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在十一月份出的事。一个礼拜六。上午和下午，我都在阿根廷街撰写那篇关于中立地区的文章。我想在那四页纸的基础上再充实内容，至少写到三十页。会像滚雪球一样，我也许可以扩充到一百页。我和露姬约好下午五点钟在孔岱见面。我已经决定最近几天离开阿根廷街。我觉得自己童年和青少年时期的伤口已经彻底痊愈了，从今往后我没有任何理由躲藏在一个中立地区了。

我一直走到了星形广场地铁站。那是露姬和我，我们去参加居伊·德·威尔的聚会时，经常乘坐的线路，也是我们第一次步行走过的线路。过塞纳河的时候，我发现在天鹅林荫路上有许多散步的人。在拉莫特-比凯-格雷纳站换乘。

我在马比庸下车，朝拉贝格拉方向看了一眼，我们一直都是这么做的。墨塞里尼没有坐在玻璃窗后面。

当我走进孔岱的时候，挂在墙上的那个圆挂钟的指针正好指向五点钟。通常情况下，这个时候是孔岱的低峰时间。桌子都是空的，只是靠门的那张桌子旁坐着扎夏里亚、安妮特和让-米歇尔。他们三个人都朝我投来异样的目光。他们一言不发。扎夏里亚和安妮特的脸上都没有血色，可能是由于从玻璃窗那里映照下来的阳光的缘故。我跟他们打招呼问好的时候，他们没有回应。他们用异样的目光盯着我，仿佛我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坏事。让-米歇尔的嘴唇挛缩着，我感觉他想跟我说话。一只苍蝇落在扎夏里亚的手背上，他紧张地把它赶走了。然后，他拿起酒杯，一饮而尽。他站起身，朝我这边走来。他用苍白的声音对我说：“露姬。她从窗户那里跳了下去。”

我害怕走错路。我从拉斯帕和横穿公墓的那条街道走过。走完那条街之后，我不知道是应该继续往前走，还是应该走福瓦德沃街。从那一刻起，我的人生有了一个缺憾、一个空白，它带给我的并不只是空虚的感觉，而是我的目光不能承受。那个空白整个地用它那强烈的辐射光刺得我睁不开眼睛。这种局面将永远持续下去，直至人生的尽头。

过了很久，我才赶到布鲁塞医院，我待在等候室里。一个五十岁上下、穿着人字斜纹外衣、留平头的灰发男子也坐在一张长椅上等候着。除了他和我之外，没有任何人。护士走过来对我说她已经死了。他走到我们身边，仿佛这事和他有牵连。我想他就是居伊·拉维涅，她母亲的男友，她经常去奥特依的汽车修理厂看他。于是，我问他：

“您是居伊·拉维涅？”

他摇了摇头：

“不。我名叫皮埃尔·盖世里。”

我们一起从布鲁塞走了出来。外面已是夜色苍茫。我们并肩走在狄德罗街上。

“那么您呢，我猜想，您是罗兰？”

他怎么会知道我的名字？我吃力地走着。出现在我眼前的是那白晃晃的辐射光……

“她没留下任何信件吗？”我问他。

“没有，什么也没留下。”

是他把事情前前后后都跟我说了。她当时在一个人称“死人头”的亚娜特·高乐的房间里。可他怎么知道亚娜特的绰号？她走到阳台上。她一只脚跨过了阳台栏杆，亚娜特试图抓住她的睡裙裙摆把她拉住。可是已经来不及了。跳下去之前，她还说了一句话，好像在喃喃自语地给自己壮胆：

“都准备好了。你尽管去吧。”