船只、车辆,所有的运输工具也都会被没收,直到大家在帝国的土地上寸步难行的时候为止。”

“我担心下诺夫哥罗德的商品交易会轰轰烈烈开张,却草草收场!”第二个发言者摇着头答道,“但是俄罗斯领土的安全与统一高于一切,生意只不过是生意!”

如果说,这个车厢里私人谈话的主题没有什么变化的话,列车其它车厢里的谈话主题也没有什么变化,但是不管在哪里,任何人只要稍稍观察,就能看出每一个人聊天的时候都极其谨慎小心。当他们偶尔大胆地谈到这方面的事情时,他们也把握一定的分寸,绝不会去揣测俄罗斯政府的意图,也不会对之妄加评论。

列车前部车厢里的一位旅客很准确地注意到了这些。这位旅客——显然是一个外国人——眼睛滴溜溜地转来转去,不断地提出问题,而别人只是含糊其辞地回答他。他抓着车门上摇下来的玻璃,不时地探出头去,这使他的旅伴们感到很不痛快。右边地平线上的景物他一个也不放过,哪怕那些最不起眼的小地方,他也要问问它们叫什么名字、在什么方位、有些什么商业、什么工业、居民的人数、男女平均死亡率分别是多少,等等,而且他还把这些写在一个已经记满笔记的小本上。

这就是记者阿尔西德·若利韦,他之所以提出这么多无足轻重的问题,就是希望在引出的众多的回答中,能捕捉到一点使“他的表妹”感兴趣的消息。但是,大家自然把他当成一个间谍,所以关于当前发生的事件,一个字也不在他面前提起。

因此,看到自己弄不到一点关于鞑靼人侵略的消息,他在笔记本上写道:

“旅客们极其谨慎。在政治方面非常小气。”

当阿尔西德·若利韦把他的旅途感想详尽地记录下来时,他的同行也正在另一节车厢里专心于同样的观察工作,此人抱着与他同样的目的,登上同一列火车去旅行。这一天,两个人在莫斯科火车站都没有遇见对方,两个人都不知道对方也动身去进行战场调查了。

不过,哈里·布朗特说得少,听得多,和阿尔西德·若利韦不同,他一点也没引起旅伴们的怀疑。所以大家没有把他当成间谍,他的邻座们也就放心大胆地在他面前聊着,要按他们本来小心谨慎的程度,他们是不会说这么多的。于是《每日电讯报》的记者得以观察到,对于正在发生的事件,这些去下诺夫哥罗德的商人们感到多么忧虑不安,与中亚的贸易在过境问题上又受到了它多大的影响。

因此,他毫不犹豫地在他的笔记本上写下这样的再正确不过的感想:

“旅客们惶恐不安。他们谈论的全是战争,那种自由的程度一定会使住在伏尔加河和维斯瓦河之间的人们感到惊讶。”

《每日电讯报》的读者们一定能像阿尔西德·若利韦的“表妹”那样获得很多信息的。

而且,由于哈里·布朗特坐在列车左部,只看到了这一地区起伏不平的一部分,而没有费劲去看右边由绵延的平原组成的另一部分,所以,像所有的英国人一样自以为是,他又加上一句:

“莫斯科与弗拉季米尔之间都是山区。”

不过,很明显,俄罗斯政府在这些严重的意外出现后,甚至在帝国内部也采取了某些严厉的措施。叛乱并没有越过西伯利亚边境,但是伏尔加河流域的这些省份由于与吉尔吉斯地区相邻,所以也可能被殃及。

确实,警察局还未能查出伊万·奥加莱夫的行踪。这个勾结外国以报个人私仇的叛徒,他是与费奥法-可汗会合了呢,还是寻求在下诺夫哥罗德省府酝酿叛乱呢?那里在一年中的这个时候三教九流、各色人等都有。在这些向大交易会蜂拥而至的波斯人、亚美尼亚人和卡尔梅克人中间,有没有密探负责在内部挑起一场运动呢?所有这些假设都是可能的,尤其是在俄罗斯这样一个国家。

确实,这个广阔的、方圆一千二百万平方公里的帝国不可能具有西欧国家那种同质性。在组成这个国家的不同民族之间,存在着的一定远不是些微的差别。俄罗斯在欧洲、亚洲、美洲的领土从东经15°至西经133°,横跨近200°,从南纬38°至北纬81°,即43°居民人数为720多万人。这里的人们使用三十多种不同的语言。斯拉夫人无疑占大多数,但除了俄罗斯人以外,它还包括波兰人、立陶宛人和古尔兰德人。如果再加上芬兰人、爱沙尼亚人、拉普人、切雷米斯人、楚瓦什人、彼尔米亚克人、德国人、希腊人、鞑靼人、高加索部落、蒙古部落、卡尔梅克人、撒莫耶德人、堪察加人、阿留申人,我们就可以理解,这样广阔的一个国家是很难保持统一的,只有时间才能完成这一使命,各届政府的才智只能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不管怎样,伊万·奥加莱夫到目前为止逃脱了所有的追捕,而且很有可能他已和鞑靼人的军队会合了。但是,在火车停靠的每一站,都有一些检察员监视旅客,并对他们进行细致的检查,因为他们在奉警察局长之命搜捕伊万·奥加莱夫。政府确实觉得这个叛徒还没有离开欧洲俄罗斯,有哪个旅客看起来可疑,他就得去警察局说个清楚,而与此同时,火车又出发了,根本不担心有人迟到。

