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死亡的梦魇中惊醒，大汗淋漓。我感到恐惧和痛苦不堪，却毫无防卫之力。这是我生命中心的一次停顿。我应该从床上爬起来，扶着墙面和楼梯栏杆穿过黑暗的房子，摸索我的出路，使我的灵魂回到躯壳，重新进入这个世界。可是，我既缺乏这种意志，又缺乏这样做的体力。汗珠从我的两肋往下淌。收音机上数字钟的读数为3：51。这样的时刻总是奇数，这有什么意思吗？难道死亡是奇数？有没有强化生命的数字和威胁生命的数字？芭比特在睡梦中发出喃喃声响，我往她身边挪动，闻到了她的体热。

我终于入睡，醒来时闻到一股面包片烤焦的味道。那该是斯泰菲做的好事儿。她常常不管在什么时候故意把面包片烤糊。她喜欢这种焦味儿，已经上了瘾。这是她的宝贝气味，让她感到过瘾；这是木炭的烟味、掐灭的蜡烛或七月四日独立日放烟火时满街的火药味所没法满足她的。她已经排列出了自己喜好的顺序：先是烧糊的黑麦，然后是烧糊的蛋白，等等。

我穿上浴袍下楼去。我总是穿着浴袍走到什么地方去一本正经地对孩子们训话。芭比特和她一道在厨房里，使我吃了一惊，我还以为她仍然躺在床上呢。

“要吃几片烤面包吗？”斯泰菲说。

“下星期我就是五十一岁了。”

“那不算老吧？”

“二十五年来我的感觉都一样。”

“这样不好。我母亲多大年纪了？”

“她仍然年轻。我们头一次结婚时，她才二十岁。”

“她比芭贝年轻吗？”

“差不多年龄。正因如此，你不该认为我是那种不断找年轻女人的男人了。”

我也不明白自己的回答是说给斯泰菲听的，还是说给芭比特听的。这事发生在厨房里，默里对此可能会说，这种地方数据多并且层次深。

“她仍然在中央情报局工作吗？”斯泰菲说。

“我们不应该谈论这件事。她只是一个合约情报员。”

“那是什么呢？”

“就是现在人们为了挣第二份收入而去兼职。”

“她具体做些什么事呢？”芭比特说。

“巴西打来一个电话，她就要行动起来。”

“然后做什么呢？”

“她带着装满钱的手提箱在拉丁美洲到处跑。”

“就这些吗？那我也会做的。”

“有时候他们送书给她审阅。”

“我见过她吗？”芭比特说。

“没有。”

“我知道她的名字吗？”

“达娜·布里德拉夫。”

当我说这个名字时，斯泰菲的嘴唇做着它的口型。

“你不打算吃那东西了吧？”我对她说。

“我总是吃自己烤的面包片。”

电话铃响，我捡起话筒。一个女人的声音发出尖声的“哈罗”。这声音说它是计算机发出来的，是销售调查的一部分，目的在于确定当前消费欲的水平。它又说要提若干问题，每个问题之后都会有停顿，以便让我做出回答。

我把话筒交给斯泰菲。当她显然忙着回答那合成的声音时，我才低声地和芭比特说话。

“她喜欢搞阴谋。”

“谁？”

“达娜。她喜欢把我卷进是是非非之中去。”

“什么样的是是非非？”

“小集团。挑唆一些朋友反对另外一些朋友。家庭阴谋，工作单位里的阴谋。”

“听起来像是老一套的玩意儿。”

“她对我说英语，在电话上说西班牙语或葡萄牙语。”

斯泰菲扭转身，用空着的那只手把套头衫扯得老远，好看上面的标牌。

“丙烯腈纶纤维。”她对着话筒说。

芭比特核对了她套头衫上的标牌。天开始下细雨。

“快满五十一岁是什么感觉？”她问。

“与五十岁时没有什么不一样。”

“但是，一个是偶数，一个是奇数。”她指出道。

那晚，默里在双眼煤气灶上炖了一只青蛙似的康沃尔母鸡，请我们在他那灰白色的房间里吃了一顿不同寻常的饭。随后，我们一个个从金属的折叠椅里站起身来，转移到床上喝咖啡。

“我当体育新闻记者时，”默里说，“常常去旅行，生活在飞机上、旅店里和露天体育场的灰土中，在公寓里从没有家的感觉。现在我终于有一个窝了。”

