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甫盖尼·扎米亚京

尊敬的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

我写这封信时已经被判了极刑，现在呈请将极刑改为其他刑罚。

我的名字您大概知道。我作为一名作家，失掉了写作的可能，这无异于判了死刑。事态已发展到了令我无法继续写作的地步。我不得不在年甚一年的受迫害的气氛下写作，任何创作都无从谈起。

我绝非要把自己装扮成一个无辜的蒙辱者。我知道，在革命后最初的三四年，我写的作品里确有一些东西可能授人以柄，招致攻击。我知道，我有一个让人感到很不受用的习惯：不说合乎时宜的话，只说自认有道理的话。特别是，我从不掩饰我对文学上奴颜媚骨、曲意逢迎、乔装打扮所持的态度。我过去和现在一直认为，这样做既玷辱作家，也玷辱革命。我当初在一篇文章（《艺术之家》杂志1920年第1期）中，以一种激烈的、令许多人难堪的方式提出了这个问题，恰恰是这一行为招致了报刊对我群起而攻之。

从那时起直到今天，这种口诛笔伐尽管说辞不同，却从未停息过，终于发展到了我认为是盲目狂热的地步：一如从前基督徒为了更便于体现种种罪恶而造出了魔鬼，如今批评界把我打造成了苏维埃文学的魔鬼。唾弃魔鬼被当作善举，于是人人都各显神通，朝它吐唾沫。我每发表一篇作品，人们都必定要从中寻找魔鬼的阴谋。为了能够找到这种阴谋，人们甚至厚着脸皮称我具有未卜先知的本领。例如，我有一篇童话（《上帝》）登在《年鉴》杂志上——那还是1916年的事，有那么一位批评家竟然自作聪明地从中发现了“抓住向新经济政策过渡这件事对革命进行嘲讽”；在我的一篇写于1920年的短篇小说（《埃拉兹姆修士》）中，另一位批评家（马什比茨——韦罗夫）却洞察出“拿新经济政策实行后变得聪明了的领袖们当笑料”。我的每一篇作品，无论其内容如何，只要署了我的名字，就足以宣布它是有罪的。前不久，今年3月份，列宁格勒州图书出版检查局所采取的一些做法，使我对这一点不再存有任何怀疑了。我为“学院”出版社审校了谢里丹的喜剧《造谣学校》，并撰写了一篇介绍作者生平和创作的文章。这篇文章里当然不可能有什么恶意中伤的话，可是图书出版检查局不仅禁止发表这篇文章，还禁止出版社说明这部喜剧的译文是由我审校的。只是在我上诉到莫斯科之后，图书出版检查总局显然打了招呼说总不该如此天真、露骨地行事，这才允许刊印我那篇文章，甚至还允许署上我那罪恶的名字。

我之所以在此引述了这一事实，是因为它把人们对我的态度表现得淋漓尽致，可谓达到了化学纯净的程度。我收集了大量的事实，在此再引述其中的一件。不过，这件事涉及到的不再是一篇小小的文章，而是我花了三年的时间才写成的一个篇幅很大的剧本。我当时确信，这个剧本（悲剧《阿提拉》）终将迫使那些一心想要把我打成蒙昧主义者的人们闭上了嘴巴。我如此自信，似乎也有足够的理由。这个剧本曾在列宁格勒话剧大剧院艺术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宣读过。十八家列宁格勒工厂的代表出席了那次会议。下面我摘录几段他们的评论（根据1928年5月15日会议记录）。

沃洛达尔斯基工厂的代表说：“这是一部由当代作家写的剧本，它展现了古代阶级斗争的主题，很符合当代的情况……剧本在思想上是完全可以接受的……剧本给人以强烈的印象，它使得关于当代戏剧界拿不出好剧本的责难不攻自破……”列宁工厂的代表在指出剧本革命性质的同时，认为：“该剧本在艺术价值上可与莎士比亚的作品媲美……这是一部悲剧，情节十分生动，一定会受到观众的喜爱。”液压机械厂的代表认为“这部戏的每个情节都有很强的感染力，都那么扣人心弦”，他建议在剧院院庆时上演这部戏。

工人同志们说可与莎士比亚媲美，固然是过甚其词，可是高尔基就这个剧本撰文时却也说，他认为该剧本“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和社会价值”，又说“剧本英雄主义的风格和英雄主义的题材极其有益于今天的时代”。剧院已经同意上演这个本子，并得到剧目审查委员会批准，可是后来……演给对它给予如此评价的工人观众看了吗?没有，这部戏已经由剧院排练了一半，已经登出了海报，后来在列宁格勒图书出版检查局的强烈要求下被禁演了。