俄罗斯警察局专横武断,和它讲道理是绝对没有用的。它的职员都被授予了军衔,所以做起事来也是军人的作风。况且,这样一位君主发出的命令,你怎么能不绝对服从呢?他有权在他的敕令开头使用这样的用语:“朕,感谢上帝的恩惠,乃俄罗斯所有地区、莫斯科、基辅、弗拉季米尔和诺夫哥罗德的皇帝和君主,喀山和阿斯特拉罕的沙皇,波兰的沙皇,西伯利亚的沙皇,谢尔索耐斯·托利克的沙皇,普斯科夫的皇帝,斯摩棱斯克、立陶宛、沃利诺耶、波多利和芬兰的大亲王,爱斯托尼亚、利瓦尼亚、古尔兰德和谢米卡利、比亚利斯托克、卡雷利、伊乌革利、彼尔姆、维亚特卡、保加利亚和其它很多国家的亲王,下诺夫哥罗德领地、切尔尼戈夫、梁赞、波洛茨克、罗斯托夫、雅罗斯拉夫尔、别洛焦尔斯克、乌多利亚、奥布多利亚、孔抵、维特普斯克、姆斯季拉夫尔的领主和亲王,极北地区的统治者,伊维里、卡尔塔尼亚、格鲁兹尼亚、卡巴尔第尼亚、亚美尼亚的领主,捷克亲王、山区和其他亲王的世袭领主和统治者,挪威的继承人,石勒苏维格-荷尔斯泰因、斯多尔曼、第特马尔森和奥尔登堡的公爵。”这的确是一个强有力的君主,他的徽章图案是一个执着权杖和金球的双头鹰,鹰身周围环绕的是诺夫哥罗德、弗拉季米尔、基辅、喀山、阿斯特拉罕和西伯利亚的盾形级章,脖子上戴着圣·安德雷勋位团颁发的项圈,头上顶着王冠!

至于米歇尔·斯托戈夫,他一切都合乎规定,所以警察局没有找他的任何麻烦。

在弗拉季米尔车站,火车停靠了几分钟,——这似乎够(每日电讯报)的记者从肉体和精神双重的角度,对俄罗斯先前的这个首都极尽全貌了。

一些新的旅客在弗拉季米尔火车站上了车,其中有一位少女出现在了米歇尔·斯托戈夫所乘那节车厢的门口。

沙皇的信使对面有一个空座。少女把一个普通的红色旅行皮包放在身边,这似乎是她的全部行李,然后便坐在了那个空座上。接着,甚至都没有看一看有哪些人偶然成了她的旅伴,她就垂下了双眼,准备度过一段还要持续几个小时的旅程。

米歇尔·斯托戈夫忍不住仔细打量起他的新邻座来。由于她的座位正好与列车运行方向相反,他甚至提出把自己的座位让给她,她可能想坐,但她略略欠了欠身谢绝了。

这个少女大概有十六、七岁。她的脸庞非常纯洁可爱,面部轮廓是斯拉夫人的类型,——是比较朴素的那一类,这使得几年以后当她的五官最后定型时,她给人的感觉更多的是美丽,而不是漂亮。从她包在头上的头巾里,露出她浓密的金发。她的眼睛是棕色的,眼光无限温和轻柔。在略显瘦削和苍白的两颊中间,是她挺直的鼻梁,鼻翼微微翕动。她的嘴精致小巧,但她似乎有很久都不会笑了。

这个少女个子很高,也很苗条,从她穿着的简朴宽大的毛皮大衣包裹着的身材就可看出来,尽管她还是一个“小姑娘”,但透过她那清纯的表情,从她那饱满的前额和脸庞下部清晰的轮廓,可以看出她的内心充满活力,——这一细节丝毫没有逃过米歇尔·斯托戈夫的眼睛。很显然,这个少女过去受过苦,未来对她来说肯定也不会是五光十色,但是,仍然可以肯定:她曾经,而且决心继续与生活中的困难作斗争。她一定具有坚定顽强的意志,甚至在一个男人都可能会屈服或发怒的情况下,她也会沉着冷静,处变不惊。

这就是这位少女乍一看让人产生的印象。米歇尔·斯托戈夫自己虽说也具有坚强有力的个性,大概也被这张相貌表现出的性格折服了,他怕自己老盯着她会使她感到厌烦,所以只是若有若无地注意她观察她。

这位外出旅行的少女,穿着既简单朴素,又干净整洁。她不是什么有钱人,这很容易猜出来,但是要想在她的服饰中找出不修边幅的痕迹来,那也是枉然。她所有的行李都装在一个锁着的皮包里,由于没有地方放,她就把皮包放在膝盖上。