“你已经做得很了不起了。”芭比特说，她的眼光绝望地扫视着整个房间。

“它狭小、黑暗、寻常，”他自感满足地说，“是一个思想的容器。”

我指着街对面几英亩空地上陈旧的四层楼房做着手势。“你听得到那疯人院里的吵闹声吗？”

“你是说打骂和喊叫声吗？有意思的是，人们仍然把它叫作疯人院，那可能是它奇特的建筑式样—陡峭的房顶、高耸的烟囱、圆柱、东一搭西一搭古怪或者凶相的小花饰—造成的印象，不过我还说不准。总之，它看起来不像疗养院或精神病院，而像一座疯人院。”

他的西装裤膝盖处已经磨得发亮。

“很遗憾你们没有把孩子们带来。我想了解小孩子。这是一个孩子的社会。我对学生们说，他们的年龄已经太大，不会被看做社会的中坚力量了。他们每分钟都在分道扬镳。‘即使是我们坐在这里的此时此刻，’我告诉他们，‘你们也正在从核心离去，不再被看做一个群体，也不再是广告商和大众文化生产者追逐的对象。孩子们是真正具有普遍行为模式的一个群体。但是你们大大地过时，已经开始落伍，对你们所消费的产品感到隔阂。这些产品是为谁设计的？你们在整个营销计划中占什么地位？你们一旦离开学校，那么，感受无边的孤寂和作为丧失了群体特征的消费者的不满情绪就只是时间早晚的事情了。’然后我用铅笔嗒嗒嗒地敲击桌子，表示时间正在如此不祥地逝去。”

因为我们都坐在床上，默里必须向前躬着身子，目光越过悬在我手里的咖啡杯子，才能与芭比特交谈。

“你总共有多少个孩子？”

芭比特似乎迟疑了一下。

“当然是怀尔德。还有丹妮斯。”

默里喝了一口咖啡，咖啡杯还没有离开下嘴唇，就斜着眼想看她一眼。

“还有尤金，他和他爸今年住在西澳大利亚州。尤金今年八岁。他爸爸在澳大利亚偏僻的内地做研究，他也是怀尔德的爸爸。”

“这个男孩正在没有电视的环境下长大。”我说，“默里，这可能会使他变成一个值得交谈的野孩子、一个从灌木丛中解救出来的野人。他聪明，也能读书写字，却被剥夺了标志他独特族类的深层代码和信息。”

“只有当人们忘记怎样去观看和倾听时，电视才成为一个问题。”默里说，“我的学生们一直在与我讨论这事。他们开始感到应该反对媒体，正如上一代人反对他们的父母和国家。我告诉他们必须重新像小孩子一样观察事物。发现内容。杰克，用你的话说就是寻找代码和信息。”

“他们对此说什么？”

“电视仅仅是垃圾邮件的另外一个名称。但是我告诉他们，我不同意这个说法。我对他们说，两个多月以来，我一直坐在这个房间里，看电视一直看到半夜之后，仔细地听，还记笔记。让我告诉你，这是一种伟大的因而令人感到渺小的、几近神秘的经验。”

“你的结论是什么？”

他拘谨地交叉双腿端坐着，咖啡杯放在怀里，正视前方，微笑着。

“波与辐射。”他说，“我终于明白了媒体是美国家庭中一股首要力量。它是封闭、永恒、独立、自指的。它就好像是我们的起居室中降生的一个神话，就好像是我们在梦境和潜意识里所感知的某样东西。我非常感兴趣，杰克。”

他看着我，仍然神秘兮兮地窃笑着。

“你得学会怎样去观察。你自己必须面对和接受各种数据。电视提供的精神方面的数据之多，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它开启了世界诞生的古老记忆，它欢迎我们进入系统的栅格，那些组成图案的嗡嗡响的小圆点联结起来的网络。有光线，有声音。我问学生们：‘你们还需要什么吗？’看看包含丰富数据的网络、光彩夺目的电视节目、广告歌词、作为生活片段写照的商业广告、黑暗中猛地推出的产品、代码化的信息和无休止的重复，听起来像颂辞和祷文。‘可口可乐，可口可乐，可口可乐。’如果我们能够牢记如何心无邪念地去响应，忘却懊悔、厌倦和反感情绪，媒体中实际上充盈着庄重的程式。”