我这部悲剧《阿提拉》的夭折对于我而言简直是一场真正的悲剧。经过这件事之后，我已经完全明白了：任何试图改变我处境的努力都是徒劳无益的，况且不久我的长篇小说《我们》和皮利尼亚克的中篇小说《红木》又闹得满城风雨。为了祛除魔鬼，当然可以不择手段。我的这部小说明明写于九年前的1920年，却硬要把它当作我最近的新作，和《红木》相提并论。苏维埃文学中一场向无先例的围攻发动起来，这场围攻甚至引起了外国报刊界的关注。为了断送我的写作前程，无所不用其极。我往日的同事、出版社、剧院都对我产生了疑惧。我的书在图书馆里被禁止外借。我的一个剧本（《跳蚤》）在莫斯科第二艺术剧院已经成功地上演了四个戏剧季，如今被禁止演出。正在联邦出版社印制的我的文集也被搁置下来。任何一家出版社试图出版我的作品，都会立刻遭到攻击。“联邦”和“土地与工厂”两家出版社，特别是列宁格勒的作家出版社，都遭遇了同样的下场。上述作家出版社冒着风险让我又当了整整一年的理事，并且悍然利用我的文字经验，把青年作家，包括共产党员作家的作品交由我做润色修改。今年春天，在列宁格勒市拉普分会力争下，我退出了作家出版社理事会。《文学报》不无得意地报道了此事，并且直言不讳地补充说：“出版社应当保留，但不是为扎米亚京们保留。”对扎米亚京关上了通向读者的最后一扇门，他被宣判了死刑。

在苏联的法典中，仅轻于死刑的刑罚是将罪犯强制迁徙国外。如果我真的是个罪人，并应当受到制裁，那么依我看，也不至于比文学上的死刑更重，因此我请求代之以强制迁出苏联，并为我的妻子保留陪伴我同行的权利。如果我不是罪人，则请求允许我和妻子短期出国，哪怕只一年也行。这样，待到在我们国家能够用文学为崇高思想服务而无须逢迎某些小人物的时候，待到我们国家对语言艺术家的作用的观点多少有些改变的时候，我就可以回来。我相信，这一天已为期不远，因为在物质基础建设成功之后，建设上层建筑，建设真正无愧于革命的文学艺术的问题，必将提到日程上来。

我深知，我在国外也将十分不轻松，因为我不可能加入国外的反动阵营。这一点我的经历可以充分地证明［我在沙皇时期加入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当时我坐过牢，两度被流放，在战争时期曾因一部反对军国主义的小说吃过官司］。我深知，既然在国内我惯于凭着良知写作，而不是遵从命令写作，因而被称为右派，那么到了国外，由于同样的原因，我迟早将被说成是布尔什维克。但是，国外的条件再困难，我总不会被封住嘴巴，我在那里可以写作、出书，哪怕不用俄语写作也行。如果我因环境所迫一时不能当一名俄语作家（我希望这只是暂时的），我也许能够像波兰人约瑟夫·康拉德那样暂时做一名英语作家，更何况我已经用俄语写过有关英国的书（讽刺小说《岛民》等），而用英语写作，我觉得比用俄语要难一些。伊里亚·爱伦堡仍然是一名苏联作家，可是他主要为外国文学写作，翻译成各种外语。为什么允许爱伦堡这样做，而不可以允许我也这样做呢?我在这里顺便再提到一个名字——皮利尼亚克。他和我一样，也充分地扮演着魔鬼的角色，他曾经是批评界的众矢之的，而为了让他在受到这种围攻之后得以休息，批准他去了国外，为什么皮利尼亚克能够得到批准，而我就不能得到批准呢?

我还可以为自己的出国申请找到一些更为寻常的、而又绝非不正当的理由：为了解除经久不愈的病痛（结肠炎），我需要到国外去就医；为了谋求上演我的两部已译成英、意两种文字的剧本（已经在苏联的几家剧院演出过的《跳蚤》和《荣誉饶舌家协会》），我也必须亲自去国外；此外，拟议中的这两部戏一旦上演，我将有可能免于向财政人员委员部申请外汇。这些理由都是实际存在的。但是，我并不想隐瞒，我申请与妻子一起出国的主要原因是：作为作家，我在国内已陷于绝境，我的作家身份被判了死刑。

曾经向您呈请的其他一些作家都得到了您的特别关注，这使我确信，我的请求也一定会得到垂顾。

1931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