她穿着一件深色的无袖长大衣,领口非常雅致地镶着一条蓝色的花边。长大衣下面,一条短裙,同样也是深色的,罩着一件垂至脚踝的长裙,靠下的裙褶上面绣着一些颜色不太鲜艳的图案。她小巧的双脚穿着一双精工制作的半统皮靴,鞋底比较结实耐用,就好像她是考虑到要做一次长途旅行,所以特意选择了这样一双鞋似的。

米歇尔·斯托戈夫从某些细节上,判断她的服装是利瓦尼亚样式的,他想这个邻座应该是来自波罗的海沿岸省份。

但是这个少女孤身一人,要去哪里呢?在这样一个年龄,父母的佑庇和兄长的保护可以说都是不可缺少的啊。那么她是从西部俄罗斯经历了漫长的旅行来到这里的吗?她此行只到下诺夫哥罗德,还是要到帝国东部边境以远的地方呢?火车到站的时候会有什么亲戚朋友去接她吗?然而正好相反,当她走出车厢的时候,发现自己在这个城市里和在车厢里一样孤苦无依,似乎谁也不会——她应该相信这一点——关心她,这种可能性难道不是更大吗?

确实,人们在孤独中养成的那些习惯,很明显地在这位少女的举手投足中表现了出来。她走进车厢和准备上路的样子,她没有打乱周围的平静,她小心翼翼地不打扰任何人,不妨碍任何人,一切都让人感觉她习惯于独来独往,不靠别人,只靠自己。

米歇尔·斯托戈夫饶有兴味地观察着她,但是,由于她自己的戒备心理,他不打算找机会和她说话,尽管列车在到达下诺夫哥罗德之前要运行好几个小时。

只有一次,这位少女的邻座——那个非常不谨慎地把油脂和披肩混在一起的商人——因为睡着了,所以大脑袋晃来晃去,险些撞到少女身上,米歇尔·斯托戈夫很不客气地叫醒了他,并提醒他要坐端正,坐得更得体一些。

那个商人本性粗野,于是嘟哝了几句,埋怨“那些多管闲事的人”,但米歇尔·斯托戈夫很不随和地盯着他,他只好靠到另一边去睡,使少女得到了解放,不用很不舒服地和他挨在一起。

少女朝小伙子看了一会儿,眼光中略略含着无言的感激。

但突然出现了一个情况,使米歇尔·斯托戈夫对这位姑娘的性格有了准确的了解。

在离下诺夫哥罗德车站十二俄里的地方,火车在铁路一个急拐弯处受到了强烈的震动。然后,它转眼就冲到了路堤的斜坡上。

旅客们或多或少都被撞倒了,喊叫、混乱,车厢里一片大乱,这就是一开始造成的影响。大家都担心发生了什么严重事故。所以,火车甚至还没停下,车门就大开,惊慌失措的旅客们只有一个念头:下车,到大路上去避难。

米歇尔首先想到了他邻座的少女,但是,当这个车厢的旅客们喊叫着,拥挤着往外猛冲时,那位少女却静静地坐在座位上,面色从容,几乎连些微的苍白都没有。

她等待着,米歇尔·斯托戈夫也等待着。

她一动不动,根本没打算下车。他也一动不动。

两个人都很沉着镇定。

“一个了不起的人!”米歇尔·斯托戈夫想。

不过,很快地,什么危险都消失了。原来,行李车厢的轮箍突然断裂,首先引起了震动,随后又使火车停了下来,但是火车被抛出铁轨以后,又差点儿从路堤上栽到一片沼泽里,所以耽误了一小时。最后,铁路畅通以后,火车继续前行,晚上八点半,它到达了下诺夫哥罗德车站。

谁都还没下车之前,警察局的检察员们就来到了车门前,对旅客们进行检查。

米歇尔·斯托戈夫出示了他以尼古拉·科尔帕诺夫的名义开具的通信证,所以,没有任何困难。

至于这个车厢里其他的乘客,他们都是去下诺夫哥罗德的,很幸运,他们没有任何嫌疑。

那个少女出示的不是护照,因为俄罗斯并不是必须的,而是一个许可证,上面盖着一个独特的印章,似乎具有特殊的性质。

检察员认真地阅读她的许可证,上面记载着她的体貌特征,接着,将她细细地打量了一番后:

“你是从里加来的吗?”他问。

“是的,”少女答道。

“要去伊尔库茨克?”

“是的。”

“走哪条路?”

“走彼尔姆那条路。”

“好了,”检查员答道,“别忘了到下诺夫哥罗德警察局去签证。”

少女点了点头,表示同意。

在他们一问一答的同时,米歇尔·斯托戈夫心里有一种感情油然而生,既是惊奇又是同情。什么!这个少女要独自一人去西伯利亚,而且在这样一个时候,除了会碰上通常的那些危险以外,还有一个遭到侵略、发生了叛乱的国家中的所有不测!她怎么去得了呢?她会出什么事呢?

检查完毕后,每个车厢的门就都打开了,但是,米歇尔·斯托戈夫还没来得及走近她,利瓦尼亚少女就率先下了车,消失在车站站台上浩浩的人群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