“但是你的学生不这样认为。”

“按他们的说法，电视比垃圾邮件还糟，只是人类发泄意识中的死亡苦闷。他们为以前看过的电视感到羞耻。他们愿意谈论电影。”

他起身给我们的杯子里添咖啡。

“你怎么会知道这么多的事？”芭比特说。

“我是从纽约来的嘛！”

“你的话说得越多，看起来就越心怀鬼胎，好像你正在捉弄我们。”

“最妙的话是有诱惑力的。”

“你结过婚没有？”她说。

“结过一次，很快就结束了。当时我正在采访‘喷气机队’、‘都市人队’和‘网队’的队员们。我现在在你们看来一定非常古怪，是一个孤独的怪人，捧着一台电视机，在几十堆积满灰尘的漫画书中打发日子。难道你认为，我会不喜欢早晨两三点钟时，”他对她说，“一个穿着细高跟鞋和开衩的裙子、丁丁当当挂了一身首饰的聪明女人戏剧性的来访吗？”

我们步行回家，我的手臂搂着她的腰。天下起了毛毛细雨，大街上空空荡荡。榆树街两旁的商店一片漆黑，两家银行也是灯光昏暗，眼镜店橱窗里眼睛形状的霓虹灯照在人行道上的光线非常别致。

涤纶，奥纶，弹力合成纤维。

“我知道自己好忘事儿。”她说，“不过我不知道竟如此严重。”

“没那么回事儿。”

“你没听丹妮斯说吗？那是什么时候—上星期吗？”

“丹妮斯精明苛刻，别人不会注意的。”

“我在电话机上拨了一个号码，却忘了要给谁打电话；我上商店去，却忘了要买什么。有人告诉我什么事情，我就忘记了；他们再告诉我一遍，我又忘记了；他们第三次告诉我时，脸上就露出尴尬的笑容。”

“我们都会忘事儿。”我说。

“我遗忘人名、面孔、电话号码、通讯地址、约会、指示、方向。”

“这样的事或多或少发生在每个人的身上。”

“我忘了斯泰菲不喜欢被人叫做斯泰芬妮。有时候我还叫她丹妮斯。我会忘了把车停在哪儿，然后又在好长好长一段时间里忘了这车是什么样子的。”

“遗忘症已经渗透进了空气和水中，它已经进入了食物链。”

“或许这是我嚼的口香糖引起的—此话不着边际吗？”

“或许是别的什么东西。”

“你什么意思？”

“除了口香糖之外，你还在服用什么东西吧？”

“你哪来这样的想法？”

“我从斯泰菲那儿转听来的。”

“斯泰菲听谁说的？”

“丹妮斯。”

她顿了一下，承认了这种可能性，即如果谣言或揣测来源于丹妮斯的话，就非常可能是真的。

“丹妮斯说我在服用什么？”

“我想在问她之前，先问问你。”

“据我所知，杰克，我没有服用任何可能导致我记忆缺失的东西。另一方面，我并不老，头部也从未受过伤，我家族中除了宫颈息肉之外没有任何遗传疾病。”

“你刚才说也许丹妮斯是对的。”

“我们对此不能不加以考虑。”

“你是说，或许你服用的东西有损伤记忆力的副作用。”

“不是我在服用什么东西而我不记得了，就是我没有服用什么东西而我不记得了。我的生活即为‘不是……就是……’。我嚼的不是普通的口香糖，就是无糖的口香糖。我不是嚼口香糖，就是抽烟。我不是抽烟，就是长体重。我不是长体重，就是跑体育场的台阶。”

“听起来像是乏味的生活。”

“我希望它永远这样。”她说。

大街上很快落满了树叶，树叶翻滚着从房顶上刮下来。每天总有几个时辰会刮大风，使树木越发光秃。退休的男人拿着卷齿的草耙，出现在后院和前面的小草坪上。黑色的垃圾袋高低不平地排列在路缘石旁。

一批批面色惊慌的孩子来到我家门口，索讨万圣节礼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